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颢和程颐

公元1032年、1033年，北宋朝廷任命程珦先生为黄陂县尉，相当于今天的县公安局长。官虽不大，在黄陂县那也算根葱，是个受人抬举的角色。这伙计可谓春风得意，两年里连着生了两个儿子，出生在黄陂小菜湖湖区，跟自己单名一样，起名程颢、程颐。搞不懂程局长咋这么喜爱单名，不知道的，还以为程珦、程颢、程颐是三兄弟呢。

程颢、程颐兄弟祖籍河南洛阳，祖上都是做官的。曾祖父程希振任尚书虞部员外郎，以现在的官职对应，相当于副厅长；祖父程遹曾任黄陂县令，级别相当于现在的县长，正处级，但比县长的权要大，黄陂县境的党、政、公、检、法事务都由他一人说了算，之后仕途上进步是进步了，但不大，最后老死在异乡；父亲程珦曾任黄陂县尉，职责是负责治安，职位相当于现在的公安局长吧，往高处说，算得上是副处。往低处说，也是正科。

父亲是公安局长，谁敢欺负程颢、程颐兄弟啊。通常应该是他们欺负别人。跟大多纨绔子弟不同，程颢、程颐从不惹是生非，爱学习，勤思考。出生干部家庭的程颢、程颐兄弟，衣食无忧，自然不会为生活发愁。儿童时代的程颢、程颐兄弟是幸福的，成天和小伙伴们在李家大湖、小菜湖、滠水河里捕鱼捞虾，在鲁台山上套知了、打雪仗、捉蛐蛐，那是他们在黄陂县渡过的一段无忧无虑的快乐时光。只不过，穷人家的孩子捕鱼捞虾是为了卖钱打酱油、买食盐，捡知了壳是为了拿到药铺卖钱，他们兄弟则纯粹是为了找乐子。宋朝那个时候，湖不叫“李家大湖”，是后来人起的；山也不叫鲁台山，是后人为纪念他们兄弟才这样叫的。反正，程颢、程颐兄弟在那山、那湖玩过。

程颢、程颐兄弟二人相差一岁，因此，他们同时发蒙，老师自然也是同一个人：北宋理学开山大师周敦颐。周敦颐，大家应该不陌生，学术界公认的理学派开山鼻祖，个人著作颇丰，代表作有《周元公集》、《太极图说》、《通书》等。我们在读初中时学过的散文《爱莲说》，就选自《周元公集》，出自他的笔下，里面的“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人们耳熟能详。周敦颐除了自身的成就外，最大的成就是培养出了程颢、程颐两个理学家。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周敦颐这位老师，中国历史上就没有理学家、思想家、教育家程颢和程颐兄弟。以程颢、程颐的天赋，做官、经商没准儿都会成功，但绝对不会成为理学家。

都知道古代鲁国在山东省境内，湖北武汉境内咋来的鲁台山、望鲁台呢？那是因为鲁国诞生了孔子和孟子，其儒家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广泛影响，后人为纪念理学家程颢、程颐尊崇孔孟才这样叫开的。此地留下了“程乡坊”、“二程祠”、“二程书院”、“望鲁台”、“理趣林”、“聪明池”、“涵虚亭”等众多遗址、遗存。因此可以说，小菜湖是理学之源，大点说，黄陂是理学之源，这点不容置疑。有关二程的籍贯、理学形成、对后世影响，在正史中都能查到。

兄弟二人成年后，老大程颢官至监察御史里行，为八品官，也算个不大不小的干部；老二程颐官职低一些，任河南汝州团练推官，是个虚职，非领导职务，是官又不是官。说是官吧，不是实职；说不是官吧，又在政府供职，拿政府的俸禄，类似于现在的主任科员、调研员之类。总之，程家属地地道道的干部家庭。

北宋有位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改革家叫王安石，比程颢、程颐兄弟大十来岁。王安石向皇帝提出变法建议，这些改革主张包括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等，改革内容很丰富，举均输法、农田水利法两个例子吧。

所谓均输法，即按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贮货以备用，以节省价款和转运的劳务费。此法损害了富商的利益，减轻了纳税户负担；所谓农田水利法，即在开垦荒田，兴修水利方面，实行谁出资、谁受益政策，在此政策的激励下，全国掀起了兴修农田水利的热潮，耕者有其田，解决了人民吃饭问题。

