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夜风雪过后，天空澄蓝透明。青藏公路两侧，绵延不绝的山峦上，积雪致密浓厚，硬朗的线条也变得柔和起来。

我正乘坐一辆军用面包车，护送一队内地而来的记者海拔5000多米的五道梁地区穿行。为缓解高原反应带来的种种苦楚，我一次次把目光投向车外，任凭枯燥的荒原，静寂的高山，单调的公路在我的视线里线条般随意叠加，转折，延长再延长……

“停车！快停车！”突然，一位姓侯的女记者打断了我的思绪。她已经让司机把车靠路边停下来了。不等我向侯记者询问缘由，她已经向我发问了：“刚才你给我吃的是什么药啊？”只见她面颊通红，口唇发疳，不停擦拭额上细密的汗珠，整个人显得惶惶不安。来不及等我回答，她又急促地说：“这是什么‘鬼’地方，居然连个厕所都没有！”

据我多次上线的经验判断，她一定是被尿憋急了，迫切需要“释放”一下！一定是一小时前，我果断让她服下的那几片降压药、利尿剂和抗缺氧药物在发挥作用了。那时，我们刚行至五道梁地区。侯记者突然出现了血压骤升、呼吸困难、手脚发冷、四肢麻胀等高山反应症状。

眼前的侯记者坐立不安，不知所措，尴尬的表情里透出难以言表的羞愤，她羡慕地扫了一眼路基下正趁机下车背对马路欢畅撒尿的男人们，难为情地小声抱怨道：“他们倒好，一转身就解决了！我可怎么办啊？”只见她心里一急，面色更紫，汗珠更密了。

“让我来帮你吧！”我爽快地说。我是车上仅有的两名女同志之一，只能由我来帮她！我迅速从车上翻出自己的两件“法宝”——一件军大衣和一把遮阳伞对她“施援”，并扶着她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到对侧路基下，准备在积雪与沙石上就地解决她的燃眉之急。

“在这里能行吗？” 侯记者一脸茫然惶惶不安地说：“这荒郊野外的，又离公路那么近，连个遮挡都没有，还有那么一大帮大男人瞧着，多难为情啊！” “呵呵，不妨事，”我笑着安慰她：“再说，也没别的办法了。您也看见了，这里是青藏线，自然环境就这个样儿，稍稍克服一下吧！”说完，我撑住伞，也展开了军大衣……

“释放”之后的侯记者如释重负，她舒坦地向我道了谢，又好奇地发问：“你们部队的女同志上线时都这样吗？”

我说：“是！”。

她这一问不要紧，一下子把我的思绪送回到了八年前。

2002年11月，我第一次上线，那次任务是为青藏线上三站（兵站、泵站、机务站）官兵查体。那时，青藏铁路二期工程刚刚开始兴建，原本清静的青藏公路承担起青藏铁路各种修筑物资的运输任务，不停有大卡车、大货车、大吊车、铲车等重型车辆从天路上呼啸而过，整条道路被压得斑斑驳驳，破损不堪，通行速度非常缓慢。我们的医疗车从上一个兵站出来，连堵带赶，已经有六七个小时不曾停靠过了。车上，包括我和女护士王静在内的所有人都尿急非常。由于车上坐着我和王静两个女同志，另外六七个男同志谁也不好意思先开口提上厕所的事，而我和王静更羞于提出，于是，一车人就这么硬憋着，强忍着。终于，司机忍不住了，几乎就是在这种地段，这个情景之下，他一脚刹车把医疗车停下了，并且对着后视镜问：“有没有想唱歌的？”

“唱歌？神经病啊！知不知道这里海拔五千多米，唱歌是会缺氧的！”从没上过线的我，不晓得线上“唱歌”的真正含义，为了能尽早赶到兵站上厕所，冲他们嚷嚷道。快嘴的护士王静也快快接茬道：“即便唱歌，用的也是嘴，又不是车，停车做什么？赶紧开路啊！”车上的男人们对视一笑，点上香烟，披上大衣，惬意地结伴下车去了。他们背对着车上的我和王静站成了一排……

