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素，现居大连。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辽宁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大连市作家协会主席、大连市文联副主席、大连日报高级编辑。散文《佛眼》获中国作协“全国散文大赛”一等奖；散文集《独语东北》获中国散文学会“首届冰心散文奖”、中国作家协会“第三届鲁迅文学奖•散文奖”；散文集《张望天上那朵玫瑰》获“第三届中国女性文学奖”。个人获“辽宁省第四届优秀青年作家奖”、大连市“第九届金苹果终身文艺成就奖”等。现已出版《佛眼》、《独语东北》、《永远的关外》、《流光碎影》等14部散文集。

　　在鲜花里沉眠

　　关于母亲，我写过许多文字。最近的一篇，写的是《老妈烟史》。我的母亲抽了一辈子烟，却一直都很健康。可是，2008年，83岁的她竟做了一次乳癌手术。时间只过了一年，就因此病复发而离开了我们。

　　母亲是个乐观开朗的人，身体没有得过什么大病。第一次把我吓着是1995年夏天的一个早晨。这是我搬新家的日子，搬家公司的车还早着呢，母亲更早就起来了，只一个哈腰扯地毯的动作，她的腰就不能动了。去医院一拍片，发现母亲的腰椎有陈旧性骨折，医生问她什么时候受的伤，母亲却说不知道。就这样，因为一个隐藏的旧伤突然间复发，母亲这才知道自己老了，而且有病在身了。经过这一场彻头彻尾的检查，好在母亲全身上下也就这一个病患。于是，全家都看着母亲的举动，不准她再干任何的活儿。从医院回来，我马上给她买了轮椅，出门看风景或上酒店吃饭，就让她像残疾人那样，坐在轮椅上推着去。即使她回了乡下，轮椅也跟她一起带到乡下。母亲是个要面子的人，却也不怕村里人笑话，问她为什么，她就说，这不正好把儿女的孝心在别人前展扬出来吗？

　　最难忘的是2004年国庆节。女儿刚刚考上了北京传媒大学，我决定由小弟开一辆面包车，拉着全家去北京玩一次。名义上是去看女儿，其实是想让母亲看看首都。母亲说，一步都不能走的废人，逛什么京城啊？我说，有轮椅坐你怕什么呀？再说，你当了一回中国公民，这辈子总不能连国家的首都都没去过啊。母亲这下没话了，好吧，那我就做一回刘姥姥进大观园吧！这是母亲从电视剧《红楼梦》里学来的调侃，逗得全家大笑一场。

　　临行前，我宣布了一个决定，别的人去北京坐小弟的车，我一个人带着母亲坐飞机。母亲一听，坚决不同意，嫌花钱太多了。可她话虽这么说，脸上却隐隐地闪出一丝兴奋。我也就不再和她争辩，只管把机票买了。我知道，办登机手续要走很长的路，所以下了出租车，我就去推来一辆行李车，在车上放一个软包，让母亲盘腿坐在上面。母亲说她不想这么现眼，可是腰顶不住了，只能乖乖地让我推着走。记得一路上，她都在尽量躲着别人的目光，故意把脸朝着我看，还忍不住地笑。但是，过安检的时候必须下车，我要掺扶母亲，她却甩开我的手，用自己的两手顶住后腰，慢慢向前挪动脚步，一边走一边叹气，唉，不能走的人出什么门啊！说归说，母亲仍坚持着向前走。就这样，不论在大连机场还是在北京机场，母亲或坐在行李车上被我推着走，或用两手顶着腰自己走，终于坐了一生中的唯一的一次飞机。

　　国庆期间，北京住宿紧张，好在我提前订了哈德门酒店，从那里去天安门，就算是近的了。节日当天车辆限行，天安门附近的大马路已变成了人行步道。我们早早就让母亲坐到轮椅上，然后进入那条通向前门的大马路。此时，几乎所有的人也都在朝着天安门的方向走。在一个路边摊，侄子买了许多纸做的小国旗，全家每人手里都分到了两面。母亲虽坐在轮椅上，也不住地在挥动手中的旗子。天安门广场够大的了，可因来京观光的人此时大概都聚在这里，我们在广场上移动车子去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困难，最后索性原地站在那里不动，然后把广场四周那几个标志性建筑指给母亲看。我发现，母亲并没有我想像中的激动和欢喜。她一边伸着脖儿看，一边却说，不用你们告诉啊，在电视上早看过啦，全都能给对上号，既然全家都来北京了，那就在天安门前留个影吧！母亲的话，让我愣了半天。还是小弟脑子快，马上把母亲的从容和聪明表扬了一番，于是，全家人围着母亲，在天安门前的金水桥畔留了张合影。

　　我知道，母亲平时最喜欢有人给她买穿戴。离开了天安门之后，我就提议推着母亲去逛王府井。母亲一听，果然就乐了。可是还没忘了提醒一句，不要买太贵的东西，你不是说北京卖的布鞋比我做得还好，还是什么名牌吗？母亲的记性真好，这是我多年前告诉她的话，看来她一直都在心里惦着。这可能就是女人，多老都想把自己打扮得美一点。我说，那就去王府井吧。在母亲的笑声里，浩浩荡荡的一大家人，向王府井奔去。我们一直把车子推到街北头的“同升合”，并且一直推到卖鞋的柜台前。我指着各式各样的鞋，让母亲自己挑。我还告诉她，同升合是王府井大街有名的百年老店，就是我说的那个名牌啊。母亲的眼睛比看天安门还亮，最后挑了一双绣花的布鞋。与我们一起来的二舅妈，也在母亲的感召下挑了一双，鞋面的绣花跟母亲的一样，只是号码不同。买完了鞋，再让母亲去别的店挑衣服，她却说什么也不答应，我们只好推着她由街北向街南闲逛。快出街口了，母亲突然发现了什么。我一看，母亲的目光停留在中国照相馆门外的橱窗上，那里面挂着几张国家领导人的肖像照。母亲说，周总理都在这里照相，咱们也在这里像模像样的照一张吧！