应该说，王安石这些改革措施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减轻了百姓负担，推动了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但这世界上就没有让天下人都满意的改革，王安石的变革主张触犯了皇亲国戚和当官的利益。这些人对改革的态度就是看对自己是否有利，有利的就支持，不利的就反对，他们才懒得管什么国家不国家、老百姓不老百姓利益呢。

起初，程颢、程颐兄弟是支持并参与王安石变法的。后来眼见自己家的银子越来越少，荷包越来越瘪，就感到王安石变法不是那个事了，就跟那个砸缸的司马光等人一起，公开跟王安石叫板，为此程颢、程颐、司马光受到降级处分。王安石变革，刀子下得太陡，得罪了不少人，又跟同朝为官的苏东坡等人闹不团结，最终王安石灰溜溜下台，程颢、程颐、司马光又官复原职。

程颢和程颐兄弟对中国古代哲学贡献较大，影响了几个朝代，这个必须承认，但他们的思想也害了不少人，这个也必须承认。所害之人还是受保护的女人，让天下许多父母失去女儿，丈夫失去妻子，子女失去母亲，程颢和程颐的“罪过”可就大了。

中国有句成语叫“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知道的人很多，却未必知道出自何处，就出自程颐之口。

作为哲学家、教育家，程颢和程颐先生著作等身，著有《河南程氏遗书》、《河南程氏外书》、《明道先生文集》、《伊川先生文集》、《二程粹言》、《经说》等，但在世时著作并不多，也就《定性书》、《识仁篇》、《周易传》几本，大量著作是后人根据他的言论辑录的。其中一本叫《程氏遗书》，在卷二十二，记载有程颐与某人的一段对话：

或问：“孀妇于理，似不可取，如何？”

伊川先生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节者以配身，是己失节也。”

又问：“人或居孀贫穷无托者，可再嫁否?”

曰：“只是后世怕寒饿死，故有是说。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

这虽然是文言文，接近白话，至少是半文半白，读起来并没有多少障碍。大意是：

有人问：“对寡居的妇女，是不是不能娶她？”

程颐先生回答：“是的。男人不应娶寡妇，寡妇改嫁是失节，男人若娶失节者，自己也失节了。”

又问：“如果寡妇贫穷无依无靠，能不能再嫁呢？”

程颐先生回答：“不能，宁可冻死饿死，也不能失节。因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作为一种精神与信念，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气节也未必不对，但程颐先生说这话时，板着一副脸，其源头是反对妇女改嫁，就不近人情了。虽然只是随便一说，并非发自内心，但出自理学家、教育家之口，又被弟子收录于书，就成了金科玉律，流毒甚广。就是这不经意的一句话，让多少女性活学活用，因故失身、失夫后，吞金、上吊、跳井，或终生守寡。

这个事告诉我们，有一定身份的人，特别是位高权重者，说话时得掂量掂量，想好了再说。

王叔英

王叔英籍贯浙江黄岩，并非湖北汉阳人。只是因为明朝皇帝朱元璋把他派到汉阳任过知县，我才写到他。

知县是多大的官呢？放在国家层面，并不大，最高也就六品。都说七品芝麻官，六品呢，比芝麻高半粒。而在汉阳地界就不一样了，掌一县的刑名钱谷等事，狱讼、治安、征收赋税都归他管。说白了，公安局长、检察院检察长、法院院长、财政局长、税务局长都由他一肩挑。再通俗地打个比方吧，他让谁挨板子，谁的屁股就得疼三天。他说的话就是“法”，正所谓地地道道的“土皇帝”。

民以食为天，吃饭是天大的事，所以历朝历代都重视水利。为此，我常常为自己是一名水利人而感到自豪，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古代的执政者都知道这个理。

辖区有大型湖泊张家大湖，主要承担着农田灌溉任务，关系着周边百姓吃饭问题。作为朝廷知县，王叔英是来过的，那时可能不叫张家大湖，可能是一片汪洋。总之，知县王叔英来过这里，不来，有点说不过去。

