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过年的时候，杀猪匠、干爸黄相文就忙起来了。

　　家家户户过年杀猪是腊月里的一件大事，人们必须赶在“立春”之前杀猪，交过“九”后，天气转暖不利于腌制和存放，就不能杀猪了。

　　杀猪的时间大都是清早，天还没有亮，我还蜷恋在热炕上，巷道里邻居家的猪已经哀号起来，半条街道都能听见。猪喊叫不到几分钟，就听不见声音了。那时候，几乎每天早上都能听见猪在生命最后一刻的哭嚎声。它几乎成了年的脚步匆匆行来的心灵信号。

　　下午时分，就有人家端来一碗血馍，上面盖着两片肥肥的肉片。我们当地的风俗，凡是谁家杀了猪，都会挨家挨户端送一碗血馍肉片。

　　农户人家，家家户户喂养一头猪，就能够捱过一年的光景了。不然，那种日子可真难过。本来粮食就不够吃，过着“瓜菜代”的生活，碗里清汤寡水，没有油水，繁重的体力活，人根本支撑不住。

  大多情况下，我的奶奶在做饭时，只是把一块干肉皮在烧红的锅里擦一遍，往往只见一股油烟从锅底窜出来。实际上，饭里面一点油水也没有。奶奶说，用肉皮擦一下就不粘锅了。

　　每年正月一过，我奶奶就要东借西欠，千方百计凑钱买头小猪喂上。猪刚一买进门，奶奶大声喊道：“玉凤赶紧喂猪去。”按照奶奶的说法，刚刚买回家的小猪，头一顿食的吃法，就跟着第一个喂食的人的吃相。奶奶总认为我继母饭量大，能吃。

　　轮到我们家杀猪了。

　　早在半个月以前，父亲早早地就从三十里外的关家沟山林里背来了一背硬柴，晾干、砍好，等待杀猪。头天晚上，奶奶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

　　第二天四点多钟，奶奶、父亲起床烧水，忙忙碌碌作准备工作。杀猪的大寛凳、烫猪的大木桶等，头天晚上也已经扛到我们家了。

　　早晨，县上广播站的大喇叭一响，我听见了干爸黄相文的声音。不一会儿，圈里的猪大声哀嚎起来，尖利的声音侵入到了周围邻居家的院落，像作最后的告别。

　　干爸的手艺熟练、麻利、老道。一头猪，两三个人按在杀猪凳上，干爸边指挥，边把一柄锋利的尖刀，从猪脖子下面沉着冷静地插入胸腔，抵进心脏，鲜红的热血顺着刀柄，哗哗地流进早已摆放在凳子下面的盆子里面。

　　这时候的干爸，最为惬意的就是手里的刀锋触摸到了雄壮的猪心脏跳动的瞬间，他获得了意识、刀刃与力量之间的快感。当那头猪无可奈何地永远沉默时，他轻轻地吁了一口气，直起身来，吆喝大家忙这忙那。

　　干爸站在蒸腾着白色热气的大木桶旁拔完猪毛，把猪用一截粗棍担在桶沿上，从猪的后腿切开一个小口子，然后用一根磨得发亮的钢筋直插到猪的前肩。他长长地倒吸一口气，嘴对着那孔鼓足劲吹气，猪很快胀大起来。我真佩服他的功夫。难怪我的奶奶对着生气的我们常说，“生气吗？气大了跟上黄相文吹猪去”。

　　冲洗、刮白，三下五除二，白白净净的猪已经被专用的铁钩子吊在楼扶的椽枋上了。干爸黄相文忙着开膛破肚，奶奶站在一旁，紧张地盯着猪肚子里油的多少。她关注的是能剥出来更多的油，这关系到一年的吃油问题。一大堆白白净净的猪油放在盆子里面了，奶奶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一个多小时后，干爸就把头蹄下水、肥肉骨头等等摆进簸箕，干干净净，利利索索，任由奶奶收拾。

