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的村庄背后，有片桉树林，是三十多年前身为民办教师的二哥，带着当时还是学生的我们一群娃娃栽下的。桉树林一直扎根在我心灵的地域，不断生长着。

　　那个年代，学校办到家门口。全村五十多户人家，大大小小就有二十多个娃娃读书。教室是生产队的公房，据说是解放后从地主家没收充公的，一直作为生产队的羊圈。为了让村里孩子能上学，全村人商量后，便把羊圈进行了修理粉刷，因陋就简作为教室。黑板是一扇又宽又大的方形旧木板门，请木匠刨过，刷过一层黑漆漆的釉，打通两个洞，穿根铁丝挂在墙上。课桌、凳子分别由各自读书的孩子从家里抬去，凑合着摆进教室，高的高、矮的矮、宽的宽、窄的窄、长的长。尽管如此，只要二哥把教室门口那半瓣悬挂在屋檐下的锈犁头“当——当——当”敲响，我们读书娃娃就会像群挤着入巢的蜂，跑进教室，各自坐好，鸦雀无声，听二哥讲课，跟着二哥朗读，服从二哥的安排布置，写字、做作业、画图画。

　　教室里混合坐着一、二、三年级学生，合并成一个复式班，一列纵成三排桌凳，面向黑板。每堂课，二哥都要给三个年级的学生轮流讲课，一个年级上语文，一个年级上算术（数学），分别岔开，该听讲的听讲，该抄写生字的抄写生字，只有音乐、图画（美术）课合并上。课余时间，因没有球场、球架、球桌、球拍，体育课除开展一些简单的列队、跑步、拔河、登山外，很少上，把我们围在那间羊圈改成的教室里。

　　有一节劳动课，却是我们最喜欢上的。为了弥补教学用的买粉笔、黑板擦、红墨水、钢笔、尺子等费用，生产队把村后几块瘦荒地划拨给学校作勤工俭学基地，由学校耕种，自收自支。所以，我们的体育课经常被劳动课代替。而且，每次劳动课几乎都与那片勤工俭学基地有关。有时，挖地、碎垡、打塘、下种、盖粪，种苞谷、黄豆、豇豆、南瓜，薅草、松根、施肥、收割，我们一群七大八小的娃娃跟在二哥屁股后面，像群刨食的小鸡，叽叽喳喳边学劳作，边玩耍，大部分活计都是二哥包揽。二哥嫌我们挖地太浅，经常重新翻挖，并不停地唠叨：“人哄地皮，地哄肚皮”。或是借题发挥，向我们讲解那首：“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古诗，使得我们乐此不疲。为了改善土壤结构，培肥地力，提高产量，二哥还带着我们进行“坡改梯”。为了防范牛羊残害庄稼，二哥还带着我们砍些棠梨花树、苦刺花树、倒勾刺树，用藤或篾捆起来，顺着地埂打桩，栅成一堵严严实实的刺篱笆墙。收苞谷的时候，在二哥的指挥下，我们把苞谷掰回教室，然后由生产队长过目定价，变卖成钱，交由二哥掌管，作为办公费支出。部分不成熟的嫩苞谷棒，二哥用清水煮熟后，分发给我们。此刻，品尝着自己“劳动果实”的我们，像群老鼠啃着苞谷，心里乐滋滋的。

　　靠勤工俭学基地创收，一年才二三十块钱，毕竟有限。二哥又带领我们在地旁边挖了个大粪塘，上劳动课时，就安排我们到处捡粪，作农家肥交给生产队，按斤计算成公分，年底参与分红，钱作为学校的勤工俭学收入。或是学雷锋帮生产队收种庄稼，帮村里的五保户挑水、砍柴，甚至是去捉稻苗上的虫。有时，还领着我们上山挖药材卖。只要能赚钱的门道，二哥都想尽了。很多时候，只见二哥把一瓶红墨水匀开，不断掺水为我们批改作业。而二哥批改大楷，用的却是一种自己挖来的红色釉土，晒干磨细成面，放在碗里兑水，略加几滴红墨水，调匀后用毛笔给我们画圈、打叉。每批改一次大楷，就要洗晾一次毛笔头，难免会有些笔毛脱落。黑板擦来擦去，也露出筋骨，褪了色，别出心裁的二哥摘来几个不成熟的柿子，剖开，蘸上墨汁，反复在黑板上擦抹。转眼，黑板又黑又亮，如翻新过一样，让我们上去做演算，默写生字，备感高兴。那些被我们写断的碎粉笔，也被二哥一一收起来，面粉一样捱细，再掺入一种沉淀过的白泥浆，自制几节竹筒模具，发明创造制成粉笔。可是，无知的我，总是借占二哥的优势，悄悄偷一支粉笔，揣在衣袋里。有时，在石板上画棋盘，邀约小伙伴们下“豆腐棋”、“牛角棋”，或是在平整的墙壁上写字、画画，常惹得那些眼红的同伴去二哥面前告状，让我挨了二哥不少对我加码写字、做作业的惩罚。

　　后来，生产队不知从哪儿引进一种名叫桉树的树种。据说，叶子可以蒸烤油，卖给制药厂造药，树杆也可以卖给火柴厂造火柴，经济价值特别高，全身都是宝。二哥一听，是条创收的好路子，便去找生产队长汇报，带领我们，一两年就把那片勤工俭学基地全部栽上桉树，不再种粮食。并向我们夸下海口，等桉树长大了，要靠卖来的钱给我们换掉那个走走停停的“公鸡头”钟，买篮球、羽毛球、乒乓球，还要买根新钢管，换掉那旧犁头钟，新做整整齐齐的课桌板凳……

