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说：“回家的感觉真好。”在我看来并不尽然，或许说，回家的感觉有酸甜、有苦辣更为恰切一些吧。人们对家的眷恋情感，说不清，道不明，剪不断，理还乱。对回家的感觉，因人因时因地而异，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人生经历，对其有着不同的解读和演绎。

光阴荏苒，人生如梦。回首往事，最为难忘的是那知青岁月。在那激情燃烧，大批促大干的特殊年代，团里和连队组织的开荒大会战一个紧接一个，知青们披星戴月，早出晚归，脸朝黄土背朝天，顶着烈日，冒着风雨，挥舞锄头砍刀，拼命苦干，体力严重透支。下乡头一、二年，尽管知青们内心想家想得发慌，但那年头到处在抓“阶级斗争”，抓“斗私批修”，抓“活思想”，“狠斗私字一闪念”，谁也不敢贸然提出回家探亲的要求，彼此缄默不语，讳莫若深。有的知青把家里发来的“父病危，速回”，“母住院，盼归”之类的加急电报藏了起来，深夜里蒙着被盖偷着哭泣流泪；有的知青激进狂热夹杂着懵懂无知，提出“不消灭帝、修、反，不实现祖国橡胶自给，就决不回家探亲”的口号，有的写下决心书发誓“广阔天地炼红心，扎根山区一辈子”，被连里和团里树为“先进典型”，广为宣传。然而，随着岁月流逝，这些豪言壮语很快烟消灰灭，不攻自破，知青们纷纷提出申请，都把回家探亲当作漫长艰苦生活的短暂解脱，寻求那间歇的喘息。

我第一次回潮州探家，记得是在一九七二年的国庆节前夕，从偏僻的山区农场坐车到达海口后，我们几个结伴同行的知青直奔秀英码头去购买往广州的船票，只见售票处里三层，外三层，人头攒动，我们跻身到排队购票的长龙之中，象蜗牛般缓慢地挪动发酸麻木的双腿。从中午排队到傍晚日落时分，那窄小的售票窗还是无情地关上了。没办法，我们唯有继续排队通宵等候，好在得到同行探家的海口知青的关照，从自己家中拿来了草席被单，让我们在码头附近打了个地铺，几个人凑合着轮换歇息打盹和排队，熬过了天气闷热，蚊虫叮咬的不眠之夜。第二天好不容易才买到船票，那一次我们坐的是临时改作运载旅客的“红旗号”货轮，偌大的货舱甲板，一溜排开仅有一张张草席的睡铺，在海上颠簸了一天一夜，疲累不堪，昏昏沉沉的，好多晕船的连胆汁都快要吐了出来。到达广州港口后，又急匆匆地赶往汽车总站排队购买往潮州的车票，途中几经辗转才回到家。那年头没有手机电话可打，可苦了知青们家里的亲朋好友，提早到车站苦苦守候，掐着指头计算着归来的时辰，如碰上汽车晚点到站，更是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一边是归心似箭，舟车劳顿，一边是翘首热盼，望断天涯路。当我们风尘仆仆回到家，已经是心力交瘁，浑身快散了架，要休息好几天才缓过气来。想想当年探家的旅途艰辛，知青们往往心有余悸，不寒而栗，尤其是探家归队时，知青亲属们托带的大包小包，一路上背负着沉重的行李包袱，更是苦不堪言。因此，多少年来，每当我从报刊和电视台看到春运期间那人流涌动的火爆场面，看到因暴风雪天气停车停航而滞留在车站、码头和机场旅客们那焦急无奈的神情，我不禁感同身受，总在心里默默地为他们祈愿：让暴风雪快些停下来吧，让旅客们快些平平安安回家过年吧！

