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采采布吕，湛湛江枫。探比兴之源，书咏歌之

礼。”

这是《旧唐书》记载的唐初时对诗人们的期盼，

它也是对唐乐府后来的发展有过很大影响的理论概

括。那时的人也懂得（为帝王）厚今薄古，认为世代有

文质，风俗有淳醢，主张站在今人的制高点，看待乐

府过去的民歌。一向有人认为孔子对诗三百的改造

加工，才使其“致远不泥，永代做程”，一脉下来就是

“经”的赞歌。而对于孔子的删诗书、定礼乐争论也不

断。特别是他掌管乐府，认为前几百年的民歌，“淳朴

之时伤质，民俗之语不经”，把活生生的民歌，删得太

狠改得太多，最不该的是“饰以文言，考之弦诵”，规

整成了官样歌词。所以有人批评《诗经》集大成其实

是集小成。

可是无论如何采风精神保留不断，接地气的工

作总有人孜孜不倦。民歌万寿无疆，道所以然矣，天

地之情所以然矣，是以有文脉之议。

历史就是这样，好东西流失的可能更多。更可惜

的是“孔子西游不到秦”，后来者谈《诗经》都以雅郑

之音为代表。他们没有能听得到陕北的民歌。可见，

圣人虽垂百代也不免有遗漏，历史的时光等不及给

他们更多机会，他们只是开创了道路，留给后人继

续。这是我读到刘志成的散文《陕北歌悠悠》时，一缕

凌乱的思绪，发一点思古之幽情，但也不是完全无缘

无故。思绪有时候文不对题，甚至近乎奇谈怪论，沾

边不沾边的，我自己也问自己，为什么这样想，这是

哪跟哪呀？但这确实是当时油然而生的想法，拐到圣

人那里去了，权且也当作“学国学”。的边际时髦。

二

刘志成的《陕北歌悠悠》，我视为一篇关于民歌

的文学论文，是他用小半生时间出色完成的论文，根

基深厚，逻辑缜密，立论高远，论述别致，是属于文学

学术论文散文化的新书写，更加开放，更加适性，更

加深入，在许多规范的经院式的论文中，赫然脱俗，

出类拔萃，不同凡响。记得易中天读完《万历十五年》

曾感慨道：“原来论文可以这样写。”古文每每是文史

哲不分家的，当然，《陕北歌悠悠》更是一篇出色的抒

情散文。情感真实，饱满朴素，书写恣肆自由，话语形

式个性化极强，且带着鲜明时代印记，更使她成为最

具个性的散文珍品。后人评论《史记》称之为无韵之

《离骚》。细细玩味，指的就是文与质并茂、华与实连

蒂。那些悲欢离合与兴衰际遇的感叹，都在文章中。

微言大义中又有诗情灌注。所以想单独来谈《陕北歌

悠悠》的原因，大概一多半在此。

其实，刘志成的散文，已经很有名气，他的散文

《怀念红狐》《裸袒的渴意》都可视为他的代表作，得

到国内好些大型期刊和著名作家的首肯。其中《怀念

红狐》还被选为苏教版高中语文参教的必读教材。那

么这一篇《陕北歌悠悠》，我是当做民歌论文来读的。

试想，《过秦论》《盐铁论》哪篇不是优秀的散文。兴叹

斥掘其中的论述，又有着诗一样的美丽语言，令人玩

赏兴味不绝。每个句子都是珍珠宝藏。刘志成的《陕

北歌悠悠》你若能窥出其中的血肉脉络，便知他是在

论述文章之道、文学之道、民歌之魂。

当前我国正处在一个历史上最为靠近崛起强盛

的时期，一个走向伟大复兴的战略机遇期。由于我们

的文化崇尚和谐友好，我们这个民族向来被别人视

为温文尔雅、含蓄内敛、和平宁静。但在种种柔和形

象的背后，中华民族骨子里的精神却是坚韧不拔、自

强不息和励志进取。陕北民歌展示的就是熔铸进华

夏儿女血液里，植根于生命源头最真实的呼吸和呐

喊。民歌造就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雄健、刚强、自由

和奔放。这也是刘志成的艺术追求，是他的心声表

达，更是不断滋养他的创作生命日益成长的艺术之

根。

民歌也是诗歌，而且是诗歌的母体。《陕北歌悠

悠》把陕北民歌那样从绿叶到支脉再到芳香，从泥土

到花朵再到硕果，从源到流，彻里彻外，彻头彻尾，说

到了骨髓里。你读着读着，不光感到散文的美，也感

受到传统的诗论之美。刘志成是一位最懂得陕北民

歌，也最会讲会唱陕北民歌的学者型的作家，同时称

得上是一名陕北民歌出色的歌手。不过这位歌手不

同于其他，很有点特别，他是生活在今天的歌手，也

是位文化的歌手。文化一经形成，就有相对的独立

性，但是任何独立也离不开人，离不开生命本真。民

歌的传承，代代不竭，代代不衰，是和生存着的生命

紧紧相连的。刘志成讲他对民歌的热爱，从天籁童真

说起。其实每一个人的文学艺术的被植入，被启蒙，

都有着与生俱来的成分，西方理论家称为先验。刘志

成说“民歌有时候象一件远古的器物，他带着泥土的

痕迹，爱情的痕迹，山和水的痕迹，带着人类童年时

期的痕迹”。我想这器物是存在的，它就是诗歌的神

器。不在庙堂的神龛里，而是在生活中，只是看不见，

不经意。他的爷爷在他出生时，一高兴就吼开了信天

游：

“太阳药，出来药，一竿子高噢，我召见———我的

格孙孙他来了。”这比真的还要真，真的没办法。因为

他发掘了其中的美，于是就成了诗，成了歌。民歌就

如他们家的自媒体。民歌又如同一粒种子，他的后面

就成了一棵大树。也像野草一样，年年岁岁，黄了又

青。

刘志成接受的是：

“从童年到少年，在乡村每年整个正月闹社火的

日子，每年请戏班子唱戏的日子，跟着七哥听书的日

子，甚至小朋友打架都在其内。”按照接受心理学理

论，文化接受是无数渠道合成的链接的，化成的。书

本上的只是一点点。甚至书本的传承继承是第二性

的，间接的。

民歌则来自生活：

“在辽阔的陕北大地上，丰富多彩且有着悠久文

化传统的各种民风民俗的种子总是随风飘扬，并在

每个角落生根发芽。”

