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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生贵散文特辑/【内蒙古】宋生贵

点击率:4130
发布时间:2016.07.04

  宋生贵,美学家、文艺评论家、作家、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现任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内蒙古文联副主席,内蒙古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兼任教育部高校教学指导委员会艺术分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评审委员会通讯评委,中华全国美学学会常务理事,全国文艺美学研究会副会长,内蒙古自治区社科联委员、学术委员会委员,内蒙古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学位委员会委员等;荣誉称号有: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内蒙古自治区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内蒙古自治区文学艺术突出贡献奖获得者,内蒙古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内蒙古自治区首批新世纪“321人才工程”第一层次人员,内蒙古自治区首批“四个一批”人才,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荣获内蒙古自治区“杰出人才奖”。



  冷静看去



  人过中年了还总容易冲动。这是优点还是缺点?是好事还是坏事?近来我多次问自己。

  关于这个问题,我暂且回答不了,但有一个自我提醒,却越来越明晰,那就是:冷静些,再冷静些——其实许多事都需冷静看待。

  这个提醒不是刻意的,而是渐渐从现实生活与生存状态中领悟所得——本人生来多迂,故而所获认知均颇费时间与周折。生活告诉我,现实中有许多现象的影响力(注意:这里的“影响力”只作中性词用)是无可估量的,如果再加上一些有人精心设计的烟雾弹与迷你灯之类做包装,往往很容易把人搞晕乎,以至头脑发热,未及看不清究竟,便已草草应从;等到过后明白了,则已悔之晚矣。譬如2011年3月中旬曾在国内发生过的抢购食盐风,或可称作一个不大不小的案例。不过,这次我自己既无心动,也无行动,因为我明白,就国内当下之局势看,何至于老百姓无健康食盐可吃呢!事实证明我没看错,为此,自己心中竟也暗暗生出一丝得意。这亦或可算一个我的冷静所得到的成功小案例吧。

  其实,在许多时候我们都容易跟风,或随潮而动。甚至常常因此而跑得身心俱疲,却依然不肯或不敢停下脚步。近读英国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著作《文化和价值》,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别人在那里继续往前走,我就停留在那里。”我觉得这话很有意味。仔细想想,如今我们有多少人能做得到?现在,急功近利如流行病一般几乎无孔不入地蔓延,跟风赶潮披上时尚的包装正四处招摇,许多人都自觉不自觉地投入其中,甚或推波助澜。其中,便滋生出了形形色色的人文病症和隐忧。

  最近听友人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时值深秋,北方的树木叶子变黄,继而随风飘零。在某市的公园里,人们发现连续数日有一位衣着颇为讲究的长者,每天准时对着面前的树木讲话,表情严肃庄重,声音抑扬顿挫,口气中透露着不容置疑的自信,所讲内容多为工作部署之类。初见状者皆深以为怪——自然想到了精神病患者一类,故不便趋近。未久,人们获知,此位原来是某个有相当级别的单位的主要领导,前些时刚办了交权退休手续。

  这故事听来始觉可笑,又觉让人同情,再想来则又深感可悲!恋官成瘾、甚至着魔,无疑是一种病,当然说到底也是一种人生的悲哀。官欲以及与之相伴而在的权欲与物欲,特别容易让人高烧难退,以至患上难以治愈的重症,甚至会到达无可救药的地步。

  还有一个真实的故事,也是与“官病”有关的。

  上世纪末叶,某事业单位(行政级别为县处级)的领导,善摆当官的谱,本来住家距离工作单位很近,徒步走来轻轻松松十五分钟即可到达,可该领导上下班均需专车接送,暑往寒来概莫能外。不仅工作日,节假日里自家的大事小事也常常离不开那辆公车,这便使为他专职开车的司机暗暗叫苦。某星期天,该领导要去洗浴中心洗澡,便打电话让司机开车来,可恰巧车出了毛病送厂修理去了。领导大为不悦,在电话里反复说:“那怎么办?那怎么办!”司机怕开罪领导,便忙说:“您稍等,我想想办法。”不一会儿,司机蹬着借来的三轮车来到领导家门口,领导虽觉有些别扭,但还是登上“专车”前往洗浴中心。领导下车后习惯性地告诉司机:“那你等一会儿吧。”

  若干年后,那司机在一次酒醉之后讲了这件事——此时那领导已退位数年,在场人听了无不发笑。笑过之后,三四人不约而同地说:“那他不当官了怎么办?退休之后怎么活?”这确实是个很现实的问题,同时也是个朴素而不无深意的人生提问。

  这个故事就本事而言也许只是个个例,但是否如歌德所说的那样,于特殊中可以见出一般呢?

