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来认为文学是有地域性的。尤其是对于用白话写作的现当代文学，这一观点更加明显。古文差之，好象那时的写作者都用公共语言，即官场语言。那样做的好处是可以使作品在主流社会传播，也可以让旁人好比较，论高低。关于地域文学，我过去有过几次论述，总的意思是大凡有重大成就的作家，往往其作品都充满着浓郁的地域性。譬如鲁迅、老舍、沈从文、赵树理、孙犁、汪曾祺以及铁凝、贾平凹、陈忠实、陈建功等。一个作家，如果你没机会创造出经典人物，也没有鲜明的地域特色，那你的作品肯定不会有大的影响，更谈不上进入文学史。

　　这些年文学界很少提及地域流派了。因为有地域性特征的作家已经很少。试想，当代的作家谁能代表山药蛋派，谁能代表荷花淀派，谁能代表京派，谁能代表海派？没有，真没有。因此，当代作家不论是谁，很难真的被社会所公认。散文界也是如此，有个别的作家在某一个地域有突出的影响，譬如王宗仁写青藏高原，周同宾写河南南阳，刘亮程写新疆，最终因为没有形成流派，没有形成地域作家群，而显得有些遗憾。当然，我说的也不是绝对的，五十年代的刘白羽、秦牧、杨朔，他们也没有鲜明的地域性，可他们也功成名就。不过，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自杨朔之后，中国有无数的作家在沿袭他的写作路数，以至到今天，仍然有着广泛的影响。假如不是如此，杨朔能有这么大的名声吗？无独有偶，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由于余秋雨的散文出现，带动了一大批人随之效仿，至今仍很有市场。

　　其实，杨朔式的式微和余秋雨式的兴盛在一个作家身上有着集中的体现。这个人就是刚刚去世的史铁生。史铁生最早以小说成名，后以散文《我与地坛》奠定了其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地位。也正是由于这篇《我与地坛》，成了史铁生文学创作的分水岭。在1月4日的史铁生的追思会上，他的昔日插友说，他们对铁生的认识或交往以他的散文名篇《我与地坛》为界点。之前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奶奶的星星》、《秋天的怀念》等小说和散文，他们很爱读，那里有他们共同的生活记忆。而从《我与地坛》后他们就不爱读，甚至跟铁生在心理上产生了隔膜。我以为，从《我与地坛》发表后，史铁生的写作已经从对生活的叙述转变为对生活和生命的追问。就是说，后来的史铁生已经不仅仅是朋友们中的作家了，而是作家中的思想家和哲学家。2002年8月27日，北师大教授刘锡庆在《文艺报》曾撰文，说史铁生因为散文《我与地坛》的发表，“他已经攀上了当代散文的颠峰”。为此，我发表了不同意见，以《当代散文的颠峰标准是什么》为题与之商榷。我的总体看法是，一个名家创作了名篇是可喜的，但名篇并不是没有瑕疵。水无定流，文无定式，与其说《我与地坛》登上了文学的高峰，倒不如说是史铁生文学高度和人生高度的由此开始。《我与地坛》创作于1989年5月27日，修改于1990年，这一时间节点，不仅是我们国家政治、经济关系的转折，也是文化关系的转折，其深层的意义必然会带来文学创作关系的转变。说的直接点，就是我们的创作从此由感性逐渐向理性过度，人们不仅要发现生活，更要思索生活。包括我们的人生，人生就是生与死。

　　然而，经过十几年的散文革命，不论是文化散文还是新散文，随着时间的流逝，也已经出现了越来越式微的端倪。这很像央视的百家讲堂，到今天除了剩了几个明星般的名字，谁还记得他们的学问呢？

　　所以，我想到了地域文学，地域散文，以及过去所说的乡土文学。

　　史铁生曾经在延安插队，他早期的作品有很多是写插队生活的。延安还有几个插队的知青作家，路遥、叶延滨、高红十、梅绍静、陶正，他们构成了一个作家群体。这些作家与解放前的那一代作家虽然都是客居延安，但他们有着本质的不同。知青作家大都以写在延安的生活而成名，而在解放前的延安作家群几乎是不写延安的，即使贺敬之写出的《回延安》也是他离开多年后写就的。

　　现在，我们要面对高宝军的《大美陕北》。高宝军是地道的陕北人，供职延安市委，出生和工作都生活在陕北地域，这就注定他的文学土壤一定在陕北，其作品也一定充盈着地域色彩。最近几年，陕北出了一批写散文的作家，如祁玉江、厚夫、史小溪、刘江等，每每看他们的作品，都能读出信天游、小米味儿。在这里，我不好拿高宝军和他们几位做比较，我要说的是，比起前两代作家，这一代本土的陕北作家在散文以至于小说和诗歌上应该有所作为。

　　陕北的作家，无疑是乡土作家。中国古代文学，是士大夫文学，现当代有很大程度是乡土文学。鲁迅是，老舍是，赵树理、沈从文更是。早在多年前，著名乡土文学作家刘绍棠关于乡土文学就提出“中国气派，民族风格，地域特色，农村题材”的理论。我以为，农村题材虽然占比重很大，但不能是唯一，也应该包括地域中的城市。乡土，是文学的乡土，是文化的记忆。在国外的华人眼里，整个中国就是他们的乡土，陕西就是周明、阎纲们的乡土，陕北就是高宝军、祁玉江们的乡土。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再来看一个作家的写作，就有着宽阔的视角。

　　高宝军把这部散文集命名为“大美陕北”，我想他的视角是很多的，正如书中所辑成的山水篇、民俗篇、人物篇和植物篇。由于有了这些全景式的描写，便构成了一幅色彩缤纷的陕北风情画。对于没有到过陕北的人来说，这本书无疑是了解陕北的一本非常完整的普及读物。譬如，陕北的拉话话、信天游、剪纸、秧歌、掀花花等语言方式、民俗文艺形式的形成，在散文中都能找到答案。

　　散文是发现的文体。而发现的主体是我。即我看到的我知道的我理解的。如果你的发现也是别人的发现，这说明大家本事差不多。但如果你的思考是别人从来没有思考过的，那你的散文就成功了一半。如果你思考的能引起无数人跟你共鸣，那你的散文一定是成功的。因为你实现了文学由我到我们的哲学过程。我所以这样说，就是想说明，我看过《大美陕北》后，除了看到自然的美，而感受不到震撼心灵的美。大美，就是要做到形式和内容的统一，最终要达到一定的思想高度。我们有很多的乡土文学写作者，在白描上，大体都做到了原生的朴素美，而恰恰缺少的就是理性的思考。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所以是他前后两个时期的界点，其重要意义也就在这里。再有就是语言。乡土文学的语言有两点显著特点：一是恬静，对景物的描写一定要柔美、干净；二是要闹，对话一定要有趣，符合不同的人物性格。《大美陕北》的语言很有特色就是受古典诗词和民歌的影响，有些文章、段落用的恰到好处，有些则皱皱巴巴，感到非常夹生，文白不分。我觉得，作家营造属于自己的语言风格固然很重要，但千万不可刻意强求，如果过于雕琢依赖，那就容易破绽百出。这样的追求，在一两篇看来或许觉得还很有特色，但读多了就感觉是重复套子了。当下，这样的作者作品有很多，已经开始引起我们的警惕。或许我对如今的乡土散文要求太高，不管作者怎样的感受，我还是坚持我的标准。对高宝军而言，我建议以你自己的生活底子，不必追求一本书怎样写，而是要首先考虑一篇文章怎样写。我所盼望的是你要写出区别于别人的“来自延安的散文”，这个延安一定是你的，而不是别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