刘志成论民歌连小时候打架撒尿都在内的体验

一起写下来，有如此的吗？有如此连缀成章还能够从

从容容像模像样生气勃勃，活跃非凡，诙谐入化，满

篇诗化语言的吗？没有，至少很少有。

他回忆在北京鲁艺给同学唱民歌：“歌唱完了，

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们都说我的身体像一台共鸣

箱，歌声中有山的影子，有水的喧哗和山间的风声过

耳。从此，我的陕北小调就成了鲁院每次文学沙龙中

的一个保留节目。同学们说我每次虽然是唱同一首

歌，出来的味道却不一样。可他们哪里知道，我每次

之所以唱同一首民歌有不确定性，是因为我知道唱

歌就如一只自由的飞鸟，它的舞台在天上，在云间，

它演唱的角度是俯瞰大地、仰望苍天，而不是委委琐

琐地表演，它是唱给世间万物的，唱给自己的心灵听

的，把太多的牵挂和羁绊放到自己的歌唱里面，美丽

的歌声就不能如火中的凤凰、镜中的水月而自由自

在……”

这种歌唱的感觉，这种置于生命之内体验，没有

深深的爱，没有深深的理解，是不会有的。仿佛相忘

于江湖又相逢于当下，物我两忘，是艺术游荡于亦真

亦幻的境界才能感受到的。“一只自由的飞鸟”，多少

人渴望的精灵，多少人羡慕的天空，这才是真正的歌

者才能发现创造的天空。是任何人靠着一点小小灵

气秀不出来的。

诚如他说“我对唱歌的理解（也可以说是文学的

理解）来源于童年经历的一切，来源于1998 年前生

活在那块土地上的河流、沙丘、朴实的乡邻、鸡鸣犬

吠，这些最接近自然的事物。尤其是民歌和民俗舞

蹈，给我烙下了深深的印痕”。

前面说过，民歌有采摘的。孔子当然属于第一个

最有成就最有贡献的集大成的人。那些尔雅中的卫

风郑风齐风，早先无一不是民歌，早在孔子前几百年

甚至千年已经流传了。孔子的乐府集成才三百篇，关

门太早了门坎儿太高了点，必然遗落了很多优美瑰

丽的民歌，又因为“孔子西游不到秦”，这位老夫子的

活动半径才就那么几个省，当然他无缘于陕北。在他

之前骑着青牛的老子也只到了函谷关，仅和守关的

小吏尹喜议论了一些关于道德经的问题。那么孔老

夫子的遗落，实在不是什么小事，用现在的话说是

“时代的局限”。但就《诗经》而言，她的这一遗落，就

把最为珍贵的陕北古老民歌丢掉了。可是偏偏这个

陕北民歌，是北方多民族的，多种语言混搭的，是颇

为别致瑰丽和独特的。不然，那方水土的古代，也应

当在《诗经》中有个位置。它的民歌的生命力可以追

溯到更远的源头。到了南北朝，北朝的风格就标显得

突出鲜明，自成格局了。

民歌是时代的产物。在历史天空云霓中，在流水

回响的山川上，有它的位置。官方的遗落，还因为强

势文化的霸权，比如在一定历史时期要让“诗无邪”，

于是就有多少被认为是“有邪”的民歌被列为禁选之

类，被拒之门外，被遗落了。由此可见，《诗经》之外，

本有更大的一片天地，《诗经》的另一面，是委屈了千

万首没有被选的民歌。而陕北那地方的民歌，是不可

以被遗落的。胡适曾经说：“过去把《诗经》看成‘美’

‘刺’的圣书，现在应该多准备几副眼镜，考古学的眼

镜，文法学的眼镜，文学的眼镜，眼镜越多越好，越精

越好。”这样看，民歌的珍贵从孔子已经认识了，不管

是自觉认识还是不得不认识。非要说《诗经》“思无

邪”也不尽然。民歌离经叛道是常有的事，所谓“邪”

的标准，也是从长官意志而来的。民歌的本色在于

民，自生自长的，冲破障碍而自由的，是贴近生活贴

近人民的。刘志成那段精彩的总结，同时也印证着民

歌是怎样产生的，怎样延续的，怎样传承的。更重要

的是，刘志成的立论，是用生命作底的。他的文字句

句都是生命体验的书写。他用民歌来阐释人类的爱，

人的美，生活的美，既是人的本质，又是指向他人与

世界态度。爱不是一种狭隘的自恋，因此爱就包含了

他的责任态度和价值观，刘志成的其他散文，如《待

嫁的姑娘》那种悲怜深沉得让你透不过气来，已经不

是简单的揭露批评。他的感觉和状态，充满着天人一

体的意蕴，充满着人间大爱和可贵的悲悯情怀。那才

是真正歌者的状态，歌者的忘我和无我的感知，他用

自己的心体味到民歌的洁净、宽广，以及直通心灵的

音乐和朴素的坦诚无瑕。他用身心贴偎着民歌的肌

肤，犹如儿女贴偎着母亲的胸怀。

《陕北歌悠悠》里，体现出作者站在自己时代总

体精神状态的前沿，用现代的文化精神与传统民歌

对话。他透彻地把握与精准的理解，实现了文学观察

的一种跨越，因而摆脱了那种秀场虚弱症和时尚跟

风病，鲜明的个性追求和花草似的伪饰的界限分得

清清楚楚。他对陕北民歌的爱，对文学艺术的爱，如

此的真实如此的可贵。

三

陕北民歌是有着浓郁地域风情和人文脉络的。

然而这又是一个非常复杂微妙的再生、伴生和融合

过程。刘志成的论辩顺风顺水，有如历数家珍，让你

看到汩汩山泉那样强劲有力，那样活水源头，那样清

新刚劲，让你看到民歌有着各种渊源。旷阔和深厚的

人文精神的影响，这是民歌不可缺少的精神脉络之

一。对于民歌，情感和人才算形成核心及原始。民歌

整体的伟大乐章，是她所体现的人，也是由人来演绎

表现的。环境伟大人更伟大，但不是历史规模导致人

的伟大，历史规模只能成为装饰品，是因为人的存在

和人的经历属于天地这个伟大存在的一部分。民歌

对这块土地进行了诗意的确确实实的再创造，创造

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图景。这个图景不是单靠经验，她

不是刻板的机械的而是更加真实，因而也更加美的

图景。刘志成不仅仅是拾取，而是去探寻，探寻生活

的深度，探寻真实和精神的奇妙。

文化现象之所以较为复杂，是因为文学有时不

和历史同步，它和产生地的那些具有代表性的环境

和人物，是怎样一种关系？是值得研究的。意义在于，

这种关系的影响不仅存在，而且极为重要深远。源与

流，根与干，枝与脉，阳光和雨水等等，构成了这一文

学命题。

刘志成说到长城黄河和黄土高原上的山与沟，

再说到陕北的汉子：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塑造出了陕

北人民勤劳、朴实、淳厚、容忍的个性。在陕北人的心

中，‘马驹驹撒欢羊羔羔跳，哪达也不如这山沟沟

好’。在陕北人的眼里，这里的男人是世上最好的男

人，这里的女人是世上最好的女人：‘陕北的山陕北

的沟，好婆姨好汉就出在这沟里头。男有闯王举义

旗，女有蓝花花盖九州。陕北的婆姨陕北的汉，要多

风流有多风流。’