据说有一年天旱，地里到处是裂开的口子，拳王的拳头都能放下，张家大湖也干涸见了底。眼看农田无收，那可要出大拐，百姓就要拖儿带女去逃荒，那是他这个知县最不愿看到的。王叔英心太软，如果在自己的治下有百姓去逃荒，说明自己不称职。有个说法叫“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王叔英不想回家卖红薯，还想当朝廷命官，为老百姓做点事情。可是旱情摆在这儿，如何是好呢？放到今天，也就是水利局长操心的事儿，开闸放水，起泵提水。再不行，就用消防车送水，用炮弹人工降雨。可明朝那个时候既没有泵站，又没有消防车，更没有人工降雨的炮弹，说什么都是白搭。

他决定绝食祈雨，跟天老爷赌一把。让人放下话来：天若不下雨，他就不吃不喝。打赌后的第一天，依然不下雨，天老爷才懒得管你是知县还是皇帝呢，一点也不给面子。手下人急得直搓手，急得直跺脚，知县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手下人是有责任的。第二天，还是不下雨，还是不给知县面子。连续干旱几天的天空，划根火柴似乎就能点燃，没有丝毫下雨的意思，手下人劝知县大人罢手。王叔英虽然饿得慌，但心里明白：“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宁愿饿死、渴死，也绝不向天老爷“投降”。要不，今后说话谁还听呢，一个不讲信用的人，活着有什么意思呢？

不知道是天老爷见他是个好官让着他，还是它确实憋不住了，反正第三天不到正午就下雨了。结局当然是天老爷被打败，赢家是王叔英。今年的粮食算是有救了，老百姓也不用逃荒了。现在的人都知道这是让王叔英给蒙着了，下雨不下雨，跟他绝食没有半分钱关系。但老百姓不这样看，认为这雨就是王叔英祈来的，他是个好官，敲锣打鼓庆祝。王叔英呢也觉得值，虽然绝食对自己的身体有所伤害，但赢得了民心，对执政者而言，赢得民心比什么都重要。

如果把绝食祈雨叫傻，我们能够接受，且傻得可爱。后面的事，可能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1398年6月24日，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驾崩。古话说“国不能一日无主”，6月30日，距朱元璋驾崩不到一个礼拜，其孙子朱允炆正式接班，史称“建文帝”。朱允炆见王叔英是个好官，提拔他为翰林院修撰，比芝麻官又高了半粒。

朱允炆上任后，发现爷爷朱元璋当初为巩固皇权，把儿子们分封各地，且都有自己的军队，未必是件好事。这些军队把守边关那是没话说，可是有个致命的缺陷，朱元璋在世好说，儿子、军队都得听他的；朱元璋不在了，王爷们拥兵自重，就成架在新皇帝头上的一把把大刀。朱允炆嫌头上的大刀晃眼、碍事，决定削藩改制，先后废黜了周王、湘王、齐王、代王、岷王，那可是他的叔叔、伯伯啊，搞不好自己就会人仰马翻。燕王朱棣坐不住了，眼看下一个就是自己了，决定先下手为强，叔侄俩算结上了梁子。最后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侄儿朱允炆落荒而逃，叔叔朱棣上位。

按说这是朱家自家的事，可王叔英急了，真是生儿的不急抱腰的急。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居然想跟朱棣叫板。不多日朱允炆就不知藏哪儿去了，形势的发展让王叔英感到无力回天，在家好好洗漱一番，找了跟绳子，一头挂到树上，一头挂到脖子上，腿一蹬，一了百了。自己死了也就算了，还带动了老婆和两个女儿。老婆在狱中自尽，两个女儿投井自杀。

对王叔英的行为，说什么的都有，有人说是气节，有人说是犯傻。不管说什么，他本人是听不见了。嘴长在别人身上，随他们说去。

萧良有

明朝首辅张居正比国子监祭酒萧良有年长24岁。一个是湖北荆州人，一个是湖北汉阳（现蔡甸）人，放到省级层面，二人就是老乡，都给明神宗朱翊钧当差。只不过张居正是首辅，地位挨到天花板了，皇帝年幼时，大政方针都由他作出。如果张居正起歪心，培植亲信，自己坐上皇帝交椅也是有可能的。但张居正是忠臣，绝对不会做出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来。

国子监祭酒呢，相当于现在教育部负责高考的官员，跟首辅大臣相比，级别差一大截。论职务，张居正是萧良有的领导。按说有这么多层关系，俩人能够和平相处，事实是俩人在共事中有点不太和谐，互不来往。

