空气中弥漫着泥土潮湿的气息，一场春雨滋润着沉睡了整个冬天的大地。春风过后，桃花开了，燕子归了。春风吹拂的脸颊带着浅浅的寒意，下班路边兜售假花和纸钱的摊贩不时的出现，一切都在提醒我清明节近了。外公和奶奶和我们生活了很多年，所以在祭拜故人的画面中常常出现。外婆和爷爷未曾见过，所以就像不曾存在一般的陌生，尤其对外公的思念常常闯入我的梦里。古人思亲的诗句，我都觉得无法彻底痛快地表达我思念外公的心情，只有打开记忆的闸门将儿时碎裂的片段衔接和重启，才会日渐清晰。

说来奇怪，一般怀念故人多是眼含热泪，而我想起外公就会哑然失笑。不经意会想起我那话多、善良风趣、重男轻女、留着八字胡须、拄着檀木拐杖、每天都要喝杯烧酒的犹如老顽童般的外公诸多的趣事。

外公我们不按老家的称呼叫他外公，我们叫爷爷。外公是家里老大，姓张名秋生，人称太公。外公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我们管他们叫二爷爷、三爷爷和姑奶奶。解放前外公经营着一家做鞋的店铺。解放后被政府没收，外公也就成了一名大集体的鞋匠。

外公到底多大岁数我不得而知，只是常常听他自诩：我和毛主席是老庚哎，大意是同年出生的意思。我常常取笑他，你和毛主席是老庚毛主席咋不认识你，你咋就会补鞋修鞋，外公也不生气，笑眯眯地说：“细妹仔你不懂，莫乱哇”。

由于历史原因作为干部的父亲被下放到农村，母亲也受到连累。在农村的日子自然是苦不堪言贫困交加。母亲吃了很多苦但最担心的是怕我们四个孩子永远生活在农村，受不到良好的教育。于是母亲便毅然带着我们兄妹四人回到了江西樟树市（那时候还叫清江县）申明亭四号外公家。大姐和哥哥随母亲回去过一次，所以他们都记得外公的模样，我那时还不到六岁，记忆几乎是空白的。从火车站出来母亲和大姐拿着简单的行李，哥哥背着我，一路走到外公家。外公正在生火做饭。哥哥欢叫着爷爷，爷爷我们来了。外公起初以为是邻家的小孩子捣乱，把哥哥往外轰，等看清楚后一把抱住哥哥，用我听不懂的樟树方言说到：“哦搓，是你介个婊子崽啊”。随后我才知道这个穿着黑色对襟褂子，留着八字胡须的笑眯眯的老人就是我的外公。

外公那时候已经七十多岁，退休在家，每月有15元的退休金。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这些钱如果外公一人生活会非常宽裕。可是我们的到来让外公陡增了很大的负担。外公看到妈妈带着我们回到他身边喜出望外甚是欢喜。本来破败狭小的老屋由于我们的到来显得逼仄。也就是在这间拥挤的老屋里，外公像棵老树一般给我们洒下阴凉，庇护着我们兄妹四人度过了清贫却也温暖的岁月。

那时候由于父母没有任何收入，母亲只能以代课老师的身份进入樟树二小教学，成了一名民办体育教师。微薄的工资根本不够一家老小七人的吃喝，外公变将每月的退休金交给母亲贴补家用。母亲总是先和姐姐哥哥用板车将每月的米、煤球购回来，然后定期让店下农村的老乡准时给外公送来一坛大概十斤左右的粮食烧酒。外公就这点爱好不能因为我们的生活而被剥夺。以前外公都是在巷口的永红商店打散酒来喝，为了省出更多的钱贴补家用，就改喝老乡自酿的烧酒，不仅如此外公还重操旧业在家门口做起了修鞋补鞋的营生。我们的到来降低了外公的生活质量，但是外公依然乐观开心。老舅舅解放前去了台湾生死未卜，外公带着四岁丧母的我娘相依为命，修鞋的担子一头挑着工具一头挑着没娘的母亲。外公靠做鞋修鞋供养母亲上了农业大学。外公仅剩母亲一位亲人。我们的到来让他有了亲情的温暖和开心，他深爱着的女儿从遥远的新疆带回的四个外孙。

外公是个乐善好施的老人，尽管每次母亲买米都是刚好吃到第二个月发工资的时日，但是只要有乞讨的上门他依然会背着母亲偷偷的奉送半碗大米。也常常有家境贫寒的人家来给孩子修理已经无法下针的旧鞋，外公会拿出从老鞋厂捡来的废旧小块皮革给前后补上，这样鞋子又可以经久耐穿。没有钱的主顾总会说明天把钱送来，外公说乡里乡亲的快拿去吧，所以他在家门口修鞋也赚不到几个钱。偶尔赚到的几毛钱他会偷偷攒着给我们买回一根甘蔗或者一点糠饼。