“歌声成了一条充满信心的路途，伴着风声雨

声，从拥有生命的日子开始，充满了阳光味道的信天

游就已经孕育在这片厚实的土壤里。在起伏的山峦

之间，在奔腾的黄河之畔，人是那样的渺小，但又是

那样的伟大。人们面对的是干燥，是寒冷，是广种薄

收的无奈。在与世隔绝的世界里，他们面对的只有给

他们雨水、日头、干旱、苦难的苍天。‘荞麦辣子菜籽

油，老婆娃娃热炕头’成了陕北人人生追求的最高境

界。但黄河与黄土地，造就了他们钢铁的意志、如水

的情怀，如天的阔大、如地的苍远。哭就哭，笑就笑，

生就生，死就死。这是一种活法，更是一种精神。在歌

声面前，所有的语言都是多余的，所有的崇拜都是软

弱的。因为它来自一方水土深处，来自这方水土上生

活着的人们心灵深处。”

历史对人们的影响是久远的，刘志成列举了许

多例子。那种文气、文脉、文风等等，犹如风吹着种

子，看不见就跌落下来，种子的传播，就是生命之约。

陕北民歌大有说道，正如老子说的道一样，虽然“玄

之又玄”但并非不可知，而是可知的无限和无限的可

知。陕北民歌的形成一言难尽，形成的道理千条万

条，你不可能说尽。但是那个形成的道理的存在则是

确定不移的。因人而异的诠释是因为个体体验不同，

也因为如此，所以它的丰富性又是无限的。

刘志成描述了他的一位哥哥的传奇经历，可谓

刻骨铭心披肝沥胆。民歌是苦难生命的伴侣，也是欢

乐生命的盛宴。他哥哥那种死而复活生生不已，那种

痴爱，那种执着，那例子用来论述整个的音乐世界，

一定也会精彩绝伦。我读到此处时曾经掩卷自思，漫

长的长夜，一架琴，一眼窑洞，那种生命状态，被无边

的孤独和寂寞吞噬着，同时又怕失去比生命更重要

的歌唱，那该是用多大的力量才能挽回的一线生机。

那是一种让地狱之门都四处摇晃的力量，不只是“为

伊消得人憔悴”而是“生死徘徊几轮回”了。那是一种

多么可贵的艺术精神，那时候没有票房价值这一词，

也没有大赛排行榜。但是比较起来或者票房和排行

榜反而苍白。因为艺术说到底不止是卖给别人看别

人听的，必须有自在的生命参与其中，才能产生优

秀。

山川形胜，人情风俗，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总

之这种人文环境，形成了一种文化精神，那底色就是

民歌以及所有的民间文学艺术。闪光的历史人物所

以不死，除了他们感天动地的事迹和精神，还有不断

传承他们，发扬他们，完善他们，用创造性来神化他

们的人民，其中民歌占有重要位置。细读刘志成的文

字你能体会他论述的深刻道理。你只能在异常多元

的关系中，在复杂的生活纹理中和深深的历史汲取

中，理解民歌。他的论据突兀地举出自己的堂哥，仿

佛跳出来一个插件，他的意思，你要了解陕北民歌，

先要了解陕北人，了解陕北人怎样爱他们的民歌。

在他的其他篇什中我们同样读到陕北民歌对他

的影响。有些篇有如日记般隐秘在真实故事中。在极

富诗意的文字中，回溯早年岁月，描述了他的家人、

朋友、最初的几段恋情以及初尝成功滋味的片刻。字

里行间跳动的，是一段人生的真相，尽管这段人生尚

幼稚，但它就跟其他人的人生一样，以热情坦率的态

度，善良的温柔，牵起读者的手，邀请你进入他私密

的感性世界———一个如此丰富、脆弱又复杂的世界，

一个如此丰富多情又艰难的青春世界。期间也充满

了疑虑、失望、痛苦。但勇气和乐观更显得充裕而饱

满。

四

《陕北歌悠悠》从赵大地写到常永昌，从常永昌

再写到郝增喜和王凤英，那种对民歌《三十里铺》从

容不迫的条分缕析，饱满的渗透和纹理根脉的梳

理，那种传奇式的爱情农村叙事，揭开了一首民歌

背后的长长的动人故事。刻骨铭心海枯石烂，那种

山无陵河水为竭的刚骨和坚贞，已经感人至深。但

作者还是将自己的个体体验，把自己生命的个体经

历和感受，把自己的爱情的歌，糅合进去。用自己的

真挚增加亲切感和确信度，自己初恋的曲折坎坷，

自己的坚持和恋人的可爱，以及种种坚贞不屈，那

些微妙细致的一波又一波的心动感觉，那样委婉巧

妙地与那首民歌链接在一起。互相映照，如洞箫横

吹，如和声同唱，变奏出自己散文的表达。这就使不

在场的民歌有了“在场感”，使历史的维度和现实的

感受交错交融。让曾经的沧海，曾经的民歌对心灵

不倦的滋润呵护，回归到当下。这种“红花偶成，绿

叶偷接”，构成了他的情感脉络。文章写到横七纵

八，处处皆有风韵。勾连瓦舍处处不凡，一枝一叶桃

李偷结。跳跃腾挪，贯通一气。可见才思和运筹的功

夫。这种运作的语言技巧，这种穿越时空的情感交

错对话，把人间情爱的歌唱，叙述得如泣如诉，待说

从前却在眼前，神游八荒，一唱三叹。在那段文章的

结尾他说：“在鲁艺学院的那个晚上，不经意向窗外

看去，就看见了托在远楼顶上的半钩弦月。我关了

灯，月光凄清而孤冷地射了进来。《三十里铺》里的

风花雪月，风清月白随着万籁俱寂的月光流进了我

的心里。增喜与凤英离别的身影，像孤寂的树木缠

绵在月影里。在瞬间，爱情在歌声里舒展、开放。这

种悲怆之中的欢愉，带着泪花在欢笑……”

