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文明叫驿道

出生至今，五十四年间我居住的地方依次是都江堰、重庆、万源、白沙、龙泉驿。这些地方，要么傍河流，要么穿古道，要么河流古道兼而有之，无一例外。

但这不是孤案。

人类的落居、社区、城池总是沿着河流与古道布局的，先前的人类更是。就承载人类栖身的载体而言，古道是文明的产物，河流（不含运河）却不是——早在文明萌芽前，河流就在那儿了。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以及尼罗河流域、恒河流域、两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流域无不是人类文明的策源地。

文明诞生后，文明要荡开一笔拓宽地盘，此地的文明要叩访彼地的文明，两地或多地的文明要整合资源取长补短抱团取暖，乃至野心渐生妄图将同类取而代之，只需摇舟浮水而行，或甩开腿脚顺着两岸河滩走就可以了。

但这样是不够的，但仅仅有河流是不够的，因为人类不仅足够贪婪还足够聪明——这就为人类在陆地上发明旱路提供了精神支持和智力保障。

从此地到彼地，其实不通过陆路、只顺着或逆着河流走也总是可以完成的，只不过哪怕百十里路程，也要千里万里奔向大江大海再绕道而去——从大海出发可以去往任何一条何流。但人类又是懒惰的，怕苦怕累并痛惜时间，于是，他们便勤劳便不怕苦累地放下河流，放下大海，拎一把柴刀从住地出发，穿森林，翻高山，过峡谷，直端端向目的地走去。“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鲁迅）这样的路，有文明，但含量不高。

文明含量高的，是后来的被称作驿道的路。

驿就是旧时供传递公文的人中途休息、换马的地方，亦指供传递公文用的马。换言之，驿有两种意思，一种指某种静态的地方，一种指某种动态的马。这两种意思又有一宗共通的意思，那就是二者皆隶属国家，是专供公家人吆喝差遣的。

好些地方，已经有了河流了，但河流的边上依然有一条驿道，那是为了给远行人多一种选择：下水乘船，上水走路。

驿道除具有路的全部功能外，还多了一些更能伺候人的功能，比如快速通邮、按规制接待，尤其政治功能。官马大道之说，行路回避制，就是政治功能的体现。说白了，驿道也就是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纽带，所谓上传下达、政通人和，都是驿道完成的。皇城外所有的奏章，大喜与大悲，无不从驿道的蹄声中来。没有驿道的声响，皇帝老儿两眼一抹黑，无端发火，心是慌的。

《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在第1359页，有对“驿”的注释：“驿站。现在多用于地名：龙泉～（在四川）。”

《现代汉语词典》一说驿就说到了龙泉驿，那龙泉驿又是怎么说自己的驿的呢？“汉置邮亭，唐设驿传，元改站赤，明曰驿站，始称‘龙泉驿’，并沿袭至清末，为川中名驿。”这就是龙泉驿从残碑、史籍中刨出的驿脉。

那么，何谓邮亭、驿传、站赤、驿站？何谓龙泉驿？

驿的称谓普遍出现在汉代，邮亭也盛行在汉代。汉代之前，主要用烽火、声响（鼓、锣、炮等）、水漂、飞鸽、飞箭和单枪匹马的专人来传递信息。到了汉，就出现了一批以短途奔行、接力赛似的方式传递文书、信函的专业队伍，时人把这种你传我、我传他一直把手中物传到目的地的设立于交通线上的传递文图信息的方式唤作邮。而把管理这种方式的机构，称为邮亭。邮亭，也是步传信使的转运和休息站。“十里一亭，五里一邮，邮人居间，相去二里半”（《汉旧仪》），即指此象。意思是说，一位邮差与另一位邮差一次接力的距离是五里，亭与亭之间的距离为十里；邮亭的邮差，在两邮中间的两里半处交接书信。汉高祖刘邦曾出任泗水亭亭长一职，但这个泗水亭，应该不属于设立于交通线上的邮亭性质，除了邮，它还担承有辖地治安等方面的职责。

