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出了陕北吴堡县城，沿黄河南行10公里，有一个叫做枣林坪的小镇。小镇归绥德县管辖，是全县最偏远、最贫穷、最落后的乡镇。1988年，我18岁的时候，从县城的师范学校毕业，被分配到枣林坪中学当老师。枣林坪中学属县办第六中学，我们管它叫六中。

　　能当一名公派老师，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我们村总共二三十户人家，几十口人，祖祖辈辈都是受苦人，我有幸成为我们村的第一个公家人。考上小中专那年的一个夏天，我跟随父亲到山上去锄地，对面山上邻村的一个人隔着一条沟扯开嗓门问：“听说你家小子考上小中专咧？”父亲一边锄地一边喊道：“考上了嘛！”那人感叹了一句：“啊呀，咋弄好咧！”我偷偷观察了父亲的表情，一脸的自豪。能为父母长脸，我心里当然高兴。如今，师范毕业了，摆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了，能不高兴吗？

　　但是，能在六中教书，的确是个意外。绥德师范是培养小学老师的，毕业的时候，我想着自己肯定是老家枣林坪镇哪个村的小学老师，最大的愿望就是分配到通公路、有电的学校。为此，我求了我的初中语文老师，他已调到县上工作，我想他应该有些能耐。没想到，他居然给我帮了天大的忙，我出乎意料地被分配到了六中，那是枣林坪镇唯一的一所中学，条件比那些村里的小学好多了。我就很佩服我的老师，他怎么那么能行呢？

　　带着初为人师的自豪感和神圣感，我手执教鞭，一笔一划书写了我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个篇章。我用一颗单纯的、玻璃杯一样透明的心，赢得了同学们的欢迎。记得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一位老教师，有事请假，学校安排我临时代课，结果学生集体向学校领导请愿，要我长期做他们的语文老师。后来，校长还让我当了学校的团委书记。一个毛头小伙，在涉世之初，能得到领导的认可，在心存感激的同时，乐呵了好一阵子，但表面上却装做心静如水的样子。

　　二

　　校园里有一大片枣园兼菜园。

　　一到夏天，知了就在枣树上叫了。不是一只，是无数只，动不动就来一场大合唱，至少也是小合唱。在那片枣林里，从来都不缺领唱者。我们把知了叫做“叫枣红”，叫着叫着枣就红了，就熟了，就把枝头压得沉沉的，风一吹，树枝摇摇曳曳，红枣绿叶，一派田园风光。

　　学校给每个老师都分了菜园子。那是自留地，得经营好。菠菜、葫芦、水萝卜，莴笋、茄子、豆角角，黄瓜、白菜、西红柿，我们一年四季不断菜。下课铃一打，你看吧，老师们夹着教案钻到自己菜园里摘菜去了，也有年轻的老师平时不好好种菜，大模大样溜到人家菜园里去了，主人发现了笑一声骂一声嗔怪一声也就过去了。园子里的菜不出半小时就变成了盘中餐，那才叫个新鲜，叫个绿色呢。吃着自己种的菜，感觉就是不一样！所以，大部分老师都想当个好“菜农”，但我发现老校长才是最好的“菜农”，他会亲自翻地锄草，亲自开闸从井里抽水浇地，亲自从山里弄些向日葵秆子架黄瓜，亲自从镇上的裁缝铺子里弄些烂布绺绺来绑柿子，亲自撅起屁股淘茅粪，亲自挖窖储藏大白菜，有时累得出水汗淋，但总是笑嘻嘻的，一副乐在其中的样子。我是新手，就跟着老校长学种菜，学着学着，居然敢跟老师傅抢水浇园子，抢粪施菜了。小徒弟不谙世事，老师傅也没法计较。

　　三

　　校园的东墙外是老乡的枣树林，枣树林下边就是波涛汹涌的黄河。在我的印象中，除了干冷干冷的冬天，傍晚时分，黄河滩上总是人来人往的。夏天人最多，学生娃们一个一个踱来踱去哇啦哇啦背书了；老师们三三两两散心了，或顺河而下，或逆流而上，偶尔有人捡起一颗鹅卵石使劲打个水漂，鹅卵石就贴着水面呼哧呼哧飞远了；老乡们一群一伙溜达了，边溜达边拉话，高喉咙大嗓门，无遮无拦，一路开怀大笑。脚下是软绵绵的沙滩，要是下过一场雨，就更软了，背景音乐则是黄河的波涛声。遇到端午节，同学们天不亮就会早早起来，争先恐后跑到河边往河里投放粽子，或者用河水洗洗手，洗洗脚，以此来亲近和纪念永远居住在课本里的屈原。

