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在马阴山的峡谷里，感觉到了人的渺小。特别是人在低处，别说与这大自然相比，单就你所处的人与人相比，差别就有天壤之别。说真的，我在低处保持一颗纯真的心，在小镇待了三十年（按岁数是五十年，但前二十年我一直上学，所以这里指的是参加工作以后），我感觉我像一棵树，我的根已经一节一节地扎在这的泥土里了。

三十年前，我毅然决然地来到生我养我的故乡。我萌生的第一个念头，我在这里能有所建树吗？我感觉当时的自己就像天空中飘舞的雪花，一瓣一瓣无声无息地、不被世人所知地融进泥土里。我记得自己站在马阴山下，路过拉干水库高高的山坡上，望着四周茫茫的山地，我敬畏眼前的自然景观：人，一个个体的人，在大自然面前是多么渺小和无奈啊！

我从小喜欢绘画，高中的时候开始写日记。参加工作后将绘画“放大”，成为生活的一部分，特别是我喜欢临摹《芥子园画传》、人体素描、花鸟虫草等等。画了一大堆，也获得过省、地、县级奖，结果被认真过头的领导误认为“不务正业”，一气之下，我只保留了特别喜欢的《芥子园画传》一套，其余的成了冬天里的一把火——焚了（这就是我后来为什么对别人的书法、美术、摄影“评头论足”，敢写评论的基础所在）。为了证明给领导看，我开始写与我工作有关的财经文章，结果写了近十年，也得过省级国家级的奖日记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那时我除了工作的感悟，还将自己绘画的体会和恋爱的情语，洋洋洒洒地写了七八本。恋爱谈的不少，我看上了别人，别人因我穷而看不上我。我看不上的，追我烦而拒之。一路谈来情话说了不少，也写下了不少，这日记自然也都与初期的恋爱有关。日记不再是一种记录生活琐事的流水簿，而成了展示自己隐秘的绝好蓝本。只是由于母亲苦逼，恋爱恰又遭了变故，一气之下，我草草与现在的爱人结了婚。婚后爱人虽温柔体贴，但容不得我与别人藕断丝连。于是，在一场吵架中，这几本日记又成了“罪证”，为了毁证，我在秋天的一个晚上，将日记焚了（不，只是将谈恋爱的一部分撕了、焚了）。然后，我把全部精力放在工作上（包括写日记、反省自己），也许积累了一定的人生经验，或者说感悟。我发现文学比财经类文章更适宜我。“风吹竹雨打萍，疑是民间疾苦声。”我不仅有对屈原、李白、杜甫、鲁迅的仰慕与追随，而且对周作人的清淡平和、许地山的睿智自然、丰子恺的细腻亲切、冰心的典雅飘逸、海明威的冷峻、伏尔泰的咏叹、川端康成的精美敬佩和揣摩！“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这些先贤忧国忧民的胸襟和深沉、浓郁的爱国主义情怀，敏于任事、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和担当意识，使我热血喷涌、情怀激荡。自然，创办了小报《荒原春》，出了几本书，获得几个奖项，加入中国作协，得过仰慕号称文坛上的“黄埔军校”——鲁迅文学院深造。回来后又“借鸡生蛋、借梯上楼”的方式，将报纸改成杂志，并成立了文联，算是添补了我所处的低处的文学空白。所有这一切，诚如《庄子·逍遥游》中有言：“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这就是我三十载深藏厚积的产物。