　　继母还躲在屋子里哭泣，她对这猪有了感情，心里难受。

　　县城里几条街上的人们都愿意找干爸杀猪。他脾气好，人好，活做得细心，在几个杀猪匠里面小有名气。

　　我小时候身体不太好，难养活，家里人就把我“送”给了黄相文，认了“干爸”。我和他之间，从心理上讲，有一样别样的感情。

　　干爸不善言谈，在生产队里干活十分勤奋。我和他一起劳动的时候，他只是埋头干活，很少跟大家聊天说笑，有时候冷不防斜剌剌地插进一句话，能让周围的人们或仰天大笑，或惊诧十分，或交口夸赞，或沉默无语。

　　大家说，黄相文说话跟挖头一样。

　　在我的印象里，黄相文的父亲个子不高，母亲为人宽厚。我称为“干爷”的老人，好像是四川人。

　　几十年过去了，干爸的样子一直没有变，寡言、老实、敦厚、沉郁。前年，我回家探亲在大门口碰见他，勾着腰，似乎缩得愈小了，他跟我笑了一下：“回来了啊！”

　　听家里人讲，他的老伴多年前就不在了，他和大儿子怀平一起过，儿子也学会了杀猪。但是，儿子没有他那么出名，没有他那么红火，现在邻居们喂猪的越来越少了，种地的人少了，人们的往来也少了。

　　邻居们之间端着血馍肉片互送的亲情已是昨日黄花，回想起来心痛。

　　快过年了，我又想起了杀猪。

　　想起了干爸黄相文。

　　剪刀的苦痛

　　我家院子里住着岳师、蒋师两家裁缝师傅，都是四川人。

　　他们解放前就来到了文县。

　　岳师老两口住在西屋，没有小孩。蒋师一家三口人，住在东屋。有个姑娘十五六岁了，叫文华。两家老人的年龄差不多，都快六十了。他们都在县城唯一一家集体所有制的缝纫社里当师傅。蒋师是那里的负责人。

　　缝纫社占用的是闫长寿家的私改房屋，面朝街道，两层木楼，高高大大，亮亮堂堂。

　　闫长寿的老母亲，整天坐在缝纫社门口的长凳上晒太阳，看街上过来过去的人。闫长寿的一只手有点不灵便，精明的老母亲是儿子的靠山。

　　缝纫社里大约有四五十人，都是女人。这是那个年代人们就业的特色。找这样一份工作也不容易。他们也不是社会的最下层，属于工人阶级的一份子，也算是有身份的人，关键是吃国家供应粮。今天的人们也许不理解。

　　我路过缝纫社的时候，总觉得那里很热闹，宽大的铺面摊开在明亮的阳光里，一张阔大的桌子上面，堆放着需要裁剪的布块。蒋师个头不高，站在宽大的桌面前，忙忙碌碌，肩上老搭着一条白色的软皮尺。

　　当年，人们主要还是以穿便衣为主。能够作制服的人仅有蒋师一人。流行的大都是中山装和三个兜的学士服。能穿上一件制服是很风光的事。不像今天，人们穿衣服完全靠在市场上买。会做衣服，会给自己的男人们做衣服的女人们也许快要断绝了。

　　蒋师也是因为会做制服，成为人们巴结的人。每逢年关，他忙得不可开交，有人常常找到家里去。蒋师一生当中最为舒心的时候，是他手里的那把磨得明明亮亮的特殊大剪刀在铺平的布上面咬着布口滑行时发出咯噔咯噔响声的时候。

　　还有一位叫冯其贵的师傅（我的奶奶常常笑喊红鸡公）好像是在店铺里面的屋子里做活，他们主要是做便衣。

　　岳师是四川武胜人。我的印象里，老人和善、温厚、寡言、敬业。一年四季很少看到他在家里，经常早出晚归。我当时还在上中学，睡得早。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院子的大门一有响动，听见岳师轻轻地问一声：“还有人吗？”有人回应一句“没有了”，大门的门杠便“哐当”一响，整个院子又陷入沉沉的夜色之中。

　　在我看来，岳师老人像生活的影子，只要有光，他就会显现出来，不管是在灯光里，亦或阳光下面，他总是真实的，真实的没有一点虚假、做作。

　　一九六八年的夏天，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人们都疯了，在那种动乱里无所适从。这时候，岳师每天晚上都到我们家，和父亲在昏暗的电灯光下面聊天，他对这个社会担忧，因为缝纫社里也不安宁了。

