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回到故乡，一阵狗吠声过后，老家的院门 “吱呀”一声被推开。开门的人不是大哥，就是大嫂。 有时，大哥、大嫂下田上山干活去了，门没上锁，我随 手推开，便可见到患有中风多年，手脚不灵便，拄着 拐杖，摇摇晃晃前来迎接我的母亲。

老家的那扇院门分为两页、双合门，用厚实的方 木板做成。只要人在家，门就像苏醒的母亲，睁着眼 睛。家里无人，门合上，多像闭目养神的母亲。就这 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门如老去的母亲，夜以继日 看守着那院老屋、那个老家。

在父老乡亲眼里，母亲是村里第一个领取国家 高龄补贴的老人，我是那个小村庄“爬”得最高的人。 按乡亲们的话说，我是村里的一朵鸡枞（蘑菇），母亲 是山村的一棵常青古树。村里人都说我家坐场好、地 脉旺，那扇门的向口（方向）最好。

老家的人自古以来，不论谁家起房盖屋、上梁竖 柱、安门立户，都要请风水先生瞧地盘，择个黄道吉 日，张灯结彩，燃放鞭炮，摆开宴席，请客热闹一番。家运不顺的人家，也会请来风水先生，调整门向，重新安门，祈求平安。 

我童年的快乐与忧伤，也与老家那扇门有关。家里来了客人，灶房里就会飘出香味来，无比高兴的 我，勤快地帮母亲拿筷、摆碗、端菜。慌乱中，常被门 槛绊得跌跌撞撞，差点鸡飞蛋打。也有时，人多，母亲 不让我上桌，舀一碗饭菜，多加块肉，打发我到旁边 吃。不想走远的我坐在门槛上，一边吃饭，一边听大 人喝酒说话。一会儿又跑到饭桌前，肚饱眼不饱，以 添饭加菜为由，向母亲多要块肉吃。农忙时节，大人 总是很晚才回家。我个子矮，够不着藏在高高门楣上 的钥匙，打不开门，只好坐在门槛上，等啊等！等到家 人回来时，饥饿的我已经口水挂满嘴角，昏昏打瞌睡 了。

儿时的我喜欢打陀螺，经常不熟练地挥着柴刀 在门槛上砍陀螺。一个陀螺砍成，门槛已被我砍得伤 痕累累。因此，心疼门槛的母亲最反对我打陀螺。认 为我打陀螺不仅常拿母亲的鞋线、布条，还砍坏了门 槛，误了拾粪的时间，是不务正业的事。可年幼无知 的我，总会背着母亲，悄悄跑出家门，和小伙伴们一 起比赛打陀螺。有时，我们一群娃娃玩“躲猫猫”，经 常有人躲在门后面。尽管鞋露在外面，近在眼前，找 的人粗心大意，也要好一阵才能找到，扎实绕眼。

开财门是我最喜欢的事。每年大年初一黎明前， 公鸡刚叫过头遍，全家人还沉浸在除夕的睡梦中，我 就迫不及待起床，边打开堂屋门，边背书一样大声朗 诵：“财门大打开，金银财宝滚进来，滚进不滚出，滚 给我家满堂屋。”刹那间，几枚镍币就会从天而降，滚 落在门槛下。一一捡进衣袋，便成了我多得的压岁 钱。后来，姐姐才告诉我，那些镍币是母亲趁除夕之 夜全家人熟睡时，悄悄放在门头上的。

门槛不仅是我常坐的板凳，也是小猪、小鸡、小 狗回家的彼岸。刮风了，下雨了，小猪、小鸡、小狗就 会簇拥着越过门槛，往院里窜。若门关着，就会各自 找个位置，横七竖八拥堵在门槛旁。尤其是蹲在门槛 上的鸡群，就像玩“讨小狗”游戏的我们，吵吵嚷嚷。 见母亲回来，又像群幼儿园的孩子见到老师，跟着母 亲跑，直到母亲进门，分别给它们喂食，才各自离开。

天长日久，门槛被踩踏成了“凹腰猪”。按母亲的 话说，凹了的门槛漏财，必须更换。可换门槛和安新 门一样重要。老家人把树木分为阴木和阳木两种，阴 木给死人做棺材，阳木给活人做家具。而门槛必须用柿子树、苹果树、梨树之类的果木来做。为了换门槛， 那年秋后，母亲忍痛割爱，砍倒了菜园埂上那棵柿子 树。晾晒到腊月，才择了日子，请来木匠，砍、锛、锯、 刨，杀鸡烧香，燃放鞭炮，把“凹腰猪”门槛换了。并由 身为童男子的我反复从门槛上面跨过三次之后，才 让全家人进出。此刻，新安的门槛，新贴的对联，新挂 的红布，整扇门仿佛过年穿上新衣服的我，焕然一 新，喜气盈门。

离开家，跨过大山的门槛，进城二十多年，我不 仅走南闯北，去过澳门、厦门、天门、荆门、玉门，还登 上过北京的天安门。可最令我牵肠挂肚的还是老家 的那扇院门。因为，那扇门是故乡的眼睛，家的眼睛， 母亲的眼睛，永远望着我回家的那个方向。

选自《散文选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