前些年，我在官方的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我国正在逐步实行户籍管理制度的重大改革，将不再有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之别，这意味着将撤除农民工准入城市的门槛，消除城乡之间的差别。对此，我感触万千，不久的将来，城乡之间或许会出现人口自由流动的“移民潮”。时至今日，在各个城市常住人口的家庭里，都有一本当地公安机关核发的“户口簿”，记载着每一个家庭成员的个人信息资料，那是城市人口身份的见证，从解放后一直沿袭使用至今。而二十多年来，农民工在城市里打工居住，领取的是“暂住证”，始终难以改变农业人口身份的烙印。如今，历史即将改写新的一页。由此我又想起当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一纸“户口迁移证”，把我们一代知青锁定钉死在荒凉边远的海岛山区，由城市人口的身份变成农林工的身份，面临着在那里安家落户，繁衍生息后代的严酷命运。幸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落实下乡知青回城政策，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才有了转机。象变戏法似的，经历了由“非转农”到“农转非”的曲折过程。下乡八年多，我先后三次回家探亲，每当短暂的探亲假进入倒计时，一家人便开始慌乱不安起来，留恋、忧伤、无奈、困惑、迷茫，心绪纷乱，百感交集。那时候，想想这边是养育我们长大的“老家”，即使再贫穷、再困苦也不嫌弃，又想想远在天涯海角的山区角落里，还有一个我们知青所谓的“家”，心里特别不是滋味。根在何处，家在何方，前途未卜，天命难知。还有那社会上世俗偏见对知青心灵上的伤害，更是难以忍受，心如刀绞。当年回家探亲时，我们知青由于长年的开荒大会战，个个晒得象非洲黑人一般，走到城里的大街上，令某些城里人刮目相看，投来异样甚至是厌恶鄙视的眼光，知青们逐渐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为城市的“弃儿”和“另类”，有的探家期间干脆躲在家里不肯出门走亲访友，而探家期满滞留不归，也将成为城里的“黑户人口”。那年头，全国各地都在开展所谓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包括整治遣返城里“盲流人口”，街道和居委曾多次组织清退滞留在城里的下乡知青，动员规劝他们归队，知青的家里人也爱莫能助，弄不好就会扣上“对抗和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罪名。结果，别无选择，大多数知青只有认命，灰溜溜地返回农场那简陋的“老窝”安身立命，继续修理着地球，度日如年。

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建设兵团改制为农垦建制后，开始出现较大的变化和转机，如同多米诺骨牌效应那样，一批又一批下乡知青通过招工、参军、保送上大学，以及办理“困退”、“病退”手续等不同途径，悄然地离开了农场，返回城里去，而对还留在农场的下乡知青来说，无形之中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压力，流行着恐慌情绪，他们大多是无家庭背景，无后门可走，面临着扎根山区还是等待回城的艰难抉择。不少知青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仍处在苦等观望的水深火热之中，继续着马拉松式的恋爱生活，不敢草率结婚成家，因为这样一来，返城回家的一线希望将成泡影。当时农垦系统有一条不成条文的规定，凡是符合条件转干提干的，必须向组织承诺保证，在山区农场安家落户，否则一切免谈。当年我也有过同样的遭遇，一九七八年初，我被农垦总局借用写作期满返回农场，调到场部机关负责新闻报道工作，随后入了党，但在转干提干问题上卡了壳，组织科的负责同志找我谈话，要么承诺扎根留在农场转干提干，要么只能是“以工代干”的待遇。我们几个在场部机关工作的潮汕知青权衡再三，还是选择了后者。那时，“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正在土崩瓦解，全国性的知青大回城浪潮已经形成，我也随波逐流地地选择了现实主义，这不仅仅因为我是家中唯一的男孩，还因为当年山区农场那生存环境条件的恶劣残酷，遥遥无期，前途渺茫，何时才有出头之日？！于是在第三次探家期间，开始办理“照顾困退回城”的手续，断然舍弃那转干提干的机遇，在一九七八年底回到那魂绕梦牵，真正属于自己归宿的家乡。当年的情景，至今我还记忆犹新，历历在目，耳边仿佛听到费翔所唱那首《故乡的云》“……眼前飘过故乡的云，一个声音在呼唤，归来吧，归来哟，浪迹天涯的游子……我曾经豪情万丈，回来时却是空空的行囊，故乡的云啊，故乡的风，为我抚平创伤……”一曲未终，我已经潸然泪下！

我们家居住在市区城新路一带的楼房里，至今已有二十多年的时间，整条楼道住着十几户人家，彼此的邻里关系很和谐融洽。前几年，各家的孩子象雨后春笋般长大了，陆陆续续考上大学，还有的已经毕业在大城市里找到工作，一个个成为“飞鸽牌”，往日喧闹的楼道冷清了许多，孩子们匆匆上学的脚步声、父母的叮嘱声越来越稀少了，留下来的大多是年过半百的“老邻居”，我曾戏谑地对大伙说，不用多久的时间，这里将变成为“老年人之家。”幽默之中，略带几分失落、几分惆怅、几分无奈。花开花落，春去春来，每到春节和五一、国庆等节日，冷清的楼道又喧闹了起来，不时传来熟悉的笑声，带来了孩子们那青春的气息。邻里见了面，第一句话总是问：“你家的孩子回来没有？”、“什么时候回家过年？”、“有没有带对象一起来？”那段时间，家家户户洋溢着欢乐祥和的气氛，大人们跑前跑后，忙这忙那，张罗着给自家的孩子做上可口的“潮州菜”，陪同孩子走亲访友，或是聚会一起，其乐融融。孩子们长大了，放飞了，而大人们对“家”的观念改变了许多，不再固守“父母在，不远游”的传统思想，人各有志，只要年轻一代过得比我们这一代好就满足了，尽管守着空巢，平添了几多孤独和寂寞，但仍是坦然面对，一切顺其自然，随遇而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