　　在黄河里游泳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其实，我们不叫游泳，叫浮河。最好在三伏天，在礼拜天，在阳光毒辣辣的正午，先蹲在老乡的瓜棚里吃几牙西瓜，然后哥几个扒了衣服，一丝不挂地把自己泡在不冷不热的河水里。浮累了，就来到河心岛上，四仰八叉，晒晒太阳。那太阳太毒了，晒一会就撑不住了，就用双手在沙滩上刨一个坑，把身子放进去，再把刨出来的湿湿凉凉的沙子一把一把抓在胸膛上、小腹上、大腿上，然后再一点一点扒拉掉，那是对童心未泯最好的阐释了。

　　当然，更多的时候，我会一个人来到河边，静静地坐在拦河坝的石堤上，看山，看山坡上的羊群；看河，看河对面属于山西的村庄；看天，看天上的流云；看枣林中忽隐忽现的公路，看公路上从城里开来的汽车。偶尔还能看到一两个穿红裙子的少女，那是在省城读书的学生放暑假回来了；偶尔也能看到一两个穿风衣的女人，那是来镇上探亲的城里女人。看风景看得累了，我也会在没人的时候，迎着晚风，甩一甩头发，仰着脖子喝两口小瓶装的烧酒，典型的为赋新词强说愁。但我真的没找到“愁”的感觉，那烧酒火辣辣的，一点也不好喝。但是把烧酒换成吉他，就好玩多了。河边的大石头上、沙滩上、河堤上都是不错的演奏场所，没有观众，可以随心所欲地拨动琴弦。要是有风，琴声能传出很远，要是在月光下，好像能传得更远，能传到大姑娘的耳朵里。这话一点也不假。我结婚以后，妻子说，听人说六中有个憨小子，一个劲在黄河滩上弹吉他，问我是不是真的。我就一边窃笑，一边告诉妻子，江湖上的传说就是哥的传说，不过，哥弹的不是吉他，哥弹的是寂寞，是一段无法逾越的青春岁月。

　　四

　　老师们的课余生活相对来说是单调的。年龄大一点的老师，通常是杀几盘棋，说一阵子笑话，然后咯吱咯吱摇着鼓风机生火做饭；年轻老师更多的是到镇上的食堂里去喝酒，或者偷偷地在宿舍里推杯换盏。我不会下棋，也不喜欢喝酒，正好写诗。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却订了一堆诗歌杂志。在六中，写诗绝对是个冷门，从来没有人写过诗，我也从来没有跟同事谈过诗。但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常常在那把破椅子上坐着，日光灯咝咝地响着，发出清冷的光，油漆斑驳的办公桌上摊着打开的诗歌杂志，摆着廉价的稿纸。我开始偷偷地向外投稿。稿件寄走了，就等消息，盼望邮递员的到来。每次看到邮递员骑着自行车来学校，就装作若无其事却又迫不及待地到收发室去看有没有自己的信件。看着看着，梦想就成真了，我的诗歌发表了，发表得越来越多了，它们就像窗台上那些次第盛开的盆花，散发出淡淡的清香，叫人真切地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那年寒假，大概是正月初七八的一个午后，刚刚下过一场大雪，校园里白皑皑的一片。雪后初霁，在暖暖的阳光下，能听到融雪的声音。我在自己宿办合一的窑洞里把火炉烧得旺旺的，炉体被烧得通红，火苗呼噜噜呼噜噜响着，我把双扇扇的板门打开，撩起门帘搭在门扇上，把木椅搬到门口，傻傻地坐着，像是在迎候一位老朋友，又像是无所事事的样子。那个慵懒的午后就那样过去了，就那样无声无息地过去了，但我总觉得那应该是诗人才有的午后。也许，爱上诗歌，就会爱上冬日的阳光，爱上融雪的声音，爱上安静的时光，爱上一把木质椅子。