　　就这样，这次的北京之行，我们照了两张全家福，一张是室外，一张是室内，都是在母亲的主张下。室内的这一张，后来就一直挂在母亲的卧室。她卧病在床的两个月，眼睛总是盯着照片，永远看不够的样子。

　　腰椎不好，只是限制了母亲的行动自由，我们都认为这算不上什么病。她胃肠好，脑子灵光，有爱美之心，能吃能睡喜欢穿，就是一个健康的老太太。然而，母亲身体里的病还是不约而至，其态势竟然是紧锣密鼓一般。

　　母亲今生做的第一次手术，在她78岁那年的夏天，医生把她的子宫给切除了。由于长期抽烟，手术后发生了激烈的咳嗽，造成刀口裂开，只好做重新缝合术。

　　接着就是在她80岁的时候，母亲又得了一次轻微的脑血栓，所幸发现得很及时，治疗措施也都对，没给她留下什么后遗症。出院回家后，母亲一直在说她命好，没落下半身不遂，拖累儿女。

　　两年后的冬天，母亲被三叉神经痛折磨着了，痛点在右脸颊与鼻翼之间。去医院检查，医生说这个病至今仍是医学难题，不知道病的诱因，也无法对症下药，从临床观察看，病人忍受的是一种难以描述的痛，有许多人甚至轻生自杀。医生的话没错，母亲吃什么止痛药都不好用，有的药吃下去还出现了强烈的过敏反应，弄得母亲浑身起大水泡。后来听说有一种针刺疗法，就慕名找到了那位专家。专家一针扎下去，果然救了母亲。此前，母亲因为疼吃不了任何东西，人也瘦了好几圈儿，她曾跟我说，要是这一针扎好了妈的病，妈能把凉水喝下去一大桶！当那一针扎完了，母亲真就立刻变了一个人，出院回家就毫无节制地开吃，而且吃什么都香，吓得家里人怕她撑坏了胃，每顿饭都要狠心地给她限量。

　　2008年春天，我离开大连一个月，躲在丹东凤城写东西。就在要结束的前几天，不断地接到大弟小弟的电话，他们轮番地问我什么时候回家。我问有什么事儿吗？他们说没什么事儿，就是告诉你一个人回来，开车别跑得太快了。我觉得不太对劲儿，就提前了两天回到大连。记得，在空荡的丹庄高速上，最高时速竟然跑到180公里，而且直接就把车开到大弟家。

　　母亲跟大弟住在一起。见了我的面，母亲的表情就像个盼了太久的孩子，马上掀起衣服，给我看她的乳房。母亲的左乳上明显有一个肿物，而且表皮已经变黑，眼看就要鼓破了。我的心一凉，立刻知道那是什么了。只听母亲说，他们早就想告诉你，都是我不让说的，妈怕你开车溜号啊，现在你平安回来就好了，有病该治就治吧，这次又得让你为妈花钱了。

　　这些年一直是这样，每次母亲有病住院，所有的治疗费都由我一人承担。四个姊弟中，就我挣钱多一些，姐姐和大弟是农民，小弟是个小公务员，他们的生活水平都很一般，母亲平时就心疼他们，我也不想让他们为难。母亲明明知道这次的病很重，也只想等我回来再说。而我并不觉得委屈，为母亲花多少钱都不心疼。

　　晚饭过后，大弟说下去看看我的车，跑了这么远有没有问题。我明白他要对我说什么，就一起下楼了。大弟说，前两天，你一个在晚报跑医疗的朋友帮忙请了个医生，亲自到家里给咱妈看病，这医生还是个博士后，他只看了一眼，回头就告诉我说，乳腺癌晚期，二姐，咱妈这下可完了！我知道母亲的病不好，可听医生这么说，我的心里还是禁不住打颤颤。

　　回大连第二天，我就给母亲办理了住院手续，请专家会诊。想到母亲年事已高，我问大夫能否采用保乳术。大夫说，不但要切除，还要马上切除，瘤子要是破了，活体肉的臭味会让人无法忍受。于是，4月11日入院，17日就给母亲做了手术。

　　我的母亲失去了她的左乳。那只带着乳头的左乳，被装在一只玻璃瓶里，由手术医生拿给我看。它是母亲身体的一部分，而这一部分已经先死了。我不由得想起陈村与史铁生的一段对话，大意是说，人并不是一下子死去的，而是一点一点死去的，一部分一部分死去的，只不过最后死去的这一部分是整个死亡过程的结束。所以，看着母亲被割除的那只左乳，我已经在心里开始哀悼了。

　　伤口拆了线，母亲试着去抚摸左胸的伤口，却发现左乳没了，她马上问，怎么都割去了？我只好说，医生说留着有隐患，就让他全割了。母亲说，也不是癌，有什么可怕的？母亲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曾有一个乡村算命先生告诉母亲，你将来老了肯定不能得癌，死也是死在心脑血管上，而且一点儿不连累人，坐在那儿说老就老了，自己也不遭罪。母亲始终相信他的话，一直不往癌症上想。

　　为了瞒过母亲，术后没有做例行的输液化疗，只给她吃美国产的一种口服化疗药。这种药很贵，母亲不让买。说那东西割了就好了，没必要吃药。我没听她的，硬逼着她吃。手术后，母亲并不在乎左胸，而只怕三叉神经痛再犯。由于三叉神经没事儿，人又能吃能喝，母亲的体力恢复得很快，人也比过去胖了白了，脸上和眼角的皱纹都开了。见母亲状态这么好，全家的紧张气氛也都缓过来了。

