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里闷热的一天，我回到了母亲的老家，见到了我的表哥和表妹。还在路上，我就跟专程送我去的朋友说，我很佩服我表哥，也很敬重他。他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

　　老实说，我已经不太想得起表哥的样子了，因为已经阔别二十多年。我猜想他的变化一定很大。但一见之下我还是吃了一惊：出现在我面前的完全是个老农民——我说这话丝毫没有贬义——黑黑矮矮的，胡子拉碴的，穿了件很新的短袖衬衣（估计是因为我要去才套上的），趿拉着拖鞋。他笑容满面地迎上来和我握手，站在他身后的，是更为瘦小的表嫂。

　　我猜想，送我去的朋友一定很诧异吧？

　　但我一点儿没说假话。就是这个人，这个既不高大英俊，也谈不上风度气质，更没有什么名声地位的人，却让我非常佩服和敬重，甚至有点儿崇拜。

　　他是我大姨的儿子，大姨家孩子多，他初中一毕业就没再读书了，直接去父亲的乡村学校做了老师。做老师时，他看到学校的上课铃是人工操作的，如果忘记了或者看错了，就会提早或延误，他就琢磨了一个小发明，定时电铃，40分钟一到就响铃下课，10分钟一到又响铃上课，学校马上采用了；他脑子闲不住，又开始琢磨电脑。须知那是上世纪70年代，一般人连电脑是什么都不知道，而他这个乡下长大的孩子，却自己画了一张电脑图，然后寄给了我的父亲。他认为我父亲是工程师，应该懂，哪知父亲是学土木工程的，对这“高科技”完全看不懂，但称赞不已，将那卷图纸小心地保存下来（一存30年，后来终于交还给了他儿子）。打那以后，父母每次提起他必用一个词：聪明。有时是一个短语：真聪明！

　　不过，这还不是我佩服他的原因。聪明的人很多。

　　1977年高考一恢复，初中毕业的他马上报名参加，并且考上了。是他们方圆百里唯一一个考上的。不料政审时却将他刷了下来，是因为大姨的所谓历史问题。那个时候“文革”的影响尚未消除。他一气之下不再去考，娶妻生子过日子。到1979年我考上大学时，23岁的他已做了父亲。但他毕竟是个聪明人，脑子闲不住。改革开放之门刚打开，他就辞去学校的铁饭碗，承包了队里的鱼塘。他一开干就与众不同，打破了传统的养鱼方式，在鱼塘上搭葡萄架，为鱼塘遮阴，在鱼塘四周种菜，把鱼塘里的底子捞起来当肥料，又用菜上和葡萄上的小虫子喂鱼，充分利用了生物链。退休在家的大姨父成了他的得力助手，父子俩吃大苦耐大劳，很快便成了万元户，是县里的第一个万元户，县长书记请他吃饭介绍经验，戴红花发奖状。

　　这回父母跟我说他时，不光说聪明了，必加上“真能吃苦”、“真能干”这样的感叹。而那时的我正在读大学中文系，陶醉于朦胧诗什么的，好高骛远，听妈妈滔滔不绝地夸他，还有些不以为然呢。

　　聪明而能吃苦的人也很多啊，这也不是我佩服他的原因。

　　上世纪90年代初，正当他们一家红红火火勤劳致富，甚至不惜重罚生下第二个儿子时，妻子突然病倒了，是一种罕见的病，气管里长了一个瘤子，如果不及时手术性命难保。当地医院是不行的，必须去上海。他当机立断，将正在哗哗来钱的鱼塘葡萄架统统抵押掉，然后取出所有存款，让刚上初中的大儿子休学一年照顾菜地，把小儿子托付给父母，自己便一人带着妻子去了上海。

　　他让妻子住进上海最好的医院，他跟医院说，他要全国最好的医生给妻子动手术。为此他花掉了所有的钱。所谓倾家荡产就是这个意思吧？庆幸的是，妻子的手术很成功，虽然将终生带着一个仪器过日子，但已没有了生命危险，好好地活到现在。

　　他终于让我佩服了，不止是佩服，还有敬重。他把妻子的命看得比天大，大于钱财，甚至大于儿子的前途。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刭的。

　　从上海回到家乡后，他决意从头开始，从一贫如洗的起点开始。他看中了村子外面的一片河滩。河滩上除了沙石还是沙石，但他却勇敢地与政府签下了20年的承包合同，他要在这荒芜的河滩上建一个现代化的养鱼场。