肇始于大汉的跨国商道“丝绸之路”通江达海，沿着它走，可以走到罗马。从这一点看，驿文化对丝路的启发与推动居功至伟。

驿传即邮驿，即，使用轻车快马一站一站不减速地传递文书。由此可看出，唐代龙泉驿的交通路况和经济实力，已大大好于汉时了。

站赤，驿站的译称，蒙语音译。成吉思汗仿效中原驿传制度，全国遍设站赤，构成以大都（今北京）为中心的稠密的交通网。

至于是十里一铺、五十里一驿，还是五里一铺、三十里一驿，抑或其他尺度，则每个时代、每条驿道上的铺、驿都是不同的。这种不同，与朝廷的重视、经济实力、战略位置和人口密度等诸因素有关。运营一条驿，比投建一条驿，难得多。“每驿设驿长一人，驿夫若干人，一县之驿由县令兼理”。驿有驿田，备有车、马、船等以供使用。以清代剑阁道为例，大致为10里一铺，40里一驿，每铺、驿设司兵2—5人、驿马12—16匹、马夫2—6人、扛夫10—20名。铺、驿站还对驿丞、管理、文书、兽医、公馆、厨师等人员设有正式编制，加上临聘人员，既护路、护林、防匪，又解决迎来送往问题。

“明蜀王陵落户龙泉驿，说明朱家人是看重驿的。而这种看重，事实上，从他们的始祖皇帝那儿就已经见了端倪。朱元璋的女婿，通过官邮捎了几袋榛子，被朱元璋勒令如数补上私用驿夫的银两；另一个女婿利用官驿走私茶叶，竟被岳父大人赐死。为了驿，皇帝可以毁掉女儿的幸福。驿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是我写在《花蕊中的古驿》（成都时代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中的一段话。陆仲亨以开国将军之尊，因擅乘驿车被削爵，罚往雁门缉盗。明初，驿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只有很少的军务和钦差人员可以使用驿传系统。驿站制度在明代达到了顶峰。

驿站相当于现在的邮电局（含通讯公司、快递公司）兼招待所兼高速公路服务区。过客需要使用公家的驿传系统、享受驿道待遇是需要朝廷开具的马牌（又名关）的。明代后期，马牌管理失控，不仅可借，还可卖，这就出现了大问题。光是维持驿站机制的正常运转和接待侍候络绎不绝的过往官员、驿使及不明身份的持牌者，就弄得俸禄极低的沿线当地官员和驿吏捉襟见肘、苦不堪言、官不聊生。接待的内容除了吃、住、夫役和换马，甚至还有上路的盘缠，以及为保仕途顺遂而咬牙实施的打赌式的忍痛打点。这里有个例子可鉴说明代驿官之苦。海瑞在淳安当知县时，总督胡宗宪的公子及随从路经淳安，穷酸的驿吏招待得没能让公子满意，公子一气之下便把驿吏绑了，头朝下吊了起来。海瑞因此在《督抚条约》中感叹：“州县理民事，驿丞管过客，祖宗制也。阿谀作俑，流弊至今，县官真做了一个驿丞，知府之身亦当驿丞之半，殊失初制。”

官不堪自己受苦，又把这苦转移到了民身上。本无公权的徐霞客当年就是凭地方官赠送他的一块马牌，沿驿道在广西游历时，呼役唤轿，很是狐假虎威了一把。他的《粤西游日记三》透露了相关信息。

面对驿的失控，崇祯气坏了，忍无可忍，御笔一挥，一下裁减驿站三分之一。这样一来，众多驿卒下岗了，其中一位就是李自成。下岗的李自成不堪被下岗，揭竿而起了。至此，我们忍不住发问，驿道的力量真有那么大，可以昌兴一国江山，也可以推翻一个王朝？

明代一处驿站到底需要多大的开支呢？这里有个记载：“龙泉驿，旱夫六十名，该银四百三十二两；号衣三两六钱；厨子六名，该银四十两二钱；马四十五匹，每匹三十两，共银一千三百五十两，供应银二百四十两，每年共二千六十八两八钱。”（明天启年间冯任修《成都府志》）从耗银供给来看，成都府22个驿站中，龙泉驿的规模仅次于锦官驿。