张居正位高权重，身边自然不缺拍马屁的，太监冯保就算一个。某年萧良有参加会试，一举夺魁，按说状元非他莫属，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偏偏张居正的公子张懋修也参加了这次考试。张居正的公子参加了这次考试就使问题复杂化了，设想一下，让一介草民夺得状元，首辅大臣的公子却屈居第二，这让领导情何以堪？于是，很会来事的冯保精心谋划，成功将张居正的公子运作为状元，萧良有为一甲二名。

这世界上就没有不透风的墙，萧良有很快就知道了自己的状元被人家顶了包，那也没办法，只有干瞪眼。张居正也不笨，知道儿子的状元是怎么来的，儿子的水平有几斤几两，可悲的是他没有制止，竟然默认了。冯保的所作作为，其实是在帮倒忙，害了政府领导。张居正日后遭到皇帝清算，儿子的状元这档子事成了一大罪状。

萧良有原本是尊重、敬佩张居正的，自从冯保将其公子运作为状元，张居正未加制止后，萧良有开始对张居正疏远，敬而远之。

张居正，正史中的形象很正面，勤勉，惜才。鉴于萧良有的才能，张居正找人捎话于他，让他跟着张居正干，有张居正罩着，总比一个人单干强。因为张公子顶包之事，被萧良有婉言谢绝。张居正走他的阳关道，萧良有走自己的独木桥。

朝廷重臣严嵩与徐阶是两个死对头，水火不容。最终，徐阶胜出，严嵩被拍熄火。在他们二人明争暗斗时，张居正左右逢源，两边都不得罪，跟俩人都蛮合得来，至少表面上是这样。也深得太后和皇帝信任，辅佐万历皇帝开创了“万历新政”。

“万历新政”内容丰富，比较著名的是“一条鞭法”、“考成法”。所谓“一条鞭法”，就是把各地的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征打捆征收，合理征收劳役，堵塞收税漏洞。此举使朝廷的库银一下就增加几百万两，百姓的税负得以减轻。这项改革措施，让国家创收，让老百姓得利，显然牺牲的是有钱人的利益。那些王公贵族，那些地主、资本家对张居正不恨得咬牙切齿？所谓“考成法”，类似于今天的考勤，似乎比今天的考勤还先进一些，考勤表一式3份，由本人、单位和上级分别记录，相互监督制约。考勤对得上好说，对不上就要核查，看是哪里出了问题，是单位和上级记录有误，予以更正；是本人弄虚作假，就要问责，让官员不敢懒政。总之，“万历新政”促进了全国经济社会发展。

别以为在皇帝身边工作就很风光，别忘了还有“伴君如伴虎”这一说。张居正尽管为朝廷做了不少事，但也得罪了不少人，其中包括小皇帝。皇帝年幼时，想搞一次灯火晚会热闹热闹，这想法似乎并不过分，可张居正就是不让搞，讲了一通大道理。核心意思是让皇帝过紧日子，需要花钱的地方很多，防汛抗旱需要花钱，边疆打仗需要花钱，不节省开支怎么行呢？这哪里是大臣跟皇帝说话，分明是老子跟儿子唠嗑。小皇帝表面上虽然答应了，但心里很是不爽。

实事求是地说，张居正完全是为朝廷节约，避免浪费，也是为了树立皇帝节俭、亲民的形象。但他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天下可是人家朱翊钧的啊，人家想怎么花就怎么花，有你何干啊。他忘了皇帝是要长大亲政的啊，果然，明神宗朱翊钧亲政后，随便找了个理由，就抄了张居正的家。任何一个单位，任何一个领导，要想整一个人，还不容易？整人的“理由”一抓一大把。万历皇帝下旨将所赐张居正玺书、四代诰命悉数收回，亲属发配边疆。

墙倒众人推，萧良有完全可以公报私仇，出一口恶气。以萧良有的状元被张居正的公子顶包这事儿来说，萧良有选择跟大臣们一样落井下石，外人无话可说，且可以理解。即便不落井下石，保持沉默也是一个选项。如果这样，那就不是善良的萧良有了。

萧良有逢人就公开宣讲张居正的功绩，上奏皇帝，为张居正喊冤。毕竟张居正的功劳摆在那儿，毕竟张居正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毕竟张居正没有把人得罪干净，形势开始反转，舆论的天平对张居正越来越有利，使得万历皇帝对张居正的进一步迫害得以收手。从萧良有对待张居正这事可以看出，衡量一个人的人品怎样，要在关键时候才看得出来。别看一些人平时在一起吃吃喝喝，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狗肉朋友，你一旦有事，这些人跑得比兔子还快。交朋友要交萧良有这样的人，除了老婆，什么都可以换。