没有对民歌的爱，或者那种爱没有如此的理解，

或者没有如此驾驭自如熟练的笔触，是无论如何也

写不出他这样深情的文字的。他一下子让你的心面

对过去的故事，那故事神奇地融化着现在的你，如痴

如醉地飞翔……

《兰花花》是流传广、年代长的一首爱情诗，从这

首诗中，作者引发出陕北民歌中关于性爱的隐喻和

歌唱，以开阔的人类视野和明朗的民间话语，阐释被

埋没的生命真谛，在爱情的原野恰当地还给性爱的

伦理位置、尊严和快乐。这也是民歌比兴赋飞腾浪漫

情怀的表现。男欢女爱，不但是种族繁衍的需要，而

且是社会盛宴中自由层面的标志。民歌中那些健康

而直白的文化表达，总是带着东方的意蕴，东方的大

胆而含蓄的格调，而且带着挣脱、反抗，并发出诗意

的美。比起其他陕北民歌，《兰花花》更富悲剧性。诚

如他说：“《兰花花》对心灵的召唤，对爱情的召唤是

含蓄的，又是热烈的。歌里涌动着一方百姓的苦闷、

欢乐、满足与期盼，如同那绵延千里的黄土高原一般

深厚。爱情的影子若有而若无，爱情的呼唤那样微弱

而渺小。胜过死别的生离，令人无可奈何的、悲怆而

深情的呼喊。这样的表达胜过多少捶胸顿足、胜过多

少仰天长号呀！”