  是啊,古往今来,做官的诱惑力实在是太大了,名利双收,风光无限,几乎是其他各业都无与伦比的,尤其是在“官本位”的国度,更可以高高在上,颐指气使,而且不仅当官者一人风光,还会庇荫子孙,惠及裙带。但请注意,一般来说,越是诱惑力非同寻常的地方,越容易出大毛病,官场便是极容易落病的地方。因为在这个特殊的“场”中,是很容易成瘾,甚至落下怪病的。其中,最常见同时也是最顽劣难治的,则是缺失了正常人的心境心态。这是因为权力的过分泛滥与强势,功利心的过于复杂与迫切,往往容易歪曲或抽离太多东西,包括公理和常识,以及平常心。谁都知道,世上唯心病最难医治!

  法国17世纪天才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布莱兹·帕斯卡尔在他著名的《思想录》中讲过这样一段话:“国王并不需要特别的伪装来掩饰自己,但他有奴才前呼后拥,还有那些五大三粗全副武装的卫兵和保镖,开路的喇叭和大鼓,以及那些簇拥着他们的卫队,这些仪式所营造出来的氛围使得最坚强的人也会胆战心惊。国王及其保卫者不只拥有华丽的服饰,他们还拥有武力。只有透过这些现象,才能认清那位整天锦衣玉食、独断专行的国王不过是一个平凡的人。”这是哲学家的眼力与认知,冷静而深刻,剥去了重重叠叠、云山雾罩的包装,看到了事体的本真——其实也正是说出了一个常识。我不知道那些手握或大或小权柄的人们,对此有何感想。我也在大胆地设想,如果社会上的各色人等都能看清了这一点,是否至少会减少些盲从与无谓的纠结呢?



  “吃名”及“吃名”乱象



  想来那曹孟德还是真有远见,早在那个战火纷起的三国时代就说:“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遗臭万年。”总而言之,一定要出名——无论是什么样的名!当然,还应该看到,他毕竟还是有局限的,至少那时他尚不知“名”下存有商机多多。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如果有“名”可靠呢,那么自然就可以“吃名”了。“吃山”“吃水”的说法流传已久,并因为是事实,所以也便有了共识;而“吃名”的现象虽然已算不上是新生事物,但以往似乎还未成气候——起码远无如今热闹。所以,不能不格外关注这“吃名”现象!

  “吃名”者何?我翻阅了案头的几本辞书,均无此条;点击“百度”搜索,也无所获。看来只好自己作解了——不妨也放大胆量搞一回“原创”。首先指出,这“名”不是通常所用的“名目”或“名称”之名,如人名中的张三李四王五,事物中的桌椅板凳、猪羊鸡狗、花草虫鱼等,而是特指名气大,并为公众熟知的那种“名”。而“吃名”这个词组,其结构与“吃山”“吃水”完全一样,同为动宾结构,即,“山”“水”“名”同为“吃”的对象。当然,这个“吃”并非单指张口咀嚼的行为,而是一种对以“山”“水”“名”为资源而谋生或经营的生动表达。这只是语义上的解释,而现实中的“吃相”,无疑远比这苍白的言语要生动丰富许多。

