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都博物馆，我看到一个蜀地出土的陶俑。让我惊讶的是，泥土捏就的它竟笑靥灿然，那样真诚、坦然。不由觉得，这大概就是历史赋予成都的表情。

蜀地文明在三星堆和金沙遗址起源，汉赋、唐诗在此达到顶峰，各派宗教在天府之国参禅开悟修道，而那香火缭绕了千年的禅林古刹外是成都人有滋有味、活色生香的市井生活。

在这样一种开放的氛围、浪漫的风情中，成都聚八面来风、吸天地精华，成为文化恣意生长的乐土，和史上众多文学巨子结下深厚的因缘。

在民谣里听成都：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回头。一首《成都》，让许多未到过成都的人对这座城市心生好奇与向往，希望可以像歌中描述的，在雨中的成都漫步街头。

我却觉得，用一首歌的意境去了解成都是远远不够的。相比于歌者个人的感知与经历，历代文人为这座城市留下的文彩辞章、笔墨风流，或许更能体现成都的气质。

司马相如

“茂陵多病后，尚爱卓文君。酒肆人世间，琴台日暮云。野花留宝靥，蔓草见罗裙。归凤求凰意，寥寥不复闻。”这首名为《琴台》的诗，是杜甫晚年在成都凭吊汉代文学家司马相如遗迹琴台时所作。

《史记》载，司马相如，成都人，乳名“犬子”，少小心怀大志，因崇拜战国名将蔺相如而改名。相如文武双全，举止高雅。后来，蜀郡才子司马相如爱上富豪之女卓文君，成就一段佳话。

相传，司马相如在琴台上弹奏一曲《凤求凰》：“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有一绝女在此堂，室迩人遐毒我肠。胡颉顽兮共翱翔。”卓文君隔帘窥听，为司马相如的才华与潇洒所动。尽管卓王孙极力反对，卓文君依然不顾礼教纲常的束缚与司马相如在一起。但此时的司马相如空负才华，无人赏识，家徒四壁，两人只好离开成都在临邛（今邛崃）鬻酒为生。

据《四川广记》，后来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卖酒之事震惊整个临邛，卓王孙觉得蒙羞，只好拿钱给女儿陪嫁。之后不久，相如与文君回到成都，过上了富裕无忧的生活。

很多人初到成都，会选择逛一逛琴台路。其实，琴台路并非故事中的琴台，琴台的具体位置如今已无法考证。后人根据《成都府志》《成都街巷志》《益州记》等考证，大致推断出古琴台的位置，规划了这一条仿古街道。当你走进琴台路，看到头顶牌匾上“琴台故径”四字，会不由得想起“凤求凰”的美丽故事。

西行，出成都市区几十公里，即到邛崃，在临邛镇里有一口“文君井”，据说是当年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当垆卖酒的地方。

不过，可以确定，今天在成都与司马相如有关的地点只有一处，那就是驷马桥。古今闻名的驷马桥横卧在成都北门高笋塘外百米的沙河上，原名升仙桥，而今日之沙河原名升仙水。

据《华阳国志》记载，当年，司马相如初入长安，决心考取功名，干出一番事业。他过了升仙桥，在送客观的大门上题下：“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汝下。”此际相如年方弱冠，热血年少，豪情万丈。

天遂人愿，司马相如到长安后名动京师，得到汉武帝的赏识。他的代表作“两赋两文”，除《子虚赋》外，《上林赋》、《喻巴蜀檄》、《难蜀父老》均完成于武帝时期。后来武帝委以重任，派其返回成都出使西南夷。如此，司马相如乘驷马高车重过升仙桥，兑现了自己的豪言壮语。

到了宋朝，升仙桥正式更名“驷马桥”。说到“升仙桥”，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据说汉代一个修炼道术多年的人在此骑着他的赤纹虎飞天成了神仙。当地人目睹这一场景，并口口相传，纷纷前来焚香祭拜。于是就有了“升仙水”和“升仙桥”。在成都，这样的民间传说还有很多，足以见得这座城市神秘与浪漫的气质。

晚年的司马相如在成都过着自己喜欢的生活。而传说中，他与卓文君“凤求凰”的爱情却并未一直到老。千古情种，风流佳话，不过就是绯闻罢了。而那些年代久远的绯闻，真真假假，并没有一个终极定论。

