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打狗婚俗记

文/高宝军

作者简介

高宝军，男，汉族，1973年8月生，陕西吴起人，硕士研究生，现就读西北大学在职博士。先后在吴起县担任过计划生育专干、文书、副乡长、副书记、政府办副主任、县委办副主任、督查考评办主任、县委办主任，在延安市担任过市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市委副秘书长职务，现任西藏自治区普兰县委书记。作品多见于《人民日报》、《人民文学》、《文艺报》、《读者》、《十月》、《散文海外版》、《中国作家》、《散文选刊》等多家报刊，获第四届、第五届“冰心散文奖”等多项奖项。作品先后入选《中国散文年选》等多种版本和中学生阅读教材。主要著作有《乡村漫步》、《吴起古城寨堡初考》、《大美陕北》、《四季陕北》、《野村梦语》等，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理事，陕西省作协签约作家，中国西部散文学会副主席。

一、“打狗”婚俗

“打狗”，藏语叫“乞董”，是走婚中的一种。一般而言，农区多为平常的走婚，牧区多为打狗婚。造成农牧区区别的根本原因不是别的，是居住条件。

农区的人居住集中，住房大都为二层碉房，姑娘一成年就有单独的房间，走婚男子晚上来，只要扛一个梯子或者提一条绳子就行。而牧区人居住得分散，住的是帐篷，姑娘成年后，条件好的有单独的帐篷，条件差的只能独享一领皮袍或棉被，因为帐篷在野外，人烟稀少，地处荒凉，时有野兽光临，所以家家都养着狗。那些狗的责任重大，白天跟着主人放牧，晚上守护着羊群和主人的帐篷，可以说全家人畜的安危系于一身，因此都喂养得壮硕无比，训练得矫健异常，不要说贼娃子小偷见了害怕，就是那些饿得眼睛发绿，恨不能用性命换一顿饱饭吃的野狼们见了也闻风丧胆，不敢进前。

这些狗在挡住野兽和小偷的同时，也挡住了姑娘们期盼的心上人。于是苦苦在帐篷等候的女子和急于进入帐篷的男子就合伙开始想办法了，前者提供狗所在的准确位置，后者则准备一点狗爱吃的东西，给这畜生“行一点贿”。这“贿赂”多是涂了酥油蘸了糌巴的骨头，只有这东西能塞住那些狗的嘴！一回生，二回熟，三回之后就成了老相识了，这些狗后来不仅不咬那些前来幽会的男子，反而欢快地摇着尾巴欢迎他们的到来，等待着那块骨头。

这就是打狗婚姻的实质和这个名称的由来。

打狗婚还有一些和一般走婚不同的地方。从男女年龄上看，打狗婚比一般走婚要早。这和他们的生活环境有关。

普兰牧区平均海拔4700多米，百八十里也没有几顶帐篷，放牧的人三月两月见不上一个生人，成天面对雪山、蓝天和白云散漫地歌唱，借以证明自己的存在，排解心头的寂寞。那些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一旦有了感觉，这个空旷开阔的寂寞之地就马上变成了他们表达爱慕、享受快乐的自由乐土，这是神仙也挡不住的事。因此，这里的年轻男女不但恋爱得早，性生活也早，往往是“打狗”之前已有野合。

打狗婚最好的季节是春天，当风雪慢慢减少，地下的暖气开始向上挥发，沉睡了一个冬天的草根开始苏醒生出新芽的时候，也就是羊子产羔的时候。这个时候，家家都要在羊圈附近单搭一顶小帐篷，以此作为母羊们的产房，为小羊羔提供一点温暖。

在夜里，帐篷需要一个人看守，这任务多由青年人承担，家里如有情窦初开的姑娘，守夜的任务一定是她。这不仅是她们的愿望，也同时可能是她们父母的安排。风俗使然，谈不上突兀，这就给“打狗”的人们提供了方便。

这个季节，一到夜深人静的时候，那些“打狗人”就出动了。其中有本村人，有邻村人，也有个别外来人；有年轻人，有中年人，还有部分老年人；有开车的，有骑马的、有驾摩托的，还有个别徒步的。他们从不同的起点出发，向着不同的目标前进。

有意思的是，他们每一个都感觉到自己是在秘密行动，没有人知道，其实这样想只对了一半，具体哪个人去了哪里，没多少人知道；但总体上，去不去，有多少人在行动，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哪里去得多，哪里去得少，人人都可以知道。如不信，在夜深人静之时，你站在高处看一看、听一听就行了。

你会看到汽车的大灯像两根粗壮的光柱在高原上东一棒子、西一棒子地乱舞，有时竟把光柱直昂昂地戳向了天空，仿佛向老天示威：我就要去“打狗”，看你能把我怎么样！你会看到摩托车的前灯像提灯人走在暗夜中山路上似的，一会儿明，一会儿暗，一会儿远，一会儿近，一会儿又像灯笼儿滚下山坡时那样，明明灭灭闪烁个不停，像故意逗你玩似的。倒是那些骑马的和步行的难发现，等到你发现，他们已经到了你跟前，能美美吓你一跳。当然，这是说比喻，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你不是人家要找的姑娘，就没人会吓你，即便你碰到人家眼皮底下，人家也转个弯绕着走了。

倒是那声音有意思，那些汽车的隆隆声、摩托的突突声、马蹄的达达声就不要说了，光那此起彼伏的狗咬声，就清楚地告诉人们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因为那狗咬声都是突然停止的，停止得很顺从,戛然而止后没有一点点余音，显然是“打狗人”想了办法。

稳住狗只是第一步，且还是很次要的一步，最关键的还在后头。如果姑娘见来人不是她认可的人，或者虽然是她认可的人，现在还没到迎他进帐的时候，就会婉言拒绝，用礼貌的方式把他挡在帐篷或者睡袍外。

这里人对婚前性行为持开放态度，只要是双方自愿的，就认为是合理的。结婚时，男的不在乎女的是不是有过别人包括是不是有了孩子，女的也不管小伙子是不是和多个女的好过包括和别的女人生过孩子。他们提亲结婚时，一般女的都有了孩子，有一两个孩子是常见的事，有两三个的也不少见。他们所谓的结婚就是在一块住着，没有什么强制性约束。住在一块了，婚姻就算成立了；分开了，婚姻就算是解除，各自另寻意中人，谁也不管谁，孩子由女方抚育。

为了对这种婚俗作进一步了解，我走访了三个“打狗人”中的女方……、

二、确珍：经了八个男人孩子还没个爹

确珍是普兰县霍尔乡帮仁村人，今年38岁，生得人高马大，浓眉大眼，是一个标准的藏族妇女。虽然由于紫外线的辐射和风沙的侵蚀，皮肤有点黑，脸蛋有点红，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有点大，但略过岁月留下的痕迹，能看出她年轻时还是很漂亮的。

2015年初春的一天，天降小雪，我和霍尔乡党委书记吕继照、乡上的两名同志踏雪来到了确珍家。确珍正在院子里扫雪，刚开始还大大方方的，听吕书记介绍说我是县委书记后，就有点拘束了，指着我对吕说：他是我这辈子近距离见过最大的官，不知该怎么说了。一句话逗得我们都笑了。

能看出她家的日子过得不太好，家里没有多少值钱的东西，但仅有的东西都收拾得清清爽爽，摆放得整整齐齐，屋子里也打扫得干干净净，看得出她是个很会过日子，很勤快的人。我说想了解一些她婚姻方面的情况，看她愿不愿意说。她笑着连说了两句“凯朗给玛日”（可以），我们的访谈就开始了。

与开始时的拘束形成显明对比的是，此时她显得特别从容和镇定，给炉子里加了牛粪，给我们几个倒了水，就讲开了。讲得很轻松，很顺畅，一副胸有成竹，毫不费力的样子。倒是乡上来的两位作为翻译的藏族干部译得很吃力，确珍说一句，他们得商量半天后才能翻译出来，因此时间拉得长了一些，用了整整一下午。

下面是确珍给我介绍的一些情况：

我14岁就开始给家里放羊，不是偶尔放一次两次，而是天天放，放羊就是我的任务。不这样没办法，因为家里再没人干活了。

我爸爸是个不负责任的人，爱喝酒，怕劳动。没酒喝时想得没心思干活，四处找酒；喝了酒后又醉得没力气干活，倒头就睡；一天到晚只是喝了睡，睡了喝，除了发火，什么事也不管，是个“油瓶子倒了也不肯扶一把”的人。我妈妈性格倒是好，但体弱多病，干不成重活，只能做点家务。那时候弟弟妹妹都小，我虽然只有14岁，就是家里唯一的劳力了，我若一日不出去放牧，羊子就出不了圈。

刚开始放羊我很害怕，尽量朝别的放羊人跟前靠，为的是多一点安全感。那些放羊人都是男人，见我总是跟着他们，就以为对他们有了意思，就开始挑逗了。其中有个人竟对我动手动脚，要和我行男女之事。我吓坏了，从此再不和他们往一块凑了，独自一人在离家近的地方去放，想这样会安全一些。

谁知这样做非但没有起到作用，反而招来更多麻烦。那些本来在村里做别的事的年轻人，看见我独自一个人，也撵过来了。来的人都比我大不了多少，都是“毛头小伙子”，真正是热情有余，经验不足，那种猴急浮躁的表现，现在想起来都不由得失笑。有的给我唱歌，有的给我跳舞，有的给我吃的，有的给我喝的。歌舞吃喝刚罢，表白就开始了，用的都是歌里唱的词，电影电视上学来的话。虽然我不懂他们说什么，但凭感觉能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做，所以，他们一说这些，我就装作赶羊走开了。

一段时间后，没有耐心的都不来了，太有耐心的却开始行动了——有几个胆大的竟晚上跑到我的帐篷里来，说要来“打狗”。我当然不让进来，开先好言相劝，不济事；没办法了就大哭大叫开了，吓得他们都一个个逃走了。按理说，我这样是不对的，伤了来人的自尊，但我当时还小，一害怕就是哭喊，管它什么自尊。