万历年间的《四川总志》里记载有这么一个故事。时任巡抚都御史的罗瑶在上报的一折文书上签批道，多年来上边该拨未拨给简州所属驿站的纹银已近千两，而布政司新近又查出龙泉驿私设了一种叫“碾课银”（按加工米的碾子收税，这种私设税在成都府地盘像暗娼一样正大光明存在着）的税种，请示是否要查处，以宽民心。结果心知肚明的上边答复说“某项照旧，不必拘泥成议，惟求官民两便，上下称安，永久可守”。

据《大明会典》记载，当时四川驿站数量达144处，是全国驿站最多的省份。

锦官驿的旁边有所名锦官驿私立小学的学堂，1909年，老家在成渝古驿道上的陈毅成了这里的一名学生。那时陈毅叫陈世俊，入校后他的老师裴野堂为他改名为陈毅。陈毅兄弟后来勤工俭学去法国，培养并公费派送他们的人，是他们就学的中国留法勤工俭学总会成都分会预备学校教务长、龙泉驿大面铺人冯元勋。

出于军事、治安和经济目的，驿道上的重要隘口处往往还设有抵御来犯和盘查路人用的关城，比如成渝古道上的浮图关、壁南关、云峰关，比如金牛道上的剑门关。

驿站是官办的，只接待在庙堂讨食的往来官差和信使，而随着民间行旅、商队、车马在驿路上川流不息得越来越稠黏，驿站、店铺、关城周遭便逐渐聚集起了更密集的酒肆、茶馆、栈房、妓楼、赌场、商铺等百业百态，久而久之，场镇出现了，甚或县城也诞生了——比如成渝驿道上的龙泉驿区、隆昌县。从一个驿站的名字成长、升格为县级以上行政区名称，龙泉驿是全国的唯一；隆昌县是由一个叫隆桥驿的驿站蝶变展形而来的。

路在增加文明含量变成驿路后，就呈现出了与河流同样的功能——把人类留在自己身边，或者说被人类绑架了去。

这样，一些文明沿着河流走，一些文明沿着驿道走。

这样，一些重要的文明聚落就坐落在了驿道与河流的交割处，比如以成渝古驿道为主干的驿道与长江的交割就生发了现在的重庆，与岷江的交割就垒筑了现在的成都。

有一支驿道连巴蜀

1911年农历八月十九日（公历10月10日）夜，辛亥革命第一枪在武昌打响。之后，各地纷纷舞旗应和，噼里啪啦响起了推翻满清的起义的枪声。四川（川渝）起义的第一枪是九月十五，在一个驿站的所在地响起的，这个驿站就是龙泉驿。

我移居龙泉驿二十三年了，但我知道龙泉驿，却是因为读了李劼人先生的非虚构小说《大波》。先生对四川首义的发生及发生前后的情状作了生动而细微的描写。先生不仅让我知道了龙泉驿站，还让我知道了成渝古驿道——我第一次听说时人口称东大路的成渝古驿道就是《大波》告诉我的。

《大波》（第三部）在《在汇为洪流的道路上》《重庆在反正前后》两章中，写了随东路卫戍部司令驻扎龙泉驿的夏之时（留日归来，革命党人，时任四川新军十七镇步兵排长）如何在场上高升官站打响第一枪，如何起义，起义后又如何在短短时间内出任了蜀军都督府副都督。起义成功后，夏之时带着6个大排共三百多号人的队伍撤离龙泉驿，打着牵藤火把，在场东土地祠大黄桷树处集合出发，朝着远离省城成都赵尔丰的方向疾走，这样就走上了东大路。顺着东大路，过山泉铺、石桥井，到了简州。本欲经资州去自流井的夏之时，听说清廷大臣端方率领的湖北兵沿东大路西行已到了资州，就决议避之而走川北道。义军本欲绕乐至县城行，却在童家坝拦截了一邮差，拆开打了蜡印的邮袋看了密信后，便冒充省城援军拿下了乐至县城。因追兵逼近，到了安岳后，本欲去川北或川南的夏之时，阴差阳错地向东南去了重庆方向。队伍自驿道旁逸斜出，从潼南乘船顺涪江而下，经铜梁，在合川入嘉陵江达重庆。兵临城下时，队伍已达八百多人，加上非战斗人员，共有一千四百多人。十月初二日，队伍过浮图关，经通远门（西门）入了已被同盟会控制的重庆城。