他对两首长歌的独特阐释，开掘，可以作为经典

教材了。他的孜孜不倦的追索，使《陕北歌悠悠》成为

写在陕北大地上的论文，也是他匍匐在母亲大地上

成就的论文。他完善了两首民歌的情节，伸延了前人

没有的更加感人的故事，爬山涉水采访记录，其采风

精神和求证，修订，校正，完善，爬梳的功夫之深之扎

实，远远超过前人。无论是做学问还是搞创作，都是

值得我们学习的。

这使我想起内蒙古自治区爬山歌专家韩燕如。

他因宣传抗日在国民党监狱，寂寞难熬，于是就一首

一首地唱他采风得来的爬山歌，直唱得狱卒痴迷了，

唱得牢头也来听。最后是典狱长提着一斤老烧锅来

了，哭哭笑笑，韩燕如竟不知自己在哪里，还以为在

老乡的热炕头。从黑夜唱到天明，唱得牢里的难友忘

掉了痛苦也不想睡觉了。

这里我不得不再说一件事，上世纪80 年代初有

位长者拿着他的一篇不很成熟的论文，到内蒙古日

报社去找我。他认为《木兰诗》这首歌，出自陕北边边

上的准格尔，大意为：考古发现那里曾植桑养蚕，那

里曾家家织布，那里有独特的马市，那里曾是北朝天

下，所以才实行府兵制，才有可汗大点兵，诗中的暮

宿黄河边、暮宿黑山头就是当地实有的地名，还特别

指出“愿赐明驼千里足”，论证明驼一词出自准格尔。

明驼是什么驼？他的解释可以自成一家之言。我让他

把文章改短，准备为之发起争论，把河南的花木兰夺

回来，可谁知老人竟一病不起，至今成为遗憾。这里

的回忆，也让我想起长诗《孔雀东南飞》，那种爱情叙

事的委曲婉转和差不多时代的《木兰诗》显然不同。

而今的《兰花花》《三十里铺》虽然内容与《木兰诗》相

去很远，风格上却依稀能看到与《木兰诗》所谓北曲

的相通之处，仿佛是同一条路上大摇大摆走来的。是

不同袍锦不同时代同一个地方的歌者所为。

刘志成对陕北民歌的理解，更有着他的一份责

任之心。他懂得那份珍贵，实在太重要了，更担心人

们的轻易遗失，成为他心中的牵挂，心中的忧患，心

中的爱而不忍，难以割舍的一部分。

“……走在小花园环形的石板小径上，我的心里

是沉甸甸的：今天的陕北，就像一年后鲁院将要搬迁

的别处，不再拥有这块小花园一样，不会再有产生做

爱一样痛快的民歌土壤了。物质的冲击，让一拨一拨

的年轻人涌向了城市，一个又一个村子都快成了废

墟：过去上千人的村子里只能见到几个颤颤巍巍的

老年人。我知道是那块贫瘠土地上的闭塞与沉闷使

人性中自我表现、感情抒发等受到了压抑。”他对未

来的民歌向何处去显然多了一份思考。

我们已经看到，几十首陕北民歌的调式、旋律，

甚至歌词，已经飞到现代流行歌里去了，被传唱得更

加动听优美。民歌是一种精灵，的确能钻进轰驰的高

铁里，钻进高空的飞机里，飞越大洋，跨越五洲。它将

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一支羽翎，这是确定无疑

的。我们已经从刘志成的文章中，得到鼓舞，更相信

音乐家作曲家，会以他们的敏感，获知那份珍贵，给

民歌以新的生命，在新的城乡仍会有更多的民歌涌

现出来。

当然，文学研究和批评，多歧路。路径、方法、视

角和个人审美经验取向不同，结果就会相去甚远。社

会复杂的原因，研究也会更为复杂。理论离开文本，

或者歪到别处去，即使是大师名人也难免陷入某种

“危险”。何况读文学作品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

独特体验。共同叫好的，共同叫骂的，叫法仍然不同，

不同是普遍的。

五

《三十里铺》和《兰花花》，经过他的挖掘整理，已

经为更好的舞台剧，舞蹈，甚至电视剧提供了丰富的

文本。光凭这一点就十分可贵。

等到了关于《东方红》的版本，刘志成的民歌论

述就已经登堂入室了。不要认为那只是简单的介绍，

甚或错误地认为仅仅是猎奇而已。那几个版本有着

几层重要意义：

第一，民歌总是随着时代脚步，从最切近的地方

入手。它的变迁，改写，一步步演进，无不打上时代烙

印。作为独特的文化记忆，它补充了文字、碑版、庙

宇、雕塑等作用，用声音和旋律加上歌词舞蹈，犹如

当时的田园山川，犹如听到看到当时的主人公的再

生。它呈现的历史状态，是一种纯真又原始的状态。

而呈现的真情则让我们看到世界上一切真情的永

恒。

第二，民歌在大的节点上，同样可以唱出气壮山

河时代转变惊天动地的歌，成为最具代表性的歌，而

且登堂入室，大摇大摆地为自己打扫出一把合适的

椅子，然后稳稳地坐在上面，从而奠定了第一首歌的

位置。

第三，老百姓的集体意识、集体感悟往往并不迟

钝。相反他们往往有着先知先觉的敏锐，这正是我们

应该特别尊重的地方。他们把握时代特征的方法又

往往是井喷式的从巨大潜流中冒顶出来的。他们才

是真正地作者和歌者。因为他们本身就在最基层，最

容易见微知著，最容易体察出风起于青蘋之末的。

第四，尤其是历史巨变的集体洞察力，往往走在

更前边而令人惊异。他们的果敢和英勇表现在民歌

的大用场上，对于历史巨变不失时机的歌唱。

第五，正因为如此，《东方红》才成为我国各民族

最热爱的歌，成为和国歌并肩而立的第一民歌。

论文帮助我们确切了解民歌怎样经久不衰地经

营着人类的娱乐之外，更重要的是民歌用千万人的

首创精神和不懈的激情来润泽着大地和天空，使生

活虽然苦难但不干枯，时时唤起决心和信心，并带着

他们毫不掩饰的鲜明立场和态度。

六

写到这里，我还是情不自禁地想到信天游。陕北

民歌有一支信天游大叶脉，我认为信天游这个词，这

个概念，太值得好好研究一下。它是一个文学的学

派，一个谱系，信·天·游。这样准确又艺术地体现民

歌创作规律和创作方式，行走着，飞翔着，拥抱着，匍

匐着，想象着，观察着，舞着蹈着，扭着吼着。光在大

地上还不够，还要在天上，这三个字是怎么接过来，

又怎么攒起来立起来的，这本身就是一种创造和命

名。诗歌发展史上，诗歌的命题经历了从无到有、从

简单到完备的发展过程。诗歌艺术的历史远远长于

为诗歌命题的历史，这就是说，为诗歌命题是诗歌艺

术一定发展阶段的产物。诗歌命题是在什么条件下

产生的，过程怎样，其意义如何？这些问题都是非常

值得研究的。命题产生的必然性表明，为诗歌命题绝

不仅仅是命题本身的事。一方面，从诗歌本身看，它

反映着诗歌创作的发展和诗歌创作方式的变化，反

映着诗歌艺术构思和立意谋篇的发展，风格的发展。

所有这些又都和时代紧密相连。

民歌的地域化特征本身就是本土化的特质。引

人瞩目的是，其中包含着对民族文化相互融合的自

觉的使命感。任何本土化又往往是一个显示各种异

质多样性和特定情境要素的文化交流融合过程，而

非目的本身。都是对本土以外的不断吸收形成的，不

是王朝政策决定的，而是民歌本身和历史规律决定

的。同时不论本身特质还是融合程度，都必须拥有足

够的积累和实力。在短时间内不能一蹴而就，需要时

间搭建有特色的、具有自洽性和完整性的体系。而后

就更加迫切地需要结合具体问题所做的分析考察和

理论提炼，研究理论资源的发掘、认知和利用。只有

历史地把握该民歌文化的基本特征和多样形态，深

入探讨在中国社会进程中民歌与文学活动之间的具

体联系以及这种联系的社会作用，才有可能进行富

于深度的思考，做出新的理论概括。细读《陕北歌悠

悠》，这种探讨很是深入，很是细致而富于逻辑力量。

这是一件绝非轻而易举之事。因为创造性地从

事民歌研究确又需要独特的前提———文学意识的自

觉以及在多民族交流融合观念主导下对民歌传统和

现状的认知。落实到研究中，就是强调从民歌的多种

维度提出问题，结合文学的实际展开思考。这些《陕

北歌悠悠》是一个很好的探索。

其次，近年来在文学文化研究中，如何处理好民

歌研究与文学的审美性二者之间的关系的论述渐渐

多起来。比较常见的情况，一是立足于文本，将其作

为一种精神文化现象，探寻其中包涵的文化意味；二

是以鲜明的文化意识为主导，借助对民歌文本的评

论介入现实，落脚点则在地域、阶层或日常生活方式

和意识形态话语等议题上。把民歌作为研究某种社

会文化现象的突破能使文学研究超越单纯的民歌解

读，获得丰富的文化意蕴；这种文学研究自觉地向文

化研究的位移，包含着让研究走出书斋，在介入文学

文化的同时贴近社会现实的意味。加强了文学的审

美，同时关注“文学性”诸如审美、情感、想象、艺术个

性一类文学研究的“本义”，从而避免了文学研究“空

洞化”的现象。兼顾审美与现实，不能置诗情画意于

不顾，而是贯通起来，建构一种植根于现实土壤的

“文化诗学”。在认同民歌与其外部错综复杂的历史

文化语境关联的同时，强调“诗意”，也即自觉葆有文

学的审美特质。那么，必然的结果一定是会很自然地

包含了这样一个命题：民歌研究不可能仅仅局限在

传统意义上的文学领域，或诗歌领域而是包含了对

跨学科研究的召唤。从生活实际中寻求不同学科之

间在研究过程中，围绕文学中的多种现象进行整合。

这种整合包括对历史、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民俗学

等人文学术成果的吸收借鉴，也包括与文化研究的

互补。整合的精髓不在于简单的叠加，而在于各部分

要素的有机结合，也即相互交叉、渗透，形成综合性

的、有价值的整体。

文学研究重视文学文本，尤其是文本中艺术审

美和艺术创造的个性和差异，偏重于对研究对象特

点的探求；而文化研究所关注的往往是文学现象、文

学文本背后的东西，特别是其中隐藏的权力关系。文

化学者们往往认为后者更有其积极意义和独特价

值。

当然作为民歌研究方式之一种，不能取代其作

为艺术审美的替代，而且就《陕北歌悠悠》而言，又是

散文的艺术，散文的独立个性不能被遮蔽，其光芒不

能被磨灭。这是一个难点，也是一个特点。它是优美

的散文，也是优美的美学论文。以陕北民歌作文本，

以优美的散文形式写出的民歌论文。

像《三十里铺》《兰花花》这样的采访，这样的梳

理，这样的加工，加进了个人的抒情感受，声气贯通，

两者水乳交融，能不引人入胜，能不让人引吭高歌至

于声泪俱下吗？那种民歌生命中的内涵，再次被今天

的知音唱出，有种历史和今天的遭遇，历史和今天的

对话。时空可以凝滞在某一刻。艺术的魅力所创造的

新生命体，从而再次活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

七

民歌仍然是一面镜子。

今天新的诗人为什么产生了焦虑，他们自己坦

诚地承认：“诗歌所显露的皮肤，我都吻遍了.我越是

用力去体味，就越是感觉我们正在脱离这个诗歌的

身体。而我们之后或我们自身将从这种觉察中重返

诗歌的爱。也许目下的我们都在犯一个错。近百年的

新诗产生、发展、探索，革了诗歌的身体的命，我们担

心是不是伤到了诗的生命，我们为它的灵魂新构建

的肉体能不能顺利使之成活，并且不成为某些灵魂

的诗歌傀儡。”