我真正懂得男女间的事是16岁的时候。我长得快，那时已经和现在差不多高，完全成了一个大姑娘。这时候，我开始注意村里一个小伙子。他比我大两岁，名字叫扎瓦，也是放羊的。以前他也和那伙人一样，追我追得厉害。我进东沟，他撵到东沟；我上西原，他跟到西原，嗓子不太好，还爱唱歌，一唱就是情歌。唱完就表决心，那种执着能把人气哭又逗笑。我之所以注意他，是因为他和别人有两点不同：一是长得帅气，腿把子勤快，跟他在一块，我基本不要干活；二是他从来没有像别人那样不规矩，让我有一种安全感。因为有好感，来往自然就多了；因为来往多，感情自然就比别人深了。终于有一天，在他的再三央求下，我让他晚上到我的帐篷里来。

说起来也怪，当时答应时感觉很幸福，很快乐，甚至还有点迫切。可是一离开，我就后悔了，越想越后悔。开初还后悔自己不该答应他，到后来竟认为是他把我哄骗了，开始抱怨他了。那天晚上我的那份折腾啊，把狗拴了又放开，放开又拴住；一度还离开帐篷准备回父母那边睡。后来又觉得不合适，应该给他当面说自己后悔了，要他原谅，甚至把说辞都准备好了。可他一出现，我又说不出来了，觉得不能伤害他，不能让他太扫兴，于是又开始寻找妥协的办法了。当他提出要钻我的被窝时，我要他保证，进来后抱一抱就离开，不仅是离开被窝，得离开帐篷回家去。他很痛快地答应了，但一进被窝就不听话，当然，我也有责任，终久是个大姑娘了，有些东西也不好控制……

打这以后，扎瓦像尝到了甜头的孩子一样，天天晚上往来跑；我口里虽然不说，心里也盼啊，稍微来得迟一点，心就悬在空里放不下来，生怕他不来了或者来不了了。

我们天天晚上在一起的日子持续了两年，后来扎瓦家在乡上开了个小商店，让他去料理。乡上离我们村来回好几十里路，天天来已经不可能了，改为隔三五天来一次。就这，他来一次也非常辛苦，几乎一个晚上不能睡觉，把时间全费在路上了。好在没过多久，他就赚了点钱，买了一辆摩托车，就方便多了。

就在他买摩托车后不久，我发现自己好像怀孕了，到医院经过检查证实后，便把这消息告诉了他。他听了非常高兴，打那时起，几乎天天晚上来，高兴得、疯得像孩子一样。也许是我们太不注意，也许还有别的原因，不久我就流产了。流产后的那天晚上，我很难过，扎瓦表现得更为强烈。他把一切过错都往自己身上揽，并为自己虚设的原因后悔得捶胸跺脚，直闹腾了一夜。第二天临走时给我说，他近日要和家里人来我家提亲。我说：这可能不行，按咱们这里的风俗，没有生下孩子，怎么能提亲？。他说，没事，能说服了家人。我当时感觉到很温暖，很感动，父母亲听了这话也很高兴，都说：“扎瓦这孩子很靠谱。”

打那天后，我和家人就天天等着扎瓦和他的家人来提亲。爸爸买回了最好的青稞酒，妈妈打好最浓的酥油茶，弟弟妹妹们则天天站在帐篷前朝远处张望，只要有人路过，就从来的地方望起，直望到看不见的时候。我就更不用说了，天天在靠近路边的山坡上放羊，不管什么方向，一听见摩托车响，就飞奔起来，总以为是他来了。有一次，我刚把羊赶上山坡，突然感觉到扎瓦好像到我家里了，明明知道不可能，但就是心慌得不行，硬是偷偷跑回家看了一回，见确实没来才死了心。一等没来，二等没来，好长时间过去了，他还是没有来。这首先引起了父母亲的注意，妈妈偷偷问我：“扎瓦这么长时间没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我劝妈妈说：“扎瓦不是哪种人，他不来肯定有原因，你千万不要多心。”

我虽然嘴里这么说，心里也直打鼓，因为我也感觉到气氛不对头。于是便通过各种渠道打问。打问的结果证明不是我们多疑，而是扎瓦确实有了情况：就在我流产的那段时间，他和邻村的一个小姑娘好上了。

开先，我还想，扎瓦和我这么好，他就是外面混混，也不会上心的。我觉得邻村那姑娘不怎么样，人长得又瘦又小不说，脸黑得甚至有点发亮，干活做事就更不要说了，可以说没有一样可以和我比的，扎瓦可能也是一时糊涂，时间长了，他自己会回来的。于是就再没有继续往下打问，而是反过来想，如果扎瓦回来，我能不能原谅他，怎么个原谅法，怎么能既让他汲取教训，又不令他太尴尬。可就在我这么想的时候，进一步的消息传来了：扎瓦已经和那个姑娘结婚了！

一听这话，我一下子就气倒了，不吃不喝在家里昏睡了好几天，当时连死的想法都有过。

但想归想，死是肯定不会的。既然他已经不在乎我了，我还想他干什么？于是我就咬紧牙关站起来，走出帐篷，继续上山放羊，用劳动来填充心里的空虚。从这时起的五六年，我再没有认真地看过任何男人一眼，那怕迎面碰上。我已经不相信任何男人了。这期间有很多男子追过我，有的还来过我的帐篷，绝大部分人我连理都没理，话都给他们回一句，只给一个人回话了，那就是扎瓦。

和我估计的一样，扎瓦和那个姑娘结婚不久就闹翻了，彻底结束了婚姻，又找我来了。我不理，不料他竟然厚着脸皮晚上跑到我帐篷里来了，一进帐篷就开始检讨自己，给我说好听的话，我二话没说，一把就把他推出帐篷，只给说了两个字——滚开！

我就这样一个人过了五六年，直到23岁那年才遇到了我第二个男人次旦。

次旦和我同岁，在同一个乡，但不是一个村。我们这里土地面积大，居住分散，两人虽然是一个乡的，但之前从来没见过，我们是在一次佛事活动中认识的。

那是一个天气晴朗的上午，我在寺庙里看藏戏表演，他和我正好坐到了一块。由于问一个演员的名字，我们两个人就聊开了，并聊得很投机。事后我想这可能是缘分，不要说在扎瓦离开之后了，就是之前，我也没和人这么痛快地聊过。也许是我的外表吸引了他，也许是“话赶话”，他的话更多，先问了我个人的情况，又问了我家里的情况，一句撵着一句，一环套着一环，生怕聊天中断了。近中午时分，庙院里热起来了，晒得我满头大汗，他还脱下布衫给我遮凉。当然他做得很巧妙，不但不让人觉得做作，反而会觉得他是一个会来事的热心人。

也该我们的关系有进展，一个月后我们又遇上了。那是在夏季牧场转往冬季牧场的途中，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他的出现不但减轻了我的劳累，还增加我的愉悦。他一会儿帮我收拢掉队羊子，一会儿又和我说这说那，几天下来，我忽然发现他成了我生活中的一部分，我离不开他了。我正要感谢佛给我的恩赐，让我在极偶然的情况下得到他时，他却笑了，说：“这不是佛的恩赐，而是我的努力！”说完指了指不远处的羊群。原来他也赶着一群羊，为了陪我，他已经在这里转悠了十来天，现在他那群羊正由朋友代管着。我还能说什么呢，马上让他把羊赶过来和我的羊合到一处，当天晚上他就进了我的帐篷，可以说没有任何过渡。

次旦是个非常好的人，风趣幽默，多才多艺。吹得一手好笛子，歌也唱得好，对我特别疼爱，特别体贴。和他在一起，我特别开心，无论是生理方面，还是情感方面，都觉得非常满足。那段时间，我幸福得一塌糊涂，觉得自己又回到了从前。

可惜的是这幸福又被打断了，两年之后，次旦也离我而去。离开的原因和扎瓦一样，和一个远比我年轻的姑娘好上了。那姑娘17岁，和他一个村。他们近水楼台，谁知什么时候就开始了，等我明显感觉到时才问他。开先他拿假话搪塞，后来又用胡话推诿，最后见我问得紧了，竟泥牛入海，一去无回！

连续两个男人的背叛，给了我致命的打击。不仅摧垮了我的身体，击垮了我的精神，同时也让我对人生产生了怀疑。我开始怀疑这个世界上还有没真诚，因为我真诚爱了两个男人，这两个男人也是真诚爱我，但这两个男人都没守住自己的诺言，都找了比我更年轻的女孩子，显然是嫌我老了。我现在才25岁他们就嫌我老了，那我到了50岁、60岁时怎么办？那不是更悲惨了吗？由此看来，人和人之间，特别是男人和女人之间还有什么真情可言，我就是做得再好又有什么用？反过来说，我还有什么理由不趁年轻活几天年轻人？

从此，我的爱情观、人生观就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可以说完全变了一个人。在对待男人方面再也不讲那么多了，只要求两点，一是在模样方面我能看上他，二是在性方面他能满足我，除此之外，一概不问。既不在乎他们怎么看我，也不在乎他们以后还来不来。你来了，我接纳；你不来，我就换人。我坚信，凭我的年龄，我的模样，不会没有男人。

这期间，我和6个男子有过“打狗”关系。其中4个比较固定，他们分别是：久美，40岁，和我是一个村人，有妻子也有孩子；嘉措，39岁，霍尔乡贡珠村人，单身一人；贡嘎，33岁，巴嘎乡岗莎村人，有妻子有孩子，是个上门女婿；曲扎，29岁，巴嘎乡雄巴村人，未婚；其余两个则是临时的，时来时不来的。

这六个人还不是一个吹了再一个，而是交叉着的，有时候前半夜和一个，后半夜又和另一个。反正就是玩，怎么高兴怎么来。从25到32岁的这几年，我一直过着这种荒唐的生活，直到32岁时才得到了改变，原因是我怀孕了。