  人所皆知,山水之中有丰富的物质资源,可给人以生活与生产以及世代生存之需,而相比之下,“名”则显得虚玄了许多,其妙用何在呢?这就得看看这“名”的由来了。

  “名”的由来也是个复杂的问题,我这里尽量往简单了梳理归拢一下。我归拢的结果分为两类,一类称作“传统型”,另一类称作“当下型”。传统型的“名”——成名、出名、留名,往往是来自于不同凡响的事迹、功业,以及人的品行修养,即如中国古代推崇的“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这都需要经过一定时间的检验之后,而被世人——后世人心悦诚服地认可与传记的,其中,有许多是被后人追授,在民间广为传颂的。譬如,那些有发明创造并造福于人类的名人,学术上有建树并开启民智的名家,政治上高瞻远瞩并能安邦治国的名相,战场上勇冠三军且决胜千里的名将,舞台上表演出神入化以至令人称奇叫绝的名角,等等。而“当下型”的出名与扬名,与“传统型”相比则有显著的不同。我粗略归纳了一下,至少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占据优势平台(如今“平台”这个概念很入时,不妨一用);二是借用权贵们的招牌;三是动用媒体、尤其是电视传媒热炒;四是亲自出场自吹自擂;五是今晚能出名绝不拖到明早;六是名头能扬一丈高,绝不限于九尺九。放眼看看当下那些形形色色的“名人”,包括什么政治明星、企业明星、学术明星,以及笑星、歌星、影星等,凡出名快、扬名盛者,与上述特点不符者虽不说绝无,但也确实不多。在这方面,还是真的印证了那句流行中的话:“没有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其中,“敢”字当头则显得格外重要,即,既要敢想,又要敢做,还要敢吹。如某位既称“国画大师”又封(自封为主)“国学大师”者,便是多管齐下,吹得玄而又玄。尤其令人大吃一惊的是,自己为自己的定位是:在“一朝代大概有十数人”的“大师”到“不是每个朝代都有的”“巨匠”之间,而且堂而皇之地到处宣讲。瞧瞧,这是什么气魄,这是什么名头!

  为什么这些人会如此地看重名呢?过去曾听老百姓讲:“人怕出名,猪怕壮。”这话显然已大不适时下了。起码前半句得改一个字,即改“怕”为“盼”。为什么要盼出名呢?因为在时下,“名”就是资本,“名”就是生产力,“名”就是风采,“名”就是影响力,等等——这样说,仍不免有言未尽义之憾。举几个大家熟悉的例子:某歌手未出名时,那耀眼的大舞台对他而言只是个梦想,有时参加些小型演出,报酬也是微薄的,可一旦出名,则可一夜间变得身价倍增,签约者纷纷而至,出场费高的令人惊愕;有人此前还是个普通大学教师,站在教室内的讲台上认认真真讲一节课,收入也不过是几十元人民币,可是通过电视上数次亮相,转眼间便成了“名人”,于是便飞来飞去被请到各地讲演,而且出场费不菲,未过两年便进了富人排行榜;某些从事书法绘画的人,其功力与才情原本平平,可是通过艺外功夫而设法搞到个“协会”主席或副主席的名衔顶在头上,情况马上有变,即俨然成了业界领袖、书画权威,其“作品”行情也在一路攀升。还有,如上面提及的某“国画大师”兼“国学大师”,即因善于炒作,故声名一时隆盛,画价极高,为“适应”市场之需,进行流水线式的批量“创作”,可想而知,这致富的道路是何等的宽广!此类事例之多,举不胜举。概而言之,如今这“名”的价码之重,以及“吃名”的意外深长,不仅是活生生的事实,而且大有乱象“渐欲迷人眼”之势。

  为什么称“乱象”呢?除了形形色色,花样百出,让人看不清,拿不准之外,甚至连是非、美丑也在混淆中。前年,国内多家媒体披露这样一个消息:山东阳谷县、临清县和安徽黄山争夺西门庆故里。阳谷将建设“水浒传·金瓶梅文化旅游区建设项目”,复原西门庆和潘金莲的幽会地点;临清则提出打造“西门庆旅游项目”,黄山声称将投资2000万元开发“西门庆故里”。这个事实不正是证实了曹操那句话的意义吗?《中国青年报》刊发梁发芾先生的文章说, 西门庆是《水浒传》和《金瓶梅》中虚构的一个恶棍,不存在其户籍在山东或安徽实际生活的史实,三地如此兴师动众地争夺一个并不存在的“名人”故里,其荒诞自不待言。长期以来,“西门庆”是作为淫棍和恶人的代名词而存在的。这样一个恶徒,人们避之唯恐不及,而现在,两省三地争夺西门庆故里的做法,无疑折射出当地政府价值底线的失守。此言可谓中的!