但是，一个人再会为人，再怎么小心翼翼，你太有才就是“问题”，别人就不舒服。这不，有人上奏皇帝，说萧良有有野心。皇帝并没有追究，倒是萧良有觉得官场险恶，把张居正的下场一想，觉得当官很没意思，便炒了皇帝鱿鱼，回蔡甸养老了。

回到蔡甸故土的萧良有，原先忙忙碌碌，突然闲下来，开始有点不适应，就天天去王家涉湖钓鱼。钓鱼不是为了吃鱼，主要是打发时间，他也常常思考，大明王朝忠奸不分，被人取而代之那是迟早的事。果不然，之后只经历了万昌、天启两代，在崇祯手里就被李自成撵出了紫禁城。当然，这一局面萧良有没有看到。

在王家涉湖边，无论天晴下雨，总能看到有个戴草帽钓鱼的老人，不用猜，那准是萧良有。

熊伯龙

公元1616年是个特殊的年份，按官方的纪年，当然是明朝万历44年，大明皇帝朱翊钧当家。但在中国东北地区，有一个伙计不按游戏规则出牌，这个伙计就是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宣布建立“后金”，纪年天命元年，此乃清朝的源头。明朝这座大厦，从这时开始生缝，只是朱翊钧先生还没意识到。

这一年，武汉市蔡甸区奓山街红焰村燕子咀落魄举人熊鸣盛家，诞生了一个名人。当然，诞生时还不是名人，跟普通孩子一样，赤身露体，一声响亮啼哭，宣布来到这个世界。这年为生肖龙年，熊鸣盛为儿子起名“熊伯龙”。

熊伯龙的曾祖父熊珙、祖父熊士章、父亲熊鸣盛都在政府担任过一官半职，只不过职位都不高，都是跑腿的角色，父亲可能还是个临时工，没有正式编制。跟当地穷人家相比，熊家也算干部家庭了。但那是和穷人相比而言的，其实并不富裕，一样的吃了上顿愁下顿。到奓山砍柴，到官莲湖捕鱼，到田里捡牛粪，这些脏活累活，儿时的熊伯龙都干过。唯一的区别是，身为秀才的父亲知道知识的重要，把熊伯龙送进了学校，这就不简单。说的是学校，其实就是一座寺庙，放了几张课桌而已。不过，这个决策正确，如果不读书，那就没有名人熊伯龙了。

熊伯龙血管里到底流着秀才的血，天资聪颖，清顺治五年(1648年)，参加顺天府(北京)举行的乡试，夺得第一名，次年中进士榜眼。所谓“进士”，就是皇帝亲自主持的考试，第一名为状元，第二名为榜眼，第三名为探花。这前三名都要披红挂彩，政府组织一套班子敲锣打鼓，沿街巡游，昭告世人。这也意味着状元、榜眼、探花人生转运的开始，意味着当上了公务员，端上了铁饭碗。熊伯龙入职的第一份工作是翰林院编修。

所谓“翰林院”，有点类似于今天的秘书机构，服务领导的部门；“编修”，相当于今天的秘书，给皇帝起草讲话、通知、编写史志等。职位并不算高，但由于在领导身边工作，平时接触的都是皇帝、皇子及王公贵族，提拔的要比别人快些。又由于见多识广，经常参加重要会议，学习皇帝治国理政，日后在地方做官的能力要比别人强些。熊伯龙属于文官，只会做学问，不擅长组织协调，未被封边疆大吏，一直在中央机关工作。先后担任国子监祭酒、侍读学士、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相当于今天教育部负责考试的司长、副部长等职。

有人说他给康熙当过老师，正史里没有记载，是不是教过少年康熙，无法考证，也许是一个传说。但熊伯龙当主考官是称职的，顺治十一年甲午乡试，由他担任主考官，通过乡试的这批学生，在殿试（科举考试中的最高阶段）中冒出了3个状元。熊伯龙慧眼识珠，在社会传为佳话。清《嘉庆汉阳府志》载：“才学深得顺治、康熙二帝赏宠。著有《谷诏堂全集》，凡诗291首，文78篇”。