这事来得有点突然，我一点准备也没有。打我从和扎瓦流产过那个孩子后，十几年就再没有怀过孕。我以为自己不会生了，已经作好了单身过日子的准备（这也是加剧我破罐子破摔的一个原因）。可就在32岁那年，我突然怀孕了。开始我还不相信，以为自己病了，到医院里一查，才知道是怀孕。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刻，当时我的眼泪哗的一下就下来了，觉得自己不再是一个人了，自己有责任保护另一个生命。这一年内我很少和男人来往，一心一意当孕妇、坐月子、喂孩子，大家都说我像变了一个人，我也觉得是这样。

儿子出生后，我再也没去放羊，住处也从看护羊的那顶帐篷里搬出来了。一方面是因为回来后不太方便了，另外有了孩子后我也没有以前那份精神了，所以再很少和男人来往，偶然来往一次两次的，也不出以前那几个有“打狗”关系的人。对这些人，我也就是维持个肉体关系，没有别的想法，不指望他们给我帮多少忙，认为就这样平平常常就行了。

谁知“人算不如天算”，这种想法不久就被打破了。去年春季，我那4岁的儿子患了心脏病，大夫说需要马上住院治疗，迟了命就保不住了。住院费需一大笔钱，我哪里去筹这么多钱？可没钱也得治，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亲生骨肉死去啊。于是就扑下身子到处向人求助，其中也找过这4个和我有过“打狗”关系的男子。当时我想，虽然我不知道这孩子是谁的，但我们总是有过那种关系的人，我现在到了危急时候，总比别人强吧。谁知他们的想法就是不一样，几个人一个比一个会躲，一个比一个会推，不但不给错钱，还说了些气人的话。当时我实在是气坏了，想马上和他们论个短长，可孩子病成这样，分不开身，于是就先向别人借了钱，给孩子治病。

孩子一出院，我就一纸状子把4个人全部告上了法庭，请求法院做亲子鉴定，然后让孩子的父亲承担医疗费和抚养费。

打官司可真不是件容易事，尤其是这样的官司，要多难怅就有多难怅。首先起诉就费了大劲。我到县法院起诉，法官说你还得先和那几个被告商量，因为要鉴定就得花钱，每个人要收3000元亲子鉴定费，如果你不商量，或者商量了人家不出，那就得你先垫付。你一下子告了四个人，都要做亲子鉴定，光这一项就得12000元。我一听吓了一跳，我刚给孩子看了病，哪里找这么多钱？就给法院的人说好话，求他们帮忙。

法院的人见我可怜，就想办法给那几个人做工作，让他们交钱。那些人都不交，都说这孩子不是他的，与他无关。法院的人劝他们说，孩子是不是你们的，口说下的不算，要靠鉴定来证明。现在没有鉴定，你们怎么敢说得那么肯定呢？你们几个都和人家有过“打狗”关系，人家怀疑你们每一个人都是正常的，你们配合鉴定也是应该的。至于说鉴定费，你们先交上，只要鉴定你们和孩子没关系，由她如数退还。这案子就在这里办，我们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你们还不放心吗？

就这样磨了几个月嘴皮子，最终还是我借钱交了一半，三个年龄大一点的听法院人这么说，也交了一半，那个29岁的曲扎说什么也不交，鉴定的事就这样又拖下来了。我一看不行，不能让拖了，再拖这三个人也变卦呀。于是又借钱把曲扎的这份也垫交了，为的鉴定能够顺利进行。可谁知曲扎连血都不让抽，法院人找一回他拖一回，最后实在拖不过了，竟跑了，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人家要跑我没有办法，只好再次找法官帮忙。法官说，光等能等到什么时候呢？只好先给这三个没跑的人做，如果这三个人有一个人是了，那就算了；如果这三个都不是，那就要对曲扎进行强制鉴定了。

鉴定的时候，我那个气，那个急，心里那个乱，真正是有口说不出。想想自己无论看模样、论人品、论干活，那一样也不比人差，结果竟落了这么个下场。想到最后又想到死，可看看孩子才这么小，我活着还七灾八难的，我死了哪里还有他的活路？想来想去，还是不能死，不为别的，光为孩子也应该打起精神活下去。到最后，我竟想屈服了，想：这次把孩子的父亲检出来，只为心里有个数，我也就不想再折腾了，给不给扶养费也不是那么重要了。

谁知那鉴定结果令人意外，交了费的三个男子都不是孩子的父亲。花了9000块钱，最后还是一笔糊涂账。不但如此，我还要给人家退钱哩。最后还是法官又找那三个男人商量说：“虽然说孩子和你们无关，可这女人和你们有关呀，人常说一日夫妻百日恩，你们和她之间的交往远不是一天两天，现在希望你们帮她一把，你们认1500元，她自己交的1500元就自己承担，你们看行不行？”法官刚提出来时，我心想这些人肯定不同意，可令我意外的是三个人都同意了，其中一个连我出的1500元也要给我。我想了又想，觉得还是不行，咱不能再欠他的感情债了，硬是没要这1500元钱。

现在，只有曲扎一个人没有去鉴定。至于是不是他的孩子，我心里没有底。凭我一个女人的感觉，加上从孩子的长相和性格看，觉得这孩子不应该是曲扎的，既在时间上对不上，模样、性格又不像，但鉴定结果说不是那三人的，就只有他一个人值得怀疑了。有人转着弯子问我：是不是还有别的男人，劝我好好想一想。我口里不说心里想：这不是你们瞎操心吗？如果有，我能不说吗？我还怕什么？问题是在这段时间里，我只和他们四个人有过那种关系，别的人肯定没有。难道是机器查得不准？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最要命的是，法院好像也把这个曲扎也没有什么好办法，说是强制执行，可现在事情过去快一年了，也没见执行。我带上弟弟去找过他两次，心想，只要扯住他，就往法院拉。法院不是说找不到他吗？我把他拉去，看他们执行不执行。谁知他这人就是不好办，一见我们就跑了，一跑就半月四十不回家，等也没法等。

……

话拉到最后，我问确珍说，你现在准备怎么办，有没有继续告曲扎的打算？

她叹了口气回答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不告罢，咽不下这口气：这个曲扎也太不算人了，瞎好在一块处了一段时间，虽然没有山盟海誓，但好听的话也说过不少，现在是这种态度，着实让人生气；告罢，能不能赢还说不定，八成又会赔他鉴定费。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次打官司，我也怕了。就是官司打赢了，按咱们这里的标准，对方最多能给一万五抚养费。可像曲扎这样的人，怎么才能兑现呢，到时候执行不了还不是等于输了？”

说到这里她不说话了，我们也不知问什么，大家沉默了好长时间。最后还是我打破了这种局面，问她：“像这样的事，周围还有吗？”

我问的本意在打破沉默，不料确珍听了竟笑开了，说：“好我的书记哩，在这周围，这种情况太多了。我还能想起打官司，别的女人，只能咬碎门牙往肚子里咽。这里孩子没爹的太多了，有几个会去告状？就是去告，又有几个能讨回公道？”

问到确珍以后的打算，她显得很迷茫，叹息着说：“除了带孩子、做饭之外，还能怎样？至于谈感情，让男人来‘打狗’，那是没可能了。一方面是我把心伤透了，不想这些事了；另一方面说，就是想也不会有人来找我了。这不光是我一个人是这样，都是这样，我们这里女人一老就没人理了。”

离开确珍家时，太阳已经开始落山，夕阳把雪山映得一片金黄，高原的景色无比辉煌，但我的心却被确珍的话搅得乱糟糟的。她是一个有理想、懂情感的女人，但在这种婚俗的背景下，却一步一步走向苦难，最后竟落了这样一个下场。像这样的女人在这里还有多少？她们的出路在哪里？我们能为她做些什么？

三、仓觉：我的两个“打狗”男人竟是父子

仓觉是普兰县巴嘎乡雄巴村三组人，28岁，上过五年学。她个子不高，人也瘦小，但皮肤白净光滑，说话钢巴利索，无论从长相上还是作派都像个江浙或四川一带的女人。

她家四代5口人，除外婆的身世不知外，其余四口人都是“打狗”婚姻的产物。母亲是她外婆“打狗”婚姻的产物，她和弟弟是她母亲“打狗”婚姻的产物，她女儿是她自己“打狗”婚姻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讲，她家就算得上“打狗”世家了。

我就是冲着这一点找她了解情况的。

开先她不愿意说，后经过驻村工作队长和她母亲劝说，才勉强同意。我原来估计她不会说得太多，就没掏笔记本，没想到她不说则罢，一说就像竹筒里倒豆子一样，不但说了个彻底，还说了个详细、生动：

我念书念到五年级，因为家里没劳力就回家放羊了。开始和妈妈一起放，帮她挡一挡羊子，挤一挤羊奶，喂一喂羔羊，打一打酥油，15岁时就单独一个人放了。

放羊是个枯寂活儿，一个人、一群羊、一大片草地，很少有人陪伴，因此见了人都觉得稀罕。这对男的来说可能没什么，但对女的特别是一个大姑娘那就很危险了。我就是在放羊时为了排遣枯寂和一个男人走得太近，被他利用了。那个人叫德吉，是我们村二组的，那年我18岁，他38岁，他大我整整20岁。

这事说来也怪我太大意，太没防范意识。我当时之所以没防备是感觉他不太可能胡来，一是从年龄上说他和我母亲差不多，是一个有妻有子的人了，由于是一个村人，我称他为阿库（伯伯或叔叔）；二是他对我平时很好，遇到事总帮助我，完全是一副长辈的架式，连玩笑也没开过，这样的事我连梦也没梦到。可惜的是，就是这个平时梦也没梦到的事却真的发生了。