他们不敢宣称自己的坚信和痴爱，甚至怀疑自

己“可怕的是我们蒙在鼓里，毫无察觉。近百年我们

冲破了古老的壳，蜕变成为整个新诗歌的一条主线，

无休止的变动，就像我们的时代，那样无休止，那么

的日新月异。这样的一致是我们应该呈现的吗？古老

诗歌的路一下断掉一切又都进入了试验，真是百废

待兴。可是这百废待兴中又是不是渗透着文化的‘殖

民’呢。古老民族的诗歌应有一个怎样的肉身呢？有

没有恢复古老传统的必要？古老的诗歌遗传下来了

诗歌精神并不为我们认识，现代精神对约束和规范

充满了憎恨，出于不安要毁灭一切规定性。这是一种

革命的热情冲破了蛋壳，让我害怕的是它连毛也不

愿长出来了，即使是这个炒作为外衣可以是多元化，

多样化的。由于冲破束缚，我们一时欣赏各自的诗

歌，自赏，孤独是肯定的，芳香不确定。一切生长在原

始的、潜在的、隐蔽角落的、野生的、奇异的、无法控

制的、无比庞杂的东西，从个人的诗歌中涌出，一切

我们陌生的都成为当代的优点，诗人们试探着，模仿

着内心或别人，大胆复制着内心或别人，至于公众已

经在这样的动乱中，肉体的骚乱中，忘记了欣赏真正

诗歌的能力，为快感而推崇快感，为暴力而推崇暴

力，为世俗而推崇世俗，为思想而推崇思想。他们不

能欣赏诗歌的要素和条件，自然而然地提出消费的

要求，诗人力图把真正的东西交给人们，但要经历原

始、不完全、试验的、冒着巨大的险，使诗歌陷入一种

难堪的境遇。新诗一代是我所看见的最坏的榜样和

最为特殊的诗人群落，在这个时代存在。当代感觉和

当代问题：刺激的、紧张的、病态的、丑的、错位的、异

化的，一个时代迫使着诗歌的身体。我不知道触摸到

的是不是真实，我不想把自己看成通往知识的路，丧

失自己的真诚。在时代的巨大背景里我不奢望阳

光”。

这一段内心独白也许并不能代表现今诗人们的

全部，但我们看到了他们内心的疑虑和彷徨、焦躁和

不安。也许漂泊和流浪可以抚慰他们的心，但肯定不

能让他们的诗魂安顿下来，这是一种集体接不上地

气的不安与浮躁，失去坐标，失去方向和本源。只剩

下空空的诗囊，这也是一种真实的呼唤。很像我们从

海边的沙滩上可以看到的，被搁浅的堆积物中可以

看到光滑的贝壳。不妨读读刘志成的散文集，那里或

许有上帝开启的另一扇门。真正的诗歌来自哪里？在

哪里去寻找诗的宗族？诗人们还是放下身段，走向民

歌去充氧。

我们再来看看另一段文字：“诗歌之后的时代，

或者是诗人之后的时代，但我对它是一个草根时代

表示怀疑。人们似乎已经把诗人看成华美的遗迹了，

古代的现场给他们力量和美，把诗人作为奇怪的异

类而赐以光荣，我们不会把这种光荣给我们的同类，

因为在这个平民时代，没有谁值得或者没有谁愿意

去仰望。从古代遗传下来的只剩诗歌的灵魂，没有身

体，我们能给她一个身体吗？她能转世吗？这还有待

继续探究。但生命本身并不因此而减退半点光彩，人

类还会继续幸福生活下去。压抑千百年的平民生产

的艺术性欲终于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得到了释放。是

现代技术为人们提供了机会，使人们从抽象回到具

象，从传统思想回到现代身体，它是传媒巨大网络编

织的现代神话，人们隐退在屏幕之后可以避免一切

危害而发言，表现和补偿他们的差感。在草根洪流里

淹没的依然还是草根自己，我想这不是一个草根的

时代而是一个呼唤精英的时代。”这种自相矛盾的声

音来自对互联网时代诗歌艺术的担心甚至恐惧，对

不确定性的担心，是对于自己没有把握的心虚。我们

可以用民歌来对照，民歌或有忧虑，但它的生产方

式，它的现代形态，它的传播能力等等，肯定不会灭

亡，民还在，最广大的群体还在，那么它们就肯定不

会消亡。小众和大众共存，小众来自大众，大众是母

体。起码民歌赶上了最好的时代，视听艺术一刻也没

有忘记它们。

伟大的诗人从来就不是孤立存在的一些神灵，

而只是民歌世界的杰出代表，犹如百花圆里一根最

高的枝条。在伟大诗人的背后还有一个更伟大的一

族———草根。我们隔了多少个世纪已经听到了的声

音，但这些声音只是传到我们耳朵来的响亮的声音

之一，还能辨别出草根复杂而无穷无尽的歌声在诗

人四周齐声合唱，只因为有了这一片和声，诗人才成

其伟大。民歌被记录，才是使伟大者会更显伟大。他

们不仅自己从民歌里吸收营养，而且，民歌对他们的

渗透和抚慰，是无形的辐射性的存在。

回看诗歌历史，最容易理解的是柳永。“凡有井

水处，皆能歌柳词”，只要有井水的地方，都在唱柳永

的词。柳永就是那时的民歌代表，市井文化把他抬起

来，成为当时的偶像。就是这么一个伟大的诗人，竟

然曾经屡试不第，后来改了名字，才考取了，也只做

过一任小官。他的生命就像信天游，有好多时间，都

在流浪中度过，他一直处在寻找生命中可以成为知

己的状态。评论家把他当做一个歌手，一个类似信天

游的歌手，大众歌手。他死时已经没有钱，竟然是那

些爱恋他的妓女和乐师一起集资把他埋葬了，后来

一直到了明朝，都有一个民俗，就是在柳永的祭日，

去他坟上扫墓。那时候这样一个节日就叫“吊柳七”，

百姓对他的热爱是惊人的，今天的歌星，也很难超过

他。邓丽君的忌日，也是有人组织的，不像柳永那样，

全是自发的。

传统可以溯到久远的年代，《诗经》原是草民之

歌，无论怎么变化和争吵，她从开始就已经开始的

了，以后无非是变革说法。这种《诗经》传统实质是一

种诗歌精神的传承也是民歌的传承。现在说到民歌

就会说到草根，草根无疑是最有诗意的一族，事实上

