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想在这古老的手艺中寻找诗意，没想到，找到的全是苦难。

          ——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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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死后，或遇平时祭祀、逢年过节等，都要点香烧纸。这是中国的习俗或者说传统。在这里，我要说的正是这“烧纸”，我们家曾手工制造这种纸长达四十多年。我们称其为“舀纸”。这是一种传统的造纸术，有的也称古法造纸。按父亲的说法，就是制造烧给死人用的钱。它的源起、历史我无法考证，但从我记事起，这项活儿就一直在我生活的村庄里继续着，它就像是一枚钉子，夯实地锲入村庄的日子和我的整个生活历程。

这是在云南的一个偏僻的小山沟里，这是一个被天空和山峰逼进了自己梦境的村庄，这是一枚别在云南的衣襟上的小小纽扣。这里叫六合，我以前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叫这个名，现在看来，它就是天地和四方紧缩下的六合。我的父辈一直生活在这个叫六合的小山沟里，我也一样，出生在这里，生长在这里，又在这里服务山沟的教育事业。这里土地贫瘠，除了山还是山，除了石头还是石头。有两条河流，牛栏江和文家河，因了山峰的耸立，牛栏江坠入深深的河谷，村里的人只能看着那么大的一条河流，望水兴叹。只有文家河从山上流泻而下，滋润了一片田地。比起周围的其他几个村庄来看，这似乎就是六合的精灵了。于此，村里的人不能指望地里能长出金子来，只有另想门路，赚取一年的零用。而舀纸成了他们的最无奈的选择，似乎也是唯一的选择。

2

所谓舀纸，其手法设备都是极原始的，我想跟蔡伦刚发明造纸术时使用的设备差不多吧，因此一些称古法造纸，一些称传统造纸。下面绘一张工序图来说明其繁琐和冗杂：

“伐竹——把竹晒干——置入塘中——撒上大量石灰——放水浸泡三月——翻洗（洗尽残留石灰）——置入塘中——浸泡一两月（到竹料腐烂未烂样）——抓出——铺入碾盘——用牛拉着石碾子把料子碾细（用时两三天）——放入舀纸专用的槽子——和上仙人掌水（达到一定的滑刷程度）——一张张地舀取——又一张张地叠在一起——用榨把水榨干——又一张张地牵起（二十张为一刀）——晾干——切纸/捆成捆（五十刀为一捆）——最后可以背到街上卖了”。

上面列出的是主要工序，如果算上辅助的活，应该有三四十道工序之多。这项作业有两道工序是最重要的，一是“舀”，二是“牵”，这两道工序通常是一天做到晚，没有休息时间。它要的就是吃苦耐劳，要的就是时间和韧性。

对于一个现代化的社会来说，这无疑是一种多么无奈的营生。在许多人的眼里，这却是一种惊讶，一种古朴的审美，是一个遥远而透着原始味的传说。但我更愿意把它当作一个神话，一个充满苦难的神话，一个谱写着乡民们力与美的神话。你不会想到：在我生活的村庄，九十年代到2005年这段时间，是造纸的高峰期，我做过统计，在我家那个小社上，三十家人就有二十二家人在做着这种营生。现在有的人家已引进了造纸的机器，其生产量是手工的数倍。由于竞争不过，手工人家的数量在逐渐减少。

3

我的父亲是在十多岁时就开始舀纸的，并经历了生产合作化时期，父亲因为会舀纸，可以交钱抵公分。听父亲讲，他那时在会泽的顺马坎舀纸。一年下来，除了交抵公分的，还可以买许多的土豆，偶尔称上些许猪肉，家里的日子在当时还算过得滋润。没想到的是，这门手艺却让父亲做了一辈子，成了父亲的一生最不能承受之重。我的大哥读书和我读书的费用，以及父亲平日里的烟酒茶和家里的其它开销，全都是靠舀纸赚取来的。就是这样一种繁杂的劳苦活，耗尽了父亲四十多年的岁月，榨弯了父亲的腰，榨干了父亲的生活激情和生命的汁液。父亲的头发因此而过早地花白，腰身因此而过早地伛偻，还有父亲的风湿病，手使筷子时的严重抖动，沉默寡言和憨厚木讷，都是舀纸所赐予的。我甚至认为，一个长期从事一项单调而冗杂的苦力活的人，会慢慢地变得没有生气、麻木和笨拙。我的父亲就是这样，他的一生被舀纸所奴役，而我们的成长和他对生活的责任则是使他被奴役的根本，并给了他坚定的信念，同时也维系了他一生的希望。

我四五岁的时候，就跟母亲和我的两个姐姐在碾盘上碾那些造纸的料子，她们不停地用手或脚掀料子填盖石碾子碾过后的空缺，我只是拿根细木棍子或鞭子，跟在牛屁股后面，在牛偷赖时，扬扬手中的棍鞭就行。六七岁以后，除了上学时间，我的任务大多就是放牛割草，我家的牛除了耕地外，最重要的就是用它拖着那个沉重的石碾子一圈圈地绕行，直到把一塘又一塘造纸的料子碾碎。十五六岁时，我也学会了舀纸，并为了自己的学费，和父亲换着作业。每当忆及我童年和少年的日子时，黄牛、水牛、青草、镰刀、背篓、碾盘和舀纸的单调动作被永远地镂刻在灵魂深处，只要我一想到，似乎就有牛叫的声音、青草的味道、舀纸的慢镜头等从灵魂深处浮游上来，撞击我的脑门。

4

在舀纸这项作业中，我必须言及的人还有我的母亲。我认为母亲是最辛苦的。父亲管“舀”，母亲管“牵”，父亲一张一张地叠起，母亲又一张一张地牵开。父亲舀纸不能离开槽子，一天到晚都要站在槽子跟前重复着一样的动作。母亲牵纸则不一样，可以慢慢地牵，可以息息再牵，可以中午牵，也可以晚上牵。但母亲从未慢过，也从未息过。她的息，就是找猪草，煮猪饲和做饭，只她和父亲在家的时候还得割草喂牛。有时白天碾料子，就晚上牵纸。我在外读书的那三年，是母亲最苦最累的日子。母亲每天睡眠时间竟不到五小时。每晚通常要牵纸到十二点左右，至凌晨三四点时又起床牵纸。天一亮，就要忙猪、牛的吃物，还要给父亲做饭。过度的劳累使她和父亲一样，过早地衰老了。支持她的只有一个信念，就是为了我顺利完成学业。

我师范毕业让父亲和母亲彻底地松了一下劲。父亲说：“我总算把你盼出了头，等剩下的这些料子舀完，我和你妈要过一点清闲的日子了。”在我参加工作的第二年，我家停止了舀纸。准确地说，我家是在2002年之后停止这项作业的。时年父亲六十岁，母亲五十六岁。

但一直到现在，在父亲、母亲和我看来，我们家舀纸的事像是一些恶梦。只要一想起舀纸的那些年头，那些岁月，心里冷不丁又是一个寒颤。

选自《延安文学》2009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