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天斌

平民的一生

　　有些时候我总是想，在乡村，一个人来到世上，活了几十年，最后死去。活着没有留下什么，死去更没有留下什么。即使是墓碑上的名字，也很快会被风吹掉被水洗掉。时间在埋葬肉身的同时，也就埋葬了一生。一生也就这样过去了——这样的形式，已经组成了一支生命的长流，前赴后继，生生不息。

　　我总是有几分忧郁。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曾让我置疑，当然更多的是带给我的脆弱。在这个尘世之上，生命可以有多种形式——泥土之外的生命，可以用精神来铭记和延续，一个人可以活得超越肉体意义上的生命。但在我的乡村，生命却是如此的千篇一律——活过了，死了，埋葬在走过的土地上，一堆没有符号的泥土，至多作为提醒血脉传递的一种存在。然后一晃就是若干年，一晃就再没有谁记住了。

　　比如我爷爷的曾祖母。我至今不知道她的坟墓葬于何处。这从爷爷那里就已经成了秘密——孕育了一个浩荡家庭的生命。就这样彻底消失在了村野的某个角落，连同一个家族的疼痛。还有后来村里的许多人，比我大的，比我小的，他们活过了，死了，他们最终埋葬在村野的某一隅，然后被人们忘记，被我忘记。

　　时间不断地制造秘密——在时间之上，他们的一生，就这样终结，成为后世的忧伤。

　　而我总会想起他们的内心。他们在泥土上生，在泥土上息，他们悄无声息地来，悄无声息地去，他们一生的行程，究竟有着怎样的苦乐悲欢?曾经很多年，这样的心结一直成为我无比怀念他们的缘由。而我，也企图从那份怀念中找寻出乡村生命的质地来。

　　在我的乡村，我亲眼目送肉身告别尘世的第一个亲人是我的奶奶。奶奶仅活了64岁。但用奶奶的话说，她已经感到了满足。奶奶一生多病，在40几岁时就有好几次差点死去，而每一次都奇迹般活了过来。因为这样的原因，对于死，奶奶总是很平静，就像生活中一次远别。我记得奶奶很早就为自己准备好了寿衣。每年的六月，奶奶总要把寿衣拿到太阳底下晒。那时我还小，每看到寿衣时，就会涌起一种恐慌——对于死亡的惧怕。但奶奶却不。记得奶奶总是很小心地把每一处皱褶抚平，小心地拍打着每一个角落的灰尘——近乎某种仪式，神圣而且肃穆。奶奶后来还为自己准备好了棺材，在她还没离世的那些年，这口黑色的棺材就一直放在她的床头。她的房间光线幽暗，黑色的棺材在里面泛着死寂的气息——这使得我一直不敢走进去。那些时候奶奶就像一个秘密——我总是想奶奶为什么就不惧怕棺材和死亡呢?及至后来奶奶去世，及至后来我可以静心地看着她的遗容并最后抚摸她的脸庞时，及至后来—很多年后，当我也平静地考虑起死亡的话题时，才觉得了自己曾经的幼稚。而我也就明白，能平静地对待死亡，那是一种境界，更是一种生命的哲学。

　　在乡村，像奶奶这样走过一生的比比皆是。他们活过了，逐渐老了，然后就开始平静地为自己准备后事。他们把这当作一生最后的圆满——他们总在用这样的方式迎接自己的死亡。他们内心静如止水。还有的老了，觉得活够了，然后谁也不告知，自己悄悄地就作别了尘世，作别了自己。潘大爷爷就是这样的。在村里，潘大爷爷活了整整80岁。80岁的他依然还可以用火药枪打猎。还可以打猎的他在那个秋风来临的深夜，突然就不想活了，突然就自己把寿衣穿上，然后睡进了棺材，并使劲盖上了棺盖。子女们发现他的时候，他早巳安静地死去。一支用红布包裹的猎枪，孤独地挂在篱笆上。没有谁知道他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方式——不过死了也就死了。当几炷香烟和几张黄纸燃过后，当泥土最后把棺材覆盖后，他留下的秘密，一个平民的离世，很快就被日常所淹没。

　　也还有这样的人，他们生于泥土，但却不满于泥土的生活。他们拼了命离开泥土，企图找寻另外的路途。他们走出了村子，他们一去多年，他们也活过了，也死了，死在异乡。家里有点钱也有点能力的，就想些办法去寻了尸体，化成一捧骨灰，最后葬进被死者遗弃的土地上。土地用它的仁慈，最终宽容了这些魂灵。更多的人家，则当没有发生任何事，一任死者的尸骨在遥远的异乡长眠——至多是在年节或是清明之类的节日里，往空地摆上一碗饭菜和烧上几炷香烟和几张黄纸，远远地喊上几声死者生前的名字，就算对异乡亡魂的祭奠了。我幼年的伙伴老朝就是这亡魂中的一员。老朝跟我同岁。我还在读初中时，他就不顾一切地离开了村庄，最后在云南的某个县城因抢劫被判劳教3年。劳教归来后，很快又离开村庄，最后在北方的一个城市因抢劫杀死人被判死刑。

