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就这样作别吴城，和以往一样来去匆匆……

　　即便如此，在这方充满了神奇的土地上，我依然觉得有种力量让我感动不已。

　　坐落在赣江之畔的吴城，位于古萧江的上游，是樟树下辖的一个乡，原来叫“山前”。上世纪修水库时，从这里的吴城村出土了大量既有浓厚地方特色，又有明显中原殷商文化影响的文物，作为吴国的早期文化，遗址被考古学家命名为“吴城文化”，于是乡名便也顺理成章地改成了“吴城”。吴城乡政府所在地人们还是习惯沿用旧名叫山前，通常所说的吴城是指出土了大量文物、距乡政府不远的古文化遗址吴城。

　　这里丘陵起伏、水网密布、土壤肥沃、物产丰饶，是距今3000～3500多年前华夏大地上一座美丽而又繁华的商代方国都邑。流向赣江的古萧江，相传南朝梁武帝封从弟萧景为吴平侯，子萧励继爵位食邑千户，曾辖此水滨而得名，它绕吴城而过，连接起吴城与华夏各地的往来。

　　“泰伯奔吴”的美丽传说在古萧江中缓缓流淌，激荡起吴城悠久而文明的历史。

　　依然记得第一次慕名探访吴城时的情景，那天我们站在水库大坝上，在专家的引导下远眺吴城，萧江护卫下的古城前有律坪作案山，后以三岭为主心，整个地形处于马鞍山和木鱼山的拱抱之下，简直“天造地设”一般。几千年前，吴城的先民独具慧眼，找到了这样一个适宜人类生存繁衍的地方，为后来的吴城发展创造了条件。

　　发现这处古城遗址具有极大的偶然性。上世纪七十年代，在红旗招展，歌声嘹亮的水库工地上，一位村民挖出了一块青铜残片，捡起来一看原是块“烂铜”，便不经意地随手丢在一边。不料这样的“烂铜”越挖越多，到收工时已是一大堆，还有许许多多石器及上面刻有各种几何纹饰的陶片。村民们当然看不懂这些东西，但直觉告诉他们这件事情有些蹊跷，便立即向上级有关部门作了报告。这一下引发了一个考古大发现，原来这里竟是一处殷商时期的古窑址，是古代专门烧制陶器的窑址，并由此发现了一座3000多年前的商代古城，进而颠覆了一个千百年来“商文化不过长江”的权威论断。修水库的村民当时怎么也没想到，在这极其普通的一天里，在这极其普通的一锹中，他们竟然挖出了一处长江以南首次发现的大规模商代人类居住遗址，一座商代中晚期的都邑遗址。它的发现改写了江南古代文明史，也改写了中国的历史，打开了一扇轰动世界的大门，成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

　　就像普通人在无意间会揭示出惊天大发现一样，从这里出土的铸铜遗迹、工具和精美的青铜器，以及无数刻有各种纹饰的陶片，历经数千年而光泽熠然，默默地向世人诉说殷商时期的伟大文明，彰显着我们中华民族的辉煌和自豪。要知道，这座位于长江以南具有几千年历史的古文化遗址，对整个中国文明的起源产生了多么巨大的影响!早在3000多年前的殷商时期，我们赣鄱儿女就已经能和中原人民一样，熟练地掌握青铜铸造和陶瓷烧制技术，生产出高质量的青铜器和陶瓷器。这雄辩地证明了华夏文明的源头并不仅仅来自北方的黄河流域，和它一样，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民族的甜蜜摇篮，也是我们伟大民族的温暖故乡。吴城遗址标志着早在3500多年前，吴城已进入了人类的文明时代。历史上被称之为“荒服之地”的赣鄱大地，也成为了中国吴文化的重要源头。尤其让我们引以为豪的是，在5000年的华夏文明中，我们的吴城文化就有3500年，着实风光无限。

　　千百年来的风雨侵蚀，岁月沧桑，使得古城残垣千孔百疮，但我们依然能清晰地看到外城垣和整个古城商贾市井的轮廓。吴城遗址土城内面积有60多万平方米，由四座连绵不断的山丘组成。所有的垣体充分利用地形条件挖高补低，先平整地面，在主城墙相应的地方，再向下挖出一道与城墙平行的口宽底窄、底部平坦的斗状沟槽，然后用纯净生土一层层堆垒，把城墙加宽，泼水夯实，直到墙体达到设计的高度。城垣四周的缺口犬牙交错，但其中的一些缺口特别显眼，它们的形状、结构、布局以及宽窄度都比较恰当，缺口两侧还能依稀见到城墙墙垛的遗存。后来我才知道这些缺口都与城门有关，五个缺口在当地祖祖辈辈的口口相传中分别被叫作北门、东北门、东门、南门和西门。这些普通的山丘和缺口，在我们的眼里每一座都充满了历史，给人一种厚重的感觉，使人肃然起敬。后来我还知道，吴城遗址这里的自然村叫“铜城”(这可能与吴城历代出土的大量青铜器有关)，土城外还有城上、城山等自然村，想来都和这座古城有关。

