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生长长的因果链中，许多事其实一环扣着一环。有些事当时显得微不足道，没怎么去注意；也有些事先前已忘了，但后来又想了起来，汇合在一起，突然呈现出新的意义，就像普鲁斯特在《追忆逝水年华》中所写的那样，有时候，意义甚至可以是因为一块小饼干。

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姨江敏从上海打电话到美国来，说国内有亲戚提议，要为她办九十岁生日。我想我明白她的意思，开始琢磨什么时候回国一次，再忙也得挤时间出来，因为有太多的理由告诉我要这样做。

还在上世纪40年代末，我父亲在上海开办了一家小型香精厂，我母亲说，敏姨小时候就失去了双亲，于是他们让敏姨从镇海出来，白天在香精厂学做会计，晚上进修自选的课程，夜里就睡我们家的小阁楼。那一年她才十六岁。谁都没想到，她接下来的大半辈子就与我们家生活在一起了，算起来已有七十多年。

她一直没结婚，更始终把我们家当成了她自己的。六七十年代中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不少亲戚朋友都突然立场坚定起来，信誓旦旦地要划清阶级界线，从此再不踏进我们“黑五类”的家门槛；敏姨因为自己的业务表现，已被上调到市轻工业局的食品工业公司，担任资深会计，她的成分成了“革命干部”，却从未想过要搬出“黑五类”的小阁楼。她不但继续住那儿，增加了她的租金与菜金，还时不时买些南翔小笼包、老大房奶油小方等难得的点心回家。

她说公私合营时是父亲做主给她定的二百元“保留工资”，现在国营香精厂把父亲的工资停了，从她这里稍稍补贴些，理当如此。

紧接着，“月黑风高”，父亲单位里的造反队打上门来抄家了。按理讲，这不至于冲击到属于“红五类”的敏姨，问题是她还住我们家的阁楼，关起门来也难成“一统”，阶级立场可疑，显然有为“黑五类”窝藏财富或罪证之嫌。“破四旧”的人们在家里整整抄了两天三夜，翻箱倒柜，还真殃及池鱼，把她的小阁楼也翻了个底朝天，抄走了镇海老家为她准备的嫁妆——两副她珍爱的银台面——重足足六十四两，还把一副不那么起眼的锡台面踩得稀巴烂。纵然如此，敏姨依旧没有要搬离的意思。

父亲晚年曾半开玩笑地对母亲说，她太宠敏姨了，结果敏姨怎么都舍不得搬出阁楼。母亲怪敏姨性子太倔，自己认准了的事不肯更改。他们所说的早年情形，我自然不可能见到，不过，在父亲患病的日子里，我看到敏姨每天都要跑一两趟仁济医院，有时还在观察室的临时加床边陪夜。那些日子在医院，甚至在病人中，也都有着“红卫兵”或造反队组织，时刻不忘要对阶级敌人在每一个角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不过敏姨从未因此犹疑、畏惧过，该到医院来的时候她照样来。有一次，住院部的一个“油腻”男医生甚至好奇地私下问我，敏姨在我们家里到底是什么身份。我瞪了他一眼，自然，什么也没跟敏姨说。

不久，“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席卷整个中国，敏姨却悄悄去找了她公司领导，想方设法托关系办了法律手续，把我妹妹小虹过继为她的女儿。接着，为了能让小虹在中学毕业后去“全民工矿”企业顶替工作，她毫不犹豫地提前给自己办了退休。

小虹从小就属于那种乖孩子，人也忠厚老实，但我小时候却据说颇有些“野”，不怎么喜欢跟在大人后面转，还常常自行其是。可我记得，在我父母亲自顾不暇的年头里，好几次的苏州、杭州之旅，都是敏姨带我去的。那些在虎丘、六和塔、沧浪亭前的黑白照片，让我的同学们也开了眼界。回想起来，她年轻时真还挺“时髦”的，不但喜欢旅游、拍照，床头边更时不时放一本翻译小说，巴尔扎克或狄更斯的；周末，她会在小铝锅子里煮咖啡，在煤球炉子上用铁丝夹子烘面包。也正是由她领着，我第一次尝到了凯司令的栗子蛋糕、新雅的烟熏鲳鱼……据她说，还有一次带我去国际饭店十八层楼吃过大餐，虽然这一幕我后来怎么都回想不起来，可一切也因此更显神秘、诱人，给那段黯淡的日子隐隐增添了一抹难得的色彩……