　　其实，我知道一向乐观的母亲为什么会得了乳癌。她随大弟一家从乡下老家迁居大连已经六年，大弟原本有一个小物流公司，后来他的这个小公司被大公司挤了出来，六年中大多的时间是呆在家里，陪着母亲看电视、吃饭，除了买生活用品，给车加加油，几乎不需要出门，而他在城里既没有朋友，也没有街坊邻居，全部的社会关系，就只有我这个二姐。看到大弟愁眉不展，母亲自然跟着上火，看着母亲不开心，我更是乐不起来。母亲让我给大弟找活儿干，可大弟只会开车，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工作。母亲就这样积郁成疾，得了大病。母亲乳癌手术后，我只好厚着脸皮去求一位同乡，也是几十年的老朋友，现在是某单位的一把手领导。当我把母亲的病和病因说给他听，他马上就说，为了你的老母亲，我也得帮你这个忙！于是，六年没有出门工作的大弟终于上班了。

　　那是2009年春节前，母亲真是吃什么都香，看什么都乐。三十儿晚上，过去一定是全家看晚会的，这次大弟却提议要打扑克，沙发上就母亲一个人在看电视。除夕夜的扑克，一直打到第二天早上五点半，我们几次催母亲上床睡觉，她都说不想睡，就一个人半躺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电视。看一会儿再起来，两手顶着后腰走到牌桌前，自言自语地说，唉，这个年啊，妈过得心里透乐！说完了，再回去看电视。到了凌晨三点半，母亲有了些倦意，说，我实在抗不过你们了，你们玩吧，我去睡啦！五点半钟，她就醒了，看我们几个还在打扑克，就说，得了得了，别打了，都快睡觉去！这是母亲与我们过的最后一个除夕。

　　大年初一晚上，我们几个仍然不看电视，白天已经把觉睡足了，晚上继续玩牌。半夜时分，坐在沙发上的母亲又是自言自语地说，我不等你们了，我要去睡觉了。可她刚站起来，就呼咚一声摔倒了。这一跤摔得很重，很响，我马上就想到了母亲的腰！然而，当我们都跑过去扶她，却发现她自己从地毯上爬起来了，嘴里不停地说，今天是大年初一，我又长了一岁，正好84了，这一跤摔得可不好啊！我们知道她说的什么意思，见她没摔坏什么地方，就给她吃宽心丸，叫她别胡思乱想，别往心里去。这个春节，全家就这么过去了。

　　正月十五是元宵节，弟弟和侄子们照例去乔山墓园给父亲送了灯，全家仍如往常一样吃了饺子。饭后正在看电视闲聊天，母亲突然提出说，她明天就要去乡下我姐家住些日子。母亲总是这样，只要她决定了的事，没有人敢有半点反对。她的四个孩子，也因此被她培养成了孝子孝女。

　　临走的时候，母亲把夏天的衣服都带上了，韩国牌子的“爱喜”烟也一下带了十几条。到了乡下，母亲就跟我姐说，妈大年初一这一跤摔得不好啊，老天爷是要收走我了，这次来你家妈就不回去了，你们几个就在乡下发送我吧！母亲之所以要去我姐家，是因为她会操办乡下人送老的那一套仪式。我姐明白母亲的心思，自然是满口答应了，说，妈呀，你想要什么，就给你办置什么，你一百个放心。母亲说，你一定要给妈扎五头纸牛，这五头纸牛不能是一个色，要扎成五种不同的色。她还给我姐解释说，女人死了一定要扎牛，因为女人一生洗了太多的脏水，得让牛把这些脏水给喝了，要不就有罪孽啊，阎罗王不会轻饶了呀。我姐问，那就扎一头大牛呗，为什么要扎那么多啊？母亲说，多扎几头罪不是轻嘛，好让阎罗王高兴啊。娘儿俩说扎牛的事儿，就像是在说笑话。

　　四月中旬的一个上午，母亲突然头疼难忍。我姐以为是三叉神经痛犯了，就想马上给我打电话。母亲却说，疼也要忍着，不准你告诉英子。我姐只好听命。到了四月底，母亲的头痛越来越重，而且跟上次的三叉神经痛不一样。我姐怕落埋怨，偷着给我打来了电话。我立刻让小弟开车回去接母亲，我留在市内把医院的床位订好。

　　那天是2009年4月26日。我跟侄子和外甥们在医院门口等着，小弟的车直接就开到了住院部门前。

　　经医生初步检查，母亲的疼痛与三叉神经没关系，怀疑是脑子里长了东西。可是，做过血液、彩超、脑CT、核磁共振等各项检查后，除了血液里有癌细胞，别处的症状又不十分明显。医生只能根据以往的病史，给出了一个有待商榷的结论：很有可能是癌细胞全身性转移，可以住院观察，也可以回家观察。

　　母亲每次住院都需要多人看护，住在医院里十分不便，于是决定给母亲设一张家庭病床。回家后，即使用了药，也只能顶一会儿。自上次三叉神经痛之后，母亲再一次被难以忍受的疼痛折磨着，而且再一次被饥饿折磨着。每当疼痛一来，母亲就要抽烟，说抽烟能减轻疼痛。她从23岁开始抽烟，烟龄已有61年。身体好的时候抽烟，母亲的表情是非常享受的样子，患病的时候抽烟，满脸都是痛苦。

　　终于有一天，母亲提出要扎杜冷丁。我说，扎那个会成瘾呵。母亲说，别管了，不疼就好，它是个依靠，我就不害怕了。背着母亲，我去征询医生的意见。医生说，不到万不得已，最好别扎杜冷丁，实在不行，可以先试着扎吗啡。

　　扎吗啡需要办许多道手续，因母亲的户口在乡下，我得给母亲办一个在大连市内的暂住证。等我把一系列问题都解决了，才从医院开出了吗啡针剂。医生交待说，一天只能扎两支，最好是一支。回家告诉母亲，她显得很通情达理的说，那就扎一支吧，但凡能忍住，我就不扎。于是，每天下午两点，社区护士就会按时来给母亲扎吗啡。此前的一两个小时，母亲早已开始疼了，她却努力不吭声，只是不断地用眼睛看着表针。