那天我趁羊在草原上吃稳了，在一个向阳的山坳里眯着，他在不远处抽烟。我刚睡着他就下手了，不是试探，不是请求，而是直接下手。我又瘦又小，他又高又壮，上面是无边的蓝天，下面是茫茫的草原，我先是乞求，后是叫骂，再是挣扎，能想的法子都想了，可就是没有用，最后还是被他霸占了。当时我气坏了，羊也不要了，哭着喊着就要往回跑，想回去给妈妈说这事。德吉见我这样，慌了，在后边不停地央告，叫我不要冲动，听他慢慢说。我不听，越发跑得快了，最后他追上来把我死死拽住不让走。我们俩在那里拉扯了好长时间，直到我连累带气瘫软在地上，一步也动不了时才停下来。停下后，他仍旧喋喋不休地给我许这愿许那愿，我一概不听，只是个哭，直哭了一个下午。

令我奇怪的是，我在山上委屈得厉害，恨不能一步跑到妈妈面前，把这事告诉她，让她给我作主，可一回到家里却怎么也张不开口。母亲看到我哭过的样子，主动问我怎么啦，我都没勇气说出实情，只是撒谎说眼睛被风吹进去东西，流泪不止，越揉越红。妈妈还是不信，一个劲地追问，倒是尾随而来的德吉竟证明我没说假话，眼睛里确实吹进了东西——这个无耻的男人害怕我说出真情一直跟在我后边。他这样做令我又气又恨，真想把真相说出来，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至于为什么，我也说不清楚。

打这之后我再也不和他一块放羊了，看见他就远远地躲开。谁知我躲他，他却撵开我了，总是想办法追我。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他竟来到我的帐篷。我还在睡梦中，他已经解开了我的睡袍钻了进来，不管我怎么挣扎，怎么撕咬，他就是不松手，又和第一次一样，硬是把我强暴了。这下我再也不能饶他了，拉住不让他走，他硬扯开走了。他一走，我就把这天的事连同第一次的事都说给了母亲，说我要去告状。

母亲听了以后很难过，当下就伤心地哭了，一边哭一边咒骂德吉，但她却不让我去告状。说：“孩子，这就是做女人的命啊，你能告了德吉一个，还能告了所有的男人吗？再说，你能告得下吗？谁那么上心地管这种事呢？即使有人管，又怎么个管法？你说他强暴，他说你愿意，谁又能证明呢？孩子，认命吧。要么自己保护好自己，要么找个男人把你保护起来。不过，能一辈子爱一个女人的男人也太少了！”

说完她就陷入了深思，两只眼睛茫然地望着夜空，任凭眼泪在脸上漫流。这时我才明白她不但保护不了我，自己也没人保护。这么一想，我把依靠她的希望完全打消了，觉得只有靠自己了。从此，我身边就多了一把藏刀，白天带在身上，晚上放在枕边，一有风吹草动，第一个反应就是抓起藏刀。

也许是受到了良心的谴责，也许是发现我身上带着藏刀，在这之后的一段时间，德吉再没骚扰过我，而是趁我不在的时候，给我家送点东西。好像打听好了似的，总是我们正急用什么，他就送来什么。来了也不说什么，丢下东西就走。开初时妈妈还撵着要他拿走，后来也就不撵了，他给就收下了。到最后，我们家有什么困难了，他都会来帮忙，至于是他主动来的，还是妈妈叫来的，我也说不清楚。很显然，妈妈对他的厌恶感在渐渐消失，反而有了依靠他的意思，因为时不时在我面前提起他，有时还说他的好话。

人啊，真是奇怪，不知是受了妈妈的影响，还是对他的帮助心存感激，我这个被他强暴过两次的女人，竟慢慢地对他产生了好感。觉得他还不坏，还有许多好处。有了这种想法后，就再没有像以前那样老远就躲他，甚至在放羊时还故意靠近他，以便在危急时得到帮助。有一天晚上，德吉又出现在我的帐篷里。这一次，他没有动粗，只是问我能不能接受他，当时我什么话也没说，默默地接受了他。

从那天起我们就开始正式来往了，他虽然比我大20岁，但精力旺盛，胆子也很大，隔三差五就到我的帐篷来，一呆就是一夜。我们这样的交往在村里虽然不是绝无仅有，但终久不是光明正大的事，我心里总觉得不踏实，就对他说：“我们这样长期下去也不是个事，因为最终也走不到一块。我们家的情况你也能看来，必须要有一个男人，我看咱们还是分开吧，让我另找个男人，将来也好有个依靠。”听了我的话，他很痛快地表示了同意，说：“你放心，只要你有了人，我就不来找你了。”

说来也算是缘分，就在我和德吉说过这话没多长时间，我就和扎登交往上了。

扎登大我一岁，同一个乡里人，我们很早就认识，还一块在乡上小学上过学。只是上完学回家后，再没有过交往。我们重逢还是因为羊，那次羊子转场时，我赶着羊，他也赶着羊，很偶然地碰上了。小时候的同学见了面，自然很亲热，拉了好多话，回忆了很多事情。从这次交流中，我才知道扎登家也是孤儿寡母，家里只有母亲和他的外婆外公。他也是一个“打狗”婚姻的产物，父亲是谁他也不知道，几次问，母亲都支支吾吾的，没有回答，好像有什么难处似的。那一天我们聊了很多，一直聊到日薄西山。双方的感觉都非常好，分开时都依依不舍，并约好了第二天继续聊。

这一夜我失眠了，像翻烧饼一样翻过来调过去怎么也睡不着，一遍又一遍地回忆着白天的情景，包括他说过的话和说话时的表情，反复猜测他对我的印象。凭直觉觉得他可能是喜欢我，这是我从他的眼神和言谈中感觉到的。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太好了。我这方面没有一点问题，能和他在一起，我太高兴了。不知不觉天就亮了，正当我为自己因为没有睡觉而肿起来的眼睛着急时，他来了，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一夜没有睡着。”我问：“为什么不好好睡？想什么哩？”他胀红了脸“努”了半天才喃喃地说：“想咱们的事哩！”我心里还准备继续佯问他“想什么事哩”，口里却老老实实告诉他：“我也没睡着，我也想咱们的事哩，主要是想你对我的印象怎么样，咱们能不能好起来？”说着说着我便莫名其妙地哭起来了。等我清醒过来时，已经躺在他的怀里了……

我们俩就这样好上了，从此，扎登就成了我帐篷里的常客，不论刮风下雨几乎天天晚上都来。偶然一晚上没来，我就急得睡不着。他是一个痴情的小伙子，虽然家穷，没有钱给我买什么贵重的东西，但心意总是有的，家里有个稍微好吃点的饭食，不论多少总会拿一点给我，有时为了送一点东西，竟跑十几里路，累得浑身是汗。每到这种时候，我口里虽然责备他，但心里却感觉到特别的温馨、幸福。

可惜的是命运总是捉弄苦命人，就在我感到无比幸福的时候，扎登的身体突然出了问题。开始是口干、口臭，喝水不解渴，喝完水又是尿频、尿急，睡眠不好，腰部的两边隐隐胀痛，后来尿也少了，人也肿了，性能力也明显不行了。到医院一查，说是肾衰竭。县医院叮嘱了两点，一是绝对不能再有性生活，二是赶快治疗，再耽搁下去有生命危险。他的母亲一下子慌了，四处求医，从县上到地区所有的医院都跑遍了，都说不行，得到拉萨市的大医院去，并说光看病的费用就得好几万。他妈急了，托人陪扎登去了拉萨治病，自己在家里筹钱。

她把家里的牛羊差点卖了个精光，把亲戚朋友借了个遍，还是不够，急得直哭。看见他成了这样，我当然心疼，当然着急，可我有什么办法呢？想来想去，最后决定向母亲开口。把我对他的感情给母亲说了，求她允许我把家里的牛卖上两头，给他凑点救命钱。

母亲同意了我的意见，马上卖了两头牛，将得来的一万块钱给了我，让我送去。当我把这钱和我手上戴的一只菩提籽手链（扎登喜欢看的）送去时，他母亲感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拉住我的手只是个哭。

扎登在拉萨看病一去就是大半年，我和他没有任何联系。我好几次问扎登母亲，但她都没说清楚。这么长时间没有了他的音信，我当然着急，实在没办法，我只好托人去问他外公外婆。问话人回来说他外公外婆只知道扎登换了个肾，花了很多钱，还在住院治疗，其余的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那边没有确切消息，村里人却对此议论个不停，都说：扎登有可能回不来了，即便是回来也是个残废。尽管说这些话的人既无医学知识，也不了解实际情况，纯粹是瞎猜乱说，但我听了心慌得厉害，那些话都直往耳朵里钻。能听清的话让我心乱，人家说严重到五分，我就能想成十分；听不清的话更让我心乱，人家本来是说别的，我就以为是说这事，有时就会误以为扎登已经不好了。急得我饭吃不香，觉睡不好，丢了魂似的，整个人都浑浑噩噩的。这期间，德吉来过几次，我虽然不太欢迎，但也也没撵他走，毕竟好过这么长时间了。他试探性地问我找下的那个男的是谁，我没有告诉他，他也很知趣地不再问了。

到了年底，扎登从拉萨回来了。我听到消息后，什么也不顾了，就向妈妈要了些酥油，买了些礼品，请一个亲戚骑摩托把我送到他家。那天，他外公外婆放羊去了，他妈在家，我没顾上和他妈打招呼，直接就扑到他的面前。快一年没见面了，看他瘦得像个干柴一样，我心疼得哭了。看见我哭了，他也哭了。这天我们聊了很长时间，他感谢我给他凑钱，说他在病中多么多么想我，我也说了他住院后的痛苦和无奈。拉到最后，他劝我再找个人家结婚，说他的病一时半会好不了。我要他不要这么想，更不要这么说，并告诉他：“你就是彻底残废了，彻底没有了性功能，我也要和你在一起，我会伺候你一辈子的。”他听了这话感动得像孩子一样再次哭起来了。

我和扎登在一块又哭又说时，她母亲一直在院子里干活，离我们既不太近，也不太远；能看出她既不想打搅我俩说话，又想听到我们说话。我们分手时，她也没有多说话，只是背过身去偷偷地抹泪。

打这以后，我和扎登又开始了正常来往了。他不能来我家，我就隔一段时间过去看他，一来探视他的病，二来互相倾诉思念之情。再后来我俩都买了手机，联系就更方便了，一有空就发个信息打个电话，拉个家常，聊会儿天。

