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寨，西寨

                                       齐  欣

一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到远离城镇的西寨联中任教。

西寨西寨，顾名思义，西部的村寨。据说这里当年曾是鲁国西部边界的一个营寨，后繁衍成村。可靠与否，无人考证，但它的偏远落后却是有目共睹的。学校不大，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中三年级八个教学班，20名教师，15名民办。仅有的5名公办教师中，一名速师毕业，两名民办转正，一名接班，我是唯一受过正规师范教育的中专生。尽管如此，还是给我安了个小学三年级数学，外带几节副课。

大概山高皇帝远的缘故，报到那天，我一进学校，就被课间活动的学生包围了，一直跟到办公室，把办公室门口堵了个水泄不通，并听他们窃窃私语：“嘿，新老师！”“大学生，你看，戴着眼镜。嘻嘻！”校长板着面孔，吆喝牲口似的大声喝斥半天，他们才讪讪退去。然后吩咐：“快给齐老师拿盅子来。”我吓一跳，心想，还能刚进门就喝酒不成？后来方知，此地管茶碗叫茶盅，简称盅子，而非我们那里喝酒的酒盅；管烧水的壶叫吊子；让人喝水则说“喝喝”。而在我们那里，只有小孩吃奶才说“喝喝”。真没想到，两地相距才几十里，竟有如此多不同。

这里的校舍并不破旧，老师们对我也都很客气，然而不知怎么回事，我就是打心里觉着别扭。静心思之，首先是这里没有任何文体设施，哪怕是一副破篮球杆，一个垒砌的乒乓球台，或一架老掉牙的脚踏琴都没有，更谈不上图书室什么的了，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让学生全面发展的。其次是中午十二点四十才放学，吃上午饭要到一点。再就是没有伙房，吃什么都得自己上街买，交给校工做。而校工是位老实巴交的回族青年，对做饭显然并不在行，加上学校为了省钱，买得煤质量很差，烟熏火燎，饭菜口味也就可想而知。还有电不正常，晚上想看书学习没有电。因为只有我一个人住校，偌大的校园到处黑古隆咚，就像张着大口的狰狞魔鬼，随时要把我吞噬，吓得我一到晚上，蜗在宿舍不敢出来。而到了半夜，该睡觉了，电灯却亮了，当地村民把这种送电方式叫作“照光腚电”（后来这种情况有所改善）。

如果说这一些都能将就，最让人难以容忍的，是这里的教学质量。教学条件和师资力量的双重薄弱，导致了这里孩子的学习成绩极为低下。许多该会的东西不会，会的那一部分又不规范，需要从头把着手纠正。而纠正一项不正确的知识，有时比教一项新知识还难。当一个简单的问题连讲数遍，学生仍呆若木鸡的时候，这些规规矩矩坐在面前的孩子，给你的印象绝不是什么“可爱的花朵”，而是一段段木头。

有一个细节颇能说明问题。我第一次上课点名，当点到末尾一个字叫“莲”的女生时，一连念了三遍，都无人应答，看座位又一个不少，我非常纳闷。后来才知道，当地习惯把“莲”读成儿化韵“莲儿”，包括老师在内，所有人都这么叫，久而久之，谬误成了正确，而正确则成了谬误。

还有一件事印象特深。那是我刚到西寨联中不久，学区领导组织听课。校长可能想借此机会，察看一下我的教学水平，就报了我。别看我刚师范毕业，上师范之前，却已经有了几年的从教经验，且自以为教课还不错，也正想露示一下，所以乐得接受。我精心备课，精心设计教案，对讲好这堂课信心百倍。上课铃响后，我尾随鱼贯而入的学生走上讲台，刚说了声“同学们好”，孩子们不仅没有回答“老师好”，反而都希里呼噜钻到课桌底下去了。我大惊，不知这是行的啥礼节。仔细一看，孩子们是在争先恐后拣废纸。原来老师曾经告诉他们，只要有陌生老师来学校，一定是检查卫生，要赶紧把丢在地上的废纸拣起来。等把秩序维持好，早已过去五分钟。不用说，我精心备的课也讲砸了锅，想在领导和老师面前露一手的计划只好告吹。