　　记得有天晚上，岳师带着大祸临头的神情，十分痛苦地给我父亲说了一件事。原来，他给县上一个军方的领导家属做了一件黑色平绒的便衣，几天后，人家退回来，说是上面有一点瑕疵，硬说是他给弄坏的，要赔偿。当时，那一件衣服十几块钱，老人怎么能够赔得起啊。我就站在一旁，听岳师老人痛苦地给我父亲诉说了半夜话。后来，老人忧心忡忡地走了，我看着他佝偻的背影消失在院子的黑暗里，心里替他难受。

　　再后来，我也不清楚事情怎么了结了。事情几十年过去了，岳师老人忧愁的眼神，包括他那深陷于重压中的自尊和苦痛，深深钤印在我挥之不去的记忆里。

　　在我的印象里，岳师夫妇几乎没有什么欢乐。岳婆端个小凳子，成天坐在南房倒庭的台阶上，怀里搂着一件衣服锁边子、缝扣子。像一片掉落在地上的老叶，轻轻地、静静地。

　　蒋师寡言少语，他光亮的右额头上面，有一只小鸡蛋大圆圆的包。我始终不知道是怎么长成的。他仅是每天晚饭时分回家来吃一顿饭。他的老伴，我称蒋婆，我奶奶喊他“蒋老婆子”，她每天的任务就是按时给老汉做好饭。我看着蒋师端着一碗白白的大米饭，坐在台阶上一言不发地吃着，饥馋的胃就跟自己过不去，我无法拒绝心里的难受。白白大米饭的诱惑，像魔鬼、如幽灵，至今让人怀恨在心。

　　饭后，蒋师也不再停留，回到缝纫社里去了。他一年四季就住在那里，缝纫社就是他的家。

　　“清理阶级队伍”那年，一天晚饭后，从来不跟我说话的蒋师，突然找我，让我到缝纫社里去帮他写一份交代——缝纫社里的人们把他打成了“历史反革命”，让交代罪行。

　　我给他帮着写交代的过程中，才知道了他的身世。原来，他四川老家一个在解放前曾经当过土匪的哥哥牵连上了他。

　　后来，我到了省城上学。听家里人说，蒋师和老伴被下放遣送到了文县最偏僻的梨坪公社接受劳动改造。那是一个非常边远贫穷的山沟，我真担心他们的生存能力。他们的姑娘文华出嫁给了兰州一家国营厂子工作的老乡，爱人是部队转业的一名小军官。

　　一九七九年，我在县上工作时，去梨坪公社下乡搞“基本路线教育调查”，在公社所在地的村子里，看望了蒋师和老伴。

　　正是冬天，两位老人蜷曲在一间黑屋子冒着浓烟的火坑旁，瑟瑟发抖。我知道，他们在与命运苦苦挣扎，活得痛苦，命运遗弃了他们。

　　在当时的情形下，我能够做到的也就是默默地听他们苦述，没有更多的帮助，只能怀着一种深深的同情。那年月，人性被极其强大的“阶级属性”扭曲和扼杀，就像今天，被“利益属性”无耻奸杀了一样。人们之间缺失了曾经的一切。

　　文化大革命结束，在我离开家乡后的几年里，从农村返回城里的两位老人，一年左右相继离世。听我奶奶讲，蒋师先过世的，送葬的场面很热闹，是缝纫社里的人们操办的，几十号人都很尽力，社会上一片说好。

　　不到两年，蒋婆也去世了。老人活着的时候，日子过得很可怜，像个乞丐。平时，全靠缝纫社里的人们接济。死后，没人管，远嫁到兰州的女儿也没有回来，最后，还是缝纫社里的同事出面埋葬了她。

　　奶奶说，“文华不要良心，小的时候，文县城里的孩子没有穿过的花衣服都让她穿了，两个老人把她捧在手心里养着哩，她妈妈死了都不回来看一眼。”

　　后来，我又听说文华是两位老人从小抱养的。事实上，老人们疼爱的程度，与亲生的比起来，也不过如此。

　　（责任编辑：萧 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