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已经老了，老得那么真切，老在掉落的牙齿，老在蹒跚的步态。虽然在我的心里，她和我记忆中的母亲形象没有太大的区别。只是，她原本就不高的个子，因为年老伛偻而显得更矮了；她原来整齐的牙齿，随着年龄的增加而渐渐地突出、变长，更多的是已经断裂或者脱落了，没有脱落的却又经常疼；她原本灵活的手指，现在已骨节粗大，有的甚至不能弯曲了。但她还是喜欢给儿女给孙子外甥们做点针线活。

我现在虽远行他乡，但脚下踩的，还是母亲做的鞋垫；屁股底坐的，还是母亲用碎布做的椅垫。这个椅子坐垫已经跟随我好几年了，里面填充的东西，不是海绵，不是棉花，也不是羊毛，而是过滤嘴香烟头。这个是母亲把一个又一个的烟头收集起来，又一个一个地剥开，清理好之后絮到套子里做成的。这个垫子，无论是什么情况，坐上去总是那么暖和。因为我从小就体质不好，尤其是胃，经常受凉，不能吃冷、硬、生、辣的东西，也受不得一点寒，于是母亲便想尽她能想出的一切办法，来为我调理。这个坐垫，就是她为我调理身体的智慧结晶之一。

在这个经济发达的城市，我的椅垫那么老土，那么丑陋，那么陈旧，带着浓烈的乡村气息，经常有善意的人们提醒我换一个，但我只是笑笑，表示感谢。谁也不可能知道，天下什么样的垫子，对我而言，能比这个垫子更温暖、更温馨、更温厚呢？

坐在这个垫子上，我可以随时和母亲对话，在眼中，在心头，在灵魂的深处。母亲没有高深的文化，就连她的脚，都是裹了又松开的。在她的意识中，不可能有亲子对话、亲子和谐这样高妙的理论。但她是一个伟大的实践家，用自己质朴的行为和质朴的语言把这人们费尽心机概括出来的理论践行得淋漓尽致。

在我的印象中，没有哪次母亲是高声叫骂的，即使我从小就顽皮，经常把事做得错成一踏糊涂。她虽然个子矮小，但慢条斯理的语言中总是有一种让人无法拒绝的魅力。我喜欢听母亲讲话，也喜欢和母亲讲话，讲我的喜悦，讲我的悲哀，讲我的成就感和失落感。而最后，母亲总会用她的方式，用她的经历给我诠释生命和生活的真谛。生命的苦难和欢乐，都被母亲用自己的方式处理了，但在我的感觉中却更加入耳惊心，更加印象深刻，于是，经常羞愧于自己的胸怀偏狭，经常羞愧于自己的软弱无能，经常羞愧于自己的缺乏勇气。母亲用自己瘦弱的肩，能挑起家庭生活的内涵，能挑起丈夫和八个儿女爱的天空，有这样的榜样，我还有什么东西不应该挑起呢？

尤其是我十二岁的时候，到外地读书，就离开了母亲；离开了母亲就意味着自己要独立地生活了，开始了自己真正的人生旅程，属于自己的，由自己来走的。我想念家乡和母亲，甚至耳朵都差点失聪。最幸福的时间，就是每次见到母亲，都要向她倾诉。她是一个优秀的倾听者，总会把我能力所限无法表达或者是我不愿意、难为情讲给她的东西用自己的想象填补起来，于是，我的精神世界在母亲的眼里，基本上没有什么秘密可言。所有的东西，都逃不出她那张牙舞爪的爱的触须。三十多年过去了，我每次回家时，都带着搏风击雨的伤痕和疲惫。于是，每次回家，大多是在假期的时候，都有许多个彻夜的长谈。生活在农村，收入微薄，总是感觉电费很贵，而且拉家常话的时候也用不上照明，于是我们就睡在旧居的那一盘老炕上，灭了灯，在黑暗中说话。我海阔天空地讲自己在外面的所见所闻、所遇所感，或者是自己外面生活中的那些男男女女，母亲也讲她和父亲在村子里的生活。我想，即使是一个相当有才情的作家，要把往往是半年多发生的事情，都压缩到几个夜晚，也不是一件易事。幸亏我和母亲都不是为了写小说，而仅仅是为了彼此达成“知会”，父亲则总是默默地听，偶尔插一两句话，但谈话的主体总是我和母亲。

一般情况下，失眠是一件痛苦的事，而我见到母亲时那些长谈，却温馨着整个长夜。

虽然姐姐们都会使用缝纫机，但母亲没有学会用缝纫机，而且她学习基本技能的时候，也没有这样的条件。她所有的针线活都是用自己的手一针一线地做出来的。最早的时候家境困难，子女又多，母亲便得在每天的劳作之余，常常“挑灯夜补衣”。我最早的鞋子都是母亲自己做的“实纳底”鞋，穿在脚上结实而舒服。

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不用母亲亲自来做衣服了，但她还是闲不住，她每年都要做许多针线活。母亲做的鞋垫很漂亮，都用各种彩线绣着花鸟鱼虫的图案，女儿女婿，儿子媳妇，外甥孙子，人人有份。人们都劝她不要劳累了，手关节都变形了，但她还是要做。因为这是她现在表达爱的一种基本形式。我和弟弟的家里都有一套小凳子坐垫，圆形的，是由许多小三角形组成的，如成熟的葵花花盘一样，色彩缤纷。

带着这些母亲一针一线做好的什物，比如这个椅子上专用的坐垫，便感觉一直带着母亲温厚的爱，便使母亲的眷眷之心和儿子的拳拳之情有了落脚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