写到这里，想起了杜甫的两句诗：“毫发无遗憾，波澜独老成。”后一句，当之无愧。当然，若说“毫发无遗憾”就未必然了，作品确实还存在着诸多可以改进、可以探讨的方面。这是一段让人疲惫的岁月，我和我的爱情以及理想和生命被现实的存在镀上金子，在漆黑的夜里发出微弱的光芒。在孤独里、在幻想里，我们一起写下那些语言，忘却青春背后的疼痛。鲁迅说过，没有悲哀和思索的地方，就没有文学。创作中，既要立足传统与现代，又把故乡的艺术兼融并举。又要“持正崇高，抱朴见真”，这是我崇尚的艺术之魂。至于“苍茫之意，纯真之气”，那则是我追随的艺术风范。倘若认为，作家既是精英，思想就会一律变得万分崇高，纯而又纯，像雪一样晶莹透亮，那就错了。作家也生活于现实社会之中，既不可能超越于当今的社会权力和利益关系，也不可能沾染上历史积淀的各种污垢。因而，作家自然也是各种各样的。我们之间出现的矛盾和冲突，也必然会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社会的矛盾和冲突。正因此，办报刊时所写的“碎笔”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也就有了相当的普遍性和社会典型意义。

三十年了，我个人感觉，我是“纯真”的，是人在低处的“纯真年代”。当然，这个“纯真年代”不是韩剧的“纯真年代”。韩剧的“纯真年代”是泰锡与明修从小一起长大的哥儿们，芝薇因转学而转变为他们的同班同学，三人是好友，明修向芝薇告白，但是芝薇暗恋泰锡，三人的友情受到考验……爱情剧纯真中含有不纯真。而我的纯真呢？说穿了是“一个人的梦想”、“一个人的乌托邦”、“一个人的圣经”、“一个人的战争”、“一个人的交谈”的文学梦。更何况，为这文学梦，我的“碎笔”伴随着《荒原春》报刊和杂志的时间缝隙，走过了二十年，我也觉得这二十年更是“纯真年代”，如同一棵绿树一样生长起来的。滚滚的风雷声中，春雨细密柔顺甚至甜蜜，抛洒在低层的生活细节里。而且，我也到了“知天命”的年龄，虽褪去了青涩，但还有一颗“青春的心”和杂志一样，心与这低处已经牢牢联系在一起了。

这难道不是“纯真年代”？

人在低处，话语是纯真的。山里的太阳，把我的脸晒黑了；沟里的风，把我的皱纹刷得更深了。我的话语里，渗透了这里的方言俗语；我的思想也就渐渐地深刻起来，精神慢慢硬朗起来了。尽管这里某些人的话语中，还夹杂着一股“火药”的气味，但这是“一个人的战争”之后的“火药”啊，是促我前行、逼我奋进的“火药”；尽管某些人用狼犬阴柔的目光，谈论着这杂志和文学。或者说，有些话语，像高原的风一样，透着一种硬度，但这是一种力量的象征。如节气“严寒与大寒并肩，冷风与冷雨缠绵”。还有撕裂般一声声的春雷，就是一次次的力与力的碰撞，而产生的一次次的轰鸣。当然，这就是对我话语纯真的贺礼。

人在低处，工作是认真的。“位卑未敢忘忧国”，我在低处，我渺小的像一棵幼年的杈树，世界完全没被雨水笼罩或者包裹，也没有因为喜欢文学而忘记了工作。“工作是美丽的”，在低处，我保持着一颗简单的心，我把什么事情想的看的都简单。如此，自己也轻松了许多。在低处了，我知道角色在变，原来昂着的头不低下恐怕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原来说话嗓门的调子也越来越提高分贝了。但有一点是不一样了，那就是原来走路还不够快，现在真是越来越快了，工作做得越来越认真了，得到同行和上级的肯定越来越多了。

人在低处，意志是纯真的。我有过艰难。有泪水横流的时候，有不知所措的时候，有委屈无语的时候，有愁肠百结的时候，有孤立无助的时候。但时间长了，感觉自己就像一只孤独的狼，就像当初的时候，我毅然决然创办了《巴燕春苑》，然后又毅然决然地把《巴燕春苑》改成《荒原春》，目的就是拓荒的意思。那时，我的脑海中总会出现一片荒原，有一只狼在荒原上奔跑，有一片春的绿洲在眼前出现。在许多时候，这只狼冒风雪奔突，露出一双狠劲的目光，寻找文学发展的“猎物”。在这只狼奔跑的过程里，也有四季的更替，美好或不美好的景色和天气。只是有些人不晓得的。于无声处响春雷。自然，这春雷曾经浩荡的荒原大地滚过，而且滚得有声有色。显然，这只狼越跑越远了，最后只剩下空寂的望不到边际的荒原，生处一片片绿洲。这如同我们空旷而寡淡的人生，吸取了一定的精神食粮一样。但是，只要有一道闪电再次划亮天空，只要有一声春雷再次敲撼大地，那么荒原上“疾风知劲草”的美丽将再次如期而至。大山里的野草，经历风雨霜雪习惯了，也就自然了。反而更坚强了，感觉每一个细胞里都仿佛渗透了钙的基因啊！