经过一年半时间的治疗和休养，扎登的身体恢复了，自信心也有了，他打电话说要来我的帐篷。我当然高兴，很痛快地答应了。本来按照“打狗”的惯例，他应该是夜里才能来的，但我怕他走夜路伤身体，就央求妈妈同意他下午就来。妈妈理解我、疼我，也很看重他，不但同意了，还热情的招待他，每次都给他煮羊肉，打酥油茶，让他补身子。这段时间我们天天在一起。大约过了一两个月时间，我发现自己怀孕了，当我把这消息告诉他时，他高兴得像孩子一样，抱着我在帐篷里转了好几圈。

正当我们沉浸在幸福之中时，意外出现了。

有一天晚上，我和扎登正亲热到兴头上，帐篷外有人叫我，说他要进来。我一听竟然是德吉，吃了一惊，就让扎登先躲一躲，我出去把他打发走。我一出帐篷就闻到一股子酒味，原来是德吉喝醉了，糊里糊涂摸到我这里来了，说要进来睡觉。我再三劝他，他就是不听，不论能说还是不能说，逮住个话就说。开先还只是动口，后来竟动起手来了。正在拉扯的时候，扎登出来了，他二话没说，一脚就把德吉踢翻在地，打得他鼻子口里血直流，躺在地上半天不能动弹。我以为把他打坏了，忙把扎登拉回了帐篷，回头再看德吉时，他已经跑出好远。看他跑得那个利索劲，不但没打坏，好像酒也被打醒了，惹得我不由得失笑。

德吉走后，扎登问是怎么回事，我便把过去对他如何对我实施强暴，后来又如何发生关系，毫无保留地给他说了。并告诉扎登，自从他看病回来后，我没有和德吉有过任何关系。扎登听了也没表现出来不快，只是叮嘱我说，以后一定得防着点，说完还约好第二天来的时间，要我等他。

可打从这个晚上后，他就再也没有来。不但人没来，联系也中断了，手机一直处于关机状态。那几天正好家里有事，脱不开身子，急得团团乱转，一点办法也没有。过了好几天，他发来一条短信，上面写着很长一段话，大意是：他非常非常爱我，和我在一起的这段时间，是他一辈子最幸福的时光，最值得珍惜的日子。但因为一个很特殊的原因，他没法和我处下去了，希望我理解他。还说，若干年后，他会把这个原因告诉我，但现在不行。

我一看这短信，气得差点晕了过去，心想：你有了别人就痛快点说，绕什么弯子？你在外边治病时，我把家里的牛卖了帮你；回到家里养病时我冒着众人的白眼，跑到你家里陪你；你病刚好，要来和我约会，我顶着风俗习惯的压力，硬着头皮让你白天就来到我家。为了你，我把别人不想做的、不能做的、不敢做的，全都做了个遍，现在你才好一点了，就转着圈子骗我，编着瞎话哄我，你还是个人吗？你还有良心吗？我越想越委屈，越想越生气，最后什么也不顾，就简单收拾了一下东西，想到他家去和他当面说个明白。

就在我正准备出发的时候，村里和我相好的姑娘跑来给我说了一个村里的新闻，她说：“咱们村德吉家出事了。有一个叫强曲的邻村妇女，前几天找上门来，当着全家人的面，把德吉骂了个狗血喷头。说德吉二十多年前和她有“打狗”关系，并且生了一个儿子，之后德吉就再也不管他们了。不管也就算了，儿子现在找了个对象，本来好好的，德吉又插了一杠子，连儿媳妇也不放过。她忍了多少年，这回不忍了，要和德吉说个清楚。说完就扑打起来，全凭家人拦挡，才没打上。那女人急了，竟一头撞在墙上，当下就晕了过去。德吉的家里人慌了，连忙把她送到乡医院救治。那女人倒是没生命危险了，可德吉的家里却乱了，他老婆又吵又闹，几次折腾着要寻死上吊，吓得德吉躲在外面连家都不敢回了。”

听了这话，我一下明白扎登为什么突然不来了，一下子知道他没有说出的理由了——原来德吉是扎登的父亲，因为扎登的母亲就叫强曲，村名也对，不会有错的。这时候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连眼泪也不会流了，只觉得喉头紧务务的，气也出不上来，心里头只想起两个字：造孽！事到如今，我还能说什么呢？我还敢怨谁呢？只能怨自己的命运，不然事情怎么会遇得这么巧？

我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过了几个月，孩子出生了，是个女儿。打从生了孩子后，我就更加想念扎登了，梦里想，醒来想，总希望见他一面，和他说说话，让他看一眼孩子的模样。至于别的，我就不想了。我几次想把这话说给母亲，但都没能说出口。母亲对我太好了，我再也不能连累她了，她为我的这段爱付出了太多，结果弄成这样子，我怎么好意思再向她提要求呢？

就在我对前景一点也不抱希望的时候，喜从天降，孩子满月的这一天，我家来了两个特殊的贺喜人，他们不是别人，正是扎登和他的母亲。他们不但为孩子贺喜，还为我送了大喜，娘俩拿着传统的求婚礼品，郑重其事地向我求婚。扎登含着眼泪亲了我，又亲了孩子，然后讲了他这一段时间心里的难过和对我的思念。他母亲则一再给我解释她之前对我欲言又止的原因，说她早就感觉到了，只是没办法说出来，再三再四地求我不要计较过去的那些事，不要嫌他们穷，好好和扎登一块过日子。

老天啊，我高兴还来不及哩，怎么还敢计较他们，嫌他们家穷呢？因为这事我也有责任啊！我想把这些话出来，但喉咙里堵得一个字说不成，只能一次接着一次地痛哭，眼泪像断线的珠子一样怎么也擦不干。

从这天开始，我们就成了一家人。因为那边没有男劳力，扎登就两边跑，白天在那边劳动，一收工就骑摩托车过来。来了也不再住帐篷了，我们都搬到了家里住，像别的上门女婿一样，吃在一起，住在一起，我俩由“打狗”婚姻变成了正式夫妻。

四、珠曲：找了三个丈夫还早早守了寡

珠曲真是个苦命的女人，苦得让人心头发酸，让人不得其解，让人想像不来她怎么还能撑到今天！

她今年40岁，打从懂事就开始放羊，除此之外连别劳动方式试都没试过。她活了40年，没有离开过普兰一天，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普兰县城，见过最大的城市也是普兰县城。普兰就是她理想的终点，希望的尽头！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她这么年轻，就找过三个丈夫，生过4个孩子，但28岁就开始守寡了。还要守多久，没人能知道。

她是霍尔乡贡珠村人，是个俊女人，身高适中，身材匀称，虽然眼睛隐含着一种难言的忧郁，但那忧郁更衬出她的不凡。她态度和霭，礼貌周全，举止得体，一边给我们泡茶倒水，一边再三解释说：“我们家里穷，条件差，委屈了你们。”虽是客套话，她说得是那么真挚，那么诚恳，仿佛手捧着心让人看。她是个开朗的女人，虽然没念过书，没见过世面，但她落落大方，纯朴自然，心直口快，有啥说啥。听说我要了解她的婚姻经历，二话没说坐下来就讲开了——

我的第一个男人叫朗钦，和我是一个村子人，比我大一岁。我们从小一块耍大，我喊他为哥哥，他称我为小妹。很小的时候我们一块在家门口玩，稍大一点就跟着放牛羊的大人们在草原上玩，再后来就玩不成了，就一块帮助大人看管牛羊，直到自己独立放牛放羊。

我是14岁的时候开始单独放羊的，那时他已经放了一年了，自然他是师傅，我是徒弟。不过他这师傅也不是好当的，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得打头阵，我始终在他的保护之下。

在我16岁的时候，我俩就有了那种关系，地点是在草原上的一个小山坳里。战战兢兢的开头，后边是神魂颠倒的继续，两个人越贴越紧，最后连一刻也不想分开了。白天在野外人多眼杂，不太方便，一到晚上他就来到我的帐篷和我一起过夜。

一年之后，我们就有了爱情的结晶——大女儿出生了。我没有像别人那样瞒着哄着，孩子一出生，我就告诉父母孩子是朗钦的，他也把这消息告诉了他的家人。我们这样做，就是想表明我们爱的深沉和坚定，觉得只有这样才能表达自己的喜悦和庄重。其实这事两家大人早就看出来了，只是不说罢了。见我们开口了，很是高兴，孩子满月的时候，他们家就提着礼品提亲来了，孩子的满月酒又兼了我们订婚酒。

朗钦家弟兄多，他排行老三，哥哥已结婚并有了两个孩子。按照我们这里的婚俗，他已经没有娶我的条件，只能来我家当上门女婿。好在这也正是我父母所希望的，因为我是家里唯一的孩子，老人靠我养老送终。就这样，朗钦顺理成章来到了我们家，成了我们家的一员。

朗钦不但是个帅小伙，还是个棒小伙，是我们村最健壮的男子，最能干活的劳力。他过来后，我家一下子有了生气，成了一个门里门外、主业副业都堪称一流的家庭。朗钦放羊，爸爸放牛，妈妈织毛毯打酥油，我做饭看管孩子，小日子过得非常和谐。

可就在这时，一场灾难从天而降，一下子就毁了这个家庭。

那天，朗钦和爸爸在同一条山沟里放牧。爸爸在沟底下放牛，朗钦在山坡上放羊。正放间，山顶上突然发生了雪崩，巨大的雪团直冲沟底，把爸爸和他的牦牛埋了进去，朗钦和村里的几个人迅速赶去想抢救。赶到现场后发现雪崩还在继续，别人纷纷朝后退，只有朗钦不顾危险拼命地刨。据在场人事后说，爸爸的上半身已经刨出来了，大家都看到他的头还在动，这时雪崩再次来临，比上一次的还大，不但把朗钦和刚挖出半个头的爸爸埋了，把整条沟都快填平了。当我闻讯后挺着个大肚子来到现场时，看到满道沟尽是白皑皑的雪，哪里还有我的亲人，于是眼前一黑，什么也不知道了。

