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冬天，我九岁，也就是父亲被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的第三个年头，父亲总是每天天不见亮就到镇上去发火(即为镇革委的干部们引燃煤炭火取暖)。那时，父亲因错案，白天扫大街，晚上遭揪斗。每天天还没亮，父亲就偷偷地利用扫大街的空隙时间爬上岷江河边的犀角岩山去拣柴卖来维持生活。再后来，父亲觉得靠这微薄的收入仍然是吃了上顿无下顿，干脆将每月供应的鲜肉、清油、黄豆等副食品票证卖掉，可家里揭不开锅的事仍是经常发生……

　　有一天，父亲在抗美援朝时期的一位战友路过漩口，顺便来看望他。可到中午，还不见父亲煮饭。于是，他走到我家灶台前，揭开饭锅，发现锅里面空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他再掀开米柜，米柜一粒米也没有。他什么都明白了。只见他从上衣袋里掏出一张拾元的人民币，默默地放在父亲的手中。要知道那个时候的拾元人民币，相当于一个国营企业正式职工的半个月工资。差不多要买100公斤大米啊!父亲说啥也不要。而他的战友，没说一句话，头也不回地走了。隔了没多久，家里就陆续收到好几笔从壤塘林业局寄出的汇款：有贰拾多元的，也有叁拾多元的。据说，那是父亲的战友回去后发动他的工友，壹角、贰角、伍角，最多的也就是壹元、贰元这样拼凑起来的。后来镇上“人保组”知道父亲接受捐款的事，把他叫去询问了好几次，并打了“招呼”，不准父亲再接受捐款，这事才算平息下来。

　　不知咋的，父亲接受捐款的事仍然像风一样，很快传到当年和父亲战斗与工作过的战友及同事耳中。一天下午，我和父亲到蓥华山去砍柴回来，恰好路过县煤矿，碰到该煤矿的杨矿长。当他了解到我们家举步维艰的生活惨境，将父亲叫到他办公室，指着门外的一辆架架车(人力板车)非常严厉地说：“刘和东，你犯罪是犯党和国家的罪，是犯人民的罪。但是，你的娃娃没有罪。外面那辆架架车，你拿去拉货嘛!我们经常需要水泥，竹子什么的。”父亲听完矿长的话，眼泪止不住往下流，连声说：“谢谢!”、“谢谢!”矿长一下调过头，用右手擦着眼泪，又对父亲说：“不要说谢谢，你好好把你的娃娃培养大，长大叫我一声杨叔叔就行了……”从那以后，父亲经常起早贪黑地为县煤矿搬运水泥，竹子什么的，我们家的生活也由此得到了改善。

　　只是如今，当年曾帮助我家渡过难关的杨矿长和父亲的战友与我家早就失去了联系。我也曾试图寻找过恩人的下落，但都毫无结果。毕竟那时年幼，没有记下恩人的长相，可他们的恩情，一直铭刻在我心里，叫我永生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