从龙泉驿到重庆，夏之时率起义军沿成渝古驿道和涪江走走停停用时十七八天。

作为大城，成都、重庆是重要的，无论对西南，还是全国，也无论经济还是文化它都是重要的。因为这种重要，就使得像河流一样流淌在两城之间把两城紧紧连接在一起箍合为一体的道路，也变得重要了起来。

这条道路，现在不止一条了，有老成渝公路、成渝铁路、成渝高速公路、成遂渝高速铁路、成渝高铁，还有即将通车的成安渝高速公路。

在先，也就是老成渝路全线竣工通车的1933年以前，却只有一条，这条官马大道，叫东大路，也就是前边所谓的成渝古驿道。

以东命名一条大路，顾名思义，命名的自是东出成都的一条宽广平坦的干道。成都命名为大路的干道有三条：北大路、东大路、中大路。但自从出成都北门通往万县的中大路于清雍正年间裁撤所有驿站后，就只有北大路、东大路两条了。北大路经金牛道抵陕西沔县（今勉县），设驿站19处，共1185华里。其他的四条去往雪山、草地和高原的作为干道的通松潘、通建昌（今西昌）、通打箭炉（今雅安）进而西藏、通宜宾入云南的驿道，以及川北、成繁、唐安、广都四条古驿道支线，相形之下，就显得不如两条大驿道那么位高权重、声名显赫了。

“扬一益二”，说的是盛唐时期，举国城邑之盛，数扬州第一，成都次之。成都在帝国的地位可想而知，大道以成都为原点命名太正常不过了——否则，对重庆而言，东大路实该叫西大路；对沔县、长安而言，北大路实该叫南大路。

流经成都的河流有二，岷江和沱江。走水路出川，顺二江漂至长江就可以了。

由此可以得知，古时的成都，走陆路的话，去中原可走北大路望长安行；去江南，则可走东大路或中大路至长江边，然后寄舟而下。

不管怎么说，对于成都而言，对于出川进川而言，东大路都是无比重要的，持宠而骄也不为过。

清末，一位叫傅樵村的人游走了一遍成渝古驿道，并把他走的里程和站点记在了《成都通览》一书中。他说他从成都东门（曾名东阊门、万春门、迎晖门）出发，五里到牛市口，再五里到沙河铺，再十里到黉门铺，再五里到大面铺，再十里到界牌铺，再十里到龙泉驿，再十五里到山泉铺，再十里到柳沟铺，再八里到茶店子，再七里到南山铺，再十五里到石盘铺……一路向东，止步于重庆府通远门，共记下了114个站点和里程。彼时，东大路路宽5—8尺，石板路面，途经地域有龙泉驿、简州、资阳、资州、内江、隆昌、荣昌、大足、永川、壁山、九龙坡，全程1071华里。

成渝古驿道全线早在汉代就成形了。《成都市交通志》载：“汉代，成都东出翻越龙泉山，经蜀郡辖县牛鞞（今简阳县）、资中通巴郡的道路已立为驿道。”

唐宋时，成渝间除了时称东大路的南道，又新开辟了一条经中江县大华乡、遂宁、合川到重庆的北道，亦立为驿道。北道兴起后，南道不再受宠。明代，南道复兴，北道退出驿的在编谱系，官家不再为它列支修缮、运转费用，任其自生自灭。

明朝朱家皇帝不仅喜欢建驿站还喜欢命名。除成都城外东南角锦江边建有水陆两用的锦官驿外，还在成都东门至重庆西门间沿途建有龙泉、阳安、南津、珠江、安仁、隆桥、峰高、东皋、来凤、白市、朝天共11个驿站。