  那么,“当地政府”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想,他们是企图利用西门庆的“名人效应”,以拉动旅游业,并获取更大的经济效益吧。是“吃名”思路的体现——而且是不顾是非、善恶、美丑的“吃名”。读过《金瓶梅》的人都明白,小说中的人物西门庆不仅是个玩弄女性的恶棍,而且通过与官府的交接勾搭,操纵官司,行贿官员,购买官职,在官居五品、主管治安时又贪赃枉法,偷税漏税,非法经营。他还是一个心狠手毒的杀人犯。毛泽东曾多次要求高级领导看《金瓶梅》,以提高认识,警惕腐败。如今为这样一个恶棍“争故里”,图其“名”而不顾其他,实在令人不可理喻。

  这个事例也许有些极端,但由此却也可以反映出当下在“名”“利”链条上的某些丑态与怪相。看到了这一点,世人就应好好保持清醒的头脑,并擦亮自己的双眼,要看重名副其实的东西,而不可盲从,不可轻信,包括不要为“名”所蒙,为“名”所欺。



  走向心富



  笼统地称当下是个“拜物”或“拜金”的时代,或许不太贴切,但要说世人的物欲显性膨胀,惟利是图大行其道,大概还是比较合乎实际的——人们似乎都在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句古语做着活生生的注脚。对此情形如何看待,想必会有千差万别。事实上我们每天都可以听到许许多多相关的声音。

  人们关于物质财富的言说实在已太多,而我想闹中觅静,关注一下心灵的富有。首先声明,我这里言及“心富”,并非要以此与“物富”作选项式的两极判断,也无意讨论其二者间的内在或外在联系,而只是就生存与生活中的有关现象谈谈感想。试想,若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在“心富”与“物富”之间,你会选择前者还是后者?这显然是太让人为难了。16世纪法国著名的人文主义作家蒙田说:某人为当穷汉,把金钱抛入海中,在同一片海面上的其他人四处打捞钱财。

  这令我们难以作出是非判断,但感慨则不免会有的。

  我们发现,富裕与贫困其实主要取决于各人的理念,财富、地位、荣誉等,只是占有者觉得有多美好、多快乐,就是多美好、多快乐。各人好与不好也全凭自己的感觉。不是人家认为他快乐,而是他自己认为快乐才是快乐。在这方面,信念才是本质与真理的依据。蒙田说:“财富对我们既不好也不坏,它给我们的只是物质与种子,我的心灵要强过财富,可以按心灵的要求改变和利用财富,这才是我们处境快乐与不快乐的唯一原因与主导。”不过,其中有一点应该说是可以肯定的,如果一个人一旦把财富当作首要价值,去追求与拥抱,那么,其心灵的粗俗与平庸便是必然的。譬如,现在有不少人把住别墅、驾豪车、打高尔夫,以至挥金如土、花天酒地等作为自己高贵身份的显示,飘飘忽忽,如坐云端。看穿了便知这不光与高贵不搭边,反而恰恰暴露出了认知的浅俗,准确说来是一种暴发户精神。

  通常看来,在形形色色追逐富有的场域中,财富往往具有更为强势的显示度,而置身其中的人们是否特别关注过自己的心灵,并把必要的时间与空间留予自己心灵世界的营造与调适之中呢?对此,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必要适当停下那几成惯性的匆促脚步来自省。

  我越来越相信,只有平凡的生活才会拥有更多的真实,即所谓“平平淡淡总是真”。应该说,“平凡”或“平淡”,作为一种生存状态或生活方式,并非仅就普通老百姓而言,而是完全可以超越身份地位、职业行当,即如贵为王室成员,富为金融大亨,学为业界泰斗,等等,也都是离不开平凡的生活的——即使有过这样那样的不平凡,但最终还是会尘埃落定,归诸平凡的。平凡首先不仅可以使人体悟到人生的真,可以在纷繁扰攘的世象中不失去自己,并可以看清楚他人;同时也可以使人享受到生活的福,作为自然之子的人,守住地气便是守住了福根,并于自然而然间书写人生的圆满。反之,倒是那些自命不凡者,很容易心浮气躁,以至把自己丢失在某种虚假的情境中。这样的人,若手握权力,则很容易放纵野心,并因好大喜功而无视科学规律,干出种种劳民伤财的事情;若发财大富,则很容易发酵虚荣,并因自以为是而不知天高地厚,留下几多挥金炫富的笑料;若赚得名声,则很容易助长浮躁,并因自视不凡而抛弃业界尊严,上演一幕幕招摇过市的闹剧。这方面的事例不胜枚举,想必读者诸君可以信手拈来,故而无需我去付诸笔墨。

