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每看到如今校园焕然一新的校舍和优美的校园环境时，我就不禁忆起那段在马路乡半坡小学度过的日子。岁月如梭，转眼已有十余载，但往事却历历在目。

   记得刚分配时，我二十岁，正值青春年华。

   怀着满心的期待和喜悦的我一路颠簸来到半坡小学时，已是暮霭低沉的黄昏时候。站在篮球场上环顾四周，在苍茫的红土地上，一栋小平房和一栋土木结构的瓦房相互依偎着，没有围墙，没有大门，给人冷冷清清的感觉。

   走进宿舍，只见屋里摆放着两个破旧的柜子，两条长木凳，一张木床。墙上挂满蛛网，地上、柜子上、板凳上都落了厚厚的灰尘，地上似乎还有鼠类的脚印。收拾完毕上床睡觉时，手一不小心碰到了墙壁，墙上的黄泥巴竟然哗哗哗往下掉，像金屑一般撒在床上。第二天，我去办公室找了一打旧报纸，煮点面浆准备把墙糊一下。糊完矮处，就站在长板凳上糊高处。没想到手不小心碰到了电表后面破了皮的电线，我“啊”的一声就从板凳上跳下来，顿时吓得浑身酸软，瘫坐在地。

   半坡小学的条件虽然艰苦，但我和孩子们相处的时光却很快乐。

   那年我接手教五年级，学生的基础不太好。我耐心地从汉语拼音开始教学，偶尔也教他们唱歌，画画。课余就和学生打篮球，和他们一起在球场上玩闹，一起挥洒汗水和欢笑。偶尔他们还带我去学校后面的山上挖兰花，教我识别什么的是莲瓣，什么是火烧兰，什么是绿兰。孩子们就像一群快乐的小鸟，整个山林弥漫着笑声、歌声和叽叽喳喳的喊话声。

   春季学期，我们筹划着举办学校的第一次“六·一”文艺演出。没有专业教师教舞蹈，就用光碟教。有一位女生极有天赋，我灵机一动，马上选她为小老师，我负责在旁边“一哒哒二哒哒”地喊着，其余学生排在后面跟着她学习动作。孩子们的热情就像充满气的气球那样膨胀，汗水顺着她们红扑扑的沾满灰尘的小脸流下来，冲刷出一道一道长长的印记，可她们乐此不疲。在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充满乡土气息的小品、毕业班的诗歌朗诵、独舞、群舞、独唱、合唱、快板、相声等各类节目都搞得有声有色。

   “六·一”节那天，附近的村民们都赶来看新鲜，整个学校人流涌动熙熙攘攘。孩子们你方唱罢我登场，家长们的掌声此起彼伏。看着孩子们花朵般的笑脸，我们心中也乐开了花。

和孩子们相处的时间虽然短暂，但我们之间的感情很深厚。

   有一次我生病了，几个女生每人凑了两个鸡蛋拎到我宿舍去看我，看着她们关切的眼神，我感动得热泪盈眶。第二年我去进修学校学习了三个月，快结束时听校长说他们居然筹划着要买鞭炮来迎接我，听后觉得他们竟如此憨厚可爱，心里不禁暖暖的。

   周一到周五的热闹，更衬托出周末的静寂。

   周末，是我最害怕的时日。因为离家远，交通又不便，所以周末常常一个人住在学校。白天我就看看书，走出走进。整个村庄是那么安静，没有鸡鸣，没有狗吠，只听得见自己在木板楼上踏出的“咚咚咚”的脚步声和自己的心跳声。到了晚上，天还不黑我就早早的关了门，上了锁，细数着蟋蟀的“嚯嚯”声、狼狗的“汪汪”声入眠。也只有那时我才能深刻体会杜甫二更还静听“雨中山果落”的孤独。有时睡得正熟，忽然有一个凉冰冰的东西从脸上跑过，顿时吓得魂飞魄散，原来是路过的老鼠。多次之后，也就习惯了它们的疯狂。

时间久了，也想到外面走走，也想联系一下山外的亲人朋友，不然我也要变成“不知有秦汉，无论魏晋”的桃源人了。

   进城的话有两条路可供选择——从巴图或江底。我喜欢去江底坐车，因为江底车多一些，到了基本都能走。下江底时是下坡，一路小跑（有些地方路太陡，不跑站不住），需要两个半小时。“陈焕生”好不容易进趟城，见到东西都觉得需要，都想买，回来时负重登山就边走边歇边哼歌，有时途中还会去摘点农家的果子品尝，去捧点甘甜清凉的泉水喝，去刨两个红薯吃，通常要走四个小时以上才能结束这浪漫之旅。

   跟愉快的进城之旅比起来，上山找手机信号的事就显得惊心动魄了。有一次，我听说学校背后的山上有信号了，激动不已，就和一位女同事拿着手机上山找信号。我们一直密切注意着，可走了很久都没找到信号，心里不免有些失望。

   “有了，有了！”

   我们激动地发现手机左上角终于显示出两条小竖线，就忙着拨电话试试，才发现是贵州那边传过来的假信号，心中很失落。我俩就这样盯着手机，边走边聊，不知不觉已走上山顶，可还没找到信号，却看到漫山遍野的蕨苔。当我欢蹦乱跳地去采一丛鲜嫩的蕨苔时，看到蕨树下有一个褐色印花的“大盘子”，原来是一条蛇！我吓得后退了几大步，转身撒腿就朝大路边跑。跑过那座小山头，我们惊奇地发现马路街已近在眼前，于是打算顺便上街买点东西，还可以去马路街打个电话。