每个时代，大多数人是草根一族而已。草根是诗意的

消费主体同时也是诗艺探索的主体，是诗歌艺术传

承的伟大载体，他们更深刻地要求把内心的情感流

露出来。现代技术给了他们机会行使这种权利。随之

而来的诗歌话语深层次地个人化。我们文化的进步

的荣耀终于回到了草根身上，复原了历史的真实。当

然草根的精英化有待草根整体素质的上升。但是有

民歌的存在，就会有诗歌，则是不争的事实。

信天游可以视为陕北文化运动，自下而上的全

民文化总动员，是时代的奇观。几乎每个村庄都有歌

手隐身在民歌中，成为某个符号去发言，去表达，自

觉不自觉地带着时代的精神元素。尽管这样的精神

气候，有时使神灵在某种力量下破碎，高高在上的官

方美学也有时把持在评判当中，以鄙弃的眼光进行

审定，使价值被否定。但今天的民歌，在多元文化的

启示中，从此有自己发言的主动权。随之而来的独立

使草根泥屋林立，每个人都坚守着自己。活在当今时

代的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有了更大的自由度，选择

意味着一种取向，人们可以把爱大声唱出来。即使是

精英，也是出于草根应成为草根的代言人，他们是草

根的引领者，他们要做的一方面是启蒙，一方面是吸

收，引导的足迹将靠着存在的力量肯定和保护他们

所在的场。

无论草根多么庞杂和世俗，时间和人们自己都

会选择辨识，自然淘汰，留下的就是珍宝的精神实

质，整个民族及人类的文化传承和发扬光大正在这

场来自民间的草根文化运动向前推进，把它推向绿

色生命和春天，可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总之，《陕北歌悠悠》仍然还是一篇出色的散文。

它的抒情性表现在它对生命节点上那些民歌艺术的

独特体验和记忆。作者如此举重若轻地收编了两位

著名的陕北民歌手，连同他们的歌唱，荣誉，现场感

受，轰轰烈烈震撼人心的表演效果，以及与作者本人

的友谊。那是一种怎样的艺术盛宴呀！

这篇散文同时也有着诗人的艺术感受和创造的

才气，跟一般读书穷理的功夫是两码事。读书穷理固

然有可能促进诗歌艺术的提高以“极其致”，而艺术

活动的根柢则并不完全依赖读书穷理。《诗辨》中谈

道：“大抵禅道唯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这就意味

着“学力”并不能保证一个人的诗歌成就，“妙悟”才

是关键所在。

刘志成“妙悟”能力的获得，是从长期热爱民歌，

深谙民歌懂得民歌的意境浑成、韵趣悠远，才能促对

民歌艺术特点的领悟。不光指的思考、分析和研究，

而是指熟悉、讽咏以至朝夕歌唱的功夫，换句话说，

这是一种直接的感觉和艺术的欣赏活动。长期和百

姓在一起，方识直味，须歌之抑扬，涕洟满襟，然后才

能上路。《骚诗辩》中说：“讽咏之久，有金石宫商之

声。”都是要人们从反复咏叹中去体会诗歌声情的抑

扬，以进入作品的内在境界，领略其独特的韵味。这

正是一条“不涉理路，不落言筌”的“悟入”余径。从长

时间潜心欣赏、品味好的民歌作品养成的一种审美

意识活动和艺术直感能力，它的特点在于不凭藉书

本知识和理性思考，而能够对诗歌形象内含的情趣

韵味作直接的领会与把握，这种心理活动和能力便

构成了创作的原动力。当然这里说的也是散文。

“妙悟”既然来源于对好的诗歌作品的熟读与涵

咏，熟悉民歌，则是靠近源头。民歌长着双脚在山乡

四处游走，长着翅膀在天空飞翔，我们无法逮住它。

但它惊心动魄的思想力量却让我们感知它的存在，

让我们专注地触摸其灵活却锋利的思想刀锋并久久

地感动沉思。民歌的善良的本心，它的智慧的头脑，

它的美丽的歌唱，都让我们确信它的公正无私，它对

历史的充满血泪和诗意的波澜壮阔的歌唱是无人可

比的；民歌始终把历史的主体交还人民、把历史的价

值还原于民间、在书写人民对苦难的承受与消化的

历史悲剧方面，体现出了最大的智慧。在歌颂他们美

好的时候也如此由衷而亲切，与人民始终站在一起，

那样坚定无疑。

它的地域性形象，完整地托出人民的集合化身

和大地母亲的化身。民歌是中国真正的见证人和记

录者，作者不但自身经历了多灾多难的童年和少年

时代，经历了苦难的青春岁月，因而也就无法抗拒地

被裹卷进20 世纪中国的社会舞台承受和容纳一切

的苦难，民歌挑起付出与牺牲、创造与收藏的义务，

同时作为伟大的母性化身，它是一切自然与生命力

量的源泉，是和平、人伦、正义和勇气的化身，是一切

的死亡和复生、欢乐与痛苦的象征，它持守的是宽容

和人性，伟大和不朽的原始母性的创造力，

它还是一个作为“民间”化身的母亲。它固守着

民间的生命与道德理念。这是另一种历史的记忆。诗

意地哀吟和赞美着这一切，饱含了血与泪的心痛和

怜悯。这是伟大的民间，被剥夺和凌辱的民间，也是

因为含垢忍辱而充满了博大母性的永恒民间。

它的整体是一部感人的诗篇、一首壮美的悲歌

和交响乐章最重要的因素，它贯穿了一个世纪的一

生，统合起来就成为“宏伟历史叙述”的复杂的放射

性的线索。诗意地以民间的角度见证和修复了历史

的本源，同时也确立起了历史的真正主体———处在

最底层的苦难的人民。

八

顺着那条粗而深广的诗脉，我很容易想到刘禹

锡的《竹枝词》。鲁迅先生说：“唐朝的《竹枝词》和《柳

枝词》之类，原都是无名氏的创作，经文人的采录和

润色之后，流传下来的民歌。”并指出“偶有一点为文

人所见，往往倒吃惊，吸入自己的作品中，作为新的

养料”。刘禹锡的《竹枝词》从民歌中吸取“新的养料”