等我再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两天之后了。爸爸和朗钦静静地躺在雪地上，像睡着了似的，周围满是牦牛尸体。这时候我已经不会哭了，只是静静地做事。我扫净了爸爸和朗钦身上的雪，在村里人的帮助下把他们先运回家里，然后从家里出发送到火葬场。这期间我一声也没哭，一滴眼泪也没流。当我做完这一切回到家里，看到妈妈和女儿时，就再也忍不住了，抱着她俩嚎啕大哭了一场。

爸爸和朗钦的死，使我们这个家一下子跌入谷底。说人，两个男劳力都走了；说财产，家里牦牛死了多一半。我还是个大肚子，家里能做事的人就只有母亲一个人了。刚开始时母亲还硬撑着把牦牛和羊子赶在一块放，放着放着就不行了，顾了这头，顾不了那头，人累了个半死，牦牛和羊也都没放好。后来我和母亲商量，卖掉了所有的牦牛和一部分羊子，把羊数控制在母亲能放了的规模内，以便集中精力应对。

就这母亲也很辛苦，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不能做事了，母亲除了山里的活外，还得做家务和照顾我，忙得一天屁股不着地。看见她日见苍老憔悴，我心如刀绞，总想帮她多干点，但母亲不依，说她能干得了。为了证明自己的话，她无论多累，只要一见我，就会装成精神很好的样子。我明知这是假的，但也不愿意把话挑明，只是在夜里听着她在梦中呻吟和哭泣时，才用睡袍蒙着脸偷偷地哭上一场。

到了我生孩子时，家里实在没有办法了，母亲不照顾我不行，可一照顾我，羊就出不了圈，只好把朗钦的母亲叫来，招呼我生孩子。

朗钦的母亲虽然很卖力，但终归是外人，什么家具也找不到，做一件事得把一半时间花在找家俱上。她也急，我也急，孩子出生不久她就回去了，继续由我母亲一个人顶着，忙完山里忙家里，照顾完羊子照顾我。我实在看不下去了，等到孩子刚满月，就让母亲看着孩子，我上山放羊了。

我的生活转了个圈后，再次回到了从前。

牧区人一年中最苦的时候是夏季转场。所谓夏季转场，就是把羊赶往草多的地方放牧。转场的苦处不知有多少，首先是吃不好，不要说吃饭了，连喝口开水都很困难，因为没有个烧上的，直要到住一段时间后，才可能有干牛粪来当燃料。其次是睡不成，羊子在野外，时刻有被野兽偷袭的可能，得时时刻刻提防，睡觉时也得睁一只眼睛。但这些对我来说还是极次要的问题，甚至不算问题，我最大的问题是孩子正在吃奶，离开这么长时间怎么办？

怎么办，还能怎么办？家里只有我和妈妈两个大人，我总不能让妈妈去转场放羊去呀，只能我去。开始我还准备带上孩子，不但妈妈不让，众人也都劝我不能这样做，几个月大的孩子那能经住这样的折腾呢？没办法，我只好扔下吃奶的孩子，和几个村人一起，拉上帐篷，赶上羊子，含着眼泪离家去转场。

在空旷的荒野上，在寂静的暗夜里，在怀念爸爸和朗钦、思念孩子、想念母亲的时候，在乳房胀得疼痛难忍的时候，我经常一个人偷偷地哭，觉得人活着就是受罪，什么时候死了，什么时候就不受罪了。在艰苦环境和精神重负的双重折磨下，不久我就病了，病得一塌糊涂。这期间，村里一个18岁的小青年给我帮了不少忙。

小伙子叫多布，比我小四岁，当时只有18岁。他不但帮我干活，还听我倾诉，为我开导，给我安慰。他对我好，我也对他好。开初是遇到吃饭就留他一块吃，后来是吃什么好的总给他留一点，再后来则是为了等他故意推迟吃饭时间，总之是越来越热情，越来越上心了。我是打心里感激他对我的帮助，也真心想和他作朋友，但绝对没有别的想法，完全是一个大姐姐的心态。

但令我意外的是，多布对我的热情回报与他年龄不相匹配的矜持，多数时候他还不来吃。偶尔来吃一半顿，也是吃完就匆匆走了，很少留下说话。但这不是生分，因为遇到我这边有活，他不但来做，还每次都能很准时地赶来，好像能算见似的。这一切令我非常意外，不知道他怎么就这么神。就在我为此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更意外的事发生了。

有一天半夜，他突然来到了我的帐篷，满身的酒气，一脸的醉态。我以为他醉了找不到自己的帐篷了，就扶着他坐下，给他倒了一碗水，想让他稍微清醒一点后回去，没想到他猛然把我抱在了怀里。我以为他醉中认错人了，连忙推开他说：“多布，你醉了，我是你姐姐，你别这样，这样不好。”他不但不松手，反而抱得更紧了，说：“姐，我爱你多时了，只是觉得你在痛苦中，不合适说这些。今天我喝了点酒，脸皮也厚了，就把憋在心里的话说给你听。你如果愿意，我要作你的丈夫。你如果不愿意，你也不要怪我，咱们还是好姐弟。”

看着他真诚的样子，我也实话实说了：“布多，这事我没有意见，可你得想好，不要现在一时冲动，以后后悔。一来，我比你大4岁，你可以找更年轻的女的；二来，我家劳力少，拖累大，你选择了我就等于选择了责任……”我还要往下说，多布一下子堵住了我的嘴，对我说：“只要你同意，就什么也不要说了，为了你，我干什么都高兴，永远不会后悔！”说着就把我抱进被窝，脱掉我的衣服……

我们就这样结合了，并在一起过了一段幸福的日子。在那段日子里，他不但夜夜陪着我，所有的苦活累活都干了，还时时刻刻看我的眼色，关心我的心理。有一次，我因想孩子流眼泪，他当时没说什么，过了两天后就骑着摩托把我送回家——他把我和他的两群羊全托给朋友照看，一切都准备好后才告诉我的。过了一阵，我又想孩子了，他又送我回去了一趟，这令我十分感动。

可惜的是这样的好日子没过多少时间，离开夏季牧场回来后，有好一段时间，不见多布来了。开头几天我没在意，以为他刚回来，忙家里的事。过了几天仍不见他来，才慌了，以为他和别人好了，这才打问他的情况。情况很快就打听到了，一个放羊的老汉告诉我说，多布死了，是煤烟中毒死的，已经火化了一个星期了。

一听这话，我差点晕倒在地，硬咬着牙齿忍着才没跌倒，踉踉跄跄地挪到一个没人的山坳里，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越哭越伤心，越哭越自责，我甚至觉得是我的命硬把他害死的，不然一个18岁的小伙子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可哭顶什么用呢，哭完了，还得放羊，还得回家看孩子，生活还得继续啊。更让我心疼的是，我和布多的关系当时还处在秘密状态，既没有人知道，也不想让人知道。我对他的思念、怀念和想念只能偷偷地在暗中进行。在大家心目中，他还是一个没有沾过女人的大男孩，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他已经“活过一场人了”，只是时间短暂得让人心碎。

和前两次的短暂相比，我的第三次婚姻持续时间就长多了，给我留下的东西就多了。这个人叫格桑旺堆，是一个没进过学校门大字也不识一个的牧民。

我们是在多布死去一年后，乡上发放救灾物资时认识的。说起来有点不好意思，那天还是我主动和他搭腔的。之所以这样做，是我觉得他长得标致，高个子，大眼睛，黑头发，皮肤很细腻，很惹眼的。一聊才知道两家住得也不远，差不多就算是邻村了。可惜的是时间不饶人，刚聊了几句就轮到我们领东西，一领就得动身回家，因为村上人一块来的人很多，不可能继续单独聊了。就这样，我怀着遗憾的心情离开了他。他好像也是这样，因为我走出好远了，回头望时，看见他也朝我这里张望，眼光热辣辣地灼人。

我俩再次相逢是在冬季的牧场上，那天我正在山坡上放羊，突然身后有人叫我，回头一看，居然是他。说心里话，就在那一刻，我就感得他是我的人了，一种亲切而温暖的感觉油然而生。那天我们在一块聊了好长时间，聊家庭，聊生活，聊共同知道的人和事。聊得很深入，但感觉很轻松，像认识多年的老熟人那样。从聊天中我知道他比我大两岁，还没有固定的对象，家里人也不多，只有父母亲和一个妹妹。我也将自己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说到难过处，我忍不住哭了。他眼泪汪汪地听着，表示出深深的同情。

打这之后，我们的见面就不再是偶然的了，而是故意地往一块凑。两人都主动，见面的机会自然就多了。都是成年人了，都对对方怀有好感，事情到了这一步，大势就明朗了，留下的只是谁先戳开那层“窗户纸”的问题。

那是一段充满悬念的日子，我几乎每天都会有一小段时间急切地希望他开口，但就是没等来，有时候觉得他马上要说出来，但话锋一转又拐到别处去了，急得我手心一茬一茬地出汗。有一次我甚至下决心自己开口，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倒不是我胆小，怕他拒绝，而是觉得自己和人家有差距。论模样，我虽然不算丑，但人家更帅气；论婚史，人家是未婚，我已经有过两次婚姻；论家庭，人家清清爽爽四口人，都能出力，没有一个吃闲饭的，我家里没劳力不说，还有一个吃奶的孩子。想到最后，我不但开不了口，还打消了这种想法，觉得自己配不上他，不要说等他开口了了，就是他主动开了口，也不能答应。因为婚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是一辈子的事，就是在一时冲动之下定了，也不会久长，与其将来被甩，还不如趁早不做这个梦。