为什么把东出成都的首驿命名为龙泉驿，史书没有只言片语的记载。我的推测是，既然这个驿站择址建在龙泉山脉主峰脚下隶属成都府简县的龙泉场镇上，那就把它呼为龙泉驿吧。龙泉山脉起于安县止于乐山，长逾400里，其名唐时曰鹿头山，宋始称今名。但这一地带上，没有哪个地方适宜并敢于取龙泉之名。由此看来，若非龙泉山脉最高峰（海拔1051.3米）这一地缘关系，龙泉镇（此前谓王店镇）之名断不会出现，蓉东首驿断不会取名龙泉驿。明代出成都府东门的路叫龙泉路，这自然跟东边有龙泉山、龙泉镇、龙泉驿有关。随着龙泉驿的兴起，其南侧的灵泉县故址（小东阳镇）就渐渐失去了它应有的功能，最终连形带名都湮没在时间的魔变中了。而唐宋时，东阳、灵池、灵泉（今龙泉驿）县为蜀巴道上的重镇，“商贾轮蹄，往来幢幢，不减大郡。”（宋·袁辉《通惠桥记》）

变是正常的。因此，对于一条古道来说，在历史的搓揉中，不同时代其轨迹有所偏移，其地名有所出入，再正常不过。

常年奔波于东大路成渝段上的道上人不仅善旱路徒行，亦善时下流行的大数据说事。他们说，从重庆府到成都府啊，须经过两门（通远门、迎晖门），两关（浮图关、老关），一岗（走马岗），一坳（丁家坳），五驿（龙泉驿、南津驿、双凤驿、来凤驿、铜罐驿），三街子（杨家街、史家街、迎祥街），五镇（石桥镇、银山镇、椑木镇、李市镇、安福镇），九铺（石桥铺、邮亭铺、石盘铺、赤水铺、南山铺、山泉铺、大面铺、沙河铺）。又说，“五驿五镇三街子七十二堂口”，一个堂口15里。这是他们认为重要得不能不记的地方，其他地方则可排开在“大数据”之外了。每天脚程以七八十里计，全程须走半个来月。官方快递消息，每跑15里换一匹马，最快只要8小时。对于那些以沿途售卖货物为生计的商贩，一个来回两三个月也把不准。

关于东大路，说到这里，似乎说完了，其实没有，至少还有两点没说：一是它的真正终点，一是它的支路。

其实简阳石盘铺（与我住地相距28公里）人氏傅樵村累死累活走了114个站点也没能将东大路走完，因为他只走了东大路成渝段。他要走完东大路全程，就得在重庆府朝天驿宿一夜起来继续走，向东北方向走，经分水驿、垫江县、梁山驿、万县、云阳、奉节，抵达巫山小桥驿，才算走完东大路全程。过巫山，一抬腿就踏入湖北境巴东县了。东大路全程共设驿站17处。

还是在唐宋，东大路廊带上还生出来一条被时人称为“东小路”的支路。这条支路从东大路上的简阳分岔出去，往乐至方向走，经安岳、铜梁、璧山、沙坪坝、高店子、歌乐山三百梯、小龙坎，与东大路汇合于佛图关。较之绕道经资州、内江等“大城”而行的东大路，东小路抄了近道，因此短260里。

辛亥年间，重庆府城防空虚让革命党轻易得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端方率兵离城往省城“平叛”去了。端方从重庆府出发来成都的那一天，正好是夏之时在龙泉驿起义得手往重庆去的那一天，都是九月十五。只不过端方走的是南边的官马大道东大路，而夏之时走的是北边的东小路再水路。得到消息的端方本想在东大路上迎头痛击夏之时，却不承想经验主义、官僚主义和享乐主义使自己犯了路线错误，并最终连自己的大臣命也搭在了东大路上。顺便说一句，满洲正白旗人端方不仅是官至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显贵，还是金石学家和中国新式教育的创始人之一。