　　徜徉在古城遗址，一块块陶片，一段段城垣，仿佛在向我们诉说着吴城昔日的辉煌。土城内曾居住着大量的人口，商业贸易繁荣，因社会发展的需要，城内分为生活区、制陶区、铸铜区、祭祀区等几大区域。整个古城规划周详、布局合理，这里除了垒筑有高大的城垣，辟有东、南、西、北、东北五个城门外，城门两侧有内外望台，城内有居住区、制陶区和铸铜区等各个不同的功能区。街巷星罗棋布，道路四通八达，蔚为壮观。尤其是它还有配套的祭坛及宗庙，铺设考究的廊道，大量树旗杆用的柱洞和祭祀广场。专家说，这个祭祀广场极为重要，作为一个都邑形态(有的也叫方国或国家)，除了应该具有城墙、青铜器、文字等条件外，一个必备的条件还应具有祭祀之所。吴城遗址呈现给我们的就是一个具备了政治、经济、文化和礼仪条件，且相当完整的地方。记得前些年我在外地与一些研究吴文化的朋友相聚，席间不知怎么说起了吴文化，说起了吴城遗址，说起了吴城与“泰伯奔吴”的传说，当时那几位学者朋友都夸张地瞪起了眼睛，嘴里还不时地发出“嗬一嗬一”的感叹声，他们一再地要我确认，吴城遗址就在樟树的辖区内。

　　在吴城文化名声大震的同时，吴城遗址中也包含着许多无法掩饰的蒙昧和野蛮。考古专家在对其中的一段城墙进一步发掘时，在近4米深的外城壕中发现了密集的商代人头骨，一个不到4平方米的范围竟发掘出了近20多具头盖骨和部分肢骨，头盖骨上还依稀可见刀砍斧劈的痕迹。专家据此推测在这城壕的两侧城壕里肯定还有大量的人头盖骨，只是现在还不具备作进一步发掘的条件。在考古中被发掘出头盖骨，一般有两种产生的可能，一是战场上的俘虏战后被砍杀，另一种可能是古代祭祀过程中举行猎头仪式的产物。就吴城遗址发掘出来的这些头盖骨来看，极有可能是战俘被割首所致。头盖骨的发现，反映了当时发生在吴城地区战争的规模、方式和惨烈程度。当然，这一切也绝不仅仅发现在吴城遗址中。

　　作为吴城文化的都城所在地，吴城与“泰伯奔吴”的美丽传说密切相关。吴城人民也将“泰伯奔吴”的美丽传说和他们的生活习俗一起，流传至今。

　　泰伯又叫吴太伯，是公元前十二世纪的商周人，是古往今来众多史学家公认的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经济、文化交流的鼻祖。

　　史书上记有泰伯“三让王位”的感人故事：周太王生有长子泰伯、次子仲雍和小儿子季历。季历的儿子昌聪明早慧，堪当大任，深受太王宠爱。周太王想传位于昌，但根据当时传统应传位于长子，太王因此郁郁寡欢。泰伯明白了他父亲的心愿后，为了避免自家兄弟同室操戈，也为了成全年迈父亲的这个心愿，更是为了社稷大局，泰伯和二弟仲雍就以为父采药的名义一起出走，奔波到了遥远的南方，一个叫“荆蛮”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现在的吴城遗址所在地。因此老三季历得以顺利继位，周太王去世后，泰伯和老二仲雍回去奔丧，这时季历和群臣都要求他归位，泰伯坚决不从，料理完丧事立即重返江南，王位仍由老三继承。老三季历当然也不负厚望，他坐上王位后致力于对内整肃朝纲，对外征战讨伐，结果遭到了商朝统治者的嫉恨被害致死。泰伯回来奔丧时群臣又再次请他继位，他依然不为所动。于是王位由季历的儿子姬昌接任，这位姬昌就是后来显赫一时的周文王，灭商后开创了中国历史上长达800年之久的周王朝。吴泰伯三让天下的崇高德行，为历代朝野文人学士、骚人墨客所景仰。孔子曾在《论语》中说：“泰伯可谓至德也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司马迁在《史记》中也引用孔子的原话大加称赞，并特意把吴泰伯排列为吴氏世家位次之首。

　　吴泰伯的到来，大大提高了吴城地区农业生产水平，促进了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那时，江南的农业生产水平与中原地区相比极其落后，处于“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人们过着“半生为食，以棚为窝”的生活，文化上更是不值一提。泰伯兄弟到吴城定居后，主动与吴城的先民打成一片，和睦相处，并以和当地人一样的装饰，剪短头发，在自己的身体上描画花纹，表示与周族划清界限。泰伯兄弟带着先进发达的先周文化技术而来，把中原地区的先进科学文化和农业生产经验传授给吴城先民。在饮食起居上，泰伯兄弟引导人们改“半生为食”为“全熟为食”，改“以棚为窝”为“建村立巷”，不仅增强了吴城先民的体质，而且还有效地改善了居住条件，迅速得到了吴城先民的信任、尊崇和拥戴。后来，泰伯离开吴城，从这里沿潇江下赣江到达鄱阳湖边的永修吴城，再到今天江苏太湖的吴越一带。据说当年泰伯去世后，吴城人念及其德行高尚，还在城外建“吴王庙”年年祭祀，因泰伯生前教化吴城，尤其喜爱种麻，吴城人纷纷腰束丝麻，敬献白花以示哀悼。后来这个礼仪在当地逐渐演变成了晚辈子孙为去世长辈“披麻戴孝”的丧葬礼俗，且沿袭至今。

　　每次我走近吴城，或探秘或寻幽，或陪同或随行，目睹那散落在荒草之间的片片陶器、件件石器和夕阳下的断壁残垣，犹如一位悲剧英雄令人感动。在这里，它不仅仅洋溢着一种我们伟大民族的创造力和亲和力，还缔造出了一种和谐、包容的厚重文化。

　　吴城，作为古吴文化的发源地，人类文明在这片美丽富饶的赣鄱平原前后延续了整整500年。

　　千年吴城，尽管风光不现，然而在我们的眼中，它却是一座充满了亲和礼让、友爱包容的美丽名城，一座具有悠久历史、厚重底蕴的历史名城，一座代表着时代进步、人类文明的文化名城。

　　                                                                                            选自《百花洲》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