　　母亲吃不下东西，身体又迅速地消瘦起来。她把自己的三妹妹留在身边，晚上陪着她睡觉，白天陪着她说话，扶着她上厕所。基本上不让我们插手。说，以后别忘了孝敬你三姨就行了。可是，没出多长时间，母亲就起不来了，翻身需要人帮忙，上厕所只好改铺尿不湿。每次只要尿了床，三姨和我就会给她洗一次身体，擦一次爽身粉。母亲一生最要面子，也最爱干净。不用她说，我们也要这么做。

　　有一天，母亲见身边只有我一个人，就给我讲了一个故事，说乡下老家的一个婶婆婆，那年得了大病躺在炕上，她知道自己没几天活头了，就天天闭着眼睛不看人。有一天，我去她家里看望，问她为什么总是闭着眼睛，婶婆婆小声对我说，侄媳妇啊，婶子舍不得眼前这些儿女啊，不敢看他们的脸，看着心里就难受啊……记得，母亲说到这里，长叹了一声，眼里有了泪光。我知道，母亲这是在以暗示的方式告诉我，她现在也想把眼睛闭上，不敢再看她的儿女。

　　生离与死别，都把生命的残酷性推到了极致，而死别要比生离不知残酷多少倍！我就想，如果闭着眼睛能减轻母亲的痛苦，那我宁愿她这样做。可是，闭着眼睛的母亲，她的心里在想些什么呢？那些因想而生的悲伤，不是要比病魔本身还疼痛吗？

　　后来发现，母亲虽然这么说了，可她并没有这么做。她的眼睛始终在看着我们，看着家里的一切。这反而让我更加难过，因为我在母亲的目光里看到了她对生命的眷恋，对儿女的不舍。她能直面而不躲避，都是因为她太爱我们，而不是自己。

　　进入6月以后，母亲在吗啡的救援下，疼痛已不再是最大的问题，无法进食进水成了最大的困难。白蛋白输了十几瓶，因为怕助长癌细胞，不得不暂停一下，改给母亲插胃管，输进口营养液，加上营养配餐。各种用药也因为不能吞咽，都是通过这个管给入。后来，胃管也不好用了，母亲的胃里不再接受任何东西。

　　6月15日晚上，母亲说，明天去医院吧，妈得死个明白，看看我到底得的什么病。的确，我们一直没告诉她得的是什么病，只说是神经性头痛，和三叉神经痛不一样，没有什么特效药，也不能扎针，只能止疼，静养。母亲说，还是去医院看看吧。

　　6月16日早上，120急救车来了。母亲住进了友谊医院重症监护室。颠簸了这一下，母亲的高压升到了190。在重症室住了一天，见各项指标又稳定了下来，就改住楼上腾出来的一个单间。我们家人多，母亲每次住院，都要给她找个高级一些的单间。母亲生病，怕花钱，却不怕麻烦人，来看她的人越多越好，跟她呆的时间越长越好。这是母亲的体性，平常没病的时候，她也喜欢家里人都来围围她。我总说她会邀宠，爱闹人。只要听我这么说，她就会用眼睛瞪我，示意不让说。这一次生病，母亲再闹人，再邀宠，我也不再说她一个字。我想，就让她使劲地闹我们吧，就让她尽情地向我们邀宠吧，她还能闹我们多久呢？我们还能宠她几回呢？

　　事实上，母亲已经没有力气表达这些了，即使来了亲人，她也只是拿眼睛看看。只有医生来了，她才会问：有什么好药？有一千块钱的针儿，闺女也能给我扎，你只管开吧。我生平第一次看到母亲这么舍得花钱，她要给自己扎一千块钱的针儿。我知道，母亲太想活着，她害怕离开自己的儿女……

　　6月25日，母亲的身上开始浮肿，她让我把她手上的戒指，颈上的项链以及耳环取下来。可是，当我要把那只银手镯也取下来，母亲却哼了一声，把手抽回去。银手镯是母亲的嫁妆，原来是一对儿，另一只给姥姥了。姥姥89岁去世，临终之前，母亲对她说，妈，你死后，我会捋下一只镯子放在你的骨灰盒里，咱娘俩一人戴一只。姥姥问为什么，母亲说，镯子是个记号啊，等将来我死了，我会戴着这只镯子去找你，阴间那么大，要是没有个记号，我上哪儿去找妈呀。这说明，母亲一直记着自己的许诺，不会让这只银手镯离开自己。她要戴着它，去另一个世界找自己的母亲。

　　这是母亲生命最后的一天。傍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实在支撑不住了，精神也完全崩溃了。一颗心如被万箭所穿，只想远远地逃开。可是母亲每次生病住院，必要求我在身边陪着。她只是不让我值夜班，而我白天的任务不止是陪着她，还要给她找医生，各种检查和买药也由我负责。她认为，全家只有我会领她看病，只要有我在，她的病就有治，就安全。这次生病也是如此，我要是有事离开，必须告诉她几点回来，否则她就不放我走。25日傍晚，母亲的体温是37度多，有一点低烧。我很想把体温计拿过来给自己量一下，因为我觉得浑身发冷，四肢无力，头痛难忍。但我不想让母亲知道，就小声跟我姐说了，身体不舒服，想早点回家。我姐说，走吧，明天也晚点儿来，反正这边人多。回家后，我一量体温，高烧38度6。马上吃药，睡下。

　　第二天早上，大弟打来电话，问我睡得怎么样，睡好了就来医院吧。我马上警觉，妈不好吗？大弟说，不好，你还是快来吧。原来，母亲从后半夜开始发高烧，医生给用了最好的进口药，也不见退。

