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春节过后的一天晚上，在那盏祖传的清油灯之下，父亲把一支毛笔和一沓黄色仿纸交到我手里：“你明日早起去上学。”我拔掉竹筒笔帽儿，是一撮黑里透黄的动物毛做成的笔头。父亲又说：“你跟你哥合用一只砚台。”

      我们家木楼上有一只破旧的大木箱，乱扔着一堆书。我看着那些发黄的纸和一行行栗子大的字问父亲：“是你读过的书吗?”父亲说是他读过的，随之加重语气，解释说：“那是你爷爷用毛笔抄写的。”

      我大为惊讶，原以为是石印的，毛笔字怎么会写得和我的课本上的字一样规矩呢?

      父亲说：“你爷爷是先生。当先生先得写好字，字是人的门脸。”在我出生之前已谢世的爷爷，会写一手好字，我最初的崇拜产生了。

      父亲的毛笔字显然比不得爷爷，然而父亲会写字。大年三十的后晌，村人夹着一卷红纸走进院来。父亲磨墨、裁纸，为乡亲写好一副副新春对联，摊在明厅里的地上晾干。我瞅着那些大字不识一个的村人，围观父亲舞笔弄墨的情景，隐隐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自豪。

      多年以后，我从城市躲回祖居的老屋，在准备和写作《白鹿原》的六年时间里，每到春节前一天后晌，为村人写迎春对联，每当造房上大梁或办婚丧大事，村人就来找我写对联。这当儿，我就想起父亲写春联的情景，也想到爷爷手抄给父亲的那一厚册课本。

      我的儿女都读过大学，学历比我高，更比我的父亲和爷爷高。然而，儿女唯一不及父辈和爷辈的便是写字，他们提不起毛笔来。村人们再不会夹着红纸，走进我家屋院。

      礼拜五晚上一场大雪，足足下了一尺厚。第二天上课，心里都在发慌，怎么回家去背馍呢?五十余里路程步行，那时我十三岁。最后一节课上完，我走出教室门时就愣住了，父亲披一身一头的雪，迎着我走过来，肩头扛着一口袋馍馍，笑吟吟地说：“我给你把干粮送来了，这个星期，你不要回家了，你走不动，雪太厚了……”

      后来，二女儿因为读俄语，补习只好赶到高陵县一所开设俄语班的中学。每到周日下午，我用自行车带着女儿，走七八里土路，赶到汽车站，一同乘公共汽车到西安东郊的纺织城，再换乘通高陵县的公共汽车。看着女儿坐好位子随车而去，我再原路返回蒋村的祖屋。我没有劳累的感觉，反而感觉到时代的进步和生活的幸福，比我父亲冒雪步行五十里，为我送干粮方便得多了。

      父亲是一位地道的农民，比村子里的农民多了会写字会打算盘的本事，在下雨天不能下地劳作的空闲里，躺在祖屋的炕上读古典小说和秦腔戏本。他注重孩子念书学文化。他卖粮卖树卖柴，供我和哥哥读中学，至今依然在家乡传为佳话。

      我供三个孩子上学的过程，虽然也不轻松，但比父亲当年的艰难相去甚远。从做私塾先生的爷爷到我的孙儿这五代人中，父亲是最艰难的。他已经没有做私塾先生的爷爷的地位和经济条件，作为一个农民，失去对土地和牲畜的创造权利，而且心强气盛地要拼死供两个儿子读书。他的耐劳他的勤俭他的耿直，和左邻右舍的村人并无多大差别，他的文化意识，才是我们家里最可称道的东西，绝非书香门第之类。

这才是我们家几代人传承不断的脉。

      选自2009年11期《特别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