有一条诗路叫东大路

一年十二月

您的烟斗开着罂粟花

温暖如春的家庭不闹离婚

不管闲事不借钱不高声大笑

安静如鼠比病室干净

祖先的美德光滑如石

永远不会流血在世纪的洪水中

花纹日益古朴

作为父亲您带回面包和盐

黑色长桌您居中而坐

那是属于皇帝教授和社论的位置

儿子们拴在两旁不是谈判者

而是金钮扣使您闪闪发光

您从那儿抚摸我们目光充满慈爱

像一只胃温柔而持久

使人一天天学会做人

早年您常常胃痛

当您发作时儿子们变成甲虫

朝夕相处我从未见过您的背影

成年我才看到您的档案

积极肯干热情诚恳平易近人

尊重领导毫无怨言从不早退

有一回您告诉我年轻时喜欢足球

尤其是跳舞两步

使我大吃一惊以为您在谈论一头海豹

我从小就知道您是好人

……

这是居于昆明的资阳人于坚写的《感谢父亲》，我把这首诗看成是著名诗人于坚对父亲及其祖地的致敬与感恩。于坚的父亲生长在东大路（成都经重庆抵巫山去往湖北的古驿道）上，骨血的秉性中或多或少都辗上了东大路的轮印。

中国不仅出产五光十色的丝路，还出产韵味十足、灵光闪烁的诗路。东大路就是一条诗路，一条堪称奇迹与伟大的诗路。

为说明这一点，必须廓清这条交通大道的文化肌理与历史文脉并来个大起底。

虽然在很长的历史流变中，以成都为核心的蜀文明与以重庆为核心的巴文明都居住在同一地方大员统理的治地内，但二者却是分属不同的文化体系的。

关于巴人，《华阳国志》说“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显然，巴人善武、勇锐，又热爱高蹈的艺术。

关于蜀人，《华阳国志》又说“周失纲纪，蜀先称王。”称蚕丛，称柏灌，称鱼凫。三代先王之后，又称杜宇，再称鳖灵（国号开明）。这一路称下来，云里雾里，把古代天才李白都弄晕乎了，于是忍不住朝天慨叹：“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显然，蜀人阴柔、睿智，善设计、易容与化装术。

可见，巴文化、蜀文化乃至二者交媾出的巴蜀文化，是一种特别适合化诗的文化。司马相如、扬雄、陈子昂、李白、薛涛、苏东坡、杨升庵、郭沫若、何其芳等无不是这种文化血脉的承袭者。

及至明末清初，因无数次的战乱与杀伐，巴蜀大地重新洗牌，应该说已完全没有了与古蜀时期一脉相承的巴人与蜀人了。即或如此，移民们驻扎巴蜀大地后，巴地上的人身上又附着了巴文化的符号，蜀地上的人身上又有了蜀文化的血液。这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真切道理。所以，不管古人咋说，就现今人看来，巴人耿直、好动、理想，更武一些，蜀人重礼、逸乐、现实，更文一些。

由此可看出，东大路担负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甚至对峙的文化。由此可看出，之于在中国具有重要地位的巴文化、蜀文化，东大路这块特殊的磁铁，有着不可替代的吸附、沟通、协调、聚合，以及扩张与收缩的作用。这条路让对峙化为阴阳相济、取长弥短、优势互补了。

正是这种作用，正是东大路与东小路的主辅并立，让成渝之间呈现出了“两路一带”的文化景象，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在内的所有文明都在这“两路一带”上找到了自己衍生和阔展的温床。

当然了，这也是东大路找到了巴文化的底牌和蜀文化的机栝，继而打通了二者的隐秘关节。

埋首在史籍、碑刻中刨找东大路文脉，我们一路上会得到一长串挂一漏万的名字：苌弘、朱桃椎、段文昌、贾岛、冯时行、度正、秦九韶、赵贞吉、张佳胤、骆成骧、傅樵村（傅崇矩）、刘师亮、张善子、谢无量、刘子华、张大千、晏济元、贺麟、罗淑、范长江、杨明照、陈子庄、王叔岷、周克芹……抬起头一看，又看见了一些名字：邱笑秋、白德松、刘心武、阿年、李鸣生、庹政……

