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4月上旬的一个上午，在瑞士与德国边界附近一处山顶酒店的咖啡厅里，梅花制表厂的厂长卡罗先生，陪同我们三个中国人一边喝咖啡，一边聊天。咖啡厅四周的墙壁全是透明的玻璃，可以清楚地看到周围起伏的山峰覆盖着晶莹的白雪。由于纬度的关系，再加上欧洲的雪线比较低，这个季节，山脚绿草如茵，山顶白雪皑皑，成了欧洲中部地区独特的风景。我们在瑞士的公务已经结束，原定今天上午赶到德国慕尼黑，行程中并没有到这个山顶酒店喝咖啡的安排，但德国方面前来接我们的人，中途车子坏了，打来电话让我们自己找个地方等他，于是卡罗先生带我们来到了这个咖啡厅。本来等人是件令人焦急的事情，特别是等待爽约的人。可一碧如洗的天空，和煦的阳光，宁静的雪山，醇厚的瑞士咖啡，带给我们一种十分惬意的享受，我们反倒不急了。趁此机会，我和卡罗先生聊起他的手表和他的工厂。

欧洲有梅花吗？我曾经查阅了有关资料，梅花的分布地区不包括欧洲。这次和卡罗先生当面核实，至少他没有见过梅花。但欧洲确实有中国人熟悉的“梅花”，就是瑞士生产的梅花牌手表。诞生于1919年的梅花表，早在1959年就由当时的商业部通过招标采购进入了中国，并且受到中国人的喜爱。那个时候梅花表不仅是奢侈品，而且不是谁有钱就能买得到。能有一块梅花表，绝对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情。那么将近百年之前，见都没有见过梅花的欧洲人，怎么想起来要制造一款梅花表呢？卡罗先生说，其实梅花表在瑞士叫作“铁托尼”，表盘上也没有那个中国人所熟悉的梅花标志，只有字母“TITONI”。上世纪50年代初，新加坡华人辜美佑先生想要代理瑞士手表，他给许多瑞士手表厂商都发了信件，只有梅花表的老板史洛普先生回复了他。1952年史洛普的儿子布鲁诺从美国留学回来，接了父亲的班，并到新加坡找到了辜美佑先生。他们不仅达成了代理协议，而且决定要充分考虑到亚洲人的文化，凡销往亚洲的铁托尼手表，均增加梅花标志，这才有了梅花表。换句话说，梅花表是铁托尼手表中专门销往亚洲的品牌。我们同行的三个人中，有一个就是梅花表的代理商、河北冀州钟表百货公司经理常彦群。老常对于这种同一款手表国内国外两种名称的现象颇有体会，他说改革开放之后，许多中国人去了欧洲，甚至去了瑞士，要买梅花表，居然找不到。一些人开始质疑：什么瑞士手表，连人家瑞士人自己都不知道。当时多数欧洲手表店的服务生，确实不知道他们销售的铁托尼在中国叫梅花。常彦群清楚地记得，最初代理梅花表的时候，经常需要不厌其烦地向顾客解释为什么瑞士生产的手表瑞士人不知道。当然，顾客就是上帝，当腰包渐鼓的中国顾客成了全世界奢侈品的上帝之后，今天再去瑞士，任何一家手表店里都有梅花表，甚至是专柜。

卡罗先生轻轻呷了一口咖啡，有几分感慨，他进入梅花表厂马上五十年了，由一名制表工人当上了厂长，他的老板也由史洛普的儿子布鲁诺，换成了史洛普的孙子丹尼尔。这期间梅花制表厂有过顺风顺水的年代，也遇到过艰难的考验。1980年的时候，工厂发展到鼎盛时期，员工达到200多人，每年生产50万只机械手表。就在这时，日本和香港等地价格低廉而又外观精美的石英表，对瑞士机械表形成猛烈冲击。那时候许多人甚至悲观地认为，机械表的时代已经终结了。面对石英手表巨浪来袭，梅花制表厂没有随波逐流地也去生产石英表，而是集中精力把机械表做得更好，压缩产量提高质量，在质量提高的同时提高价格。实践证明他们的决策是正确的，梅花表不仅挺了过来，而且迎来了机械手表的又一个春天。上世纪50年代和梅花表同时进入中国市场的其他品牌，基本上都被别的企业兼并了，唯有梅花制表厂还在屹立着，成为瑞士所剩无几的独立的家族制表企业之一。说到这里，卡罗先生望着我们，真诚地说：当然，我们要感谢中国市场，感谢常先生。