　　直到现在，他的家人始终没有去寻他的骨骸——他的埋骨之地成了秘密。他唯一留给家人的，仅是某公安局对他执行死刑的通知书。这份通知书被他的父亲仔细保管了很多年，直至他父亲最后去世。我无从知道他父亲内心的秘密——在对一份执刑通知书的凝望里，一个平民内心的平静或者风起云涌，常会让我无限黯然。还有杨大奶奶，在村里活了60多岁，儿孙满堂。但后来却执意要外出行医卖药，后来也死在了异乡。她的死讯传到村里，已经是半年之后。多年来，她的孙子们总计划着要去寻她的坟墓，但终于没有成行。好在死了也就死了，在日常的时光之下，似乎已经没有谁再记起这事——一个平民的消失，一个平民的一生，一生的荣辱得失，就这样被时间之尘覆盖。

　　我的岳叔父是今年五月死的。岳叔父死于自杀。在乡村，这样的死亡方式无处不在，此起彼伏。这样的方式很简单，简单得就像一生之后的一个句号。有的人活过了，老了，觉得儿子媳妇不孝顺，一气之下就用一根绳子或是一瓶农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用生命的代价换回村人对儿子媳妇的几声骂名。有的年轻女人，因为丈夫花心(色欲实在是恶的花朵，它无处不在，不分乡村城市，不分平民贵族)，在努力换回丈夫爱心无果后，往往也走上了这条路。而我的岳叔父却都不是这样。岳叔父的自杀，是因为与岳叔母的吵架。在村里，这两位老人已经携手走过了几十年的风雨，彼此也都是上了年岁的人。但他们却一直有绕不过去的心结——他们一生都在打骂。用他儿子的话来说，架打得狠，话骂得“花哨”——打骂构成了他们的一生。而每一次打骂，都被他们忍耐了下来。而偏偏这次，岳叔父一下子忍受不住，一下子就喝了一瓶钾氨磷。在医院抢救醒来的间隙，他仍然高喊着让：他死去——我想他真的是想死了。他活过了，他不想活了，他也就让生命终止于一瓶钾氨磷了。生命的过程就这样简单。一个平民的一生，爱或者恨，最后交给一瓶钾氨磷去发言。

　　还有的孩子(是的，他们仅是孩子，愿他们的魂灵得到地母仁慈的安慰)，原本没有活够。他们来到这个尘世之上，尘世之上的很多事物，他们还没有亲历，比如婚姻，比如性。他们还没有完全成为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人。他们还想再走一走。但是疾病却选择了他们。只是让我预想不到的是，当死亡来临(也许他们幼小的心也知道这一宿命的不可更改)，他们竟然也如成人般的平静。那个叫做美的小女孩，小学四年级的孩子，不幸患了重病，双眼严重凸出，最后死在某个夏天的早晨。她死的时候，村子四周的映山红开满了山野，耀眼的红在层层绿树中迎风怒放。那天我刚好回村，我看见他父亲把她放在堂屋的一块木板上。她母亲一直在哭，她母亲告诉我，说美在临死的那一刻，紧紧拽着母亲的手，说她对于死也没什么想法，只是叫母亲一定不要因此悲伤……“她是多么的懂事呵”——她的母亲一直在哭——一个幼小的生命，就这样走过了一生。走过就走过了，就像季节，就像落花，并不因为美丽而可以停留。而那个叫做鹏的孩子，一个正读高中的男孩，原本患的是脑膜炎，却被医生误诊为感冒。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已经被高烧烧得迷糊。当他父亲对他说我去看望他时，他竟然跟我打了声招呼。那一声招呼里满含平静，以至于我相信他很快会好起来。但他第二天就死了。死的时候，他哥哥从昆明打工弄回一个红桶，还准备送给他在学校用。我们最后把那个红桶，放在他的坟前，作为最后的怀念和祭奠。在一个红桶的背后，一个孩子的一生。就此画上句号，并很快被风雨吞没。

　　我曾仔细地计算过一个平民生命的时限(当然贵族的生命也是有时限的，我们要感谢在这一点上的众生平等)。一个人大抵能亲历并记住的最多是五代人。爷爷辈、父辈、同辈、子女辈、孙子辈——这已经是最大限度的福祉。生命的局限，是与更多的遗憾紧紧相联的。我们每个人，或许都曾不同程度地希望自己能活得更为长久些——这是肉体在世俗意义上的本能。但这又有什么意义呢?在我的乡村，像这样如己所愿活到近百岁的老人为数也不少。活到这样的年纪，他们依然可以上山割草，放牛，他们依然像年轻时一样干活，吃饭。时间在他们的肉身之上，仿佛是凝固和定格的。时间流动的气息，只有通过那些过早死去的儿孙辈，才会传递到他们的内心。但他们却是悲伤的。村里的一个老奶奶就是这样的，活了将近百岁，他的儿子死了，孙子也死了，她亲手埋葬了他们。时间在她这里成了生活的利器——她一生的疼痛和忧伤，在时间的刀锋之下，一次次被切割得支离破碎。我想，她大约一定想过死——死亡又有什么大不了呢?死亡至少可以抚平和消解她的时间之痛。

　　这大抵就是平民的一生了。活了，老了，或者走过了，最后死了，活得长的，活得短的，最后都在泥土中安息——身前身后的一切都已水流云散，就像花开了，花又落了，最后成为尘土，没有谁记住他们的名字。至多在若干年后的某个时刻，有一个人，偶尔路过他们的坟前，面对坟上年年荣枯的荒草，然后轻轻地叹一声：“咦，这是谁呢?这是哪一朝哪一代的坟墓呵——”

　　　　　　　　　　　　　　　　　　　　　　　　　　　　　　　　选自2010年5期《散文百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