说起来也怪，就在把这些想了个清楚，决心下了个硬铮，自己把自己分析得透透彻彻，劝说得妥妥贴贴的时候，格桑旺堆向我开口求爱了，说他愿意和我成为夫妻，愿意和我一起照料孩子，说完还在我的额头上亲了一口。我好长时间没有得到这种爱了，浑身一下子就像触了电似的，只觉得脸热得发烫，心也跳得震人，早把先前想好的那些“大道理”忘了个精光，竟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等我好不容易缓过神抬起头来时，他已经把我放开了，轻轻对我说：“今晚上等我。记住，别忘了！”说完就转身走了。那口气里充满了自信——那种给人安全感的男子汉的自信。

这就是我的第三次婚姻的开始，那年，他25岁，我23岁。

从此开始，格桑就在我家和他家之间的十多公里路上奔波，有时候骑马，有时候步行，两个人过着朝分夕合的“打狗”生活。但到了夏季牧场就不一样了，他也和我一起转场，转到一个地方，直接住到一块了。羊子由他一个人来放，我只负责做饭洗衣，有时候帮忙挤个羊奶，干个杂活，俨然一个小家庭、一对小夫妻了。时隔不久，我就怀孕了，随着月份越来越大，干活的能力越来越小，最后就干不成活了，格桑旺堆就把我们家的羊子也赶到他们家一个人放。

我们的第一个儿子出生后，他家就来人正式提亲了，这个形式一走，我算是他的正式妻子了。但要把他招赘过来还是有困难的，因为他是他家唯一的儿子，彻底到我家来既不符合风俗习惯，又有无法克服的现实困难，所以他只能两边兼顾：冬牧场的时候，他们家的羊子由他和妹妹轮着放，我们家的羊子我和他换着放；夏季转场后，两家的羊子就并成了一群，他放羊，我继续做饭洗衣照顾他。这样做尽管有点累，但也还甜美。过了不久，我们的第二个儿子出生了，我出不了山了，他得过来放羊。可就是这时，他妹妹也出嫁了，那边的羊也没人放了，他又离不开那边了。想来想去没办法，最后只把两家羊子都出售了一些，两小群合并成一大群，由格桑旺堆在他家那边放，隔一两天来我这边住一晚上。

他是个负责任的男子，每次过来，不管天气多么差，他多么劳累，都会把水缸背满，把柴禾弄好，把能想到的出力活全部做完。我好几次劝他说：“我虽然刚生过孩子，太重的活干不了，但一般小活还是能干的。你忙了那边忙这边，忙了山里忙家里，小心累出毛病来。他呵呵一笑道：“这点活哪能累出毛病来？再说给咱们自己干活就不累，不但不觉得累，反而觉得幸福，倒是不干了觉得难受。”说完这些后，他总是逗逗孩子，亲亲我，才回那边的家里。每到这种时候，我的心都醉了，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就在我们都感觉到幸福无穷的时候，老天爷再次无情地夺走了我的幸福，我的男人，我的格桑旺堆。

那是一个寒冷的清晨，整整下了一夜雪，院子里的积雪有一尺多厚。我正在院子里扫雪，一个陌生人慌慌张张跑来了，说他是格桑旺堆村里的人，告诉我说：“昨天晚上格桑旺堆喝了酒，在来我家的路上，醉倒在雪地里冻死了。”我一听，一下子就痴了，那人紧扶慢扶，我已经一屁股坐在了雪堆里。也许是有过前两次的经历，我虽然跌倒了，但没昏过去，相反还比较理智，马上安顿好孩子，跟那人赶到那边。那边的家人见我来，才告诉了格桑旺堆出事的具体情况。

原来头天晚上，他和村里几个年轻后生一块喝酒，一直念叨着说喝完酒去看我和孩子。大家都劝他说，雪下得太大，今天晚上就别去了。他当时答应了，还回去睡了一会儿。谁也没想到他睡了一会儿后又起来了，刚出村不久，就倒在雪地上了，直到早上才被人发现。

我见到格桑旺堆时，他的尸体还是硬的，但模样并不太难看，就像睡着一样。我给他洗了脸，梳了头，整理了衣服，和家里人一块为他办了丧事。送殡那天，人们都不让我去，按当地习俗也不能去，但我还是想去。我对拦我的人说：格桑旺堆陪了我这么多年，临走的时候还死在看我的路上，我为什么不能在他离开尘世的时候送他一程呢？不送他这一程，我心里下不来啊。众人见我如此坚持，只好允了。

火葬场设在玛旁雍措圣湖边上，背靠喜玛拉雅山脉，面对山冈仁波齐，我对这个火葬场十分满意。开初，我还想，在这神圣的地方，格桑旺堆的灵魂一定会升上天空，走向仙境，并为此感到欣慰。但随着桑烟的升起，我的想法一下子变了，才明白我再也见不到疼我爱我呵护我的格桑旺堆了，他把我的一切幸福都要带走了，于是脑子呼一声响晕过去了。

我是被送葬队伍抬着回去的，醒来时才发现自己睡在家里，妈妈和四个孩子守在我身边流泪。看着他们这样，我放声痛哭，这是他死后我哭出来的第一声。哭过之后，我就擦干眼泪，拿起拦羊铲，上山放羊去了。不是我不再悲伤，而是我没有条件悲伤，两家三个老人四个孩子七张嘴还等着我养活呢。这个责任，我不承担还有谁承担？

事过不久就有人给我介绍对象，要我去看看，说：“你才28岁，一朵花刚刚开放，应该再找一个人，再组织一个家庭。我没有接这个话茬，更不可能去见人，和这三个丈夫一块的甜蜜够我回忆一辈子，他们的死也够我痛苦一辈子，现在再也没有那个心思了。

至于说日子，能过得去！除了累一点，没有大困难。每年，国家给我家的草场补助、边民补助和生态效益补偿合起来3万多元，自家的羊子能收入2万多元，足够一家人开销了。去年格桑旺堆的父亲去世了，我把他母亲接到了这边，这样照顾起来方便。我的四个孩子都健康活泼，都很懂事，现在都在上学，大女儿大学都快毕业了。看着他们这样，我就满足了，我一个大字不识的牧民，没有给社会做多少贡献，能活成这样，还能有什么不满意呢？

听了珠曲的介绍，我佩服这位藏族妇女。佩服她对待爱情的那种热烈和纯真，佩服她面对灾难的那种坚强和毅力，佩服她甘于牺牲、勇挑重担、扶老携幼的那份责任和担当。正是有这样一些平凡而伟大的人们，这里的草原才如此美丽，生活才这般美好。

五、关于“打狗”习俗的思考

就“打狗”婚俗看法和将来的前景以及与此相关的一些问题，我和许多当地干部交流过。他们虽然每个人站的角度不同，但对此风俗的基本看法却一致认为这种婚俗得改改了。现在我在走访过的当地干部中抽出村、乡、县干部各一名，将他们的谈话记录整理转录于后，供读者参考。

岗莎村支部书记尼玛，是个土生土长的当地藏族汉子，因为神山圣湖都在村子附近，在搞旅游经营和接待服务中接触过大批外来客人，接触的外地文化甚至外国文化很多，所以比一般当地人要“洋气”得多，文明得多，他对“打狗”婚俗看不惯，一说起这事就直摇头，觉得“再也不敢这么放任自流了”，“应该好好管一管！”他说：

我在村上干了这么多年，经手了那么多事，觉得最难缠、最头痛的就是和“打狗”相关这些事。我常想：这算干什么哩？究竟是传统风俗，还是落后习俗。就是传统风俗也有个选择问题，不能见什么继承什么啊。据我看这纯粹是些落后的粗野习俗，根本谈不上文化二字，若不是，为什么“打狗”的都是偏僻地方的牧民，当干部的、开公司的人中一个也没有呢？难道这些人比偏僻地区的牧民还没“文化”？

关于“打狗”婚俗的历史，我知道的不多，但它的现状我却知道不少，毫不夸张的说情况很糟糕，并且还在朝着更糟糕的方向发展。

别处不说，就说我们村。过去道路没修通时，“打狗”也只是周围人之间的事，目的也不外男婚女嫁，传宗接代。可现在就不一样了，真正通过这种方式形成婚姻关系不能说没有，但至少说不再纯粹了，其中寻刺激的有，图痛快的有，搞色情交易的也不敢说没有。我们这里是旅游胜地，有神山、有圣湖，天气一暖，游人如织，山南海北、五大洲四大洋，哪里的人没有，有人甚至故意来看这个“稀罕”！

当然，这样的人原来也有，可那时联系不方便，交通不方便，有那个心思没那个条件。现在倒好，摩托车普及了，小汽车也不少见了，手机更是人手一部，一个电话就联系上了。摩托一骑，汽车一开，近点的几分钟就到，就是远点的牧区，也用不了半小时就到了。更气人的是有一些无良之辈，为了钱专门兜揽这个，把这当个生意来做，变着法子给一些不正派男女牵线搭桥。混来混去，把男人都混坏了，女人都混疯了，家庭都混乱了。不信你看我们村里那些男人，凡是有一点钱的，都没有多少人样了，一个个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骑上摩托这家门里出，那家门里进，一晚上三四家子地跑。这还能叫婚姻吗？这还像正常人做的事吗？更要命的是，好样子没人看，瞎样子众人学；有钱人那样做，一般人也跟着仿。有许多成年男子，妻子不顾，孩子不管，有的干脆婚也不结，成天起来泡在朗玛厅里混日子。

男人是这样，女人也好不了多少，比着样样跟着学，真正是“男人们担柴卖，女人们买柴烧”。有的图钱财，有的图风流，还有的钱财风流替换着图。今天和张三好，明天又和李四好。有的女人为了好奇，一个晚上错开时间和几个男人瞎混。其中不但有当地人，还有外面来的做生意的人、旅游的人甚至连做什么的也没问清的人。结果弄得男人说女人守不住，女人说男人靠不住，时间一长，曾经守住的也不愿意守了，曾经靠住的不想让人靠了，很少有人能在这样的环境下定得住神。即便有那一个两个真正能定得住神的人，也没人相信了，弄得大家只能都胡来了。