晚上，我独自躺在学校后院宿舍的木板床上，看着从窗户射进来的月光，听着村头池塘的蛙鸣，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使我辗转反侧，难以成眠。许多表现一般的同学都分到了好学校，而连年都是三好学生的我，却分到这么个破地方，到底怎么回事呢？看来社会这部书比我们在学校学的数理化深奥多了。不行，我不能甘受命运的摆布，在这里待一辈子，我要找同学程镇林，让他通过在公社党委当常委，且分管文教的姨夫，想法把我调出去。

二

怀着郁闷，硬着头皮，我开始了办公室、教室、宿舍三点一线的教学生涯。

尽管对这里的好多地方看不惯，尽管我去意已决，但我清楚我现在的身份。我是一名人民教师，从事的是“太阳底下最神圣的事业”，担负的是教书育人的重要职责，只要在这里做一天和尚，就要撞一天钟，而且还要撞好，不能有丝毫懈怠。一是刚正式参加工作，要给大家留一个好的印象；二是听说每学期末都要统考，按成绩排队，落到后面丢人。新的课程务必教好，欠缺的知识尽量弥补，遇到错误随时纠正。至于成绩嘛，能提高多少是多少，真上不去也没办法，我问心无愧。

想明白了，心里亮堂了，工作起来就有了劲头，也不再像刚来时苦闷彷徨。也许慢慢适应了的缘故，所有的不顺心都变得习以为常。而和孩子们打交道多了，也才真正了解他们：这些孩子除了学习不尽人意外，也有许多可爱的地方。他们就象路边的小白杨一样朴实，心地像山泉一样清纯：

教室窗台上的花被糟蹋，花叶散落一地。上下两组值日生为了追究责任，吵得面红耳赤，找老师评理。老师通过调查，找到罪魁祸首，原来是麻雀作祟，他们胀鼓鼓的小肚皮才消了气。

有的调皮男生犯了错误，你批评他，批评得吧嗒吧嗒掉眼泪，扭个脸花就忘了，见了老师仍笑嘻嘻地问：“老师，你看画本（连环画）不？我有好画本。”

村里百年不遇放一场电影，就像过节。孩子们高兴得欢呼雀跃，连晚饭都顾不上吃，太阳老高，就搬着小板凳，去“给老师占地方”。

老师生了病，正躺在床上休息，忽听门外传来叽叽喳喳的声音：“你先进”，“你先进”。屋门一下子被撞开，几个男生闯进来。有的手里攥着一个鸡蛋，有的捧几个不知从哪里弄来的核桃，有的端一帽壳红枣，怯生生来到老师床前，问：“老师好了啵？”然后胡乱放下东西，一溜烟跑掉。

班主任张老师对我真好。她虽然只有小学文化，但在管理学生方面很有一套。每当我着急发火的时候，她总是老大姐似地宽慰我，为我介绍每个学生的性格特点，教给我许多管理学生的方法。

代课老师小云更是没说的。我扔在脸盆的衣服经常不翼而飞，过两天又悄悄回到床头，不过已经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

老师中我最讨厌大老裴，就是那位速师毕业的公办老师，好喝酒，一听说有酒场，眼珠子就放光。一把花生米两张豆腐皮喝一顿，一碗大白菜也喝一顿。每天中午，都是他撺掇，在学校吃午饭的几位男老师每人凑几毛钱，上街买两个现成的佳肴，再做两个，办公桌一围，就喝起来。我挂着学习，不愿意参加，他还不高兴。大概酒精中和了他肚里的墨水，知识却少得可怜。有一次，他正上着课，跑出来问我：“齐老师，‘未必’这个词怎么造句？”让人既可笑又可怜，真不知年届半百的他，这些年是怎么混过来的。这样的老师，不误人子弟才怪。