　　儿子回到学校继续读书，老父亲仍是他的重要伙伴，还有母亲，默默地在背后支持他。他们开始了艰难的创业，在河滩上挖鱼塘，用水泥硬化底部和四周，然后引水养鱼；其中的辛苦，是我无法想象和描述的。鱼塘挖了一个又一个，年年都在增加。当开挖到第10个时，父亲反对了，父亲觉得那些鱼塘已足够他们过上好日子了，也足够他们忙碌辛苦了。但他就是不肯住手，坚持要扩大，以至和父亲冲突。父亲拿他无奈，只好跟着他继续苦干，就这么着，一直干到他们的渔场成为那一带最大的渔场。他没再搞葡萄架了，而是在鱼塘边种树。河滩上没有土，就一车车从外面拉土，种了梧桐、棕榈、桃树和铁树，还有石榴树和广玉兰，还有茶花和兰草……将一片荒芜的河滩，变成了一个像模像样的美丽渔场。

　　我能不佩服他吗？从归零的地方重新开始，把失去的一切再夺回来；不怨天尤人，不唉声叹气。只是干。脚踏实地地苦干。

　　在艰苦创业的同时，他将两个儿子培养成才了：大儿子今年在英国取得博士学位，儿媳妇也在英国读博士；小儿子也即将获得英国某大学的学士学位。但我说的“培养成才”还不止这个，而是他的儿子每次从英国回家度假时，会马上跟他一起下地干活儿，跟渔场的普通工人没两样。

　　我能不佩服他吗？在今天这个社会，把儿子教育成这样，实在了不起。

　　到我去时，表哥的渔场已经有了三十多口大鱼塘，以罗非鱼（一种非洲鲫鱼）为主，成了当地的罗非鱼养殖基地。每个鱼塘都有增氧机，投放饲料机：为了让鱼苗顺利过冬，他还建了好几个有暖棚的鱼塘，烧锅炉送热水。如此繁重忙碌的工作，整个渔场连他带工人才四个劳力。八月鱼儿丰收时，渔场每天要拉几卡车的鲜鱼到杭州去卖。一连可以拉上三个月，可见他们渔场的产量之高（本来写到这里我想打个电话跟他核实一下具体数字的，但害怕他倔头倔脑不让我写，我还是先斩后奏吧）。

　　如今五十多岁的他，依然每天在鱼塘干活儿，白天顶着大太阳汗流浃背，晚上也不得安宁：睡前和半夜，都要起来巡视鱼塘，一旦发现哪个鱼塘有缺氧现象，立即打开增氧机。表嫂跟我说，他好辛苦啊，一年到头从来睡不了囫囵觉，连春节也一样。

　　我无法不佩服他，甚至有点儿崇拜：已经有了千万家产的他，依然如普通农民一样辛勤劳动——因为劳动让他愉快：依然穿最朴素的衣服——因为那样让他自在；依然住最简单的房子——因为那是他亲手建的。他家的楼房连马赛克都没镶，但门前有开满睡莲的水塘，有可以乘凉的紫藤架，他在用汗水泡出来的土地上像鱼儿一样自在地生活，辛苦并快乐着。

　　从来没离开过故土的表哥一点儿不自卑木讷。两个在英国读书的儿子一再邀请他去英国玩儿，他因为离不开鱼塘而没能成行。今年小儿子又催促说，你再不来，我就要毕业了。他笑眯眯地说，你们别催我啊，小心我去了不回来？表嫂说，你不回来能在那儿干吗？他笑而不答。我相信，他如果真的想待在英国的话，是绝对可以找到事情做的，而且不会干刷盘子洗碗的事，一定是干他喜欢干的事。我相信他有这个本事。

　　我时常想，如果表哥那年进了大学，如今会是什么样？我是绝对相信他能成为一个优秀的科学家或工程师的，没准儿也和我们的舅舅一样成为院士——虽然我无法想象他穿着西装待在实验室或者大学课堂上的样子。

　　和我一起去的朋友感叹说，你表哥的目光是睿智的，自信的，从容的。我说是的，他是一个按自己想法去活，并且活得精彩的人，但凡了解了他的经历，恐怕没人不佩服他。

　　如今表哥已经是做爷爷的人了，小孙子今年初在英国出世。他给小孙子取名为子鱼。我问他此名是否取自庄子那句著名的话：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他却一本正经地说，不是的，我取这个名字，是因为我们是鱼的孩子。我说，你在养鱼，怎么成了鱼的孩子？他狡黠地笑笑说，子非我，安知我不是鱼之子？

　　　　　　　　　　　　　　　　　　　　　　　　　　　　　　　选自《都市生活》2011年9月号

　　　　　　　　　　　　　　　　　　　　　　　　　　　　　　　原刊责编 习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