　　到了医院，屋子里气氛紧张极了。医生说，你母亲的腿已出现尸斑，看来不行了。三姨听了，立刻开始张罗给母亲穿送老衣裳，让我厉声制止了。我说，我妈还没有走呢，你就给她穿衣裳？这让她多难过啊？她会说我们都盼着她快死啊！三姨说，人活着就给穿衣裳，这是祖上留下的规矩，你妈叫我跟着她，就是要我给她提前就把衣裳穿好了。人活着的时候穿上，这衣服才能得着，死了穿就得不着了！尽管三姨这么说，我就是不让她穿。我始终觉得母亲不愿意走，她头脑清醒着呢，现在只是说不出话来了，我们这么做，她心里多疼啊。我疯了一样，跟三姨大吵起来，气得三姨跑到走廊里哭。这时候，医生发话了，叫马上穿衣服。我只好去叫三姨。可是，三姨此刻却气哼哼地站在走廊里不进屋。最后，还是我和姐姐、大弟给母亲穿的寿衣……

　　母亲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给自己做好了寿衣。那时候，我一个月只挣42元工资。母亲来我家住了几天，趁着周日休息，我带她去逛大连商场。她说，逛逛可以，不想买任何东西。可是，当看到卖布的柜台上有一块墨绿色的提花加厚丝绸，她却挪不动腿了，小心地问我，能不能给我买一丈。我问她买这个干什么用，她说给自己做送老衣裳。我说，你才60岁，就置办送老衣裳啊？母亲说，妈不忌讳，你要是有孝心，就给妈买了。记得，那一个月的工资，全给母亲买寿衣料子了。其实，那一次只是买了够做一件外大衫的布，母亲以后再来大连，我又陪她逛了一次大连商场，终于按照她的要求买齐了。母亲病重以后，我曾把她装寿衣的大包裹拿出来，当着她的面翻看了一下，发现里面还有穿过的旧衣服，一件是我结婚时穿的蓝呢大衣，不知什么时候被母亲改成了短外套，母亲居然要拿它套在棉袄外面。我问都不问，就给提出来扔在一边。另一件是绣花的对襟白布上衣，十多年前我给她买的，只穿了一次，别人都说好看，就收起来装在送老衣裳的大包裹里。这件衣裳我也想扔了，母亲却说什么也不让，说她就是要穿着它，而且一定记着要给她贴着身穿，怕我不听话，还特意把三姨叫到眼前嘱咐了一遍。

　　可以看出，在这个大包裹里，母亲最喜欢的还是那件墨绿色提花加厚丝绸大衫，它是母亲自己缝制的，打着圆珠式的扣子，直到今天依然华美异常。我由此想起了母亲说的一件往事。当年，她嫁给父亲时过于匆忙，因为她跟另一个姑娘去镇上买花线，让日本宪兵给盯上了，吓得姥爷半夜雇了顶轿子，把她送过了门。我爷爷是个乡绅，家里有地有钱，过门不久就补给了母亲一笔嫁妆。她是个爱穿的主儿，用婆家给的钱一气儿给自己做了二十三件镶着云子边的旗袍和大袄。1947年冬，当她得知家里第二天就要被土改，连夜就带着姐姐出逃了。逃走之前，没忘了把这一包衣裳塞在厢房的碾盘底下，把一双装着首饰的黑皮鞋糊在墙洞里。土改过后，当她回家去找这些宝贝，全都没有了。母亲这一辈子都在想那些不知去向的旗袍和大袄，在我面前不止说过十几次。她知道现在早已不时兴穿那样的款式了，只好把送老衣裳做成那样的。母亲对穿的讲究，已经讲究到了棺材里。正因为这样，母亲走后，我心里一直不安，深怕爱穿的母亲怪罪了我，要真像三姨说的那样，人死了再穿就得不着了，她一定会很生我的气。

　　有人说，一个人来到世上的时辰，也一定是这个人离开世上的时辰。这句话在母亲身上得到了验证。2009年6月26日下午两点，在84年前的同一个时辰，母亲把自己的生命交回给上天。

　　母亲走了。

　　此前她一直都很清醒，发了高烧之后，就不再理人。最后的时刻，她的体温像火一样炽热。就因为母亲的身体是热的，我一直摸着她的手，和她的手腕上的银手镯。我发现，这只银质的手镯和母亲的身体一样热。给我的感觉，母亲的生命和灵魂，离开得很慢，很慢。

　　我记住了母亲的话。火化之前，我把这只银手镯给取了下来，暂时为她保管一下。这时候，我最后一次握了握母亲的手，已经彻骨的凉。

　　几十分钟后，母亲的骨灰被装进了盒内。我把握出了温度的那只银手镯，郑重地放在了母亲的骨灰上面。直到这时候，我才意识到，母亲她真的去另一个世界了。

　　入殓师傅关上骨灰盒那一刹，我在心里祈求，愿她能很快就找到戴另一只银手镯的姥姥。她在她自己的母亲面前，永远都是个女孩子啊。

　　其实，母亲一直希望自己的后事在乡下办，大年初一晚上摔了一跤，让她提前就跑到乡下我姐家住下，等着那一天的到来。我姐说，那些日子，听说村里有人老了，母亲就会坐在炕上，不让别人说话出动静，她要听那家的喇叭声响不响，抱庙的人哭声大不大，由此来评判老人的儿女孝不孝。

　　民间的丧葬习俗，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小时候，我对棺材就不陌生，村里凡是有老人的人家，厢房或柴房一定会有涂好油漆的棺材，小孩子们对此已习以为常，见惯不惊，玩起藏猫猫，胆大的男孩子都敢趴在棺材后面。乡下的老人凑到一起，只要说起儿女的孝，就拿两件事衡量，一是在老人活着的时候是不是把送老衣裳做好了，二是在老人活着的时候是不是把棺材给做好了。母亲也是这样，大弟那几年搞运输挣着了钱，她对大弟说，送老衣裳你二姐早给我置办好了，你给我做一副好棺材吧。大弟就去找明白人，买回了上好的黄花松板子，又在周遭村子里请来最好的木匠，做了一副全村最厚重最华丽的棺材。后来因为有个亲属突然病故，他的后人来动员我母亲，想买她做现成的棺材。母亲没法不同意，就卖了。

