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把西藏和地球的南北二极相提并论，称为“地球第三极”，这是针对西藏恶劣而又独特的地理气候而言的，但南北二极是没有人类长期生存和居住的(近代的科考人员除外)。又有人形容说“出国易而进藏难”，我觉得这个“难”主要是指常人难以适应那里的环境，这又是相对于在适宜的自然环境下长期生存的人们而言的。而就是在这个人类几乎不能生存的地方，却顽强地生存着一个人类族群——藏民族，这个民族不仅世代繁衍生息、厮守着那块还在不断升高的极地，而且还创造出旷世的人类文明，他们有着自己的语言、文字、有着独具个性的精神追求，还有着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生产、生活方式。在此，我不得不带着一种少有的敬仰之情，跨过和那个民族似乎阻隔着的重重门槛，以试探性的脚步，轻轻地走进他们的家园，走进他们的生活，走进他们的精神世界。

一

　　在乘火车进藏的近四十个小时的行程中，我们就会深深切切地感受到华北平原和青藏高原的巨大地理落差和由此带来的严重的身心不适。以青海省首府西宁为界，之前的黄土高原乃至沙漠戈壁虽然沟壑纵横、荒凉无比，但这只是对人的视觉的一种单一冲击，当火车过了青海湖之后，随着海拔的快速升高，对人身的冲击就呈现出明显的多维性，此时，绝大多数人都会出现高原反应，气喘、头痛甚至呕吐、晕厥。尽管火车上早已开始弥漫性供氧，但有着强烈高原反应的人们还是有增无减。那一夜，在行进的火车上，不管是睡硬卧的还是软卧的，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年轻的还是年长的，不管是新进藏的还是多次往返的“老西藏”们，几乎都是辗转反侧、很难入眠，我的一位朋友风趣地说道：“一夜睡了一百觉儿，由此可见，在这种环境下，人们的睡眠是自身所不能控制的。”

　　著名的唐古拉山口是进入藏区的一个最重要的地标，更是一个显著的地理“门槛”。火车一进入此地，车厢内突然会发出一声声真空食品包装袋啪啪的爆裂声，那是大气压力骤然降低使然，可见适宜人类生存的不仅仅是氧气，还有其他诸多因素，自然形成的环境是很难靠人为而优化的。这一点在我们到拉萨购买食物时也得到印证，当在一个食品店购买内地真空包装的酸奶时，竟然看到封皮都是鼓鼓的，我们难免质问老板娘为什么这样?老板娘不假思索地回应道：“你们不懂，无论什么东西一过唐古拉都会鼓起来的!”我的朋友又不失幽默地问道：“那女人的肚子也是这样吗?”顿时引来周围人的哄堂大笑。

　　尽管人们身心不适，但还是被高原特有的景观吸引了。初夏的青藏高原，虽然没有华北平原那样绿意盎然，但已显现出勃勃生机。远处的雪山依然白雪皑皑，连绵不断，但近处山峰的雪已消融了绝大部分，浑圆的山头上的积雪很像戏曲中包公的脸，黑白分明，溜溜片片，冰雪融化汇聚起来的河水在广褒的草原上弯弯曲曲、肆意徜徉，又像一位美丽少妇扭动的腰肢，饱满曲柔，性感无比。清冽的河水犹如大地母亲的奶汁，流淌滋润到哪里，哪里就是一片葱绿，一群生命。

　　刚泛出绿色的山坡上偶尔会出现一两顶圆圆的、花花绿绿的藏包，藏包旁又大都放着一辆摩托车或皮卡汽车，显得特别另类，围绕藏包的是大群大群的牦牛和羊，不知什么原因，这两种动物群体是绝对不混淆在一起的，远远望去，竟然像一盘盘黑白分明的围棋子，而布棋子的正是寥寥无几的藏族汉子和女人。

　　在可可西里无人区，车上的人们都在用相机抓拍那些千里迢迢生崽后回迁的藏羚羊。那些可爱的藏羚羊们真的如一只只小精灵，有的一两只，有的几十只，或驻足、或奔跑在广褒的草原，显得是那样的矮小，它们的身影竟和草地一个颜色，不认真辨认，几乎是看不到的。在车厢里，往往是一人提醒“快看，在那里呢”众人皆欢呼雀跃，争相拍照，高原反应的不适随之也会烟消云散。

　　触景生情，我不由得联想到了许多许多。我首先想到的是那位一千多年前开汉藏和亲之先河的唐代文成公主，她率领的团队行走的也是现在青藏铁路所经过的路线，一路艰辛是今天乘坐现代交通工具疾行的人们所难以想象的，是什么动力促使她们不畏艰险一直向前的呢?是爱情、政治，还是责任和使命?我还想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率先进藏的解放军，据说路途上牺牲的不计其数，又大都是恶劣的环境所致;我还想到为什么在十七、八世纪，西方以传教士作先锋大力推行殖民政策时，西藏为什么没有被殖民化、被异化，可能也跟环境的惟一性有关吧?我甚至还想到了那些登山健儿攀登珠穆拉玛峰，有的登顶时只是几百米或几十米之差而退却下来，造成终身遗憾。对于这种功亏一篑的行为，如果不在缺氧的环境里体验一下也是很难理解的……

　　此时此刻，我第一次体验到那须臾不能离开、又毫无任何察觉的氧气竟成了稀有资源!