也真巧，年初与敏姨通完电话不久，温哥华的英属哥伦比亚大学邀我三月下旬去那里讲课，有友人因此说起，该大学离西雅图很近，海南航空现在有从西雅图直飞上海的航班。海航的座位空间据说远比美国所有航空公司的都来得舒适，网上甚至在传说，航程中还有“烧钱”似的促销优惠。一来二去，我与小虹商定了行程以及其他安排：三月下旬去温哥华讲课，然后坐海航从那里直接回上海；敏姨的生日酒席就预定在3月31日。我回国平时住浦东，考虑到路太远，特意在小虹家后面的假日酒店订了几天房，去看敏姨时方便一些。

也真不巧，29日下午班机抵沪，来接机的妹夫忠敏告诉我，就在那一天上午，大约七八个小时前，敏姨突发蜘网膜下大面积脑溢血被送进了医院。

在随后的几天时间里，小虹、我以及家里的其他人每天都要跑医院两三次。只是敏姨已完全失去了意识，一直处在昏迷中。上海医院的规矩现在相当严，绝大多数时候，我们只能排队等在监护病房外，排到了，通过电脑视频往里面看仅仅几分钟的时间，氧气面罩下的敏姨看不出任何有知觉的迹象。视频看了，还只能继续往下等，等向医生了解敏姨病情的时间，不过他们都很不乐观。

等在医院的走廊里，感觉像在一条看不到尽头的暗黑隧道。小虹忍不住一阵阵低声抽泣，告诉我说，就在我回国前几天，敏姨特地到网上订了一箱正广和盐汽水，因为我有一次随口说起，国外喝不到盐汽水。敏姨为她的生日特地准备了红包，其中一个是给我女儿裘莉的，还交代了要把一件从未穿过的皮大衣留给她……小虹很后悔，说要是知道敏姨会这样突如其来病倒，真应该提前一两个星期带她到“老正兴”去一次，那是她喜欢的一家饭店。

小虹在一旁伤心不已，不过，在父母亲去世后这些年里，她其实都在尽心尽力地照顾敏姨。上海的家前后已搬了好几次，敏姨每一次都跟着一起搬。在新房子里，她再不用爬梯子登阁楼，有她自己的一间房间，也有了空调、卫生间。她的晚年生活应该说相当舒适、惬意，用她自己的话说，日子好过。在这个意义上，小虹或许无需抱太大的遗憾。

反倒是我，最近二十多年来，远居异国，一年至多回来一次，行色匆匆，也就与家里人吃上几顿饭，泛泛聊几句，未能尽更多的义务。尤其是这一次回国，如果不是早先考虑到自己讲学、航班舒适等诸多其实不那么重要的因素，我本来应该可以早些日子回上海，也不至于未能在敏姨发病前赶到，在她意识还清楚的时候说上几句话。

细想起来，这些年还有一件与敏姨有关的事，至今仍让我感觉不是滋味，尽管我可以为自己找解脱的理由：当时年轻，太幼稚了。

“文革”后期，父亲的身体垮了，我别无选择地成了全权代表，与国营大众香精厂“革委会”的老薛商谈，怎样具体落实处理抄家物质的问题。老薛据说在1949年前是跑街出身，身上有一股江湖味，手上戴一枚硕大的钻戒，说起来一套一套的。他客气地称父亲为“裘先生”，对“破四旧”革命行动中的一些过激行为也不无微词。不过，当时所谓的退赔，充其量只是象征性的。许多被抄的人家根本就未能留下什么清单，到底抄走了什么，得由造反队说了算；即使个别人家被抄后列出一张单子，譬如说多少件金银首饰，到了退赔时却只能按首饰的总重量估算。