教课之余，我也偶尔逛逛街。别看西寨偏远，却有上千户人家，是这一带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里不仅设有管区机关，而且还有三个人的供销社，两个人的卫生所和一个人的信用社。可能猜出我是新分来的老师，都吃皇粮的缘故，供销社两位在村民面前高傲得像公主的售货员姑娘，都用异样的目光打量我，里面除了探究，更多的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的亲近。

明朗的月夜，我来了兴致，也会独自一人去村南的大汶河散步。漫步在高高的河堤上，望着浮金跃银滔滔西流的河水，我心潮澎湃，思绪万千。大汶河，伴我从懵懂少年成长到今天的大汶河，给我留下多少美好的记忆！儿时眼中汶口拦河大坝之上的大汶河，水波潋滟，横无际涯，俨然一座浩瀚的湖泊；下午放学之后，我和家住河边的小伙伴去河里逮鱼虾，小伙伴搭眼一看，就知道水洼有鱼无鱼的本领，让我艳羡得张大嘴巴；高中时代，无数个午休时间，我们一群风华正茂的同学结伴，去河里游泳，体验“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壮志豪情；而席坐于浓荫蔽日的河畔柳林，听鸣蝉唱晚，看古渡荡舟，也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我喜欢大汶河如画的风景，更欣赏大汶河不随波逐流的个性。

再转过身来，回望月光笼罩下的西寨，房舍幢幢，灯光点点，就像静静的港湾停泊着一片小船。每只小船都承载着一个家庭，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离合悲欢。而生活，又多像眼下这不舍昼夜的河水，起起伏伏，奔腾不息……

不知不觉到了期末，一年一度的学区统考就像无法躲避的瘟神，终于降临。这一年统考特别严格：学生单人单桌，老师交换检场。考的是学生，更是老师。考前提着一颗心，对学生千叮咛万嘱咐，不要粗心大意，不要早交卷，要尽最大努力发挥，做完反复检查；考后忐忑不安，等待统考成绩下达。公布成绩的时候，我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我教的三年级数学，平均成绩只有76分。我沮丧地偷窥校长，奇怪的是，竟未从校长脸上看出丝毫的不满和愠色，相反却溢满得意与喜悦。原来，就是这区区76大分，不仅在全学区20个平行班中名列第一，而且高出第二名17分之多。我的天空又一下子变得阳光明媚，鸟语花香。接下来迎接我的，是老师和家长赞赏的目光，还有学校的嘉奖，尽管奖品只是一张带镜框的奖状。

三

春节之后，初三数学老师有病，我一跨五个年级，改教初三数学。大汶河畔的岸柳又披上新绿，我也摆脱了初来时的别扭和压抑，步入轻松愉快的时光。一件件温馨而美好的往事，让我陶醉，令我难忘。

下午课外活动，小云和张老师组织学生去大汶河春游，邀我参加。我当时正给学生批改作业，对她们说：“你们先去，我改完作业，去河边找你们。”没想到一忙起来就丢到脑后，等把作业批改完，也到了下课时间，结果没去成。小云老师见到我说：“你不知道，那天下午在河里游玩，我往村口方向看了多少遍。你不去，我觉得一下子没了意思。”

六一儿童节，公社教育组组织文艺会演，我的文艺特长得到发挥。我与另一位热爱文艺的刘老师和大队辅导员一起，组织排练节目，迎接会演。小云老师只要没课，也来帮忙。那段时间，每天下午课外活动，校园里歌声阵阵，锣鼓喧天，好像过年。我带来的手风琴也派上用场，我除了担任手风琴伴奏，还表演手风琴独奏《北国之春》。紧张排练一个月，工夫不负苦心人，我们的演出在全公社数十个参赛学校中一炮打响。尤其我编剧的小品《龟兔赛跑》别具一格，博得满堂喝彩，名不见经传的西寨联中一下子出了名。当我们抱着优胜奖匾回到学校时，全校师生夹道迎接，掌声雷动，俨然将军班师凯旋。然而小气的校长给我们几位老师的奖励，仅是每人一个一块钱的塑料皮日记本而已，而且没有小云老师的，理由是她帮助排练纯属自愿，非学校安排。我替她鸣不平，把奖我的日记本转送她，她不要。我再三声明，这是我个人的心意，与学校无关，并在本子扉页上题字留念，她才收下。