　　1999年夏天，父亲去世二十年的祭日，母亲在乡下给父亲操办了一场“烧抬房”的大戏。关于这件事，我曾在《回家的路有多长》那篇文章里写过。即使这样，我对母亲的做法始终无法理解，母亲也始终觉得我这个人靠不住，所以在她感到惴惴不安的时候，要回乡下找她的大女儿。

　　其实，在母亲生命最后的那些日子，她非常希望我们能送她回乡下。后来是二舅给做了主，说，别听你妈的话，她的后事就在城里办吧，简单点儿，朴素点儿，千万别铺张。有了二舅这句话，我便反复做母亲的工作，说在城里也能让她走得好，走得体面。母亲当然听从了我的劝，她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关于她在这个城市的葬礼。她说，多给我摆些花儿，摆满了。

　　母亲一生都喜欢花，尤其喜欢白玫瑰和白菊。所以，我答应她说，你放心，我一定给你多摆些花儿，摆一圈儿，摆满了。

　　于是，在告别母亲的葬礼上，这个普通的乡下老太太，像中央级的大首长一样，安卧在鲜花丛中，沉睡在鲜花丛中。

　　想你是舞蹈

　　云南，字面上就有一种不确定性。与云有纠缠的地方，可能就像一个有艺术气质的人，高妙而虚幻，与现实有些距离。如果让我描述云南，只要一句话，遥远而影绰。云南就是这样，高原上铺着肥沃的红土，土壤里生长着数不清种类的稀奇植物，植物下面栖息着不同族系的浪漫的住民，他们说着不同发音的语言，吃着不同味道的饭菜，穿着不同式样的衣裙，跳着不同姿态的舞蹈，分别聚拢在属于自己的那个山顶或那条溪边，至今仍过着从史前延续下来的日子。那个会跳孔雀的女子只稍稍改变一下手势，就把各种舞蹈乱炖成了一个《云南映象》。

　　我是说，云南是个纷繁而华丽的地方。它的风景有点像草地上的花朵，簇簇片片，分不出主次，去一百回云南，仍有让你陌生的那一瓣香气。

　　那是元旦过后，中国作协与云南作协联合在峨山启动一个创作基地，我和几位作家应邀去了滇中的峨山。在此之前，我曾去过滇北的丽江，滇南的版纳。原以为，我已经把云南最好看的地方已经都看完了，没想到峨山让我再一次坠入云南的神秘之谷。

　　所谓的峨山，既是一座山的名字，也是一个彝族自治县的所在地，而且它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建起来的少数民族自治县。彝族村寨，彝族男女，过去一直是挂在天边的布面刺绣，现在则花花绿绿地张贴在眼前，几下子就把我给晃得眩晕了，以至于从峨山回到大连好多天，身上仍有好几个器官处于异常活跃的状态。一个是嘴，一个是脚，还有一个是腰。

　　那天，峨山县副县长带我们一行人翻山越岭地去了棚租村，只为让我们看一眼花腰彝。副县长说，彝族有许多支系，服饰却不尽相同。棚租村的女子每当成年后都要给自己绣一件花腰，而且喜欢穿着花腰唱歌跳舞，于是就有了一个昵称：花腰彝。大家说，用不着走到跟前，单看这个称呼，就可爱至极了。所以，当车子在村部门口一停，几位男性汉族作家就举着相机，奋不顾身地向花腰们扑了过去。他们甚至不去看人家的脸蛋，而是想方设法地绕到她们身后，去盯看棚租村女子的花腰。

　　熙熙攘攘的花腰，呈一片鲜艳夺目的红色。这与彝人崇拜火的习俗有关，棚租村的女子没有像男子那样手举着火把，而是以一种温柔的方式，把火的宗教束在了自己纤细的腰间。然而，当我走得近了，又发现她们的花腰其实是以红为主色，另有绿白黄蓝在红里面穿进穿出，这些驳杂的图案就像给火焰上添的柴。另外，花腰不只装点了腰间，它实际上是一件由肩到腰一气呵成的无领无袖背心，将黑色的绣衣绣裤若隐若现地罩在里面。沿着花腰向上看，在她们那束起来的发髻上，还高举着一个撮箕状的红色头帕。如果说花腰是火塘，那头帕就是风吹后蹿起的火苗了。在她们的颈肩上，还有一个缀满了银片的霞披，由于造型夸张，美妙地勾勒出了女子前后身的曲线。总之，头帕或霞披都是陪衬，一切的美都在腰间。因为绣功精致绝伦，再加上缀有红缨和料珠的鸡冠花边，一朵花儿就在这里绚烂地盛开了。

　　棚租村女子的花腰，分为妈妈辈的老花腰和女儿辈的小花腰。列队欢迎我们在院子里落坐后，她们并没有跟客人混在一起，而是身体挨着身体，在旁边密不透风地围着桌子坐下了，只齐刷刷地给了我们一片红色的背影。我以为这是故意不想让外人插入，后来知道，这其实是换一种姿态展示她们的花腰。

　　红色的花腰，黑色的绣衣，撮箕状头帕，看上去像一个模子出来的，仔细端量却没有重样儿的，它们不是机器可以复制的东西。据说，绣一件花腰要两三年，女孩子从十几岁就开始拿起针线，一件花腰绣好了，她就该出嫁了。村寨的日子寂寞而漫长，女孩子在花腰上绣心思，就把时间给忘了。花腰原是要留在她们出嫁那天穿一穿，可是没有一个彝族女子会等到那一天。彝族每年都要过一次火把节，山神节，天公地母节，而出嫁却只有一次。柜子里的花腰，隔不了几天就要拿出来穿戴一下，它已成了闺房里藏不住的细软，节日一到，花腰就与主人一起变成了精灵。