我还记得，那个晚上父母亲忙着低头认罪交代挨批，根本就顾不上我，香精厂的造反队队长要我滚得远远的，不许对那些正翻抄出来的“封资修”“四旧”再看上一眼。于是我就从老虎窗爬了出去，独自登上屋顶，像一只猫，听黑暗的瓦片偶尔在脚下碎裂，在神秘而荒凉的星光下来回兜着圈。屋顶上，父母亲先前从不让我在那里踏出去一步，我却第一次感到那么自由自在。可奇怪，也就海阔天空了那么一小会儿，又忍不住悄悄从拉窗中探头看下去。只见那队长抓起一大把首饰，在手里掂量着，好像随口说了声有多少两，他的助手在一张纸上记下，我父母亲在满屋子红袖章中间，突然变得那样渺小，哆嗦着、抽搐着，像两只小耗子夹在了老鼠夹子中，再也无法挣扎，也无暇去看一眼抄家者在纸上写什么……现在，到了落实政策时，清单上果然清清楚楚地写着这一项几两，那一项几两……当时一两黄金官方牌价人民币九十余元，如此这般加起来一算，抄家物资退赔就完结了事。

父亲那时早已丧魂落魄，更渐渐病入膏肓，对政府的“落实政策”，自然感激涕零（后来看电影《牧马人》，主人公在获得平反时热泪盈眶，发自内心地大声感激党和政府，这一镜头中的历史，让我想到了当年的父亲）。然而，敏姨却“不合时宜”地发火了，她在抄“四旧”中被抄走的银台面，做工精致，据说出于名家之手，清单中只列出净重六十四两，折算成约一百八十块人民币。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她拒不接受赔款，要求实物退还。然而，她的银台面早已不知道被扔到、藏到哪个爪哇国去了。抄家物资中有很大一部分去向不明。香精厂的造反队后来分成两派，打起内战时，一派贴大字报指控另一派私下吞了最值钱的珠宝，但没有亲眼目睹的证人或证据，充其量也只是两派造反队之间的大字报贴来贴去而已。能说会道的老薛因此无言以对，只能跟我说敏姨性子太倔，要我帮忙来一起做做她的思想工作，希望她能顾全大局，收下“落实政策”赔款，让上级政府安排的抄家退赔工作能完满结束。

于是我真这样回家去劝她了。不料敏姨立时沉下脸，说我不懂事，也不要我管。她接受不接受赔款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顾全大局也轮不到她这样的小人物来瞎操心……她的一肚子火轰得我灰头土脸，好一阵子都抬不起头。

敏姨不肯就算了，这件事我原以为到此就告一段落。没太久，“文革”结束，再过一段日子，父亲在长期患病后去世。要处理他的后事，我不得不又与老薛打起了交道。除了一大堆免不了的场面话，老薛对“裘先生”在“文革”中的遭遇深表同情，接着他又说他知道，父亲生前最放不下心的是我哥哥晓伟。晓伟从小患小儿麻痹症，几近瘫痪，更因肺气肿哮喘经常出入医院，他在里弄生产组断断续续地打些工，没有医保，所有的医药费都只能在我父亲工资里扣，成了很大的一笔开支。父亲去世了，谁还能负担得起呢？老薛因此主动提议说，不妨由他来代表大众香精厂“革委会”，与里弄生产组联系一下，告知“裘先生”去世后家里的实际困难，争取让他们出于对残疾人的人道主义关怀，解决晓伟的医保问题。关于残疾人的福利，他听说上面现在正酝酿新的政策，可以作为一个切入点。他显然想得很周到，也讲得很策略，不愧多年搞政工工作，经验丰富。我刹那间变得与父亲一样，成了个只会鞠躬感谢的机器人。紧接着，老薛又引出了另一个话题。敏姨的那笔赔款，她至今仍不肯签收，香精厂“落实政策”的工作因此留下了尾巴，很难向上级交代，他感觉到了压力。他坦承敏姨遭受了不该遭受的损失，但“文革”是整个国家的浩劫，谁又能真正幸免呢？说到底，大家现在还是都应该向前看。最后，他慢慢看着我说，“文革”后我考上华东师范大学，又越级考上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上过报纸新闻，这些他都听到、读到了。如果我现在要再说些什么话，他想敏姨应该会考虑一下。