  顺便提及,即使是那些被人们称作“伟人”“英雄”“权威”者,他们也往往正是从平凡的事情做起,并一步步登上某个高峰,或成就出色的业绩的,所以,其可爱可敬之处恰恰是在平凡中。一句话,心灵的伟大并不是实现在“伟大”中,而是实现在平凡中。而他们一经神化或被神化,成为某种供人隔岸观望的象征符号,便马上魅力大减。

  我们再回到平凡的人和平凡的生活中来。

  为什么要回到平凡中来呢?按照学者周国平先生的看法,认为“平凡生活体现了生命的自然品质,内在生活体现了生命的精神品质,把这两种生活过好,生命的整体品质就是好的。”这话是值得玩味的。其实我们如果把生活中许许多多的外在包装去掉,并下决心解脱一些名僵利锁的负累,回到人自身的本真上来,就会发现,人生最宝贵的东西还是生命与心灵。生命的意义不言而喻,无论是就个体而言,还是对于一个群体,生命都是其存在并创造生趣的本源,没有了生命,其他便无从谈起了。而作为人所特有的生命的精神品质,则是来自心灵之源,并以此来滋养的。所以,作为特殊生命体的人,只有拥有丰富而美好的心灵,才是健全而幸福的。

  可以说,走向心富就是走向幸福之源。

  走向心富的通道与方式也许有许多,但适于平凡的生活并有平常心,是首要的。哲人讲:“野心倘若肯下降为平常心,同时也就上升成了慧心。”因为从某种意义上看,心灵也是一种现实,“甚至是唯一真实的现实”(周国平语)。唯有平常心方可贴近这真实的现实,感触到生命本源的气息。我们知道,平常心常常会面对的劲敌是欲望与攀比。蒙田说:“人都是出奇地虚荣、多变、反复无常。”所以说,拥有一颗平常心,说来简单,事实上却往往不易。这也正是为什么对于许多人来说,显见得幸福就在身边,但自己竟全然不觉。这是人生的一大困境,凡走出或可超越者,往往会迎来“柳暗花明又一村”的佳境。

  如果有人进一步追问,那么到底何为心富?我只能说:很抱歉,我没有现成的答案。我只是相信,这个答案应该是存放在每个人自己心里的,当然它不是唯一的,更不是教条式的。



  最可靠的“靠”



  中国曾有句俗语讲:“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想,此语的原初意义,显然是传递出一种自然经济的生活与生存信息,那就是依赖于自然资源,就地取材,为依靠者所用。至于此语被引申或“用活”了之后,该作何解,恐怕是内涵丰富,且意味深长得多了,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体认与理解。

  通常而言,有的可“靠”是幸运的,无论靠的是山,是水,还是别的什么,比起那前后左右、自上而下,任何一边都没得可“靠”者,不知要幸运多少倍,幸福多少倍!更何况是“靠”得住,还可以“吃”得上,所以,其滋润之处,自然是妙不可言了。

  是的,谁都知道,这世上有“靠”和没“靠”,是大不一样的。就自然现象而言,靠山不缺柴烧,靠水可有鱼吃——当然,这是指在自然生态未遭受严重破坏之前;再到社会上,古话讲“衙门有人好做官”,民谚称“背靠大树好乘凉”,都与“靠”有关,如靠家族,靠亲属,靠裙带,靠拉关系等。这些都早已是不言自明的规则与潜规则,或屡见不鲜的事实。尽管因环境不同,而“靠”法有异,但实质上是万变不离其宗,即,其要义无非是,遇事多有便利,以致便中获利,或格外受益罢了。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我们的生活中,这“靠”是大有名堂的,若留心细究一番,即可知其水深矣!甚至是可以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按当下许多方面都乐于戴上“文化”大帽子的时尚,抑或也可称之为“靠文化”罢。

  恕我胆小怕事,别的事体不敢触及,单来说说关于“靠”古人、“吃”死人的看法——这也是为的说来可靠,少惹麻烦。话题从古坟墓说起。近一个时期以来,围绕古代人物陵墓的考古发掘问题,引出一浪接一浪的热议,先是有关河南安阳曹操墓的真假是非争论,继而有四川彭山、成都、奉节三地为刘备墓的墓址而争执不下。关注者不只有媒体与有关专家,还有地方官员。其实,类似关于古代帝王以及其他名人籍贯与葬身地的争端,此前也曾见时有发生,只是近年来似乎愈演愈烈。

