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纱衣，绿罗裙，奈何令我销断魂？”女子对华服罗裙的喜爱和向往，似乎是与生俱来的。五岁时，我拥有了人生中的第一条裙子，是母亲用缝纫机亲手缝制的。我穿着那条粗陋的裙子，出尽了风头，也成为全村女孩子羡慕嫉妒的对象。

想来那是母亲学习缝纫以来，第一件赶上时髦的作品了。拿今天的眼光审视，它的款式何其简单：一大块藏青色的棉绸布，裁成上小下大的梯形，缝圆了，再安上一条松紧带，便成了裙子。没有一点儿花色，也没有一点儿配饰，甚至连布料，都来自囤在箱子底的陈年边角料。

可那毕竟是一条裙子，整个麦菜岭唯一的一条裙子。

我穿上它在屋后的山坡上奔跑，夏天的风吹动我的裙裾，狗尾巴草冲着我摇摆不定地点头。我感到了最初的得意、轻飘，似乎从此拥有了飞翔的翅膀。整天和我玩在一起的堂姐建华眼睛都绿了，她在她妈面前哭闹哀求，像个芋头般在地上打滚，泥巴唾沫鸡屎沾了一身，也没能打动伯母的铁石心肠。最后，她恨上了我的裙子，赐给它一个极难听却又极形象的名字——鸡罾（囚鸡的竹制品，也叫鸡笼罩）。

其实母亲的缝纫技术真不算有多么好，但是她有缝纫机，彼时在全村独一无二。据说这台华南牌缝纫机与我同龄，来之不易。在物资稀缺的年代，购物得凭票证，大宗的机械指标更是极少。亏得有个亲戚起了作用，排上了号。父母亲付出了一百多元的购机巨款，为表感谢，还隆重地请了一次饭，又奉上了两只大公鸡。

我常常笑母亲太奢侈，那时候家里多穷啊，鸡蛋都不舍得吃，几分钱一个拿去卖，把我养得严重营养不良，却还敢买缝纫机。母亲一本正经：“我嫁给你爸，就提了这么一个要求，还是等你快出生了才实现。”那架势，真比我还叫委屈。童年里，我常常跟着大点的孩子念念有词：“单车手表收音机，嘀咯鞋子（高跟鞋）羊毛衣。”后来才知道，那就是农村人的结婚五大件。一件都没要上的女人，就叫嫁得屈。

可是为什么母亲什么都没要，偏偏要一台缝纫机呢？隔着三十多年的光阴，母亲对人生的伟大设计依然令我惊叹。原来，她早看出靠种田改善生活的艰难，想以一台缝纫机为起点，缝出将来的小康生活。奈何人算不如天算，母亲向一位资深的老裁缝华师傅拜师学艺，学费交了，年节也送了，还未出师，师傅却逝世了。梦想折戟，母亲再无余钱继续折腾，加之离圩镇较远，只好带着缝纫机和半拉子手艺归了家。

直到今天，我的睡梦中仍时常出现哒哒哒的缝纫机声，我怀疑，那便是我最早的胎教音乐了。在子宫里，在摇篮里，母亲用机器踩出的韵律安抚我，吸引我。我的摇篮就在缝纫机的旁边，以便母亲伸手可以顾及。我的屁股下垫着母亲缝制的尿片，身体上包裹着母亲缝制的棉褂子。它们粗糙、简陋、远没有精致的样式，却柔软、舒适，足以慰藉我对安全和温暖的需求。我睁开眼来，就可以看见黑得发亮的机身，亮黄的面板，棕色的皮带拉动着机头不停地转啊转啊，旋出一圈一圈白得晃眼的光。冬天，缝纫机边上会有一个暖烘烘的火笼，里面永远煨着一把三角形的烙铁，母亲时不时地取出来，朝着打湿的布料哧的一声熨下去，冒出一股白烟。

母亲没有得到多少师傅的真传。据说，在华师傅病重之前，她还只有打下手的份，于是只好买来一本《服装裁剪》，自己钻研。我还记得，那本布满了解构图的书，封面上是一把特大号的剪刀，锋口张开，仿佛随时准备冲锋陷阵。从父亲的裤衩开始，全家人都当了母亲练手艺的试验田。奶奶穿了一辈子的偏襟衫，师傅没教过，书上也没有，这对母亲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怎么办？她找来旧衣服，照着样子比划，居然成功了。奶奶试穿母亲新做的咔叽布偏襟衫，左右手一齐凑至腋下，将布扣子一个一个搭进扣眼里：“厚实，蛮合身。”她咧开嘴笑，仅存不多的几颗门牙愈发显山露水。