晚上，喧闹一天的校园沉寂了。我独自在灯下备课，小云老师来了，或帮我批改作业，或相对而坐聊天，或我拉手风琴，她唱歌。或许她知道了我请求调动的事，或许她有一种本能的预感，知道我不会在这里待长久，一天晚上，我们正聊着学校和村里发生的事情，她突然叹口气，有些伤感地说：“人要是没有分别，能永远在一起多好！”我的心为之一动：多么重感情的姑娘，多么好的女孩！对于姑娘的心思，我何尝不明白？尽管我是那么渴望有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然而我却有我的苦衷。所以我既不能向她示爱，又不忍心明确拒绝，只能虚与委蛇，好言抚慰。人生的道路非常漫长，何去何从，只能由生活作出抉择。任何不负责任的表白或者承诺，不仅是不道德的表现，而且对对方也是一种伤害。我调大汶口镇中心小学之后，小云姑娘还专门找过我。知道我爱好文学创作，专门买了一套绿色封面的《文学描写辞典》送我。

忙碌中不知季节变换，转眼到了暑假。此时的我，早已经忘却了要求调动之事，一纸调令却不期而至——调我去家门口的大汶口镇中心小学任教。我原以为是程镇林姨夫起的作用，一了解却不是那回事，是“六一”文艺会演显露了我所谓的文艺才华，调我担任镇中心小学大队辅导员。在别人看来，这应该是一桩求之不得的美差，然而面对调令，我却怎么也高兴不不起来。以前想调动调不成，现在调成了，我又舍不得走了。一年的西寨生活，使我不仅适应了这里的一切，包括初来时的种种别扭，而且对这里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我留恋这所学校，留恋这里的老师，留恋这里的孩子，留恋这里的一切。于是，我又一次托人做工作，让我继续留在西寨联中任教。原以为问题不会太大，因为老师们都愿意离家近，更愿意在相对繁华的城镇工作，而我的舍近求远，无疑为这些老师调动提供了方便，也给领导照顾关系留出了空间。然而不知怎么回事，托了好几个领导，都没成功。可能领导真把我当成了人才，认为我是镇中心小学大队辅导员的不二人选；也可能领导觉得，这样的调动，于我本人而言，无论如何也是件好事，即便驳了关系人的面子，也不会有怪意。

校长和老师们为我调走深感惋惜，全校老师凑钱，置办宴会，为我送行。这就有了大老裴的用武之地。他不顾天气炎热，自告奋勇，骑车去十里路外的马庄集买菜，回来后又亲自掌勺，围着火炉烹炸炒炖，忙个不停，把整个上衣都溻透了。望着他辛苦忙碌的瘦高背影，我心里突然产生一种深深的感动，对他的成见早无影无踪，甚至觉得他也是那么可爱可敬。是的，从他身上，我懂得了怎样看人：人都有缺点，也都有优点，要学会包容。世界就像百花园，少了哪一种颜色都不完美。

宴会上，校长历数我来西寨一年的成绩和贡献，说了不少“条件有限，照顾不周”之类的客气话，并再三要求我留下对学校工作的意见。他的态度那么诚恳，话语那么亲切，感动得我不知说什么好。想到就要与这些好人分别，我的眼睛湿润了。

当天下午，我离开了西寨联中。日记上记的是：1984年8月7日。

西寨联中，是我师范毕业的第一站，也是我人生的新起点。正是在那里，我完成了由民办教师到公办教师的身份转换，开始了我的公办教师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