我顿时明白了老薛的意思。这是一种交换，我帮你的忙，你也帮我的。关键是这个忙我不好帮。上一次与老薛商谈抄家物资退赔事宜后，已过去了两三年，银台面对敏姨蕴含着的情感价值，我多少有了些新的理解。在为她准备的嫁妆中，银台面可说是灿烂的象征。虽然她没有结婚，这却依然象征着她和双亲曾经的梦想。她拒不接受人民币赔偿，在潜意识里，或许也意味着她无法接受梦想的最终消失。可晓伟的医保确实是父亲的、也是当时体弱多病的母亲的一大心病。要是这问题真能因此得到解决，我这个“野路子”儿子就算做了件还靠谱的事。而且，老薛的话听起来也并非毫无道理。许多年前，在敏姨的小阁楼里，我曾找到过一本名叫《牛氓》的小说，书中的主人公喜欢一首民歌，歌中悲凉地唱道，“在莫哈奇战场上丢掉的更多”。在中学的同学们中，我常被认为运气还相当不错，可我不也同样失去了十年本该在校园里度过的时光？如果敏姨能想开些，未尝不是好事。我想了想对老薛说，我愿意再找敏姨试试，但这得等一个合适的时机。他同意了，他知道敏姨性子倔，贸贸然说上去会事倍功半。

我至今仍不知道老薛到底与晓伟的里弄生产组谈了没有，或谈得怎样（我自己同时也在到处托人找关系），但我宁愿相信老薛确实尽了全力。过了不算太长的一段时间，晓伟的医保问题居然还真得到了解决。老薛并没有怎样来催我，我开始催我自己了。

又是一番阴差阳错。那些日子我正好去北京出差，在朋友家里意外地发现了一副银台面。据说这很可能只是镀银的，不怎么太值钱，却让我第一次见识到“银”台面的真面目。摆满整整一张餐桌的银杯子、银酒壶、银碟子、银筷托、银汤匙……除酒壶是两把外，其余的每样十二件（杯子和碟子大小各一套），美轮美奂，琳琅满目。这许多银器皿组成的一副台面，在抄家物资清单上列出足足净重三十二两，也就不稀奇了。眼花缭乱、又一时冲动之际，我好说歹说，把台面强买了过来。或许，这可以用作一个话头，与敏姨谈抄家物资的退赔问题，也多少能弥补一些她在抄家中所遭受的损失。

回到上海家里，我刚兴冲冲在桌子上取出银台面，敏姨就勃然大怒地站起身，说这一切与我无关，凭什么要我来“实物赔偿”？当年造反队抄家就是强盗抢，不能让这些人抢了，再来落实所谓的政策，用几张小钞票赎买伟大、正确的感觉，仿佛历史从此就得到了改写。敏姨以为我又是在莫名其妙地自以为是了，想代表父亲来对她做出赔偿，当年造反队抄家是冲着他来的，让她无辜受到了牵连。可我又怎么向她把背后的一切解释清楚呢？话到了嘴边——关于晓伟的医保，关于我和老薛间因此的默契——又咽了回去。有些事恐怕越描越黑。我只能不吭声，父亲的遗像在背后默默注视。那成了我记忆中最尴尬的经历之一。

老薛后来没再找过我，我自然也不会去找他。那笔抄家物资退赔款，敏姨始终没有签收。对上级政府来说，这其实根本算不了什么。更多、更大的事都被遗忘，被湮没了。好像是两三年前，小虹说敏姨曾偶然提起，她被抄走的银台面中不仅仅有各式各样器皿，还有像天女散花等人物摆设，工艺精致得难以想像……至于那副镀银的，我再也没有取出来过，至今仍在老房子某个角落，为蛛网封存，在吃灰……

在医院的走廊里，我没对小虹说什么。在重症监护病房外的等待，已够沉重了。从一开始，医生就说敏姨日子有限了，果然，还不到一个星期，敏姨悄然去世，始终未能从昏迷中醒来。

亲友们聚拢到临时设起的灵堂中，在遗像前，翻来覆去地说着他们能想到的安慰：说到底，敏姨也算高龄了，况且这是她生前期盼过的去世方式——没有太久的折磨，没有意识的痛苦。