熊伯龙的成就远不止这些，他还是一名无神论者。这世界上，很多人相信有神灵存在并左右人们。无神论者认为人死如灯灭，油尽灯枯，不存在鬼神灵魂。熊伯龙认为“人老而血气自衰”，死后“犹火灭随风散”，所谓“天堂地狱”是不存在的。他的这些思想，反映在一本叫《无何集》的书里。

在历史进入二十一世纪的现实生活中，一些人特别是某些官员还信鬼神，真要向熊伯龙先生学学。

戴　金

大凡穿金戴银的人，不是有钱人就是贪官。明朝汉阳县奓山有个人却是例外，别人“戴银”他“戴金”，却既不是有钱人也不是贪官，犹如金堆湖的水，清清白白。

戴金1484年出生于奓山，1548年去世，葬于汉阳县索河镇仁山麓。在他64年的人生中，经历了4个皇帝执政。出生时的皇帝是宪宗朱见深，4岁时的皇帝是孝宗朱佑樘，22岁时的皇帝是武宗朱厚照，38岁时的皇帝是世宗朱厚熜，直至去世。之所以写这么多皇帝，是因为他跟这些皇帝有关，跟明朝那些事儿有关。当然，他主要的服务对象是嘉靖皇帝朱厚熜。

朱厚熜出生湖北钟祥，他当上皇帝纯属意外。堂兄、武宗朱厚照是个花花肠子，私生活迷乱，掏空了身子，30岁就一命呜呼了，没留下子嗣。若留下子嗣，就轮不到他做皇帝了，皇冕这才戴到他的头上。之前，作为皇族的朱厚熜不是没有想过当皇帝，皇帝谁不想当啊。话得说回来，即便是皇子，也不是说当皇帝就能当的，有时皇太子接班就存在变数呢。朱厚熜当上皇帝，算他火好。

嘉靖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颇有争议的皇帝，说他好的，其才能不在太祖朱元璋之下；说他不好的，其就是无道昏君。窃以为，这两种说法都不靠谱。应当说，朱厚熜登基后的一段时间还是励精图治的，还是听得进众臣们意见的。比如，湖北老乡戴金提的几条合理化建议，他就全部照准。

嘉靖五年，戴金奉命巡视四川期间，部落酋长组织一支地方武装，夺取了基层政府。都说官逼民反，朱元璋不就是因为前朝腐败，才夺取政权的吗？戴金深知，百姓、土匪不是走投无路，而是有吃有喝的，有女人抱在热炕头暖脚，谁愿意提着脑壳跟政府作对啊。为此，竟一口气提出了7条建议，不外乎是一些堵疏结合的点子，朱厚熜全部准奏，最终平息了叛乱。

戴金第二次上奏，又是因为四川。蔚州告急，朝廷乱作一团，大臣们摇头叹气。已是大理寺卿（相当于今天司法部部长）的戴金上奏皇帝，说：敌人没有组织纲领，属乌合之众，不必惊慌。派兵四面包围，坚壁清野，瓮中捉鳖，可保万全。众臣们这回没搓反绳子，附和言之有理。这些人有自己的小算盘，打赢了，军功章有戴金的一半，也有自己的一半；打败了，就说是戴金出的馊主意，可以推个一干二净。退一万步说，即便皇帝对附和者也追责，也比戴金要轻。嘉靖皇帝也没别的好办法，按戴金的法子实施，结果是政府军大获全胜。戴金算出尽了风头，皇帝也越加信任戴金。

人怕出名猪怕壮，树大招风，这些古话是经过若干次事例总结得出的。博得皇帝信任未必就是好事，容易树敌。大凡有才能、想干事的人，总会遭到小人嫉妒，戴金也不例外。嫉妒者嫉妒的理由很荒唐：我不做事你也不能做事，你做事就等于压制了我不做事的；我受贿你也不能清廉，你清廉就等于我不清廉。他的同事、宰相兼书法家严嵩位高权重，害怕戴金哪天取他而代之，暗地里使绊子，戴金防不胜防，不慎摔倒，被朱厚熜削官为民，告老还乡。朱厚熜皇帝以贬戴金为开端，脑壳就开始发昏了，以至于差点被以杨金英为首的宫女们用绳子勒死。

