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想起山沟沟里的那所学校。

　　学校称桑塔中学，地处陕北白于山区腹心地带的子长“三岔”(涧峪岔、南沟岔、李家岔)地区的涧峪岔公社重耳川上游，是一所七年制初级中学。记忆中，这所学校是在原有小学的基础上，于1970年增设了初中，被称为“戴帽中学”，一直未得到上级教育部门的正式批准。

　　学校坐落在半坡一个较为平缓的地带，背靠西北，面向东南，先后挖凿的14孔红胶泥土窑洞，砌了砖面，错落有致地一字儿排开。当时，在这偏僻的小山沟里，算是规模很大的了，吸引了多少人驻足逗留。

　　40年前，我在这所学校里度过了两年半的学习生涯考入桑塔中学。

　　学校面前的沟为西东走向，背山和面山非常高大。一条羊肠小道顺着山势，左旋右盘，很吃力地蜿蜒而上。沿着山道攀上山巅，举目眺望，但见山连着山、沟套着沟，漫无边际，那山道便即刻湮没在茫茫山峦沟壑之中。

　　在这大山之中的山道上，我不知跑了多少回，留下多少脚印。

　　在“文革”疾风暴雨刚刚过去的那个时期，应当说学校对教育教学工作抓得还是比较紧的。身材敦实、头发花白的南校长，从早到晚背操着手，铁青着脸，伴着咽炎所致的小咳嗽，在校园内不停地转悠，使人一看就十分害怕;至于那些敬爱的老师们，也很是负责，教案备得非常认真，每节课循循善诱，讲得细致入微，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比如语文、化学兼班主任老师杨培著，数学老师薛巨才，物理老师曹清毅，对我们要求更是严厉，课程排得满满的，作业布置了再布置，动不动就考试、提问，弄得你不知所措，使人不敢有半点偷懒。

　　凭心而论，我们的学习成绩就是在初中那个时期奠定的。所以，我们应当永远感激那所山沟沟里的学校，感恩培养过我们的敬爱的老师。

　　小时候的我十分贪玩，小学压根儿就没有学下多少东西。所以，进入初中后，与别的大队来的同学相比，成绩很差，有一段时间几乎处于全班后进位次。我的这几位老师尤其是杨培著、薛巨才老师，对我毫不客气，曾因我回答不上来问题或“趴黑板”没有演算出数学题而当众训斥并罚我站在教室门口。

　　那个年代，农村的生活普遍很苦。陕北一带尤其是子长“三岔”地区的生活更苦。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境况司空见惯。有不少学生因家中供不起念书而过早地辍学回家，小小年纪就担负起了繁重的体力劳动。能供起孩子上学的家庭是十分令人羡慕的。为了让孩子上学，不少家庭口粮是省了又省，能变卖的家产全变卖了，以此来尽量满足孩子们上学的需求。家离学校近的同学基本上是“跑灶”(在家吃住)，而像我们这些家离学校较远的学生，“跑灶”是显然赶不上上课时间的，住校也难以拿得起口粮米。在这种进退两难的情况下，只能选择住校加“跑灶”的办法，艰难地度日。

　　无论春夏还是秋冬，师生们早晨都起得很早。首先都要下到学校坡下那个用人工平整出的所谓的操场，集体跑步上操。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件很惆怅的事情。经过一整夜的饥饿，加上瞌睡，只能迷迷瞪瞪地跟在别人后边胡乱地奔跑，待二三十分钟下来，早已气喘吁吁、大汗淋漓，累得人难以走进教室。接着便开始朗读。之后就连续上三节课了。早饭一般在上午九点至十点。下课铃一响，同学们便拿起早早准备好的碗筷，“哇”的尖叫一声，蜂拥般地冲出教室，冲到灶房门前的大黑瓷老盆跟前。表现好的还自觉地排起长队;表现不好的，哪管什么排队，不是随意插队，就是发疯般地挤到饭盆前，为的是第一个打到饭吃。饭是红高粱糁糁饭，一份只能吃到不稀不稠的两铁勺，盛到洋瓷碗，仅有多半碗，还没有走到应走到的地方，就几口吃完了，顶多吃个半饱。打饭往往以班为组，由生活干事掌勺。为了多吃一点或吃稠一点，大家就千方百计与生活干事搞好关系。早饭结束后，稍事休息，便又开始了上课。没上几节课，肚子就饿了，心烦意乱，坐立不安，哪有心思听课呢?以致老师提问都半天反应不过来。下午一般是自习课，主要是做作业和温习功课。可实在饿得学不进去。但是，为不辜负父母的嘱咐与期望以及老师的教导，还是硬着头皮勉强学习。试想，这样的处境如何能够学好呢?晚饭通常在下午五点到六点，同样是两勺不稀不稠的红高粱糁糁饭。能在糁糁饭中煮几块洋芋，那就算好饭了。晚饭后就成了自由活动。条件好的、上进心强的，不要老师督促便自觉地选一个安静的地方，坚持学习，诸如背诵时事政治、数学和理化公式，练习数学题，构思作文。条件差的、学得不好的，便破罐子破摔，不顾老师们的多次警告，跑到山野里寻找食物充饥去了。那时，偏远山区还没有通电，夜里是不上晚自习的。天一黑，同学们便早早回到宿舍，一孔窑洞的土炕上拥挤着八九个人，常常饥饿得迟迟不能入睡。为了充饥，拿干粮的同学便偷偷地吃了起来;没有干粮的就将周末回家带来的油炝韭菜或酸菜用开水冲泡着吃;什么都没有的，只能冲着盐开水喝。我们这些“一穷二白”的孩子，对那些拥有干粮的同学是多么的羡慕呀!关系好的，人家还给你分出一点吃;关系一般的，那就“望洋兴叹”了。有的年龄大的同学时不时因饥饿而昏倒在地。和我同一个大队的那个大个子——郭鼎财同学，有一次在宿舍里就突然栽倒在地，那墙倒似的镜头，40年后的今天仍然记忆犹新，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中。