无可置疑的是，汉赋四大家之一的司马相如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巨大贡献，推动了巴蜀文化的崛起。两千多年前，这位成都才子在《难蜀父老》中写下：“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之所异也。”直到今天，这种“非常”的雄心、气度，仍然深植于成都的文化与血脉之中，让它在大时代风云激荡之际，不跟风、不盲从，保持冷静，自励自新。

杜　甫

诗圣杜甫，在他五十九年的羁旅人生中，与不少地方结缘，然而在诸多和杜甫有关的地方中，人们最先也最多想起的当属成都。

唐肃宗乾元二年，为避安史之乱，杜甫携家眷经过艰难跋涉来到成都。当时天下残破，而成都却依然一派祥和。他在成都所作的第一首诗《成都府》中这样描述：“曾城填华屋，季冬树木苍。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成都歌舞升平，满城的音乐之声让杜甫感觉仿佛到达了另一个世界。大都会成都的丝竹管弦，让诗圣陶醉其中，这种赞美在他的另一首诗《赠花卿》中表达得更为明显：“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

杜甫在成都居住了三年零九个月，为这座城市留下了两百多首诗歌。在成都的旅居岁月是杜甫一生中最安稳舒适的一段日子。诗人静心用文字描绘成都宜人的气候、清新的自然风光、抛开功名世事的市井生活。这个时期杜甫的诗歌风格与过去迥异，一扫愤懑沉郁之气，充满生活情趣和人文情怀。

清代诗人袁枚评价杜甫是一个极为深情、缠绵的人，他对世间万物，上至宇宙天地，下至夫妻儿女，邻里亲朋甚至一花一草，都投入了真挚的情感，写出浓浓的人生诗意，而这一切，和成都密不可分。

在杜甫的诗中，成都的气候与中原、关中地区大不相同。初到成都，他写下这样的句子：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

成都的雨有一种魔力，它在每个夜晚不期而至，笼罩整个城市。在这无声的细细酥雨中，诗人心中一切灰暗的现实的东西，都悄悄地被雨水冲刷一净。

杜甫对成都的自然风光有着生动细致的描写。他在成都安顿下来之后，经常在成都远近云游，青城山就曾是他的目的地之一。“自为青城客，不唾青城地。”这个写法直截了当，生活化的同时又有着非常浓厚的情感——对青城山十分喜爱，甚至不忍心吐一口唾沫。

从古至今，有许多诗人定居成都或在蜀地留下了经典的诗歌创作。李商隐那句“美酒成都堪送老，当垆仍是卓文君”让人心驰神往，在成都居住一段时间之后，也更能体会李白晚年的惆怅——“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所以说成都是一座有诗的传统的城市，它将诗从高雅的殿堂上拉下来，让诗和自己平起平坐。清末竹枝词：“石马巷中存石马，青羊宫里有青羊，青羊宫里休题句，隔壁诗人旧草堂。”就是说成都处处有诗，处处诗人。

而成都的诗的传统，大得益于杜甫和草堂。杜甫至成都，暂住西郊一座寺庙，但一家人住在庙里并非长久之计，杜甫考察后决定在浣花溪边建一座住宅。次年，杜甫四处筹钱在浣花溪边建了一间茅草屋，也就是现在的草堂。

草堂既成，诗人欣然诗以记之：“暂止飞鸟将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堂成》）道出了草堂建成时的情景和心境。身居草堂，诗思泉涌，诗人又写下了“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秋水才深四五尺，野航恰受两三人”“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这样情趣盎然、通俗易懂的清词丽句。

在成都，体会最深的便是“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这句诗。原来所谓西岭千秋雪，就是位于成都正西一百公里处的西岭雪山。而东吴万里船，指的是因诸葛亮和费祎的历史典故而得名的万里桥，也就是现在的成都老南门大桥。

虽然这是种“千里眼”式的夸张，但还是让人觉得充满画面感。杜甫身居草堂之中，放眼整个成都的美景，那些长镜头般充满意境的描写，就是他献给成都的情诗吧。

五代时，诗人韦庄寻得草堂遗址，重结茅屋，使之得以保存，宋元明清历代都修葺扩建。如今，草堂已然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圣地”。设想当年杜甫没有来成都，而是在别的地方盖了一间草堂，那成都也许就无法成为今天的诗城。诗的传统，靠的不是一朝一夕，而是长久岁月的积淀和打磨，才化作了这座城市的基因。