  如果仅只是作为地下考古以及科学研究而开展工作,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了,无需一惊一乍,或着意炒作与渲染。那么,如今为何有那么多地方、那么多人(有的甚至还是政府行为),对古坟古墓产生了如此浓厚的兴趣呢?是突然对已经作古千百年、长眠地下的曹某人、刘某人,或别的什么人氏,倍增关切或敬意,不忍再让他们继续在潮湿阴冷的地下寂寞自处?似乎此解不通。我们知道,自古以来,上自皇帝,下至草民,其修坟建墓多选宁静之处,为的是远离尘世的纷扰,而图求亡灵的安息。而现在冲着原本已于自然生态融为一体的墓地熙熙攘攘、争执闹腾,不说是对作古者的骚扰,但无论如何也算不上是有敬意的表现。那么,是像科学的地下考古那样,为了探寻古往的人文踪迹,梳理文化记忆,以展现历史辉煌,并确立民族文化的自尊?似乎也不完全是。因为如果真是这样,便既无需急,也无需争,而只需留给科学,留给理性,并留出时间与应有的耐心,去平平静静地考证即可。那么,现在的那些关注者、争夺者到底是急在何处,争为哪般呢?其实,明晰的答案已经有人给出,即主要是为了地方利益,如,意在借此而兴办旅游点,带动地产升值,招商引资,等等。说透了,其动力主要是来自推高当地GDP之需。好像曾有经济学家提出过这样的理论:事物存在的价值取决于需求。我不懂经济,不知道自己耳闻目睹的当下争夺古代名人出生地、墓葬地之类事情频现,是否正在为此理论做了活生生的注脚?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则又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可靠经济”了——与“靠文化”相得益彰。“靠”的正是古墓,以及古坟墓中埋葬的有名堂的死人。是啊,古墓成土丘,古人伴土灰,怎么处置,如何待遇,统统是活人的事,其中的空间和自由度都很大,完全可以“通吃”没商量,因为绝对无需考虑那些曾经大有名堂的古人找来讨价——简言之,“吃”来“可靠”。这样说来,“靠”住古人坟墓,用好名人资源,不就成了坐地生财的好“项目”了吗!也许古往的名人、包括被称之为先知先觉者,根本没有想到,在他们身后千百年的今天,竟然也在为“拉动经济”做贡献。这到底是古代名人的荣耀,还是当今“智者”的光彩?古人无言,我们无从知晓其有何感受,而作为今人,我则对于那些借古名人而图谋发财的想法与行径,无论如何也看好不起来,不光觉得无光彩可言,反而感到有些可悲和可怜。因为那种谋划与行为,事实上已于不经意间走进了古人的阴影之中。

  我们知道,发展经济是当代的主调,也是人心所向的选择,所以,为此而出主意想办法,是顺应大体,可以理解的。但这需要拿出当代人自己的真本事,特别是需要脚踏实地的辛勤劳动与无愧于时代的创新精神,就文化财富而言,即需要不断创造新的文化形象。否则,必然是无生命力,而且也是无前景的。

  以上所及,只是诸多事体中之一端,其实,在这大千世界之中,关于“靠”与“吃”的方面很多,而且真的是形形色色、千变万化,确实令人无从尽识,而且其利弊得失也难以尽言。而我想特别表明的是,“靠”这“靠”那,似乎有幸,但最好是能够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变为“靠山敬山,靠水爱水”,以关切之心、体恤之怀,以及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态度,对待各种“可靠”的资源。其中,真正值得张扬且最为体面的,则是当代人靠自己的真本事去创造——这才是最可靠的“靠”。



  且行且思



  能思且善思,真正是人类的一大法宝。假设一下,如果人类缺少或放弃了思考,那将会是什么样子呢?大概首先不可避免的是蒙昧,而比蒙昧更为严重的,则会是对诸多本能欲求的无可节制——人们自己也承认,从某种意义上看,人是世界上贪欲最为强旺的动物。也许造物主早已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便特别赐予人类拥有善于思考的脑袋。

