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屋原本不老。

三十年前，村子里落成第一幢一楼一底的八间砖瓦房。

苍翠的柑橘林掩映着白墙、青瓦、朱红的木窗、透明的玻璃。房前有一宽敞、用水泥硬化得平平整整的地坝，地坝干爽、整洁，找不到一星半点的枯枝败叶。地坝的边缘砌有花台，山野里最寻常的花经过姐姐的手便增添了不少姿色，桃花还未谢幕指甲花已迫不及待地登台，野菊花还未收起笑脸蜡梅花已悄悄地献上花蕾。

村口，上山下街的村民都会停下来，指手画脚地谈论我家的新房。甚至给哥哥提亲的媒婆也换了一批又一批。

我家原是四间土墙屋，除去堂屋、灶屋，一家五口挤在两间睡觉的屋子里，农村人称之为房屋。一间房屋放两架木床，床上横一块宽大的木板，这就是衣柜，家人的衣服整齐地码在上面。房屋里还会堆放些刚收回的洋芋或红苕，时间长了，偶尔会散发出一股腐烂的味道。另一间是姐姐的房间，从小就喜欢画画的姐姐把打烂的瓷碗敲碎，在地上镶嵌一朵半间屋大的花朵。

家里是母亲当家，父亲早已顺从了母亲的安排，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建新房是父亲一生中作出为数不多的决定，也是最有成就的决定。

爷爷早逝，年幼的父亲当过砖瓦匠，烧过砖窑。

压砖是力气活，不善言辞的父亲费很大的劲教会了我们家四个徒弟。黏土加水踩松软、糍糯，揉面团似的分成大小合适的方体，憋一口气，双手举过头顶，用尽全力掼进模框，将装有钢丝的弓顺着木盒轻轻一拉，砖丕横平竖直。

烧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技术活，窑匠怀惴着一窑砖的命运。

柔柔的、暗红的烘火能随意地蒸干砖丕的水汽，金白透亮的旺火窑匠却很难把握。火候不足，砖就夹生半熟一掰就断；火力过旺，砖就歪头瘪脑又丑又硬。这十几天，父亲一言不发，吃饭、睡觉都在窑洞里。

新房落成那天，母亲用一挑谷子换回一盘好几月都见不着影的肥锅肉、一瓶“烧老二”。肥肉下火酒，是当年农村人遇到喜事最高规格的接待。父亲连干三杯，满脸通红。“操劳一辈子，总算为你们兄弟二人找到了结婚生子的落脚点。”那晚，难得一遇的好酒好菜，却不是在为他自己庆功。

后来，姐姐在城里安了家，哥哥南下打工，我也到县城读高中。刚进腊月，父母早早地放下农活，迎接归家的儿女。平日只干粗活的父亲把房前屋后打扫得一尘不染。母亲更是忙得不可开交，挂起腌好的腊肉，贴好大红的对联，缝好得体的新衣。

正月初九，我们都会收拾行囊踏上归途。父母背着背包、捻着袋子送到村口，母亲一个劲地再三叮嘱，父亲铁青着脸一言不发。屋子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多年后，我在城里买房、结婚、添子，早已安乐于温暖舒适的新家，仅靠电话联系着与老屋一起日渐生疏的父母。

六年前母亲一场病变后，我极力要求她留在城里。母亲身体虚弱而态度坚决，“你有你的家庭，同住在一屋会让你为难，你快乐是我最大的心愿。”连自己名字都不能写全的母亲竟然在这件事情上看得这么透。

几经争执，母亲才同意对几十年如一的房子简单装修。楼顶新做了防水，父亲自己重新粉刷了墙壁，安装了热水器、浴霸。虽然在他们眼里，家已经焕然一新，其实它已老态毕现。灶屋的墙壁斜靠在几根粗大的柱子上，地面高低不平，透过窗子斜照进来的阳光也显得有些斑驳。

老屋在，心里便多了一份牵挂。每个周末，我都会携带妻儿回去一趟。父母早早地等在村口。车刚停稳，母亲急切地抱起她的孙子，父亲拎着大小玩具紧紧地跟在身后。没见过禾苗的孙子拉着爷爷奶奶这一对最好的伙伴在田野里尽情地寻找着乐趣。一贯威严的母亲变得和善，沉默寡言的父亲讲起庄稼便滔滔不绝。

旷野里飘浮着此起彼落的欢笑声，透过葱茏的柑橘林老屋的白墙、青瓦格外显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