冯至先生说：“人们提到杜甫时，尽可以忽略了杜甫的生地和死地，却总忘不了成都的草堂”（《杜甫传》）。邓小平一生五次到草堂，曾说“不到杜甫草堂，就等于没有到过成都。”而成都人也将杜甫当做自己的诗神，把草堂当成诗的殿堂，每年人日即正月初七，都要到草堂祭拜，成为由来已久的传统。如今，杜公祠前还悬挂着何绍基题写的楹联：“锦水春风公占却，草堂人日我归来”。

在草堂回顾诗圣不长的一生，我忽然感到，时间总是用它的短暂困顿着我们，又用它的漫长安抚了我们。历史原本的样子也许并没有想象的那样恢弘，也许那只是凡夫俗子的脆弱美梦，又时常有着淡然的尾声，但诗歌的隽永像是凌冽的月光，穿越时空，千年未变。

杜甫遇到成都，是诗人之幸；成都接纳杜甫，更是蓉城之幸。

李劼人

现代的城市越来越大，文化越来越多元，很多时候我们似乎并不能再用一种初见时的印象或是个人的好恶来评价一座城市。在我心里，每座城市都是鲜活的、有性格的。有的古朴庄重，有的繁华时尚，有的宁静悠闲。我去过的城市里，确有一些值得究索，成都乃其中之一。

交错纵横的大街小巷，是成都性格的绝佳体现，也是城市的灵魂所在。而在著名作家李劼人的笔下，清末的东大街、三圣巷，上世纪四十年代的总府街、五十年代的人民南路，每一条街道都见证了城市的历史和发展，浓缩了成都的生活与文化。

李劼人，土生土长的成都人，原名李家祥，新文化运动后受“新小说”熏陶和影响而成长起来的一位现代作家，被郭沫若称为“中国的左拉”。中学毕业后开始为报纸撰稿。二十多岁参加“少年中国学会”，是《川报》创始人之一。二十八岁赴法勤工俭学，留学期间为《新青年》《少年中国》等撰稿。三十三岁返回成都，办报纸，当教授，办造纸厂，开饭店，甚至在新时期担任成都市副市长。为官，为商，亦为文。

有人说，如果想要通过文学来了解“老成都”，最好的选择就是读李劼人。李劼人作品以信史著称。今天的人想要重睹那个特定时代的成都细节，真的有赖于李劼人小说中“史记”般的记述了。

李劼人善白描，技法老练酣畅，并且将四川方言融入作品中，使作品格外生动。在人物的刻画上，则采用法国小说的技巧，他作品中的人物，令人读后难忘。郭沫若赞曰：“凭借着各种经典人物，把过去了的时代，活鲜鲜地形象化了出来。真真是可以令人羡慕的笔！”

成都岁月风貌，在他笔下随处可见。“从进东门城门洞起，一段，叫下东大街，还不算好，再向西去一段，叫中东大街、城守东大街和上东大街，足有二里多长，那就显出它的富丽来了：所有各铺户的铺板门坊，以及檐下卷棚，全是黑漆推光；铺面哩，又高、又大、又深，并且整齐干净；招牌哩，全是黑漆金字，很光华，很灿烂（《死水微澜》）”“茶铺，这倒是成都城内的特景。全城不知道有多少，平均下来，一条街总有一家。有大有小，小的多半在铺子上摆二十来张桌子；大的或在门道内，或在庙宇内，或在人家祠堂内，或在什么公所内，桌子总在四十张以上。（《暴风雨前》）”这些都是李劼人眼中的老成都，也是他留给成都人的百年记忆。

长期以来，中国近现代文坛流传着“鲁郭茅，巴老曹，丁周艾赵”的说法，这使得我们逐渐忽略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丰富。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曾有三位作品个性突出、刻意与时代保持距离的作家，分别是沈从文、张爱玲和李劼人。当时他们被认为是有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家。今天，沈、张的小说依然热卖，李劼人却不为人熟知。“中国的左拉”是一位被忽略的文学巨匠。

成都这座城市留下了李劼人太多太深的足迹，可它们纷纷被淹没在后人的脚步中。北门的故园，连地名都已消失的无影无踪。磨子桥，现在既没有磨子也没有桥，与他有着联系的只有旁边的四川大学，曾经的四川高等学堂、国立成都大学，李劼人在此教过书，也为之伤过心。