人在低处，思想是纯真的。在低处，我真的体会到了有人所说的——“生命皆如苇草，惟有人是能思想的苇草”。然而思想的价值不仅在于开辟了理性的价值，更重要的是：“流水之声可以养耳，青禾绿草可以养目，观书译理可以养心。”因此，没有书的日子常常会使心灵蒙尘，渐渐消失的读书热情会使心灵的肌肤起皱。有时，在这样的一个春天里，还有丝丝的寒意，那些雨水会被斜风吹进屋檐，打湿我的脸和衣衫。但是，寒意并不是寒冷，我没有觉得冷，我只会觉得清新。风能吹进骨头，雨会打湿心尖。也许，现实中的人们太忙碌于现实，太驰骛于外界。自然，我也有疲倦的时候，此时书和杂志，便是我心灵最佳的栖息之所。

人在低处，用纯真的心，更能体会世象。昨天，忽然有熟人问我：升官了吗？我说没有。我说原来的友人还记得我吗？他说：你升官人家追着问你哩，你没有升官，人家与你说话，都嫌得费唾沫呢！是啊，当官，在低处，最大的人生价值的体现。假如，你当官，那怕是皮股的股长，人家会敬你三分。至于你是文人，那就是骚客，离“骚板”，仅是一步之遥！这就是低处的世象，但世象归世象，我却不这样看。人在世俗中生活，不实际了也不行，但太实际了这活人的意义，做人的价值未必就大了。为了将做人的价值放大，我有意为《荒原春》的“春”字在封面设计时放大，把“荒原”二字一年年地变小，然后镶在“春”字里。自然，随着“春”的到来，蛙虫的鸣叫，虫蛇出洞，万物复苏，植物的嫩芽在日光之下疯狂地生长，嗞嗞有声。我并非胡乱地想。的确，在这无数的时刻，我想我成不了诗人，但不妨碍我有一颗诗心。

人，之所以为人，毕竟是有智慧有思想有追求的高级动物，太实际了。没有业绩是小事情，离栽跟头的日子、离当悲剧的日子不远，可是大事情。

人，毕竟生活在物质、精神、文化三种阶层里。一味迷恋于物质世界，迷恋权钱色，这精神世界迟早会出乱子的。是啊，物质世界假如没有精神世界、文化世界的参与，那么用金钱获得权利和性，用权利获取金钱和性，用性获取金钱和权力，这社会也就乱的一塌糊涂了。我想，就像一只没有方向的蚂蚁，随即会开始改变命运的，会陷入了重重的危机中。

