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州半岛兴起了一股传统文化热潮，我所在的学校也开展一系列“我爱苏东坡”文化活动。一天傍晚，在“东坡文化长廊”，有学生问：“张老师，为什么提起苏轼，大家都称他为苏东坡，而不是苏子瞻呢？”

这个问题把我难住了。东坡是苏轼贬谪黄州时给自己起的号，古人称他苏子瞻或苏东坡。为什么现代人只记得他是苏东坡呢？可能是东坡这个号更能代表苏轼的一些特点，更有寄托，从而为人们所接受吧。

苏轼为什么要以东坡为号呢？这里面有一段曲折故事。

苏轼没有以东坡为号前，是一个热情活泼而又坦率任性的人。他名满天下，文采风流被很多人激赏，一曲《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十年生死两茫茫”）唱哭了无数性情中人。而他在杭密湖地区任职期间，政绩也很好。他相信大家都是好人，所以评论事物总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总希望事情在讨论之后得到圆满解决。1079年7月乌台诗案击碎了他的梦想。

该诗案是针对苏轼的一个文字狱案件。据说御史台大院有几棵柏树，树上栖满乌鸦，苏轼的案件在这里审理，就称为乌台诗案。苏轼的罪名是骂皇帝，反对新法。他的咏桧诗“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副相王珪对皇帝说：“陛下是龙，是在天飞龙，苏轼却大谈蛰龙，真是反动！”他的张氏园记中有“必仕则忘其身，必不仕则忘其君”一句，也让人挑出毛病：“太坏了，完全没有道理，一个人，怎么能忘记自己的君主呢？”他写湖州谢表，有“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一句，也引起了李定等人的不满。新进，在当时有调侃意味，是人们对突然升迁者的称呼，有贬义。“谁是新进？新进就生事吗？新进就不能管理百姓吗？”他用过《世说新语》中“道旁苦李”这个典故，该典原意是夸王戎年少聪慧的，后常用来自谦，现在也成了怨谤朝廷的证据。

这压根就是找茬。问题是，反对变法的人很多，为什么一定要拿苏轼开刀呢？苏辙指出原因：“他所以被冤，就是名太盛，又与朝廷争胜。”

确实，苏轼太不合时宜了，总是口无遮拦地批评新法，弄得神宗不愉快；又因为名太盛，不知不觉得罪了很多人。当时有两个人被反复用来比较，一是朱寿昌，他小时候不知道母亲在哪里，后来为寻找母亲弃官不做，结果真找到了，这成了感动中国的一大新闻。另一个是李定，母亲去世了，他却不辞官守丧，台谏、给舍（给事中和中书舍人，和台谏都是谏官）都弹劾他有违孝道。苏轼写了一首诗，深情赞美朱寿昌，并评价说：“感君离合我酸心，此事今无古或闻。”肯定朱寿昌就等于贬低李定。苏轼主观上是有意还是无意，不太清楚，但《邵氏闻见录》讲，“子瞻因寿昌作诗贬定”，外人都看出来了，当事人李定肯定很恼火。李定当上御史中丞后，就诬告苏轼写诗贬斥皇帝，强烈要求处死苏轼。副相王珪也恨苏轼。王珪年轻时曾有锐气，但越老越昏庸，完全丧失了进取心，混天度日，被朝野戏称为“三旨相公”。他每天上朝只做三件事：去取圣旨，取圣旨，已取圣旨。他恨苏轼纯粹是嫉妒。一个什么都不愿干且不会干的人，自然也不希望别人奋发向上。恨苏轼的还有李宜之。苏东坡研究者李一冰分析李宜之的阴暗心理：“他也来插上一手，无他，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官，若能参加一件扳倒名人的大事，足使自己增重。”就是这样的一群小人，开始了对苏轼的围攻。

苏轼洁身自好，想打倒他并不容易，只能在文字上做文章。而文字又有很强的弹性，要确证非常困难。这难不倒李定他们，审理案件时软硬兼施，有的手段很搞笑，让人哭笑不得。有官员贩卖含有犯禁内容的诗策被抓入狱中，查找主使者和同案犯时，李定对苏轼恭维道：“你敢说敢做，素有名节，为什么不干脆把这事也揽到身上？”苏轼急忙辩解，说自己忠君爱君，从来就没有骂过皇帝。（《孙公谈圃》）文的不行就来武的，晚上监狱就成了地狱，有人监禁在苏轼隔壁，听见苏轼夜半惨叫，写诗记录道：“遥怜北户吴兴守，诟辱通宵不忍闻。”吴兴，即湖州，苏轼就是在湖州太守任上被押送到乌台受审的。