   当我们准备返校时，天已近黄昏。在朦胧的月光下，我觉得身后隐约有一团白影跟着我们，我们走它走，我们转身看时它就不动，我们继续走，它又跟上来了，就像上演鬼片一般，我顿时觉得脊背凉嗖嗖的。那“怪物”一直跟着我们走了近百米，才发出“汪汪汪”的声音，原来是条白狗。

   泰戈尔曾经说过:“你的负担将变成礼物,你受的苦将照亮你的路。”是的，只有把每次面临的困境都当做一次磨练自己的机会，遇到困难时都用最真诚的微笑去面对，才能提高幸福指数，才能阳光地生活。

   乡村教师的坚守有孤独，有心酸，也有快乐。人生的路就像一条不规则的波浪线，有平坦也有起伏，我愿意在这条波浪线上一路颠簸，一路欢笑。

荡漾在端午节的母爱

   那年的端午节，迈着轻盈的步伐，终于在我迫不及待的等待中来了！

   清香的艾蒿和清新的苍蒲，一大早，我便和两个弟弟就帮着母亲插在门上。据说艾蒿、苍蒲和大蒜一样，都有消毒杀菌的作用，民间传说，前两者还能辟邪。随后我们又围着房子外围，轻轻地撒了一圈石灰。因为端午节以后蛇虫等多了起来，这样可以防止它们的光顾。

   母亲把前几日浸泡着并已经长芽的蚕豆倒在锅里煮着，还放了一些蒜瓣一起煮。往年还要放一些鸡蛋进去的，今年的鸡蛋前几天被母亲拿去卖了。我们对锅里煮着的这些食物一点也不感兴趣，感兴趣的是母亲亲手包的包子。母亲也似乎看出了我们的心思，她要我哄着两个弟弟，自己去磨面做包子。我从小就是个急性子，不喜欢慢慢等，拉着弟弟们就跑进房间。只见母亲端出一筛子麦麸子，一把一把地抓进石磨里。那麦子皮是前几次母亲磨面煮面汤给我们吃留下的，本来是要留着煮猪食的。

   我疑惑地问她:“妈，你磨这麦子皮皮做什么呀？”

   母亲转过头温和地对我说:“我磨面做包子给你们吃。”

   我这才反应过来，由于去年那场来势汹涌的洪灾，家里的粮食，大都被洪水侵害。

   上一年的端午节，一场洪水掩盖了节日所有的喜庆，整个村子的上空，笼罩着厚厚一层惨淡的阴霾。

   天还没亮，我们就被震天响的雷鸣惊醒。大暴雨整整持续一个多小时。我们村坐落在四面环山的山沟沟里，此刻四山八凹的山洪正像受惊的野马咆哮着冲进激荡的硝厂河。

   都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可是硝厂河沿岸的村民们却常因这条河而吃不上饭。不一会儿功夫，洪水便漫过堤岸，灌进农田。田里的玉米本已在出天花戴红帽了，此刻却一片一片地匍匐下去，更不用说那低矮的农作物了。村民们无助和悲痛的心情，是孩提时代的我无法体会的。

   男人们哭丧着脸，蹲在地上啪嗒啪嗒地抽着旱烟。偶尔在塑料底鞋边上磕一下烟灰，吐一口唾沫，眼睛却默默地注视着洪水一口一口地吞噬着田里的庄稼。女人们则围在一起，有的埋怨着，有的咒骂着，更多的人在抹眼泪。两米多高的玉米杆子，已在瞬间被吞噬。放眼望去，到处都是红色的波浪滔天的汪洋。即使后来偶尔回忆起来，那凶猛的洪水像猛兽一样依然让我觉得惧怕。洪水过后的一年来，村人就靠着山地里的一点点粮食勉强度日。五月端阳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家里哪还有麦子来磨面给我们做包子。母亲已经磨了好几遍面了。她熟稔地拿来筛子，左一遍右一遍细致地筛着，最后也仅筛得一小坨面粉。尽管母亲把盆边上的每一丁点面都抠下来了，也才刚够做三个包子。包子进锅了，我和两个弟弟围坐在锅边，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当热气从锅里喷薄而出时，我们又垂涎欲滴地盼着包子出锅。像等了几年似的，终于等到包子开锅了。母亲把锅盖揭开时，三个红通通蓬松松的大包子出现在眼前，像三座小山丘似的鼎立于锅中。

   锅里只有三个包子，可我们是四个人，怎么吃啊？

   只见母亲先给两个弟弟每人夹了一个，那两个贪吃鬼马上狼吞虎咽地吃起来。母亲又把锅里那个包子夹给了我。

   我说：“妈，你吃。”母亲把包子硬塞在我手里，说她不想吃。我分给她一半，她也不要。在那艰苦贫瘠的岁月里，母亲用她瘦弱的身躯，用她勤劳的双手，含辛茹苦地把我们姐弟拉扯大。这三十多年来，也许这一生，我就有那一次机会吃红色的包子。我含着眼泪慢慢地嚼着，却觉得难以下咽。这三个红包子里包裹着的，分明是母亲浓烈的爱！

——选自《西部散文选刊》微信公众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