从那以后，我知道了 “唱歌”就是上厕所，想上厕所就说 “想唱歌”。如今，“唱歌”这个词已经在青藏线十分流行，它最先却是被一个老汽车兵在捎带一位军嫂上山探望丈夫时发明的。后因这个说法比较文雅，既可巧妙传达“上厕所”深意，又可避免男女言谈上的尴尬，特别适用于青藏线上出现机率极少的 “军嫂探夫”、“女军医巡诊”、“女文艺兵慰问”等“女寡男众”的行程当中，于是很快在青藏线上传播开来。

据说，汽车部队“唱歌”的情景十分壮观：公路上，汽车长龙左右两侧站满了“放水”的男人们;兵站里，厕所两边都是男厕，男人们可以在里面毫无顾及尽情“欢唱”。而且，这种左右两边都是男人的情形还被美其名曰为“左右为‘男’”。

然而，女同志们“唱歌”的境况却截然不同了，被称作形象地称为“左右为难”。青藏线上罕见女人，兵站不另设女厕所就成为一件理所应当的事情。天路之上，大货车呼呼地跑，公路两侧男人在尽情地“唱”，在天路上奔行的女人们，很难遇到一席掩蔽之所，最简单的生理要求——“如厕”就成为了困扰每一个上山女性最要命的难题。这能不让她们尴尬万分左右为难吗？

我至今记得八年前的那次上线，每当我和王静一到达兵站，就一起慌慌张张往男厕所门口冲。每次进门之前，都得先放声大喊几声“里面有没有人？”，在竖起耳朵确定无人回应之后，才敢走进去。我们俩想要一起“痛快”也是不行的，因为男厕所门上都没有门栓，插销也早已毁坏，无人修理，也无需修理。我们俩只能一个如厕，一个放哨。

兵站里，夜间如厕更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熄灯前，兵站各楼层的走廊里嘈杂声不断，来来往往，目的地只为一个——厕所。我和王静只能等，等所有的官兵都完事后，才能过去。那时候，兵站夜间是没电的，停电后的房间奇冷无比。我和王静只能摸黑点燃一支因缺氧不能充分燃烧的蜡烛，借着微弱、跳跃的烛光，忍着头晕目眩，缺氧头痛，一边喘着粗气，一边将全部衣服胡乱地套在身上，再戴上大棉帽子，举上蜡烛结伴前往厕所。

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在沱沱河兵站住宿时，已经是夜里三点多钟，我和王静在厕所门口喊了几声“有没有人？”，又见无人应声就推门进去了。门被推开的一刹那间，忽然有一个小战士提溜着裤子，低着头从我们身边“飞”了出去……我们俩都懵了！后来，我想可能是窗外旷野风声太大，他才没听见我们喊话吧；亦是他从来没在“蹲坑”时听到过两个“异类”的声音，才没敢及时回应吧？

总之，小战士提溜着裤子匆匆闪进黑暗廊道的身影，让我和王静在以后的行程中有了心照不宣的“默契”——早上不喝粥，不吃含水多的食物；中午只补小半杯水;行车途中人手一支棉签，不断地蘸水湿润干裂的嘴唇；晚餐最多也只喝一小碗稀饭……

那次，我在青藏线上只行走了一个来回，短短十一天，体重减轻了七八斤。我想，那丢失的七八斤体重，不是因劳碌消耗掉的脂肪，而是因干渴蒸发掉的水分吧？

如今，青藏线已经开通了五十多年了。五十多年里，数不清有多少女性走上过青藏线。她们中，有巡诊发药的军医，有爬杆架线的通信兵，有慰问义演的文艺兵，还有一个个由甘肃、湖南、陕西、山东等等家乡饱受颠簸之苦远道而来，到纳赤台机务站、西大滩泵站、沱沱河兵站、当雄兵站等 “三站”部队探望丈夫、看望爸爸的军嫂和幼小女孩。她们中，有的裹上厚重的棉被痛苦地蜷缩冰冷的床上打吊针，有的头扎着冲天羊角辫快乐地在新建的阳光棚下玩耍，有的甚至献出过宝贵的生命……

女人们来了，又走了；走了，又来了。天路上有了女人，天路上有些地方后来也有了女厕所。

                                               选自《解放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