　　真羡慕棚租村的女子。人类走到了今天，她们还在穿着祖先当年一针一线创作的花腰。汉族的祖先手也巧，也曾经给自家的女子发明过花腰，只是后来失传了。如今的汉族女人，只好在古装的京剧或电视剧里看曾几何时的“花腰汉”。尤其是生活在城市里的汉族女人，她们的服饰一直被时尚牵着鼻子，因为设计师大多走的是巴黎或米兰路线，他们在高级女装腰间的处理上搞的是极简主义，无形中就让这类汉族女人的身上少了一个可爱的机关。

　　其实，在族群之间，最容易识别的就是服饰了。它是穿在身上的历史，更是画在身上的艺术。棚租村的女子大概从来就没有离开过自家的火塘，她们本分地做着民族的母亲，背衫里包裹着孩子，摇篮里装满了彩线，那一件件用手工绣出来的花腰，看似穿在她们身上，实际是写给这个世界看的。我就想，如果天下各民族的女子都有一件属于自己的花腰，这世界真就是名副其实的风情万种了。

　　眼前的场面也许太陌生了，开始的时候，作家们还与花腰们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用眼睛看，用数码相机拍，像面对一块侏罗纪化石，一个经典的小说细节。哪知道，花腰们跟客人一起坐下来，实际上是在为另一种开场做准备。坐了不一会儿，音乐就响起来了，刚刚还是静态的老花腰和小花腰立刻就像被火点着了，一个个全都变成了迷人的花妖。是啊，穿花腰的女子，怎么可能不跳舞呢。她们在场院中央围成了圈儿，每个人都在身边留出个空当儿，等着作家们来加入。那几位男作家果真不知深浅，马上就听话地收起了照相机，决定与花腰们共舞。可他们一上场，马上就变成了呆头呆脑的笨鸡，手和脚都愚蠢得不像是肉长的，而是木头做的。即使这样，他们也不想退出，硬着头皮跟花腰们一起跳舞。

　　这时候，场上只有我还迟迟地站在圈外。我发现，由于日常生活中没有跳舞的习惯，身体已经年深日久地呈拘谨和板结的状态，突然间就让我手脚都有动作，实在是焕发不出这样的热情。可是，意外发生了，不知为什么，我身体里那根跳舞的神经好像被一点点的激活了，我的两只脚也明显地有了一种冲动，它们已不再听从我内心的指令，而是私奔一样地加入到了花腰们中间，脚底像抹了油，跳起舞来身轻如燕。

　　我至今也叫不出那支舞蹈的名字。它像彝族文字一样难懂，像花腰一样婉约。跳舞是老花腰和小花腰的家常饭，她们个个身材纤细，腿脚灵活，旋转闪躲，变幻莫测，我的眼睛已无法盯稍，完全不知道她们两只脚的下一个去向是哪里。我甚至觉得，这群花腰们根本不是在跳舞，而是在密林中嬉戏，我是一个被魅惑了的人，只能跟随着她们游走在原始而蛮荒的旋律森林，两只脚再也记不住回去的道路。

　　舞蹈停歇下来之后，几位男作家围住了两个最漂亮的小花腰。这是一对亲姐妹，妹妹只有十六岁，就穿上了自己的花腰。她一朵花一朵花地指给我看，然后让我近距离拍照她那并不稚嫩的刺绣。姐姐曾经考过县广播电台的播音员，会说一口非常标准的普通话。男作家们马上凑趣，那你一定会唱歌啦！她说，当然会呀，棚租村的花腰彝，跺脚就是舞，咂嘴就是歌。

　　于是，当车子要离开棚租村的时候，她果然站在车门口给我们唱了起来：

  想你是挝罗，

  爱你是挝罗，

  想你想你想你是挝罗，

  爱你爱你爱你是挝罗。

  青菜白菜两小朵花，

  白菜青菜两小朵花。

  青菜没有阿哥亲，

  白菜没有阿姐白。

  ……

  这是峨山花腰彝的情歌。此后，我们又去过几个村寨，每走一个村寨，我们都会听见这支歌。歌词用汉字书写，里面还夹杂着许多彝语。歌的前两句要反反复复地唱，已经唱成了峨山的代名词，在网上敲一下“想你是挝罗，爱你是挝罗”，峨山就出来了。

  挝罗，彝语的意思就是跳舞。“挝”的汉语发音念“抓”。想你爱你本是内心里的风景，花腰们却要把它外化为挝罗。想，要跳舞，爱，也要跳舞。这种独特的表达方式，很有原始意味。它之所以能保留到现在，也许就因为这里是云南，这里是峨山。

  记得，我们在峨山呆了三天。从一个村寨去另一个村寨，要长时间坐在车上，路途颠簸而遥远，可我们却一点儿也不觉得累，也没有人犯困，大家嘴上都在不停地复习这支歌，脚下也都不由自主地在挝罗。

  想你是挝罗，

  爱你是挝罗……

  直到现在，仍常常会想起峨山，想起我去过的棚租、岔河、火枇杷、亚尼。它们看上去还是一幅悬挂在天边的布面刺绣，与以往不同的是，我的指尖曾在上面轻轻滑过。

农家乐如油菜花般灿烂

　　大地震之后，这是我第一次踏入蜀地。

　　飞机还未降落，心脏已隐隐地抽紧，眼睛也有一点潮湿。我想，这是正常的生理反应，比我的预想要好多了。灾难发生之前，我从未因什么哀伤，整天泪流不止，可在那个撕心裂肺的五月，电视一直打开着，我的眼泪也一直地流着。在后来的日子里，以至于只要听到哪里地震了，马上就能感到身体里有一个部位在疼。