苏轼招了，一点一点地招了，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活下去。“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是指责“青苗法”的；“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是反对“农田水利法”的；“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是讥刺“盐法”的……总之，需要他招什么，他就招了什么。他真切地感受到人生的无力。生活中不单有阳光花香，也有飘风骤雨，就像一条河流，平静的水流下，也有突如其来的漩涡和暗礁。

苏轼被拘后，整个朝野都沸腾了。很多大臣纷纷出面营救，百姓也自发地行动起来，苏轼工作过的杭州湖州，人们为他做声势浩大的解厄道场。在大家的努力下，苏轼死里逃生，贬到黄州。

从鬼门关里逃出来的才子们，看东西的视角可能和我们已不太一样。他们不单在万卷书中汲取人生智慧，也领略了万里路上的风霜雨雪。经历过这些坎坷，有的人继续前行，有的人则一蹶不振。苏轼会往哪个方向发展，乌台诗案是一个很好的考验。

那个爱批评爱议论的天真无邪的苏轼从政治圈里消失了。他初到黄州，穷且寂寞。由于没有什么收入，人口又多，为节俭度日，他就在每月初一，取出四千五百钱，分成三十份，挂在梁上，每天早上用叉子取下一份作为当天的开支。更可怜的是，不但在黄州举目无亲，以前的亲友也都和他不再联系，他寄信过去，也没人回复。这是个被亲情遗忘的角落。他常常一个人到野外徘徊，有些醉醺醺的酒鬼看他形单影只，就辱骂他，推搡他，他也毫不为意，甚至庆幸自己泯于众人。哎，和乌台诗案比，这点痛算什么。

为解决生计问题，苏轼在黄州东边的坡地，即我们所说的东坡，找了一个地方，种稻五十亩，还养了一头牛，过起了农夫生活。他每天到那里劳作，总会不由自主想起白居易的诗：“朝上东坡步，夕上东坡步。东坡何所爱，爱此新成树。”诗是白居易在忠州东坡散步时所写。苏轼更爱黄州东坡，他不仅散步于斯，还躬耕于斯。软风细雨中，新芽带露，西风雁声里，果实飘香；有时喝醉了，就煮园中的蔬菜解酒。田居生活带给他无穷的乐趣，他给自己起了个号叫东坡。宋人周必大说：“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必源于乐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讲话》）这种推测是对的。

苏轼成为苏东坡，对他个人来说有更深远的意义。他更理解了陶渊明，明白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真意。做官不是第一位的，一个人应该活出真我；平淡自然而又知足常乐的现实生活，何尝不是乐趣。苏轼自言：“我蓑衣箬笠，放浪于东坡之下，岂复能事公卿哉！”（《东坡志林》）“人生须底事而贪耶？”（《撷菜》）说的都是这个意思。

在东坡耕作之余，他一遍遍地抄写佛经，特别是《金刚经》。人最难的，就是安放自己的心。喜怒哀乐贪嗔痴，都是从心里升发出来的。他默颂佛经，觉悟真谛，释家的光辉逐渐照在了这位孔门骄子身上。

夜晚则到处闲走，当黄州沉到无边的黑甜乡时，他看到常人无法看到的风景。一次，他在寺庙散步，一只鸟在树上孤独地飞来飞去，这是一只什么鸟？它在寻找什么？它要到哪里去？他突然想到小时候读书，母亲在旁边陪着，当他诵读到《范滂传》时，母亲发出了长长的叹息。他问：“我如果做范滂，您会同意吗？”母亲流着泪说：“你能做范滂，我难道就不能做范滂的母亲了么？”苏轼也感愤激发，母子相对而泣。范滂，在汉代被当做党人，被抓，死于狱中。“天下豪杰及儒学有行义者，宦官一切指为党人”，范滂与母亲挥泪诀别，范母凛然说：“你今日能与李膺、杜密齐名，死亦何恨？”往事如昨，而现在苏轼竟也做为党争的牺牲品，差点死在狱中，于是他为黄州这只鸟谱写了一曲：“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有时他放浪山水间。暮色渐起，白露横江，云在赤壁月在天，载满清梦的小船飘流在晃动的星河上面。这长江水啊，从古到今滔滔不息，多少英雄豪杰在涛声中成为过客！人生太短，为什么总是忙忙碌碌争荣辱？为什么不闲下来尽情拥抱可珍惜的生活呢？

在东坡躬耕的岁月，苏轼完成了人生的一个转变。他原先只是一个普通的士大夫，一个有才情的文学家，在经历了种种生死劳苦的考验后，终于成为震烁古今的旷世大家。他的思想更深刻，为人更洒脱，诗文也有了更强的穿透力。当然，朋友也越来越多。

乌台诗案原是悲剧，在黄州东坡搭建的这个简陋舞台，苏轼将它演成了一场励志剧。遭遇穷厄，却能坚守初心；远离名利场，却不消磨时光，苏轼给很多人提供了借鉴。这也是我们爱苏东坡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