　　后来，随着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逐步施行，村里读书的娃娃越来越少。就在我初中毕业那年，学校被撤并，当了九年民办教师的二哥还原成了和父母一样，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生产队只好把那片桉树林折算成二哥的“辞退费”。从此，二哥把一生的追求全部寄托在那片桉树林上，像庄稼一样，细心管护。直到去世时，也要求把自己埋葬在那片桉树林下。

　　星移斗转，三十多年弹指逝去，那片桉树林和我一样已经长大成材。可是，经常被人夜里偷砍，特别是那些桉树叶，由于市场上桉叶油走俏，也被人杀鸡取卵，偷砍得仅剩光秃秃的枝桠。每年清明节，回家给二哥上坟，身为二哥学生、当了一官半职的我，像那片赤裸裸的桉树林一样忧伤。

　　村 口

　　不知你是否来自乡村？如果是，我们老家的村口，也许就是你们老家的村口。

　　如果你来自城市，问一问你的父母，或是爷爷、奶奶，他们会告诉你，你的血缘就从老家的村口流出。

　　因为，人类从漂泊到定居、种植庄稼、驯养家禽六畜开始，便诞生了村庄。随着过剩产品的交换，便催生了集镇，演变为今天的城市。不管你走多远，飞多高，村口是你迈出山村的第一步，脚印是你留在村庄的胎记。

　　我生于云南的山肚子里，长在云南的山肚皮上，从小在山村怀里喂养大，对村口尤为熟知。

　　老家的村庄，堆砌在蓝天白云下的半山腰，出门就是坡，只有一条“蛇路”从山脚蜿蜒爬向村庄。从对门坡上望去，路如山的脐带系着村庄，仿佛是上天打在大山上的一个逗号。路与村庄接吻的地方，就是村口。

　　村口是村庄的一扇门。村里的人不论谁出生，办完祝米酒，都会把“坐月子”婆娘吃过的鸡蛋壳，在满月那天夜里，点燃香火，送到村口，撒在路心，让出入村庄的人踩踏，提示村里人，自家拣得一个儿女。从此，蛋壳通知村口，村庄又添了一个新人。

　　村口是孩子的腹地。上学前的娃娃，常逃离父母的视线，不约而同，小狗一样溜到村口玩耍，直到家人喊吃饭，找到村口，才灰头土脸被领回家。上学的孩子，几乎黎明都在村口等候，像群飞离村庄的麻雀，叽叽喳喳下山读书。从此，有的麻雀变成了金凤凰，飞出村口，飞离了山旮旯。

　　村口是村庄的屏幕。一块不大的乡场（生产队时留下的晒场），几乎每天从早到晚，三三两两都有几个人聚在村口，轮流做村庄的门卫。晚上更为热闹，唱民歌调子的、跳左脚舞蹈的、吹牛聊天的，都会开会似的集中到村口。至今已看不到的露天电影，自编自演的乡村戏剧曾经在村口上演。从此，村口成了村庄的荧屏，播放着全村人喜闻乐见、雅俗共赏的乡村文化生活。

　　村口是老人的乐园。村里的老人像些孩子，坐在树下那几条石凳上，有的咂着旱烟，有的搓着麻线，有时晒太阳，有时躲荫凉。一边侃家长里短，一边朝着进村的路眺望，盼望漂泊在外的游子归来。从此，那些像古树守候在村口的老人中，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父母，或是爷爷、奶奶。

　　村口是村庄的门槛。娶进村的媳妇，不管是古时候骑马坐轿来的，还是近代坐马车来的，或是今天坐汽车来的，都会被拦在村口，在炸耳的爆竹声、唢呐声中，由两个举着熊熊燃烧火把的金童玉女引路，走进婆家。嫁出门的姑娘也不例外，哭哭啼啼被舅老公（新娘的哥哥）背出家门，在村口进行浓重的交接仪式后，才发嫁。从此，村口又有一粒种子撒向另一片泥土，即将成为一棵嫁接的果树。

　　村口是村庄的伤口。外出打工的村民中，不小心残了手脚，患了绝症，同样会被泪水送进村口。山外的小商贩隔三差五，常来村口摆地摊，兜售商品、食品、药品，或是买猪鸡牛羊，假冒伪劣、短斤少两，时有发生，让父老乡亲吃了不少哑巴亏。也有像黄鼠狼一样趁黑夜潜入村庄的贼，偷鸡摸狗被村民们逮住，蜂涌而上打伤，甚至打死在村口。望着警察用亮铮铮的手铐，把领头人带走，泪水盈盈不知防卫过当的乡亲们，顿时心口和村口一样被撕裂，有点痛。

　　村口是村里人生命的句号。不论是谁，一辈子驻守在村庄的，常年在外漂泊的，中途夭折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死后装尸体的棺材、骨灰盒，都会停放在村口。在道师（巫师）的指挥下教完去阴间的路，让前来送葬、披麻戴孝的人群绕着棺材走三转，才敲敲打打，哭唱着把死者送上村庄背后的坟茔。从此，村庄又一个灵魂从村口升上了天堂。

　　其实，村口是村庄的一只眼睛，村里所发生的喜怒哀乐，都历历在目。也是村里每个人呱呱坠地的胎口，出生入死的咽喉。

　　（责任编辑：高彩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