人在低处了，精神世界、文化世界不能在低处。仰望星空，那里有许多先辈大师闪烁着“真、善、美”的光芒，穿过时间的浓云，吸引着一代代人的目光。鲁迅和卡夫卡就是其中的俩位。就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没有思索和悲哀的地方，就不会有文学”，文学家“对社会永远是不满足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鲁迅的许多作品其实并没有什么崇高的英雄人物，但却有一种深沉的内在崇高力量牢牢抓住我，使我不得不为之倾倒。卡夫卡说：“很多人把作家写成一个脚踏大地、头顶青天的伟人。事实上，作家总要比社会上的普通人小得多，弱得多。因此，他对人世间生活的艰辛比其他人感受的更深切、更强烈。对他本人来说，他的歌唱只是一种呼喊。艺术对艺术家来说是一种痛苦，通过这个痛苦，他使自己得到解放，去忍受新的痛苦。”显然，就我而言，称不上作家。但这《荒原春》办报一次风雨，一次办报，就是“去忍受新的痛苦”。诚然，我还是“痛，并快乐着”。所以，我还是奉劝自己，就站在属于自己的位置上，不断地展示内心世界的丰富内涵，给沉闷的空气以清新，每日拭亮一个太阳，用大自然的琴弦，奏响自己喜爱的心曲。关于卡夫卡的这段话及后面的感想，是2002年1月26日的日记所写，我在这里之所以引用，因为我想，这种力量来自作家自身的人格。正是这种作家人格的魅力影响着并在一定条件下决定着艺术的永恒魅力。如果说文学是一个生命物的话，它是有气数的，我只是希望自己的文学生命健健康康，它存在的每一天都可以活得很健康，就像一个人的生命一样。干了一点事情，说明我还在追求着。我不仅没有完全被世俗所风化所消失，而且以昂扬的虎狼的气势前行着。这应该是最大的收获了。

人在低处，纯真的心，也羡慕高处啊！其实，低处、高处都一样。不一样的是看你干什么事情，干的事情意义价值如何？因此重要的是干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因为毕竟人的生命很短暂。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体系的价值在于揭示了生命现象的真相，作为现象来看人的生存全部的事实是虚无的。“快乐常常不是如我们想象般的快乐，而痛苦常常是超出我们想象的痛苦”。一切都终将过去，没有任何作为“现在”的东西停留。我现在只想改动一下我所尊敬的诗人叶芝的诗句：“理想，在头顶上缓缓踱着步子，在一群星星中间隐藏脸庞。”是的，我们不少同龄人的理想都是处于这样的状态。我也恨自己不争气。但工作绑着我，使我像个陀螺，停不下来，我生来不是那种很刚烈的性格，不能挥剑斩掉这个职业，然后绝尘而去……正是这种不离不弃，让我辗转于财政与文学之间。在财政财务方面我干了很多工作，也写了很多文章，发表在国内各类重点刊物上。可以说，足够出一本书，但财政具有时效性、阶段性、界限性。加之改革开放前后所写的文章内容自相矛盾和人在低处的缘故，出书既没有高屋建瓴的指导意义，更没有典型示范的实际意义。因而我原计划出一本财政财务方面书的念头打消了，这就是我现在为什么要写长篇小说《财政人辞典》的缘由。显然在文学方面与财政财务就不同了，即便是过去写的文章，若改头换面去发表，也未尝不可。因此，我在这里有必要说明，这本集子里所收的好几篇文章，曾在其它散文随笔集里收录过，但在这里又出现并非重复，而是为了保持和保留这些“年份”和“碎笔”的完整性，故而特意收录在一起。

既然如此，基层工作也好，人在低处也好，哀也好，喜也好，一切释然。我的人生，总有一些生活的细节，需要用来作为插叙。但我始终相信，包括像这样的人，都热爱着低处和文学，如同我也热爱着故乡和文学。这一个共同的爱好，如此美好。美好得让我闭上眼，回想一下渐渐远去的青春，以及在大地上行走的青春印记，回想一下所有在《荒原春》上曾经发生过的人和事。令我坚定信念，举起生命的旗帜，昂起激情的头颅，迈开行进的步伐，扔掉世俗的腰带，不断地亮出生命的精彩来。

是的，如果春天的雨声被收住，天空缓慢放晴，地气开始在太阳光之下上升，《荒原春》精神世界，虚幻而又真切地会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所以，我还是始终认为，人虽然在低处，但志不能低、梦想不能低、精神世界不能低。人可以最渺小，但事情不能渺小，纯真不能渺小，价值不能渺小，追求不能渺小，精神不能渺小，品位不能渺小，成果不能渺小。这人在世上来一回，这官不做，但做人一回，不也光彩照人嘛！

人在低处，成绩不在低处。在无数纯真的年代里，有杂志伴随、有文学伴随，此生足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