1926年，李劼人出任四川大学（时称公立成都大学）教授。他鼓励进步学生，反抗军阀对现代高等教育的破坏，然而九十多年后，我身边的绝大多数同学并不知道李劼人究竟是谁。刘再复曾说，也许以后时间会证明，《死水微澜》的文学价值会超过《子夜》《骆驼祥子》《家》……但历史没有走到那一天，川大校园里，有校友巴金的像，也有郭沫若的像，大多数川大人还想不起李劼人来。

1938年，李劼人在成都郊区买下两亩地，建成了一座土墙草顶房子，自题为“菱窠”。这里掩护过许多地下党员，马识途被通缉时，就住在菱窠。从1939年春迁入，到1962年12月与世长辞，李劼人在菱窠居住、创作了24年。在这里，他创作了长篇小说《天魔舞》，完成了《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三部曲的修改，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好人家》，还翻译了许多法国文学作品。让我非常喜欢的描写成都风土人情的《说成都》等作品也创作于此。

菱窠位于今天的四川师范大学南门外。令人惊讶的是，很多成都人并不知道他的故居在哪儿。成都人热爱生活，可他们甚至把这位毕生书写成都人生活的人遗忘了。当年李劼人的挚友巴金参观这座故居时曾感慨道：“只有他才是成都的历史家，过去的成都活在他的笔下。要让今天的旅游者知道成都有过这样一位大作家。”

当我们今天走进菱窠，这里已经变成一座纪念馆，门庭很是冷清。但在这喧嚣之外，我们依然能感触到李劼人先生的气息。我生活的成都每分每秒都在变化和发展，它早已不是先生笔下的面貌，但他的菱窠依然作为城市记忆的一部分顽强地存在着。

每一个人，都对明天感到好奇，但又对昨天念念不忘。过去的影像藏在我们的记忆深处，它就像是水里的鱼，远看着历历在目，稍一走近便一哄而散。我们只有在余生中不断地搜寻记忆的吉光片羽。所以我们要永远地感谢李劼人先生，当清末、民国的成都风貌渐渐远去，幸好有他帮我们记录下了老成都，永久地保留了那张宏大的成都风情画卷。

北京幸而有老舍，凤凰幸而有沈从文，成都幸而有李劼人。过去的成都活在李劼人的笔下，他对这片土地的热爱、眷恋，让我为之感动和骄傲。

巴　金

薄雾笼罩着初秋的成都。走进安静的街巷，眼前的正通顺街130号是一个寻常院落。只有那口尚存的双眼井，似乎在默默地告诉世人，这里曾是巴金故居。

这院子原是一座五进三重堂砖木平房建筑的深宅大院，1904年巴金出生在这里，并在此度过他的少年和青年时代，直到1923年去南京读书。这座院子也正是小说《家》中高公馆的原型。

如今，那座大院早已拆除一空。只有双眼井是巴老出生地唯一的标志。巴老生前曾说过：“只要双眼井在，我就可以找到童年的足迹。”1987年10月，巴金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回到故乡，在寻访故居时看到双眼井，激动地说：“我多么想回到我出生的故乡，摸一下我念念不忘的马房的泥土……”

巴金故居已然无存，庆幸的是，在成都依然保留了与巴金有关的去处。一处是位于百花潭公园内的慧园，这座园林于上世纪80年代根据《家》中的高家花园建成，园门前立有巴金雕像及冰心题写的“名园觉慧”石碑。另一处是位于龙泉驿区的巴金文学院，里面展出的巴金作品、图片及获得的意大利但丁国际奖奖章、法国荣誉军团指挥官勋章等，再现了这位世纪老人的风雨人生路。

巴金，作为一代文学巨匠，成为了一个时代的代表。巴金所经历的这一个百年，堪称中国历史上变化最为迅速的一百年。百年间，晚清、民国、共和国；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思想改造、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新世纪……朝代更迭，制度巨变，思潮涌动，风云变幻。多少风云人物在百年历史舞台上走马灯。有的匆匆消失在历史的夜色里，没留下多少痕迹；有的如大江大河，人们仿佛永远可以感受到那激流的涌动，听见不息的回响，比如巴金。他的思想、精神、作品，都深深地影响了我们，帮助后人去解读百年中国的政治、思想、文化。

中学时，有那么一段时间，喜欢张恨水的小说，觉得书里民国时的人那样新潮那样儒雅。后来读到巴金的《家》《春》《秋》，才觉得巴金小说中的人物更好，长袍、白围巾、黑皮鞋，一股子斯文通透。