回乡后的戴金赋闲下来，很不适应，就到住地附近的金堆湖、金龙湖去钓钓鱼、散散心。倒不是人走茶凉，戴金在位时，从不吃拿卡要，退休后没人上门也并不觉得失落。他在位时，家乡人没讨什么好；免职回乡后，家乡人也没落井下石，对他还蛮尊重的。

人生有几怪，一怪，忙忙碌碌的时候也不觉得哪里不舒服，一闲下来，毛病就找上门来，戴金就是这样，回乡不久就因病去世；二怪，在一起时磕磕碰碰，看不顺眼，这人不在了，就会念起人家的好来。朱厚熜也是，听说戴金驾鹤西去，心中悲痛了好一阵。

可惜醒悟迟了。这世界上什么药都有，就是没有后悔药。一般人会自责一辈子，朱厚熜是皇帝，自责了几天就烟消云散。失去了戴金大臣，朱厚熜执政后期搞的一些事就不叫事了，为求得长生不老，痴迷于炼丹，走火入魔，20多年不上朝，任由奸臣严嵩胡来，皇宫搞得乌烟瘴气。

自此，大明王朝就开始走下坡路，最终被大清王朝端了锅。

张　京

中国古代隋唐至清，中央行政机关设有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六部，现在的中央政府组成部门是25个部委，那时候一个部的职能要对应现在几个部委的职能。不能因此说那时的机构少，现在的机构多，以人口基数、经济发展折算，现在的机构并不算多。

武汉黄鹤楼下有一小巷，因毗邻藩台衙门（对应京城的户部衙门）而得名户部巷，随着时代的变迁，如今旧迹难觅。古代县衙保存完好的，当属山西平遥古城的县衙，各种设施都在。人入其中，仿佛时光倒转，听见古人“威武——”那有意拖长的声音。

所谓户部，主要负责全国疆土、田地、户籍、赋税、俸饷等事宜，职责相当于现在的国土资源部、公安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部门。兵部么，肯定跟军队有关，主要负责武官选拔和兵籍、军械、军令、演习等事务，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总装备部。

六部主要负责人不叫“部长”，叫“尚书”；副职不叫“副部长”，叫“侍郎”。明朝六部尚书官阶为正二品，级别不低。怎么说，兵部尚书张京就是一个大官、高官。

不过，张京任职时期的明朝，实为南明，跟执政时的大明王朝还是大有区别的。北京紫禁城已换了主人，清朝爱新觉罗家族已经入住，天下已是爱新觉罗的了，南明人等被清军撵得东躲西藏。张京在四川奋勇抗清，曾经的同事、投降清军的洪承畴，以为张京跟他一样是软骨头，去信张京，劝其归降，许以要职，张京不为所动。吴三桂呢，也是彻头彻尾的叛徒，也曾经与张京共同效力朱明王朝。吴三桂眼看大明王朝气数已尽，原本是要投降李自成的，没想到李自成手下霸占了他的女人陈圆圆，差点把他气死。“朋友妻不可欺”，李自成在这件事上不仗义，导致本来就摇摆不定的吴三桂转而投降皇太极了。

顺治十五年（1658年），吴三桂率清兵俘获张京，以礼相待，好肉好酒招待。按说南明大势已去，完全可以直接割下张京的脑壳向皇太极请功，不必麻烦。但吴三桂不想杀他，还算有点良心，念及昔日跟张京同事一场，劝张京反水。民国《夏口县志》里记载：“劝之降，授以官，皆不应”。张京严词拒绝，并写下一首《绝命诗》：

弥月悲歌待此时，

存仁取义有谁知。

衣冠不改生前志，

名姓空留死后思。

破碎山河休葬骨，

颠连君父未舒眉。

魂兮莫认还乡路，

直到朱陵礼旧碑。

不久，张京就被吴三桂杀害于四川，遗体辗转运回并安葬于柏泉。

洪承畴、吴三桂这些人信奉的“有奶就是娘”，没有人格可言。生来就是一兜墙头草，倒去倒来，见利忘义、反复无常，即便是所效力的清政府也未必对他们完全信任，总防着一手。因为，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又会倒向别处，随时都可能再叛变。这样的人多活几年又有什么意义呢？连同子子孙孙都会被人瞧不起。而正气凛然的张京就不同了，人们敬佩他，包括他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