是很多的。从内容上说，诗中对青年男女置封建礼教

于不顾，大胆地用唱歌来追求爱情的方式，持明显的

欣赏态度，就是他吸取劳动人民健康、纯洁的感情以

充实作品内容的一个重要例证。中唐另一位优秀诗

人李贺也描写爱情，但达到像《竹枝词》那样高的思

想水平的作品，一首也没有。从题材上看，前人曾经

指出：“《竹枝》咏风土，琐细诙谐皆可入，大抵以风趣

为主，与绝句迥别。”这是说，《竹枝词》的题材比较广

阔，特别是泛咏风土这一点，使它获得了浓厚的地方

色彩。至于艺术技巧方面，不仅大量使用比兴和谐声

双关、重迭回环等民歌常用的艺术手法，而且还把民

歌特有的那种清新刚健的语言和悠扬婉转的音节吸

入诗中，从而使它达到了所谓“道风俗而不俚，追古

昔而不愧”，“词意高妙”、“奔轶绝尘”的境界。刘禹锡

在《竹枝词》创作中所获得的成功，说明文人诗和民

歌相结合，是诗歌发展的一条宽广的道路。刘禹锡进

行的这一探索，虽然是初步的，但具有重要的意义。

此后，有人在这方面继续作过努力。如北宋苏轼有

《竹枝歌》九首。南宋叶适曾仿效《竹枝词》创为《橘枝

词》。元代杨维桢写过《西湖竹枝》。清代郑燮为《扬州

竹枝阋》作过序，自己也创作了《潍县竹枝词》四十

首。他们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特别是杨维桢的《西

湖竹枝》，和作较多，清初钱谦益曾加以选录。

刘禹锡在谪居“巴山楚水”的一段时间内，很注

意向民歌学习，努力在文人诗和民歌中间闯出一条

路子来。《竹枝词》就是刘禹锡在这一探索中获得的

新成果。他在《竹枝词九首引》中叙述创作经过和动

机说：“四方之歌，异音而同乐。”并认为“屈原居沅、

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为作《九歌》，到于今，

荆、楚鼓舞之。故余亦作《竹枝词》九篇，俾善歌者扬

之”，即是说，《竹枝词》原是四川东部一种与音乐、舞

蹈结合在一起的民歌。这种民歌，“含思婉转”，抒情

味浓厚，多用于歌唱爱情和抒发愁绪。他学习《竹枝

词》是受了屈原的启发和影响，目的是要像屈原那样

开创一种新的诗风。

夔州一带是《竹枝词》的故乡。刘禹锡到了夔州

以后，深深地爱上了《竹枝词》，对它下了很大的功

夫，不仅注意听，而且还学会了唱。白居易《忆梦得》

诗：“几时红烛下，听唱《竹枝》歌？”白居易自注说；

“梦得能唱《竹枝》，听者愁绝。”刘禹锡对待民歌的态

度，不是凭着一时的高兴去猎异，而是放下了士大夫

的架子，老老实实地学习的。刘禹锡写的《竹枝词》共

有两组，一组是九首，另一组是两首，合起来是十一

首，正好与屈原《九歌》的篇数相合。

刘禹锡写《竹枝词》篇篇都是佳作，如描写爱情

题材的三篇；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

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日出三竿春雾消，江头蜀客驻兰桡。凭芎狂夫书

一纸，住在成都万里桥。

“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花红易衰

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依愁。”

我们看一个初恋女郎在江边听到情人唱歌时，

那种乍疑乍喜的复杂心情和聪明可爱的性格。措词

流丽，和陕北民歌多么相似，他抓住眼前“东边日出

西边雨”的景物，融入诗中女主人公的思想感情，用

天气的“晴”与“不晴”，来谐对方的“有情”与“无

情”，把两种不相关的事物巧妙地统一起来，造成了

一种清新可喜的诗美。再看第二首，把一位年轻的

妇女托便船捎信给自己丈夫的镜头攫取入诗，勾勒

了一幅富于感情色彩的画面。其中“狂夫”一词，表

现出这位妇女对久久不归的丈夫又气又爱的心情。

“住在成都万里桥”，以口语入诗，叮咛交代的口吻

如见，极有生活气息。第三首写一个深情的女郎在

爱情遭到挫折以后的愁怨，第一、二两句是兴，第

三、四两句是比。诗人以山桃花的花瓣纷纷落满山

头和蜀江的奔流不息起兴，紧接着从中引出两个新

颖贴切的比喻，用女郎的口气写出了愁怨产生的原

因和愁绪的深长。全诗至此戛然而止。由于比义紧

扣兴义，所以上下文之间交相辉映，女郎炽热而又

深沉的感情同明媚的自然景色溶合在一起，意境鲜

明如画，韵味悠然不尽。

巴渝民歌的丰富营养，除哺育了刘禹锡的《竹枝

词》十一首以外，还使他的其他诗作放出异彩。他在

这一时期所写的《杨柳枝词二》、《纥那曲二首》、《堤

上行三首》、《踏歌词四首》等，诗中都直接提到“竹

枝”一词，风格也同《竹枝词》十一首相近。刘禹锡绝

句的成就比较高。他后来又尝试词的创作，这同他受

到巴渝民歌的影响，是有关系的。在浩瀚的诗人群星

中，拎出刘禹锡，意在说明刘志成如此深入地论述陕

北民歌，和他对文学创作，对诗歌创作的源与流关系

等认识是相关的，和他对文学的立场态度是紧密相

关的，也可以视为这就是他的文学的大众立场和美

学态度。也是一种传承的进行时。

还需要论及的，刘志成对陕北民歌的音乐、舞蹈

也是熟悉的。台湾学者蒋勋曾说，周邦彦为何被称为

宋诗人第一名，原因在于音乐性。李清照何以敢指点

苏轼，也是因为李清照更熟悉当时的音律。今天的陕

北民歌已经走向全国和世界，它的民歌的音乐美，更

使它插上双翅。就此打住吧，在写此篇过程中，过多

的激情也许伤害了文章的严谨性和论述的规矩，但

是，欣赏美学有时需要一种随机性，我同样深爱着民

歌，深爱着陕北民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