有些片段至今仍然喜欢：“风刮得很紧，雪片像扯破了的棉絮一样在空中飞舞，没有目的地四处飘落……”“说话的是一个十八岁的青年，一手拿伞，一手提着棉袍的下幅，还掉过头看后面，圆圆的脸冻得通红，鼻子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只是如今再读，增长了些阅历，对觉新、觉民、觉慧有了更多了解，对鸣凤、瑞珏、梅有了更多同情，对那“狭的笼”也有了更深刻的洞知。我在读的过程中仍然不断落泪，尤其是鸣凤和瑞珏的惨死。

一如巴金自己所说，我之所以写作，不是我有才华，而是我有感情。字里行间的愤怒、心酸、无奈，在时隔九十年后依然攥紧了读者的心，让他们感受这九十年前的黑暗与血泪。

1960年10月，巴金回到成都静心写作。《成都日记》详尽记录了他在成都4个月的写作和生活情况，其中有观川剧、会亲友、访名胜、逛老街、品小吃、啖三花（啖，成都方言“品茶”之意）的闲情逸趣，也有他殚思竭虑、笔耕砚田的艰辛创作，以及鸿雁传书、思念家人的心路历程。

1990年，巴金将《成都日记》赠予成都市档案馆永久保存。“早饭后步行去永兴巷访傅抱石（著名画家），他约我同去草堂寺……三点和江苏画家们同去武侯祠和望江楼……三点后宗林车来，接我到东胜街，步行到人民公园看菊花、喝茶……”这些成都生活的点点滴滴，成为巴金为后人留下的六十年代成都的珍贵记忆。

在《随想录》这本书中，巴金反复强调说真话，不要像过去一样人云亦云。要有独立思考精神，而不是简单的人家怎么说我就怎么说。三十多年前，巴金举起“讲真话”大旗时，很多人不理解，还有人认为家丑不可外扬。如今，巴金当年呼吁的“讲真话”已成为我们的民族共识。

刘震云曾说，每一个知识分子的眼睛像探照灯一样，更多的知识分子像更多的探照灯一样，要照亮这个民族的未来。如果这些探照灯全都熄灭了，这个民族的前方是黑暗的，“这个民族会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巴金正是一个探照灯式的人物，是一个敢于反思的人，一个一生不放弃理想、追求光明的人。

在四川大学江安校区，有一条为了纪念校友巴金而命名的河流——巴渠。每当走在这条河边，我会想起巴金，想起和他有关的那么多荣誉、头衔、议论、评价乃至传说。

我不知道，百年之后，后人是否曾真正地拨开迷雾看清过他。也许，我们根本就不理解他。人们浅显地读了几部作品，认为这就是他，这就是他的一切。我想，自己只能尽可能地去看他的所思所想，去体味他带给我们的生命启示吧。

流沙河

在许多个周六的下午，僻静偏窄的成都市文翁路，成都图书馆里总会有一位年逾八旬的老者，用生动诙谐的成都方言，讲诗经、唐诗。

这位老者就是作家流沙河先生。每月第一个周六下午，如无意外，先生会准时出现在成都图书馆，讲一堂对市民免费开放的传统经典讲座，讲座持续了9年，已然成为成都图书馆的一块金字招牌。

从《庄子》到《诗经》，从汉魏六朝诗歌到唐诗，先生把自己多年积累的真知灼见，毫无保留地与大家分享。作为一个诗人、作家、学者，先生用自己独特的魅力和吸引力为大众传道、授业、解惑，致力于文化的普及、传承。

流沙河，当代诗人，1931年11月11日生于成都。先生原名余勋坦，“流沙河”之“流沙”二字，取自《尚书·禹贡》：“东至于海，西至于流沙。”

流沙河的作品影响了几代人的成长。记得中学语文课本里我学到的第一首诗就是先生的《理想》：

理想是石，敲出星星之火；

理想是火，点燃熄灭的灯；

理想是灯，照亮夜行的路；

理想是路，引你走到黎明。

从那时起，我就深深地记住了这位作家。而作为蒙古黄金家族后裔的我与先生也有着与生俱来的缘分。先生源出蒙古族孛儿只斤氏，元朝覆亡，祖上流徙四川，改姓为余。而我求学于四川大学，与先生同为川大校友。这样说来，我还是先生货真价实的同族后学呢。