只是，这样安慰的意义中好像总感到欠缺了什么似的。

小虹于是开始忙碌，奔东奔西，忙种种丧葬安排，我跟在后面，亦步亦趋——在上海，也只能像上海人那样行事，纵然对这些越来越繁琐复杂、越来越物质主义、越来越莫名其妙的礼仪习俗，我几乎插不上任何话。

国内这些年的变化确实巨大，触及到生活的各个角落，甚至也在殡仪馆。我原以为火化已提倡这么多年了，相对来说应该简单，可一位西装革履的殡葬经理微笑着告诉我：火化，也必须要为逝者购买棺木。要烧掉的棺木也分经济、舒适、豪华等不同类型，价格不菲。棺中不仅仅要放入传统的锡箔，还得加上形状更逼真的金锭、银锭，多多益善。小虹自然是一一照办，在殡仪馆里外不停地刷卡。

国内还有一个机构跟这些习俗有关——退管会。敏姨退休前的工作单位，上海市轻工业局食品工业公司，在这些年几经合并、改制，现在成了梅林正广和集团，其间人员变化很大，更因她已退休多年，对那赶来的退管会许干事来说，敏姨恐怕只是长长名单上的一个陌生名字，现在要划掉了。不过这不成为问题，她不用忙小虹在忙的具体事务。许干事肩负另一个重要责任：代表逝者的单位念一篇盖棺定论的悼词。在中国，工作单位对人一辈子意义的最终话语权，在这一刻算得到了淋漓尽致地体现。对敏姨来说，她在食品工业公司工作的日子无疑是重要的，但许干事对敏姨在食品工业公司之前、之后的日子所知甚少，在食品工业公司之外的生活更一无所知。但这影响不了单位悼词的权威性。平心而论，悼词写得四平八稳，十分政治正确，“江敏同志热爱工作，热爱生活，热爱国家……”都没错，句句充满意义，但所有这些也都能放到为另一个人念的悼词中去，换掉名字、生卒年月就行。

乔治·奥威尔在一篇题为《政治与英语语言》的文章中，极力反对空洞、模糊、千篇一律的陈词滥调。在他看来，像这样的语词运用只会让说者与听者懒得去具体、独立、批判地思想，沉浸于头脑的惰性中。当然，要用奥威尔的标准去要求一篇悼词，似乎也不尽公允。

但生死大事，这样一个场合，我的思路并没有随着那篇悼词延伸，反而转了个向，“紧随的一条条街像一场用心险恶、/ 无比冗长的争论 / 把你带向一个使你不知所措的问题……”换句话说，敏姨一辈子的意义究竟在哪里呢？

我恐慌起来。至少，在大厅里正继续念着的悼词中，我未能找到自己记忆中的敏姨。思绪一团混乱，敏姨去世前后回想起的零碎片段，又猝不及防地倒灌入脑海，在下意识中，就像《荒原》中那孤独、无助的“钓鱼者”，尽管背后一片荒芜，却还是想用记忆的“片段来支撑我的断墙残壁”——

譬如在那些阶级性淹没了人性的日子里，敏姨怎样选择留在“黑五类”的小阁楼中；譬如在“文革”落实政策的过程中，她怎样不妥协，不让那些作恶者逃脱责任；譬如在“忆苦思甜”是官方宣传的主流时，她怎样执意带我去国际饭店吃大餐……这些事在其他人的眼中，或许都微不足道，甚至不政治正确，肯定都不能写到此刻的悼词中去……

许干事的悼词终于念完了。全体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小虹遵循新的习俗，走上前，从花圈上拔下一朵朵鲜花，一层层铺在闪亮的金锭、银锭上，姹紫嫣红地盖没了敏姨；我则在棺木盖上一锤锤地钉下钉子，在乐队的吹打声与众亲友的哭泣声中，护棺送出去火化……

乍看上去，祭奠礼仪中所有能想到的细节，似乎都为敏姨想到、做到了，可回到家，面对那间已空了的房间，又一阵茫然。在许干事念悼词时想到的一系列问题，越来越让人不知所措。