  当然,脑袋生长在每个人自己的脖子上,如何运用则自然是各不相同了。这也正是大千世界人生百态的本源所在。不同的人们可以穿着一样的服装,化妆同一张脸谱或戴上同样的面具,但却无法包裹住各自头脑中所思所想的差异。

  我对思考的格外看重,是年过“知天命”之后。尤其是在当下,尽管自己使劲睁大眼睛,但却依然实在看不懂这既热闹非凡,而又尴尬异常的现实情状时,思考每每可以助我驱散心头的惶惑与焦灼,以至能够渐渐回到宁静中来,从而用心去看待自己该看明白的东西。

  我思考过自己的职场选择。要论今日中国的职场,谁都明白,最炙热的莫过于官场和商场。官场之热原本由来已久,而如今“官本位”无处不在的突显再突显,无异于火上加油,真的是旺气冲天矣!商场之盛乃今日之新气象,中国古往一向重农轻商,而今日之兴,正适城市文明与市场经济的新景,而拜金主义的波起浪涌,便异乎寻常地放大了钱在社会中的比重。我的供职之场是学校,本职身份是教师。过去有“百无一用是书生”的说法,现在早已大不同以往了。

  到底是职业选择了我,还是我选择了职场,说不太清楚,大概主要是机缘吧。说实话,我对经商从来毫无兴趣,但对进入官场从政却是曾有过想法的,甚至在年轻气盛的前些年,还因未能进入官场谋个一官半职而略有所遗憾呢。可到了今天,我的认识则有了很大的改变。这也许是因为在人生的旅程中,所见渐多,所感渐切,所思亦渐远的原因吧。我看到,一部中国历史中,自古以来都未曾间断过文人与官场一波三折的纠结,而这些文人结果会怎样呢?所知较多的,或者是在权力的角逐中败下阵来,包裹起受辱与受伤的心灵暗自愧悔,甚至无法言说其中的曲折;或者是表面上挂着得意的官样笑容,而事实上迷失在无尽的内心黑暗之中,永远也走不出来——最显然的一点,便是丧失了说真话的勇气。总之,官场主要是政客们的“场”,文人硬挤了进去,则会显得两不自在,尤其是一些理想色彩浓重,怀抱有所谓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般豪情大志的文人,那种不自在会更突出,结果也往往会更不堪。每每看到这些,或想象到那种场面,我都会感到不寒而栗,同时也确知自己身为教书先生而适得其所——此乃明智的选择。因为就凭我这般脆弱的心理承受能力,执拗较真的性格特点,加之一些理想化的书生情怀,能在官场厮混得了吗?这样一思考,我不仅丝毫不再抱憾,反而赶快默诵“阿弥陀佛”,心里便轻松敞亮了许多!

  我思考过进退取舍的道理。总的来说,我们如今所在的生存环境是纷然杂呈、躁动不宁的。人们似乎都很焦急,很匆忙,都攀着比着向前面跑、甚至是奋不顾身地向前冲,试图要抓住什么,得到什么。因为怕被落到了后面,我也常常会这样。可是,当跑累了,或者在匆促中腿脚没踏稳摔倒了,这时停住步静下心仔细想一想,觉得有些举动其实可笑复可怜。因为很多方面都与欲求有关,而欲求却是个永远无法满足的东西,如同多米诺骨牌,打开一扇门,紧接着其他的门跟着就打开了。而绝大部分欲求是无用的,只能会让生活变得复杂,变得繁俗,变得负载更重,以至茫然无趣。譬如,近些年来表现得堂堂皇皇或赤裸裸的官人们比政绩,煤老板炫财富,开发商炒房子,暴发户包n奶,等等,似乎占有竟成了有作为的代名词。事实上,这除了误导社会失却清明的风气与正当的价值取向外,便只能使其人格矮化。

  因为匆忙,所以人们往往很少思考,也无心向后看。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向后看,就是向前进。”这是一个深刻的提醒。长期以来,人们对进取、获得、成功等,赋予了太多的美誉,而且总是以此而刺激着人们的兴奋中心。这固然是需要的,但不应该简单化与绝对化。因为凡事都需辩证地看,包括人生中的进与退、取与舍、得与失、成与败等。当我们静下心,抛开笼罩在心头的许多莫名其妙的虚荣,滤汰去身边那些无处不在的躁气,回头看看自己走过的路程,再看一看人类历史这部大书,则可能会对这些问题看得更为明晰和深远一些。甚至还可以发现,那曾被忽略了的另一扇窗外,恰原来别有风景,譬如:舍弃的哲学、谦让的品质、示弱的智慧、收敛的内蕴、安适的境界等,以及由此而可能营造出的平和、宁静、温润的生栖之境。当然,这境界从来都不会是现成的,而主要是靠每个人自己去体认,自己去发现,自己去珍重。