没有幼儿园可上，童年里，我有很多光阴是围着缝纫机转去的。实在无聊的时候，我从抽屉里拿出裁衣的粉笔来玩。这种粉笔薄而扁，方形，手感细腻，与我多年后教书用的圆柱形粉笔很是不同。无人教导，我拿着它在木门上画啊画，很莫名地画出了一个“才”字的形状，隐隐感觉这像个字，当时却再没有能力复制，只好胡乱涂画出诸多类似甲骨文的东西。多年以后，那些“字”还像前朝遗老一般排列在门后，而我也与文字搭上了终身的关系。常想，莫非宿命里确乎存在某种预兆和牵引？

秋天快要来到的时候，村小的民办老师扛着锄头打麦菜岭经过，他要去铲他家田里的草。可是他却忽然停下脚步，指着我说：“她应该上学了。”我还那么小，瘦弱、讷言，不知上学为何物，况且比我大两岁的堂姐建华还在家里做着野孩子呢。但母亲认了真，她又一次被自己辍学的余痛碾过，她将那些难过全部踩进了缝纫机里，哒哒哒的声音在麦菜岭的夜空里四处奔突。第二天，母亲递给我一个新书包：结实的深蓝格子布面，周边镶着两条草绿色的花边，长长的带子也是草绿色的，可单肩，可斜跨。我喜不自胜，却不经意抬起头看见母亲眼睛里的某种光芒。

我想母亲是对了，她醉心于一个接着一个地帮我缝制书包。一个比一个精致，一个比一个有花样，我于是兴高采烈地一年一年往深里读去。我的堂姐建华，还有麦菜岭所有的女孩子，都没有背过我这么漂亮的书包。她们不爱读书，一年两年，最多勉强坚持个三四年，都闹着回家去了。多年以后，她们背着孩子回麦菜岭看望她们的母亲。而我，却带着母亲和她的缝纫机离开了麦菜岭。

母亲在城里的家安置好她的缝纫机，这些年，她不做衣服已经有很久了。当满大街时尚洋气，不断变换着款式的衣服迷花了她的眼睛时，她就知道，再没有人愿意穿她做的衣服了。从喇叭裤到太子裤，又从直筒裤到窄脚裤，她是看不懂人们为何要在穿着上反复折腾的。就连她做得最拿手的花书包，在世人眼中也堪称古董级别。她无力阻挡潮流哗哗地一页一页翻过，也追不上时代日新月异的脚步。母亲迟滞下来，她感到了危机与失落。她常常独自一人抚摸着她的缝纫机，仿佛和一个同样失落的灵魂对话。

但是很快，她的缝纫机有了新的用武之地。孙辈说来就来，母亲戴上了老花镜，熟练地穿针引线，翻动机头，哒哒哒的声音欢快地响起来。棉质的旧衣服，全变成了一条条方方正正的尿片。我的女儿出生在最热的季节，从未穿过纸尿裤。母亲站在阳光下晾那些洗过的布条儿，一脸的幸福一脸的满足。

后来，母亲痴迷于制作鞋垫。那真是一个浩大的工程，连父亲也被她调遣号令。衣橱里，箱子里的废旧衣物，悉数被翻找出来，拆的拆，剪的剪，最后还原为一捆厚厚的布。《服装裁剪》的书里，夹着十几种大小各异的纸鞋样。母亲像一只忙碌的蚂蚁，终日踩着缝纫机不放。最后，我女儿拥有了从一岁起直到长大后的各种规格鞋垫。最大的，如母亲三十八码的大脚也可以使用。

现在，这台缝纫机多处油漆剥落，面板上是深深浅浅的划痕，越发显得老旧。更糟糕的是，这台老机器经常出些状况，就像母亲的身体，已经摊上了脑血管硬化等诸多附着在身上的病，时常冷不防用疼痛来强调它的存在。我有意为母亲换一辆电动缝纫机，但她说什么也不肯。

每当缝纫机不好用时，母亲总是戴着老花镜顽强地鼓捣着，直到能用为止。那天我下班回家，又一次看见母亲收起螺丝刀，捶着腰，拍着缝纫机说：“好了，这下总算可以了。”然后她坐下来，哒哒哒的声音再次畅快地流淌而出。我忽然想起许多次她在看过医生后，终于可以高门大嗓说话时的样子。我理解了母亲，不再提买新机器的事。

或许，这已经成了母亲对抗时间，对抗衰老的最佳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