　　此时此刻，我又一次对生于斯、长于斯的藏民族产生出无比的憧憬和赞扬!

二

　　在西藏逗留，我有一个非常深的感觉，即：偌大的一个藏民族似乎是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生活着，而把他们引入这个虚拟世界、形成“集体无意识行为”的正是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和汉传及其他派别的佛教一样都是源于印度，所不同是藏传佛教的历史持续性和发展中的不断本土化。

　　据记载，早在公元二世纪，西藏地区与佛教有了接触，真正的大规模的自觉地引进、接受佛教文化，还是在松赞干布用武力征服了各部族势力建立吐蕃王朝之后(公元八世纪中叶)，一直发展延续到现在。之间虽然经过几次大的波折，但对佛教的发展都没有大的影响。影响最深的是九世纪中叶(公元838～842年)吐蕃王朝宫廷内部由于“本佛之争”而导致的一场空前的“灭佛运动”，这场运动虽然对佛教产生了致命打击，但历史却比较短暂(仅有六年)，并且客观上推动了外来的佛教文化和当地文化的结合，为后来的藏传佛教的形成乃至迅猛发展奠定了基础。藏史界以这次灭佛运动为界，把前期称之为“前弘朝”，后期则称之为“后弘朝”。最值得一提的是文成公主进藏，时间虽然处在藏地佛教发展的前弘朝，但对藏传佛教的发展影响却是非常深远的。我认为主要有两点：一是汉传佛教文化的官方引进。这一点从她的随身陪嫁品中就可窥见一斑，如释迦佛像(释迦牟尼12岁等身金像)、360卷经卷……;二是对承载佛教文化的圣地——“寺”的建制的模糊确立。按照汉藏史料的共同说法，文成公主进藏后，以八卦推算出雪域吐蕃乃一女魔仰卧形状，而拉萨的湖泊正是其心血聚集之处即心脏部位，遂填土建寺以镇之，是为大昭寺。之后全藏区历尽千百年陆续建起的各寺院大都为文成公主当初“规划”的“镇肢”行为。众多的、无处不在的寺院为藏传佛教的发展和普及起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

　　由此可见藏传佛教是在吸纳了“苯教”(藏区最原始的本土信仰)崇拜自然和汉传佛教“中庸、慈悲”乃至封建“皇权家天下”诸多文化的基础上，历经千年不断完善发展起来的，从其“教义”和领袖产生方式就可证明这一点。如：藏传佛教极力倡导慈悲为怀、尊重大自然、尊重生命、崇尚和平和反对征战等，它对传统的信仰习俗也赋予了具体的内容，如提倡仁爱、宽厚、以诚待人、以理服人等观念。这些不仅是统治者所期待的，更是芸芸众生所希望的，理所当然地被全民族所接受。再者，藏传佛教确立的活佛转世制度更是以崭新的面貌和绝无仅有的领袖产生方式立于世界宗教之林，这种制度不仅凝聚了佛教的主体意识，而且增加了佛教的政治统治因素，同时还使得藏传佛教更多地保持了佛教的原貌和佛教的特有精神。

　　基于此，在藏区佛教界上层(指专职佛教人员)，无论是“大乘”还是“小乘”;“密宗”还是“显宗”;“宁玛派”“萨迦派”还是“噶当派”“噶举派”;又无论是“教典派”还是“教授派”，其修行的目标都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度众”和“自度”，都是要通过“身口义”修炼成佛，所不同的是采取什么方式、如何达到“身口义”?简言之，就是“殊途同归”!

　　如何才能成佛?佛是什么?拂去“成佛”过程中那些抽象的说教和那些华丽的外衣、耀眼的光环，具象一点说，“佛”就是大圆满之后“身化虹光，成就不死虹身”，或者圆寂后留给世人的不同状的“舍利子”。所有这些正是那些“活佛”和上层僧众们一生所孜孜追求的，也是生活中时时处处所必须规诫着的。

　　而分布在藏区几百万平方公里范围内的几百万信徒们(普通藏民百姓)，虽大都没有“成佛”的欲望，但他们为了不使自己的“灵魂死亡”“记忆断灭”，在“六道轮回”中不至于步入可怕的“下三道”(即：畜牲道、饿鬼道、地狱道)，他们要严格遵守佛教教规，时时处处自觉自愿地进行着“超度”。其超度的方式虽然多种多样，但核心指向就是“清心寡欲”“向佛向善”。他们千里迢迢，三步一跪、九步一叩、顶着烈日、冒着严寒到达布达拉宫、大昭寺、扎不伦寺等佛教圣地拜活佛，还沿着长达几十乃至上百公里的路途绕神山、神湖转经等等，他们坚信只有这样才能清除罪孽，才能跳出“六道轮回”……

　　藏传佛教中的“布施”也是广大信众终身奉行的准则，布施有多种，舍身也是一种布施(即天葬)，难怪藏区几乎所有的寺院都是那么庄严肃穆，那么金碧辉煌。我不禁感叹道，那可是广大信众倾其一生、倾其所有的财富积累啊!