我平时喜欢读《金刚经》，有一次更让我小说中那位书生气的探长，在破了件血腥的谋杀案后，也摇头晃脑地读上片段，感叹人生的无常与虚妄，“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只是，对人们想当然地以为是佛系的概念，如超度、来生、投胎等，我却说不上怎么信。如是我闻而已。小虹看来要比我虔诚得多，不止是五十步与百步的差别，现在坊间种种正流行、正推出的新老礼仪习俗，她坚持要一样样做下来，不厌其烦，不能或缺。

大殓后，是头七、二七、三七、四七……每次都要在敏姨的遗像前点上香烛；放上迷你型的小录音机，按下按钮就会不停地念唯一的一句话，“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摆上十来碗敏姨生前喜欢的菜肴，据小虹说，菜肴的选择与碗数，也都有一定的讲究与学问。一阵风吹过，敏姨遗像前的香似乎哆嗦了一下，掉了一小截。在场的亲友们异口同声说：“看，敏姨回家来了。真显灵了。多吃一些，尽情吃。”

做完七，自然还得烧锡箔和冥币，就在小虹家门口的弄堂角落。什么都在与时俱进中。冥纸中现今有信用卡，有可自填金额与收款人名字的空白支票，有“天地银行有限公司”发行的十亿元大票面现钞，上面印玉皇大帝（或阎罗王，我分辨不出）头像，还有“阴间银行”全球发行的美金（中英文对照，可惜上面英文字母的拼写错误百出）……火光熊熊燃起时，亲友们在一旁陪着、念着，“敏姨，安心用、尽情用……”

或许，在祭拜中的人们看来，此时此地为敏姨所做的一切都充满了意义，就像葬礼中念的悼词一样（虽说官方与民间的意义会有所不同），生者与逝者之间的虚空也因此得到了填补。

冥纸已渐渐烧成了灰，一角快燃尽的灰白色残片，在一阵怪风中翩翩舞动起来。“真的，所有汇款的信息正在传送过去，比电汇都快，敏姨肯定收得到。她在那里不会缺钱花，别担心。”一位年龄稍长的亲戚在我身旁说，一脸的欣慰之情。

说到底，意义本来就很难说一定有或没有，但大多数人都在这样做、这样说、这样想，于是好像也就算有了吧。

我不响，却想到了两年前在旅途中读的一本小册子，英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写的《生活的意义》（The Meaning of Life，英文中的Life一字可翻成“生命”，书名因此也可译成《生命的意义》）。伊格尔顿一开篇就说，现在几乎不再会有哲学家或理论家愿意写这个题目，因为每个人对此都会有不同的定义和解释：说到底，你心目中的意义很难会是我的，也不太可能会是他的，在不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正经历着剧烈冲突、变化的今天，更是如此。涉及到后现代哲学中的相对主义问题，事情愈加不容易讲清楚。伊格尔顿接着举了一部荒诞派的电影来引出他的论述，电影的片名还真是“生活的意义”。在这部彻底无厘头的影片中，芸芸众生都在做着些莫名其妙、荒谬绝伦的事，却又做得十分投入，乐在其中；至于这样做的意义，别人都摸不着头脑，他们自己也说不大清楚。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近似意义的话，或许可以说：在如此这般的忙忙碌碌中，人们似乎在找这一种或那一种自己能接受的、或自欺欺人的解释或感觉，使生活稍稍好接受、好忍受一些。

伊格尔顿那本书，一路旁征博引，洋洋洒洒地写到结尾，对什么是生活的意义这个问题，依旧还是没有给出自己的答案。不过，在这弄堂的角落，眼前暗黑的灰烬却让我突然想到，人们围绕着敏姨的忙忙碌碌，何尝又不是像那部电影中的人物一样，用这一种或那一种方式，试图在为生活（或生命）寻找可以延续下去的意义呢？抑或说，试图通过流行的礼仪或话语体系，为敏姨、也为自己，来寻找聊胜于无的解说或解脱，使生活中本来难以忍受的悲痛稍稍好忍受一些。