外公有着旧社会重男轻女的老思想，大姐和哥哥打架，哥哥从小就矮不占上风，他会拉偏架让哥哥打大姐，姐姐嘴厉害不饶人就和他吵架，他总是说：“哼，你们是千金，岗岗（哥哥小名）是万斤，你们三个也冒有介贵重，晓得么，十千打一万勒。”对他的谬论每次姐姐都会报以白眼。最可笑的是，有次外公生病了，妈妈给他买了几块蛋糕，他藏在老式的四面有板壁雕花大床里面，半夜把哥哥掐醒让哥哥起来偷吃，睡得正香甜的哥哥才不领情总是会哇哇乱叫，他怕我们知道赶紧呵斥哥哥：“莫吵莫吵”。说来也很奇怪，外公的雕花木床据说比他岁数还大，我从来不敢坐，因为床沿缝隙里有臭虫常常叮的我满屁股的红包，但是从来不叮外公和哥哥，难道臭虫是外公养的也重男轻女吗？

外公格外喜欢他的这个外孙子，常常说：“你介只独苗崽，要学点武艺防身”。谁知道他会不会，我看多半是喝酒兴奋的吧！他会半夜把哥哥整醒来教哥哥扎马步，还有什么五把钳之类的功夫，双手交叉来回晃动教哥哥云武手，我常能听到半夜哥哥美梦被打扰不耐烦的吼叫声。外公尽其所有的对待我们四个孩子，如果不是外公我们的童年多么无趣。中秋节到了外公会给我们每人买块硬壳月饼，过年也会给我们每人一个小红包，当然是哥哥的钱一定会比我们多一毛。哥哥高考的日子里，每天要复习到很晚才能休息，外公总会出其不意的走到哥哥后面敲一下哥哥的脑袋叫他睡觉。哥哥正全神贯注聚精会神地学习，常常被吓到，后来哥哥索性不和他睡了。

1981年的秋天，90岁的外公离世。记得那天，母亲让我去喊外公起床，我看到他时，他安详地像睡着了一样面容安详。

可能快走的人都有预兆自己的时日不多。就在那几天他还天天念叨他当了国名党军官的儿子还活着，并且肯定地说邮寄回来好几百元钱放在柜子里，还直夸读私塾的舅舅如何水性好，可以一口气游到河对面的母舅家……

外公走了不到半年（大陆和台湾的关系还处在冰冻期），我的老舅舅果然从日本转道写来了一封寻找外公和母亲的信。母亲读着信热泪长流，遗憾地絮叨如果早半年收到你舅舅的信，说不定你外公还能多活些日子。出殡那天，张家的子孙以及自发前来送外公的老邻居们足有几百人。浩浩荡荡把外公送到墓地，沿途老字号的商铺见外公的棺柩路过都纷纷放炮送行。外公的善良和威望赢得了大家的尊重。我那时还小不懂得什么叫伤心别离，只是在外公红棺入土那刻看到默默流泪的母亲和嚎啕大哭的哥哥，我伤心地哭了一会。如今我们又举家迁回新疆，日子也逐渐好了起来。每逢我们想起外公，母亲就遗憾地念叨：你外公若是能多活几年，我就能带他到新疆来享几年福……

棠梨花映白杨树，

尽是生死别离处。

冥冥重泉哭不闻，

萧萧暮雨人归去。

远在新疆的我们无法给外公扫墓，都是哥哥代劳。哥哥每年清明冬至都会买上香烛纸钱去外公的墓前，寄托我们的哀思和思念。倘若外公知道他最疼爱的外孙都当了爷爷；倘若外公知道他临走都无比牵挂的儿子还活着；倘若外公知道他的孙子博士毕业后成为了台湾名校的大学教授，孙媳贤惠能干，孙女也成家有了女儿……我能想象得到他看到孙子和重孙的笑容该是多么灿烂和骄傲，外公定会含笑九泉。

岁月如梭，生老病死是无法抗拒的规律。可是思念和回忆成了我们想念故人最好的祭拜。如若可以，我希望仍是那个无忧无虑懵懵懂懂的孩童，随时等着外公从身后变戏法似的拿出吃食。那些和外公相处的童年，那些跌落在时光深处的欢乐和宁静，是再也回不来了。

    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