成都，是一座诗城。在这里可以听到不少关于诗的奇闻逸事，这其中就有讲先生的一则。某天，先生和友人在大慈寺喝茶，听说陈水扁因贪污被判刑十七年半，即口占一副联语：狱中陈水扁，楼下赖汤圆。

成都人知道，在赖汤圆的老店里，卖汤圆在楼下，煮汤圆在楼上，煮好了端到楼下来，所以说：楼下赖汤圆。“狱中”对“楼下”，“水”对“汤”，“扁”对“圆”，而“陈”与“赖”字相对，更是别有一番讥讽之意。后来，当我再路过赖汤圆的招牌，总要想起这件趣事来。

我喜欢读诗，喜欢去了解一位位诗人。诗歌，始终是一种小众的、精英的文学形式。中国现代诗歌的黄金年代已经远去，而在这个人们说“诗歌已死”的时代，我却有幸成为了诗歌的读者。从卞之琳、穆旦，到北岛、海子，再到最近在文青中倍受追捧的李元胜、余秀华，当我在今天翻开这些诗，觉得诗歌在一个小众的领域里，依旧保持着它蓬勃的生命力。

可如今，流沙河先生却不怎么写诗了，诗坛似乎消失了他的身影。先生说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自己就算与文学告别了。很多人猜测他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他也自谦说，人上了年纪，写诗的激情就枯干了。

在一次接受采访时，提到当前的诗歌环境，先生道出想法：在商品经济的大气候下，人们的价值观念、审美取向、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元，诗歌创作乃至整个文学界走入低谷，这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现象。与此同时，许多作品虚浮空洞、言之无物，甚至为了满足市场需求，审美庸俗化。这些都让先生失望甚至心痛。

这是一个大众追逐名利、物质主义甚嚣尘上的时代。而一个真正恪守传统的文人，似乎总是逃不开所谓贫穷。“君子固穷”乎？先生却坦然：富固然有富的活法，穷也有穷的乐趣！

先生如今埋首故纸堆，专注于汉字的研究，为文化的传承，穷究一个个方块字的奥秘。褪去了专业作家的衣冠，先生以一个传统文人的身份归隐在这座城市中。而闲暇时光，先生谢绝社交应酬，在家读书写字，修身养性，也喜欢养绿植。先生家种满了各种小树，太阳出来时，书案上便叶影婆娑。

先生也是美食家，对家乡菜偏爱有加，尝作打油一首“白肉拌蒜泥，腰花炒猪肝，落座便可啖，爽口即为鲜。鸡丁说宫保，豆腐说淮南，锅巴烩肉片，炸响满堂欢……”。有朋友来访，先生就以烧饼小菜、蒸牛肉和夫妻肺片等招待客人。

先生在《Y先生语录》中说：“春天的苕菜，还有香椿拌嫩胡豆哟，夏天的凉粉，还有酸豇豆炒碎牛肉哟，秋天的泡海椒，还有干煸狗爪豆哟，冬天的泡青菜，还有豆豉熬腊肉哟。”让闻者莫不口水长流。

说到成都人的文化品格，可以用四句话来概括：喜为人先，乐容天下，进退自如，沉浮自安。而这种“进退自如，沉浮自安”在先生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世上的事，认真不对，不认真也不对，执着不对，一切视空也不对，顺其自然，大概就是生活的智慧。人生短暂，往事如云烟散尽，得失也在追求真我的过程中忘记了。

我很喜欢一首叫做《云端》的歌。最初，我以为所谓云端，就是拥有自己想要的一切，站在人生的巅峰。后来我才明白，人们都热爱事物表面的繁华和皮囊的光鲜，却鲜有人看透隐藏的骚动。

青春会逝去，激情之火会慢慢熄灭，真正的漫步云端其实是在经历很多之后，还坚守着自己最初的热爱，不停地寻找真实的自己，而不趋从于大众，为潮流所裹挟。能俯瞰这个世界却不迷失，才是云端。

流沙河先生，就是这样一位站立于云端之上的人。

在大部分人眼里，城市是一张扁平的纸。每一个人都在纸上找着自己的坐标，投身于每日的车水马龙。却都忙于生计，拙于观察，倦于思考，带着惯性去看待生活和身处的城市。

有一天，当你不再把自己视为生活的主体，而是当作这城市脚下的配角，在每一页文字、每一段传说、每一条别有风情的街巷里，去探索它、热爱它，会发现它是如此迷人。但愿你也能从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