但真的只有这样的意义吗？

接下来是五七，小虹在寺院订了一场相当规模的超度佛事。这是重头戏，我当然得去。夜里睡得不好，也看不进书。在敏姨去世前后所想到的一些念头，仍时时沸起，像汤中的沫。我索性早早出了门。

走在曾是那么熟悉的路上，我又想到了李商隐的两行诗，“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到处只见新的、陌生的建筑和地标，仅剩下很少的几处没拆，依稀还能辨认出过去的痕迹，激起残剩的回忆。

路过凯司令西点店，我鬼使神差地转了进去，还真一眼就在柜台中看到了栗子蛋糕，花色远比以前繁多。我挑了一个两斤的，记得小虹说过，必须要有些供品放在寺院的佛事供桌上。接着经过蓝棠皮鞋店，想起老诗人辛笛多年前就住在这家店旁的弄堂里，他跟敏姨曾在食品工业公司共事过；我凭着这层关系，曾冒昧地去过他家里几次，听他谈国内三四十年代的现代派诗歌。后来，辛笛在公司开会时对敏姨说，我在翻译的那些外国现代派诗很有意思。她一回家就逐字逐句、兴高采烈地复述了一遍……

在寺院的佛事供桌上，我挑选的栗子蛋糕多少显得不伦不类，小虹所准备的大多是来自功德林等店家的传统净素食品。我说栗子蛋糕是敏姨生前喜欢的，她没说什么。

因为商业化的运作，一场佛事收费昂贵，要花去小虹两三个月的退休工资。她挑选了最高规格的一档，由九个和尚念《地藏经》，共四个时段。我请教其中一位年长的和尚，问他选择《地藏经》是否因为其中的孝与母亲救赎主题，但他瞪了我一眼，仿佛看到了一个外星人。站在旁边的表姐忙跟我解释：超度念《金刚经》，做七念《地藏经》。这种区分倒也简单明了，可问题是，做七不也是为了超度？更荒诞的是另一笔费用——给和尚们的红包。按小虹的说法，老话说老和尚念经，有口无心；给了红包，他们会念得较专心致志，超度亡灵的法力因此也会好些。只是，要收了红包才念的经真能这样起作用？供桌上的糕点，大多盖有小红印，仿佛这样一来，就成了逝者能享用的美食，其中的逻辑我不懂。我不响……

几年前，我在瑞士参加一个文学节，在那里吃到了据说是历史最悠久的栗子蛋糕，不仅仅味道醇正、浓郁，到下午四点后，还打对折，吃得我都不想去文学节的晚宴了。那一个下午，在静谧的洛桑日内瓦湖畔，我想到了敏姨。许多年前，在她带我去的凯司令西点店中，异国风味和情调曾让我感到如此神往——我有没有想到过后来还真会去国离乡，走得那么远？佛家说，一啄一饮，莫非前定；一些看来是微不足道的事，敏姨当年不经意地做了，很久以后，却在意识或潜意识里，促成了这样或那样的选择。这种说法难免有牵强之处，只是冥冥中的因果，谁又真能说得清楚？

佛事结束后，小虹在饭店订了一桌羹饭，我让她把栗子蛋糕也带过去。席间，大家又说到敏姨的往事，间接地或直接地，与他们的交汇在一起。从某一角度看，羹饭、佛事、祭拜等礼仪习俗，都是带有特殊氛围的场合，让人们聚在一起，想一想逝者所做的一切，虽说雪泥鸿迹，其实也在注视着自己。然后，努力地去做生者该做的事。

我于是又想到了伊格尔顿书中的问题。也许，生活或生命的意义不仅仅在一个人的自身，也在自身与他人的遇合中。敏姨的意义在对我的意义中，也在对他人的意义中，这些各不相同，说不上什么普遍性，却又连接在一起，如同约翰·多恩所写的那样：没有一个人自身就能成为一座岛屿，谁都只是大陆的一小片，大海的一部分——

忠敏站起身，开始切栗子蛋糕，作为饭后甜点，分给在座的人们。他熟悉西餐的规矩，小虹低声说了一句，“敏姨也是很喜欢西式蛋糕的。”

大伙举起凯司令特制的小匙——呜呼，尚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