　　由于饥饿，有的同学便做出了一些诸如小偷小摸的出格举动。发生最多的是，时不时有同学大喊大叫甚至哭闹着，说他带的干粮被别人偷吃了。那时候，为了在饥饿的关键时刻填充一点肚子，几乎所有同学都要从家中带些干粮。大部分带的是家常便饭，诸如糠窝窝头、黑面饼子、两面窝窝、煮玉米、洋芋擦擦、酸白菜，以及瓜果梨枣等等;只有极少数家庭条件好的同学带的是玉米面馍馍、白面饼子或白面馍馍。这些干粮本应精打细算、计划食用，做到一周“细水长流”。可是，作为十几岁的我们哪能考虑的这么周全?也许是孩子天性，或许压根就饿得不行，不少同学的干粮不到星期三就吃完了。自己没有了干粮，就开始思谋着如何寻找别人的干粮吃。当用花言巧语骗不来别的同学的干粮时，就只能“破釜沉舟”，瞅准机会，将手伸进别人的干粮口袋里。为此，老师在课上课下动不动就讲起偷干粮的事，并且像审讯犯人一样，个个都是“嫌疑犯”，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搞得人人自危。说实话，看到别的同学大口大口地吃着干粮，我是多么的眼馋呀，无论如何，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的食欲。有几次，我也狠下心准备偷吃一个同学的干粮。可当我真正动手的时候，心却怦怦直跳，血液仿佛一下子冲上了脑门，思想斗争异常激烈。不下手吧，肚子“咕咕”地叫着，简直饿得到了发疯的地步;下手吧，我怕同学们发现，更怕老师审查。一旦审查出来，就会永远背上“贼娃子”的罪名。那时，必定要遭到父母更加严厉的打骂、同学们的耻笑、众人的冷眼和学校的处分，就会成为家庭和社会的罪人!轻则一辈子抬不起头，重则还会断送一生的前程。比我低一个年级而且学得十分好的一个姓高的同学，就因为利用管灶的便利条件先后两次贪污学生灶的口粮，在全校师生大会上被批判过，受到开除留用、以观后效的处分。想到这些可怕的后果，我便狠下心，咬着牙，红着脸，羞愧地缩回了那只肮脏的黑手，一溜烟跑到山野里大哭一场。至此，我再也没有过那种非分之想。

　　但是，亲爱的读者朋友们，请你们宽恕我吧!今天我要真诚地坦白，偷吃玉米、瓜果之类的事情在我身上还是发生过。学校坡下的河滩边种着一块玉米，夏日绿茵茵的一片，秋天玉米棒子长得很是结实，甚至一株玉米生长着两三个棒子，很是诱人。晚上，实在饿得不行了，趁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便约了两名同学，小心翼翼地摸到玉米地里，每人快速地掰上两个玉米棒子，一溜烟跑回宿舍，偷偷地在灶火上烧了起来。还等不到烧熟，就半生不熟地啃了起来，不一会儿就下肚了。所庆幸的是，至今人们都没有发现!我家距学校20华里，全是蜿蜒曲折的山道，而且途中还要翻越两座大山。一周中途或周末的下午返回家中时，翻越过一座大山后就连累带饿一步也迈不动了。此时此刻，能够吃到一点东西多好啊!可是没有!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山野里有的是果实、蔬菜。于是就挣扎着走上一段多余的路程，采些诸如杜梨之类的野果，或偷摘几颗果子、拔一根萝卜、剜一株蔓菁，一屁股坐在地上，用衣服或菜叶子稍稍擦擦就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吃完了，肚子好受了许多，浑身也有劲多了，这才站了起来，沿着崎岖的山路继续前行。

　　写到这里，有一件事不得不提及。学校西头不远的地方住着一户姓郭的人家，男人早早病逝了，丢下婆姨和两个儿子。这个婆姨大约有50多岁，我们就称她为郭老婆、郭大妈。与其他人相比，他们的日子过得似乎更苦一些。好在大儿子已成家立业，另过日子了。她和小儿子跟财生活在一起，相依为命。毕竟人口少，好顾就，再加上郭老婆人缘好，学校灶上忙了就雇她帮灶，生活勉强还能过得去。记得跟财和我的年龄不差上下，但不知什么原因，他没有上学。我们上课的时候，他便会时不时地在教室门口转悠。我们放学后，也常常找他或到他家里去玩。跟财经常拿出零食给我们吃，有时，他母亲郭大妈也给我们吃他们剩余的饭。有一次，我因重感冒高烧不退，郭大妈知道后，就和跟财将我背到她家，给我做了一碗黑面拌汤。喝了那一大碗滚烫的黑面拌汤，美美地出了一身汗，浑身顿时清爽了许多，高烧很快退了下来，使我没有过多地耽误学习。郭大妈在我生命危难中给我所做的那碗拌汤，使我终生难忘。不知为什么，从此，我再也没有吃到如此美味的拌汤!

　　1973年冬，我们班30名同学有9名考上了涧峪岔高中。我是其中的一名。当我完成两年半艰难的初中读书生涯、回首告别亲爱的母校和敬爱的老师、即将踏上新的征程的时候，泪水早已浸满了眼眶!

　　山沟沟里的桑塔中学哟，是您磨炼了我坚韧不拔的意志，是您灌输了我丰富的知识，是您哺育了我茁壮成长，是您照亮了我前进的道路。我永远怀念您!

　　(责任编辑：凌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