　　五

　　小镇逢五逢十遇集。遇集的时候，老师们就会骑着自行车到街上去，漫无目的地溜达溜达，遇上来赶集的亲戚朋友、同学熟人就拉拉话，磨磨蹭蹭一两个小时过去了，就可以高高兴兴打道回府了。这时候，自行车把上就会多了一些东西，往往是左把上挂着尼龙网兜，网兜里装着二斤鸡蛋，右把上挂着塑料袋子，袋子里装着一块猪肉。在小镇上平时是买不到鸡蛋，买不到猪肉的。所以，想吃好的就要去赶集。当然，我们也会趁着赶集的时间，到理发铺理个发，偶尔也会到裁缝铺去缝一身衣服。有一次，我们四个同年等岁的年轻老师，一人缝了一身蓝色的中山装，一样的布料，一样的颜色，一样的款式，一样的工艺，四个人相跟着在校园里进进出出，颇有一番“引领潮流”的架势，十分显眼。

　　小镇逢年过节都要闹红火，不是闹秧歌，就是唱大戏。年轻老师当然会相跟着去“看”红火。因为隔河就是山西，所以一唱戏就是晋剧，我们更喜欢叫它山西梆子。年轻人对剧也好，对梆子也好，其实没多大兴趣。在戏台下的人群里站一站，在看秧歌的队伍里挤一挤，感受一下热闹的气氛，也就算了。如果有幸在闹秧歌的队伍里或者在观众群里发现个俊女子，能狠狠地看两眼，那就赚大了。至于唱的什么戏，演的什么节目根本就无所谓。

　　六

　　1990年秋天开学的时候，我们学校2个师范毕业的年轻老师不知怎么突然被调到农村小学去了，听说是跟文凭太低有关。我虽然没有被“挤”出去，但却感受到了形势的严峻性。为此，我于1991年参加了成人高考，继而在西安南郊的陕西教育学院脱产进修了2年。

　　1993年夏天，我从陕西教育学院毕业后，怀揣省上一位老作家热情洋溢的推荐信，兴冲冲地来到榆林，先后找到老作家说的那两个与文字有关的单位，希望能在那里谋到一份差事。两个单位的领导都有难处。但其中一个领导又给我写了一封推荐信。我怀揣新的推荐信，兴冲冲地找到我们县上的一位领导，这位领导带着我和我的一摞红红绿绿的获奖证书找到他的领导，说这是个人才，能不能关照一下留在城里。领导的领导不假思索地说，是人才更需要在基层好好锻炼。

　　我别无选择地回到了六中。我原来的宿舍被新分来的老师占了，新上任的校长让我住在一眼阴暗潮湿、被烟火熏得黑漆漆的破窑洞里。在我原来宿舍的隔壁空着一眼窑洞，那是上任校长预备下的客房，但好像从来没接待过什么客人。我说了不少好话，试图住进那眼窑洞，校长始终不答应。我头脑一热，居然做了一件很不靠谱、很野蛮的事情：找来一把斧头，一根铁棍，生硬地砸开了客房门上那把锈迹斑斑的铁锁，好像要把所有的郁闷和不快都发泄在那把无辜的铁锁上。校长眼看着我砸了锁，不知为什么没有制止我，也没说一句话。但他偷偷地给总务主任安顿了，我那眼窑里啥设备都不给配。这是总务主任告诉我的。校长懒得理我。

　　开学一个星期之后，教导主任找我谈话了。学生们反映我一堂课也没去上。我没有办公桌，就没办法备课；没办法备课，当然就没办法上课。教导主任大概觉得我的歪理还有点道理，就把该配的设备都配了，当然少不了教育我一番，鼓励我一番。

　　我能打开一把沉沉的锁，但我却没办法打开自己的心。我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人，甚至懒得打开从西安带回来的行囊。除了上课，我就躺在炕上，望着窑顶，不知所措。作为一名老师，我一再告诫自己，无论如何不能亏待学生。但说实在话，和刚当老师的时候相比，我的课是打了折扣的。

　　我得调离六中，不能误人子弟。

　　1995年岁末的一天早晨，太阳从黄河对岸的山上探头的时候，我坐上班车离开了六中，到县城的新单位去报到。前一天晚上，学校不知怎么停电了。我到教室里去跟同学们道别，烛光婆娑中，一些同学劝我不要走，一些同学问我还回不回来，一些同学还流了眼泪。（责任编辑：王生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