成都文化人多居城东东大路沿线。在龙泉驿工作十余年的陈世松教授在《天下四川人》一书中说，过去，成都人讥讽见闻狭隘、思想迂腐的知识分子，有句口头禅叫：“牛市口这边的学者。”对此，刘咸炘（1896—1932）不以为然，对友人谈笑说：“我倒真是牛市口这边的人。”刘咸炘，这位从未出过夔门的大家，在其短短一生中，为后世留下了学术巨著《推十书》。史学家蒙文通评价他说：“一代之雄，数百年来一人而已！”

这条道是出人物的。夏之时出成都东门走到龙泉驿，又从龙泉驿走入重庆西门，短短一个月时间，就从排长走成了副都督。陈子庄一生都在走，都在东大路上走，从一位沿着古驿道叫卖糖食的穷少年，走成了名遐天下的“东方的梵高”。

古往今来的文人墨客、达官显宦在这条道上多有留迹，比如冯玉祥、叶圣陶、陈子庄等。“出郭白云朗，登山红树秋。马蹄轻熟路，峰影界地州。去往常无定，嬴余苦浪求。劳人多聚散，归雁识乡愁。”这是清代大诗人张问陶写的，叫《归遂宁发成都龙泉驿》。

或许，这一切的努力、积淀、铺陈，仅仅是为了于不经意间带出驿道新诗的广大辉煌？

康白情、吴芳吉、陈毅、杜谷、王尔碑、孙静轩、木斧、流沙河、石天河、张新泉、杨牧、傅天琳、李钢、周伦佑、魏志远、于坚、梁平、靳晓静、凸凹、向以鲜、牛放、宋渠、宋炜、李元胜、邓翔、菲可、冉冉、潇潇、龚学敏、蒋蓝、吴向阳、野鬼、唐诗、何春、波佩、何房子、唐力、陶春、李海洲、熊焱、宋欤焉……东大路给出的这个不完全单子，不正是中国新诗持汉语之美和西人西语之自由从旧制式中抽身转向而呈现出来的大致脉脊？

其实出现这样的景观并不奇怪，因为“四川诗群”、“重庆诗群”两大诗歌集团已然在诗江湖上取得了公认的重要地位，更何况如今又被一条古驿道出面做加法，来了个资源整合，强强联手？所以，不出现这样的景观那才奇怪呢。

但怎么说都还是出现了奇迹。四川、重庆那么大，仅此一条二三米宽的石板路串起的诗人及其诗歌，就胜任了代表两个诗歌大省（市）的使命。

为了说明这条古驿道的含诗量有多高，我们来看一组数据。四川有区市县183个，重庆38个，共221个；东大路成渝段所涉区市县17个；东大路成渝段所涉区市县占四川、重庆区市县总量的7.7%。就是说，占比7.7%的地块，却占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诗歌份额。至于古驿道铺排出来的占地体量那就更小了，不过四五平方华里、一平方公里罢。

除了诗人与诗，这条驿道上的诗歌遗存、景观、流派、载体也是层出不穷、有着很高的密度的。比如安岳的贾岛墓，龙泉驿的孙静轩墓、中国桃花诗村、乡村诗歌节；比如驻扎锦江区的《星星》诗刊，发轫内江的《存在》及诗群，出自渝中区的《界限》及诗群，落地简阳的微信公众号《诗歌天地》；比如荣昌唐诗操持的中国当代诗歌奖及《双年诗经——中国当代诗歌导读》，等等。

有什么样的风水，就有什么样的诗歌。蜀风巴水，尤其东大路上的蜀风巴水，是喂养诗歌的最好的食粮。关于这一点，对四川、重庆诗人的作品稍有研判的人，都会得出这一结论。

成渝古驿道的风云当然是不会仅仅被一张文化之掌盖住的，它还是经济之道、政治之道、军事之道。当日本铁骑纵横中国大地的时候，它是抗战大后方最坚执的、也是最后的一股力道。

本人不才，唯其血脉与这条古道紧密扣合。我的祖父祖母率膝下仨子居住重庆九龙坡，母亲祖地内江，父亲埋骨龙泉山，我自己的这个小家已定居龙泉驿二十又四年了。

东大路像黑洞吸附着我，像狱绳绑缚着我，让我欢喜得不能动弹，只能老老实实在石板一样的格子上刻字、爬行、终老去。

选自《中华文学》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