  近来,我还特别思考到重与轻的问题。这个问题涉及的方面极广,而我只是从个人阅历和切身体认而论。因为我近来突然强烈地意识到,许多曾被我们忽略的东西,原来是那么的重要。如空气、阳光、水、空间、时间、人情等。

  我的童年时期,物质极度匮乏,常常饥肠辘辘,所以,总认为这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莫过于吃食,最美好的日子就是吃饱饭,那时,没有什么比看到热气腾腾的白面馒头更能够心花怒放的了。至于空气、阳光等,压根就没去想过——因为这些似乎是从来不会缺乏,也是不成问题的。到青年时,认为重要的事是上大学,接着便是工作、住房、工资收入、职务晋升、抚育女儿等,都是重要的,而依然没有注意过空气、阳光等。直到近年来,眼见得城市里的高楼大厦忽然像雨后蘑菇一般高密度长起,特别是我的办公室几乎从此照不到阳光时,我才真的意识到它原来是多么重要——没有阳光的居室身心是多么的不快适。差不多是同样的认知过程,我对水的重视,是因为感知水资源的告急与水源遭受污染;我对空气的重视,是因为遭遇生存空间中的空气受污染,尤其是最近日本地震海啸后的核电站爆炸而出现的空气污染,几乎酿成世界性的灾难,令人惊恐,更该令人惊醒——其中亦即深知空气的重要!

  有了这些经历与切身体验,我逐渐明白,我们通常容易看重的,多半是一些与自己切近利害得失相关的东西,而其他便可能被看轻或忽略,尽管有些东西原本是很重要的。还有,我们热情高涨地干了某些自以为很重要的事,但恰恰同时即在损坏或失去了更重要的东西,甚至会埋下潜在的危害;我们急匆匆你追我赶较着劲不停息地往前冲(包括某些堂而皇之的制度性的所谓竞争的纵容、推动),可到头来却跑到了人类应该有的理想家园的反面,甚至事实上是在自毁家园——亦即正是应了那个成语:“自作自受”。这种情况到处都有,是该引人深思的。

  我们知道,在这大千世界中,每个人的情况不同,因此各自看重或看轻的东西会有所不同,这是自然的,合乎常情常理。但是,也确实有我们必须共同看重的东西,如大地,这是人类的依托,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还有如上所说的空气、阳光、水源、时间,以及同情、爱等精神世界的抚摸,所有这些,是给予人类生存以最重要的保障的东西。试想,假如大地因过度开挖而沙化,水源废水废气的浸入而污染,空气中弥漫着有毒害的微粒,那么,即使是你拥有威震一方、尽可以颐指气使的高官重权,或拥有高档别墅、超高档汽车,保险箱里有难计其数的钞票和金条,又能够有多高的幸福指数呢?

  总之,行走到了今天,我对人生及人生中的不少问题,确实有了一些与以前不大相同的思考与认识。我认识到,人生的最佳状态是顺乎自然。否则,刻意而为,往往会丧失乐趣;勉为其难,更是自讨没趣;急功近利强行而为,终将会情理俱伤,甚至遗患难消。我也认识到,无论是对人、对事,还是对待自然,当你一旦有了试图占有的欲望——尤其是不当、尚且强烈的占有欲望,便马上会使自己变得渺小、甚至卑微起来;只有能够超越,才会获得自由,并使自己得以超拔,甚至可以有“一览众山小”的气概——这可以使人真正从精神品质上高尚起来。

  自古道:“人生无求品自高。”可是,对于欲望异常强旺、交换几成社会通则的现代社会与现代人而言,“无求”者恐怕只能是一种美妙的传说了,而能够切实做到有所节制,亦即“适可而止”,大概已经是不错的了。因此,在我看来,今天,人心、特别是人的良知,恰恰是最大的问题。

  以上种种,是行路中的感与思。再次深谢造物者赐予我们思考的头脑。



  (责任编辑:王生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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