　　原以为，三年的时间还是太短，灾区总会有捂不住的伤痕露给我看见。却没想到，凡是所到之地，已看不见曾经堆积如山的地震垃圾；收住过那么多人的简易板房，如今已不见了蓝踪白影；零零星星撒落在平原上的村庄，也已变成了一座座面孔清秀的小镇。尽管这里仍被称为灾区，却看不到一个悲情满面的灾民，也看不到破破烂烂的灾况。就是说，如果不看受灾现场实拍的照片，我完全想像不出这里发生过那么严重的破碎和毁灭。或许如期而至的又一个春天，对地震疮疤是一种天然的屏蔽。然而，我总认为这不是最合适的解释。

　　此次蜀地之行，我只去了都江堰和彭州。我发现，在被地震撕开了一道道裂缝的龙门山下，在古老而葱茏的川西平原上，许多东西并不是薄薄一层春色就可以遮盖的。那些在地震中被我记住了名字的县城和村镇，那些因伤亡巨大而让我揪心不已的学校和医院，都已在坍塌之后获得了重生。春天的油菜花，只是把这种重生映衬得更加美丽。任何一个人面对此情此景，都会惊异于蜀地父老对苦痛的消解能力，也惊异于一个国家的救灾和援助能力。

　　成都可能是我造访次数最多的外省城市。每次来到这里，朋友一定会带我去郊外的农家乐。正因为如此，那场灾难过后，我的目光除了关注那几个重灾区，还有我曾经去过的龙泉驿、幸福梅林和江家菜地。打电话问成都的朋友，他们告诉我说，成都郊区距震中比较远，这几个农家乐丝毫未受影响，生意仍如以前那么火爆，只有重灾区的农家乐关了门。

　　我知道，上帝格外偏爱四川盆地，给它铺了足够厚的土，也给它降了足够用的雨，让生活在这里的子民吃穿不愁，以至于发明出农家乐这种休闲产业。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抱怨晴天太少的成都市民，给自己找到了晒太阳的去处，美其名曰农家乐。如今几十年过去，农家乐已像春天的油菜花，无所不在，无处不有。当这种蜀地气质的生活方式成了潮流，就成了受更多人仿效和追捧的时尚。

　　这一次来成都，我最想看的是灾区的农家乐，在震后的三年中，它已成了我的一种牵挂。记得，那天去彭州的路上，迎面走来许多去镇上赶场的农民，在男人的三轮车上，在女人的背篓里，装满了翠生生的蔬菜。彭州盛产蒜苔，此时正是上市时节，它那特殊的清香和辣气，远远就吸入了我的鼻孔里。给我的直感，就是生活仍在继续，许多固有的东西都没有改变，比如蒜苔的长势，赶场的脚步，也许还包括农家乐。

　　在成彭高速两边，偶尔会闪过路标或指示牌。我注意到，那上面有许多农家乐广告，而且名字一个比一个好听。看过广告，再向前走不远，果然就看到了一片五颜六色的纸质小彩旗。这是农家乐的符号。一种熟悉的陌生，一种陌生的熟悉，迷离了我的眼睛。

　　彭州最大的农家乐在葛仙山。一直听话的葛仙山，仿佛与龙门山叫板，或者说，与地震带挑战。你不是裂开了一条缝吗，那我就在你眼皮子底下搞农家乐。山、林、菜、花、田、塘、鱼、禽，或静或动的元素，或浓或淡的点染，如画布上的随意一抹，曾经面目狰狞的山谷，就此风花雪月。

　　那天正是周末，葛仙山的山门前，停满了大大小小的车。尽管蜀地风味小吃多，蜀人也出了名的好吃，农家乐给人的享受，岂是一个吃字了得。在葛仙山，最花时间的娱乐是在山间行走。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枇杷林，果子还很小，可是叶子太美了，每一片都那么完整而润泽，真想挖一棵带回北方，让北方的春季有浓郁的绿。这也是我第一次看见川芎，第一次看见黄连，第一次看见柏地，以前只在医生的处方上见过它们，在难喝的中药汤里尝过它们，如今是在农家乐的山坡上……

　　正午时分，大家终于走累了，喝茶的亭子在山顶，坐在这里望出去，满目都是真实的风景。可以听见鸡叫，可以看见雀飞，可以闻见空气中的花香。我就想，葛仙山已经成了最好的疗伤之地，大灾过后，不知有多少人，把难过的心思和泪水扔给了它，回头再去开始新的生活。

　　其实，葛仙山是农家乐里的高端样板。在灾区重建的项目里，政府把农家乐当成了重大主题。不论是新建的居民安置点，还是在旧有的景区沿线，政府更鼓励普通而随处可见的农家乐。事实证明，在我所去过的都江堰和彭州，把自己的家园经营成可以接待游人的农家乐，已经成为当地灾民自救自强的途经；有暇就去农家乐，已经成为城乡百姓习惯而喜欢的生活方式。

　　那天午后，我去了都江堰市白鹿镇。这个小镇处在大地震的震中，与映秀镇一山之隔。白鹿河右岸有一所中心小学，那道令人惊悚的裂缝，正好从前后两座教学楼的中间穿过，后面的一座楼，与断层一起被抬高了三米，却安然无恙，前面的一座楼原地未动，只不过震碎了窗玻璃。于是，有人给后楼挂上了一个红色的牌子，上面写着：5•12地震最牛楼。牛字缺了，我便问在工地上干活的人，牛呢？一个女孩子俏皮地说，农忙嘛，那个牛去地里种田了噻！

　　我站住了，盯着女孩子看。她脸上的笑，她拉腔拿调的土话，会让我记一辈子。灾区百姓的达观和快乐，给了我说不出的感动。这是一种特殊的基因。不是春天给的，也不是农家乐给的，而是骨子里就有的。

　　（责任编辑：刘志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