男女关系乱成这样，婚姻关系那里还谈得上什么稳定？这伙人只顾自己“风流”，造成的麻烦却让村干部收拾。近几年，村里隔三差五就有因为这个闹架的，有的要解除婚约，有的要分割财产，有的要亲子认定，有的要明辩是非，甚至连那些强暴女人的诉求也要我们管。

我们哪有权管这些事呢，一不执法，二不掌印，除了两头说好话、左右抹稀泥外，只能依据村规民约处理。只能是高高的提起，轻轻地放下，光打雷不下雨。对一般纠纷还能起点作用，对那恶行除不起正面作用，还起副作用呢。

例如强暴妇女，女的说男的强暴她了，男的说原来是两厢情愿，后来钱给得少了就翻脸了。各说各有理，都没有见证人，我们又没有别的手段，最重的也只能按照村规民约中的上限罚点款了事。总是今天调解了，明天又反复了；今天说好了，明天又烂包了。一起纠纷没个三年二年解决不了，有的甚至会缠十几年。为此，我们也动过脑筋，几个村干部商量着修改村规民约，提出凡是有诉称强暴的，把罚款的额度定高点，定到他们承受不起的程度。这样做不是为了罚他们的钱，而是逼他们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从根子减少这种事情。可惜的是这个提议在村民大会上就是通不过。为什么呢？女人们来开会的少，男人们都不同意。口里说别的理由，实际是怕给自己上紧箍咒。

还有一个问题是婚姻登记问题。《婚姻法》施行多少年了，有多少夫妻进行过登记。开会时，乡干部讲过，驻村干部也讲过，我们这些村干部更是逢会必讲，可谁听呢？不到闹出事来，谁也不信这个。可一旦出了事，一个个都偏偏有理，都说要以法保护自己的权益。我常问他们：你们不依法结婚，不守法相处，开先就不把法当回事，那“法”怎么保护你们呢？

当然在这方面也不是漆黑一团，趋势还是好的。好趋势主要来自于在外面工作、经商或闯荡的这伙人。

这伙人数量虽然少，但号召力、引导力却特别强。就像所有时兴都是他们引进来的一样，所有的陋俗也主要靠他们清除。近年来，他们不仅自己杜绝了“打狗”婚姻，同时也带动家里人和亲戚朋友这样做，更重要的是，由于他们这样做了，村里人、周围人会跟着做，进而形成风气，这比我们宣传教育管用得多。

从我们这里现在的实际情况看，有文化的年轻人，基本都是一妻一夫，不但不会去搞“打狗”，并以此为耻。年龄稍大一点的，一来都有家有室，二来都笃信佛教，相信因果轮回，看不惯这些那些朝三暮四的做法。最危险最疯狂的最无忌惮的就是那些没念过书、年龄在二十多到三十多岁之间的年轻人，他们既没有新的现代文化的追求，又不受旧的宗教信仰的约束，天不怕地不怕，神不怕鬼不怕，人更不在他们眼中。他们竟把“打狗”的多寡，看成了表现能力、展示魅力、证明财力的标志，多则为荣，少则为耻，老老实实的人就当成傻瓜笨蛋了。更令人着急的是，由于第一部分大都外边生活，第二部分又埋头过日月，不事张扬，第三部分人却像洪水中的河柴沫子一样飘浮在表面，非常显眼，影响最大，把“打狗”这种旧婚俗中的文化成分弄得荡然无存。现在到了牧区，一提到“打狗”两个字，大人小孩都笑。为啥呢？这种传统的婚俗早已被人们当成“嫖娼”“玩女人”的代名词了。

我访谈的第二个对象是霍尔乡政府驻村干部平措。他从参加工作以来一直在牧区工作，又是当地人，对情况非常熟悉。他说：

“打狗”婚俗给社会和家庭带来阴影是有目共睹的，“打狗”婚中男人对子女不能很好的尽抚养责任（有的甚至就不负责任），很大一部分孩子由母亲带着，事实上就等于在单亲家庭长大，这对孩子的成长很不利。更重要的是每个女人都有许多孩子，少则三四个，多则五六个，又是单亲，孩子又多，生活条件当然就很差了。因此，这里计划生育比别的地方更有迫切性，更需马上抓、好好抓。

有些牧民认为这是少数民族地区，不应该限制生育；“打狗”婚俗又不是一天两天，女人抚养孩子多少辈了，为什么当初行，现在就不行了呢？

对此，我和他们看法完全不一样。我们的少数民族人口政策是宽一点，但也不能完全放任啊，计划和引导还是要有的。因为人口状况不但包括数量，还有个质量问题，教育跟不上，生活质量跟不上，数量再多有什么用。至于说“以前行，现在为什么不行”，这个道理更简单，以前医疗条件差，生活的基本条件尤其在吃穿方面的条件不好，孩子生的多，也死得多，存活率低，那里像现在这样，生一个就活一个。

其实牧民们特别是妇女们对计划生育在道理上是认同的，也觉得这样子下去，大人受苦孩子遭罪，不是个事。但在具体行动上又是另一种样子，说服他们采取节育措施相当的困难。带环嫌难受，吃药嫌口苦，用套嫌麻烦，至于人流引产更了不得，在他们心目中那是残害生命。总是理论上讲一套，行动做一套，一边抱怨孩子多累得不行，一边却只要怀孕了就非得生出来不可。特别是那些连个固定的配偶都没有，却带着一大群孩子的女人，自己累得像猿人似的，可一听说搞计划生育，挟着铺盖就“奔”了，好像公家专门来害她似的。让人不知该同情她们，还是痛恨她们。

女人们如此，男人就不好说了。别的不说，就说发放避孕品吧。前几年县卫生局派人下乡免费发放避孕药品和避孕套，钱没少花，工作没少做，不但效果没见多少，笑话倒闹下不少。

有一个老村长在接受培训后，回到村里给村民辅导，为了让大伙听明白，他把避孕套戴在大拇指上做了示范，让大家看怎么往开撕，怎么往上套，怎么检查是否完好，讲得那个细啊，就差脱了裤子示范了。可那些村民就是不好好听，你一拳我一打地开玩笑胡打闹。问他们：“明白了没？”他们答：“明白了。”问他们：“会用了没有？”他们答：“早会了，不讲也会哩。”结果回去后和妻子行房事时，避孕套是用了，但没用在正确地方上，而是把它像老村长一样套在了大拇指上，结果什么事也没顶，第二年生得越多了。老村长生气了，“收拾”他们，那伙男的竟说：你说把避孕套戴大拇指上，我们就照你的办了，现在没顶事，我们不怨你，你反倒怨起我们来了？难道这天下的道理都是你的吗？气得那村长差点背过气去，从此再也不管这事了，把避孕套都让村里的小娃娃捡去当气球吹了。那段时间，避孕套汽球在村里四处飘，房子上、树上、墙头挂得都是。

我访谈的第三个人是我们的现任副县长、原霍尔乡党委书记确巴，他是普兰的“活地图”，霍尔的“百事通”。他给我谈了一些他了解的情况和他对这些事的认识与想法，他说：

“打狗”之所以能为一种婚俗，并一直延续到今天，不是偶然的，与当地的自然地理环境相联系，和当时的生产生活方式相适应，与整个普兰县历史文化背景正相关，一句话，它的产生和存在是历史的产物，是通过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东西，是当地人选择的结果。但这一切并不是它能长期存在的理由，相反正好是它即将消失的理由。为什么呢？因为随着交通的发展，这里的自然环境对人们限制已经被打破，这里人们不但和藏区其它地方连为一体，同时也和全国乃至世界联为一体；随着社会的发展，这里人无论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上都发生了和正在继续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旧的东西正在远去，新的东西正扑面而来，即所谓“几千年未有的大变局”。在这种背景下，无论从现状还是趋势上看，“打狗”形式的婚姻的消失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甚至可以说已经到了倒计时的程度。就普兰牧区的现状看，这个结论可以得到如下三个方面事实的支持：

一是随着生态环境的保护、减畜政策的实施，牧区的放牧群众逐年减少。像霍尔乡，牛羊马匹数量较以前下降了一半，放牧人员比原来减少了一半还多。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对于他们改变“打狗”婚姻起到了极大推动的作用。从畜牧业转移出来的人，大多从事旅游服务、砂石运输、打工经商等领域，和外面接触的机会多了，他们多选择结婚方式，婚前有恋爱过程，婚中要举行仪式，婚后有法律约束。

二是交通信息的迅速发展，城镇化步伐的不断加快，加上外来人口的逐步增加，汉文化对当地传统文化的冲击很大。很多人认为，喜新厌旧是人的本性，没有一点法律的约束，成天把心思都用在找情侣上，人就没有一点责任和道德了，到头来亏了妻子（或丈夫），苦了孩子。

三是念书的人越来越多，工作的人越来越多，这些有知识的人对家庭、对亲朋的影响是直接的。他们自己不“打狗”，也不让家里人和亲朋采取这种婚姻方式，一带就是一大片。

当然，要彻底杜绝这种传统习俗，也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毕竟，这种婚俗已经在这块土地上传承了几百年上千年，一些人已经习惯了。对于一些喜欢拈花惹草的人，肯定是不想改。现在，最关键的是我们要通过民政、公安、乡镇、卫生、农牧、林业、环保等相关部门共同配合，制定一些和群众利益挂钩的约束性政策，既符合法律法规，又结合当地实际。通过这些措施，慢慢地规范他们的行为，转变他们的观念，最终摒弃原始落后的旧婚俗。

附记：走访调研结束后，我想了许多，确巴县长说得很有道理。保护传统文化，尊重民族信仰是必要的，但面对落后东西毫无作为，任其无拘无束的存在也是不负责任。正确的态度是，只要符合国家法律法规，不触犯群众信仰和道德伦理，还是有必要去引导和规范。于是，我召集有关人士进行了反复研究和讨论，在广泛征求多方意见的基础上，最终形成了《关于加强牧区婚姻登记制度管理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全县计划生育工作的意见》。这两个意见的出台，使这种传统“打狗”婚俗有了明显改观，为优生优育奠定了坚实基础，牧区群众也积极响应。

                                   选自高宝军散文集《普兰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