　　我曾经作过这样一个推测：一个藏族家庭如果同时放牧50～100头(只)牦牛和羊，按现在的市价计算，纯收入应该是在100万元左右。如果这个家庭也和我们汉族家庭一样重积累、懂经营，不出几年就会成为一个大富翁的。但是，在藏区我却没有听说过一例因放牧而成为富豪的。

　　我不禁要问：他们的物质财富究竟到哪里去了?也许已全部融进那个患得患失的虚拟世界了。

三

　　奇特而又惟一的天葬制度是藏传佛教在藏区普及和深化的又一重要推手。天葬究竟意味着什么?稍加分析和考究就不难发现，天葬制度可以说是藏传佛教教义的一个完美链条再现。为了方便大家了解，我暂且把天葬的核心活动概括为：一台一师一鹰一原则和十三个仪轨。一原则，即“人生轮回”。天葬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这个基本原则进行的。一台，即天葬台，天葬台的选择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它是“人生轮回的中转站”，所以其选择权全部掌握在活佛和高僧手中，而活佛和高僧又要依据“祖规”来操作。选择天葬台大约有九个理由，但不外乎三个要素：一是有利于亡灵安然、顺利、不带任何留恋升空;二是有利于神鹰(即秃鹫)瞭望、起飞、降落、觅食;三是有利于天葬师操作。一鹰，即秃鹫。秃鹫是天葬的主体，是实施天葬的核心力量。因为秃鹫既是干净、彻底的食腐肉动物，又不遗留自身任何物质在人间，特别符合佛教倡导的“灵肉分离、灵魂转世”的理念。一师，即天葬师。天葬师是天葬仪轨中的枢纽人物，一般分三类，即业余的青壮年、僧人、专业天葬师。十三仪轨，即天葬的流程。主要有：喂“津丹”，即从一个人弥留之际开始，亲人将给其喂一粒用名贵藏药掺拌活佛的衣饰、头发等物制成的药丸，有助于其“内气”断绝，斩断七情六欲，让灵魂安然离去;念送终经，同时请喇嘛念经帮助临终者摆脱痛苦和恐惧;还原，将尸体卷曲起来，手脚相交捆成一团，犹如母腹中的胎儿，然后盖上白氆氇;送尸，先由家人和亲属将尸体背出家门，再交给背尸人背到天葬场;煨桑，点燃松柏枝以升起的烟气吸引、通知神鹰到来;碎尸，天葬师开始操刀分尸，先从尸体的背面剖开，然后剖腹，去内脏，去肌肉，用石头砸碎骨骼，掺拌上糌粑;喂尸，喂鹰的顺序是先喂内脏，然后喂骨头，最后喂肉等。

　　天葬结束，还要用佛教的教义进行检验，即如果鹰吃得一点不剩，视为吉利，死者生前无大罪孽，灵魂将升天堂。如果白鹰最先啄食尸体，最为吉祥;如果鹰不愿吃，会用火将尸体焚烧，把灰烬撒向四方。

　　这种独特的天葬制度究竟由何而来，又是如何形成的?专家学者答案不一，莫衷一是。我倒觉得这个问题很简单，也很好回答，即：天葬制度是佛教和藏地特殊地理位置完美结合的产物。

　　众所周知，逐水草而居的藏族牧民长期生活在青藏高原上，这里山石层叠，几乎常年积雪封冻，又缺少掘地的工具，难于土葬，只好因地制宜，选择天葬形式。直至佛教传入，这种形式又正好和佛教教义相吻合，久而久之就演变升华为一种完善的丧葬制度而流传至今。

　　至此，我不禁想起在内地尤其是东南沿海发达地区，不时看到的那些和青山绿水极不相称的大大小小、层层叠叠的墓地，还有历朝历代倾国之力、耗尽民脂而修建起来的几乎遍及华夏大地的皇家陵墓，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人们物欲的膨胀和等级文化的延伸……所有这些，与“灵与肉分离”的“质本洁来还洁去”、“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天葬方式相比，究竟孰优孰劣，孰文明孰愚昧，不是很值得世人深思吗?

四

　　在此，请允许我列举些事件(没做过考证)来结束这篇文章。

　　据说当年的法西斯头子希特勒曾推断出日耳曼人的发源地在中国西藏，还派专家到此地考察，其结果不得而知。

　　再据说自青藏铁路通车后，不断有西方女子到康定找那些康巴汉子求婚。某年某月竟然有J国的50名年轻女子集体来藏找康巴汉子“借种”，直至成功才返回J国，就此事我曾着重地向西藏自治区某官员证实，他笑而未答，但也没有否认。

　　选自《散文百家》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