卡罗说的常先生，就是常彦群经理。改革开放之后，梅花表能够扩大在中国市场的销量，常彦群功不可没。他是天津知青，回到原籍插队，后留在了冀州钟表百货公司。他发现每年按照计划分配给县里的几只进口手表，包括梅花表在内，根本没有销路。与此相反，进口手表在大城市有销路却没有货源，这种差别不就是商机吗！于是，常彦群和同事们一起，开始到外地的县级百货公司收购进口手表，然后再转手卖给大城市，利润自然可观。但在计划经济尚未完全破冰的情况下，这样操作利润和风险同在。用常彦群的话说，当时也是捏了一把汗的。好在很快改革开放春潮涌动，已经与手表结缘的常彦群，走上了手表经销的不归路，一辈子的心血智慧都用在了手表的研究和销售上，成为手表销售领域改革开放的弄潮儿。他不辞辛苦，用心做事，又善于捕捉商机的素质，受到香港一家知名公司老板的青睐，几次聘请他做该公司天津分公司的负责人，年薪5万元。要知道在当时的中国，最富有的代名词是“万元户”，5万元那绝对是普通中国人想都不敢想的巨款，但被常彦群婉言谢绝了。不是因为薪酬多少，是因为那家公司的业务与手表无关，而常彦群已下定决心今生今世以身许表。通过市场运作大幅度扩大销量的做法，得到梅花表亚洲市场部的赞许，冀州钟表百货公司取得了梅花表的代理权，成为中国最早取得瑞士手表代理权的两家公司之一。此后，又陆续代理了瑞士的卡天龙、劳特莱，日本的东方等品牌。1985年，常彦群在天津的一家街道旅馆租了两间房子，举办了只有十几位客商参加的第一届冀州钟表百货公司的钟表供货会，从第三届开始，回到冀州举办。到第十届的时候，供货会的规模就已经在全国同行业当中首屈一指了。每年一月中旬，包括北上广深的钟表经销商，以及亨得利、亨达利这些知名老店，都来冀州订货。瑞士梅花表的老板丹尼尔等国外知名制表厂的老板也纷纷前来助兴。冀州容纳不下踊跃参会的客商，就分出一部分住在衡水，甚至还有一部分住在石家庄。人们不畏寒冷，千里奔波，从四面八方来到这个县级市，感受这里的氛围，分享这里的友情，在这里观察钟表市场的风向。在常彦群呕心沥血的经营下，冀州钟表供货会成了中国钟表界的盛大节日，冀州也被当年的商业部认定为和北京、广州并列的三大钟表交易中心之一。为证明资源禀赋和地方产业并没有必然关联，新华社曾经总结了当年冀州“三大经济现象”：不生产生铁焦炭，却拥有亚洲最大的采暖制造企业“春风暖气片厂”；不生产茶叶，却拥有中国茶饮料第一品牌“旭日升”冰茶；不生产手表，却拥有全国最大的手表交易中心之一。当时我在衡水地区行署分管商贸工作，地委、行署主要领导反复交代一定要支持常彦群的工作，把手表销售的市场做得更大，把手表交易中心的品牌擦得更亮。我们这次出来就是参加瑞士国际钟表博览会，并考察欧洲手表市场。在参加博览会的间隙，我们来到位于索罗顿州的格林肯镇，梅花制表厂就坐落在这个镇上。这个只有1.6万人的小镇，有梅花，雷达，依他，摩凡陀等近10家手表工厂。丹尼尔先生陪我们参观了制表的全过程，并向我们介绍了工厂的情况。我印象最深刻的有三点，一是他们对于手表质量一丝不苟的精神，每块手表的150个配件都精心检验，每一款手表都从六个角度进行撞击试验；二是他们人性化的管理。他们应当是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了，但却十分注重培养“以厂为家”的理念；三是他们和常彦群之间的默契，看得出彼此都明白双方相互依存的关系。

也是这次来到瑞士，才发现“中国的常老板”比在国内知名度更高。这样国际性的博览会上，到处都有同他打招呼的人，每天都有人向他请教拿货不拿货。这时候，回头再看冀州手表交易中心更觉得是一个奇迹。那样一个县级市的钟表百货公司，那样一群戴都没有戴过瑞士手表的人，居然当起了国际品牌的代理，而且做得风生水起，做得全国知名，世界知名，常彦群还当选为中国钟表商会会长。在中国和瑞士关于建立“中瑞自由贸易区”的谈判中，他就是以中国钟表商会会长的身份参加代表团，并作了《增强互信合作共赢努力开创中瑞自贸区广阔的经营空间》的发言，为中国钟表界赢得了话语权。如果说梅花在瑞士是一个品牌，那么梅花在中国则是一种品格，常彦群就是具有梅花精神梅花品格的人。现在的流行词汇中，迎难而上叫“逆袭”，梅花是最典型的逆袭盛开，在冰天雪地百花凋零，人们普遍认为不是开花的季节，它却凌寒绽放。常彦群的成功也是逆袭，在人们认为不可能，办不到的领域，他倾情投入不畏艰难，一步一步攀上顶峰。至少在我的意识中，梅花就是老常，老常就是梅花。

接我们的车子终于来了，卡罗先生送我们下山。山脚的湖水波光粼粼，绿中泛蓝。瑞士是个内陆国家，但却到处都是湖泊，比在沿海城市见到的水面还多，成为瑞士一道美丽的风景，留给人难忘的记忆。回国后不久，我因为工作调动离开了衡水，但我一直关注着老常的事业，老常也一直和我保持着联系。每年旧历腊月二十九的下午四点左右，只要门铃响起，就一定是老常来看我了。这样一个能吃苦肯钻研极具亲和力的好人，2012年做了一个很小的手术，却因为肺栓塞没能下了手术台。把梅花表推介给许多中国工薪阶层的常彦群，英年早逝。至今腊月二十九的下午四点左右，我依然期待着门铃声响起，可只有寒风拍打着楼门。但是，老常的精神在延续，老常的影响在延续。老常去世三年之后，2015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科目模拟试卷在“给定资料”中给出的材料依旧是近年来关于梅花表的销售情况，以及常彦群当初的权威回答。我有时候想，是不是这就叫作“余音绕梁”？最近有朋友自冀州来，告诉我，冀州依旧和梅花制表厂保持着合作。这株异域“梅花”继续在中国绽放，常彦群的梅花精神化做泥土滋养着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