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向雄散文

父爱，流溢在沟壑纵深的黄土高原

每当从书中，或者电视里看到有关父亲的片断，总有一股难言的滋味在心头。

父亲是个精明的农村基层干部。在我的记忆里，父亲总是对子女疼爱有加，记得有一年冬天，天气寒冷，父亲接到公社通知，要他到县城开会。因为有手扶拖拉机坐，我嚷嚷着要去看看县城的花花世界，一向严厉的父亲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竟在母亲的劝说下，答应带上我。没料到的是，手扶拖拉机在半道抛锚，一时难以起程。为了赶时间，父亲二话没说，背起我就走，近四十华里的山路，他一步一步把我背到了县城……

高中毕业后，当时学习成绩并不好的我经过亲戚的帮忙，去了省城一家民办院校读书。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加上腿脚不方便，父亲执意要送我，并再三嘱咐我好好做人，努力学习。

因为路线不熟，父亲第二次来学校看我时，竟然在西安坐着公交车转了大半夜，等到父亲浑身湿淋淋地站在我眼前时，已是凌晨一点。

父亲出生在上世纪40年代末的一个小干部家庭，小的时候，由于爷爷在外工作，难以照顾家里，父亲经常一边上学，一边帮着当教师的奶奶做家务，代管当时年龄尚小的姑姑们。长大后，虽然家中发生了一些变故，但父亲还是凭借着自己的能力与实干的劲头，从一个毛头小伙奋斗到了公社牧场场长、林场场长、村主任，一直到村支书，他一步一个脚印，为村人办了不少好事。直到离任，父亲的为人、做事，还在方圆几十里的范围内传颂。

金秋十月，我带着家小回到了许久没回的家。父亲高兴地一手拉着孙子，一手牵着孙女，满院跑，像个老小孩。那阵阵爽朗的笑声，不时流溢在沟壑纵深的黄土高原。

父亲常说：做人要直，做事要实。这些话，如同镌刻在我的内心，时刻鞭策着我，催促着我，让我在我人生的道路上，走得更加坦然，更加踏实。

无论是以前的学习中，还是现在的生活工作中，父亲总是默默的支持着我，帮衬着我。那一丝感动，那一缕温暖，像春日里温馨的暖阳，拂过我的内心。

那个男孩叫顺顺

正准备去单位上班，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响起，三姨用悲怆的声音颤巍巍地告诉我：永胜家的独生子顺顺殁了。

接过电话，我呆呆地坐在沙发上，怎么也不相信是真得，一个刚刚正值青春年华的18岁生命，怎么一下子就会没了呢？

当我急匆匆赶到时，眼前的一切让我震惊：色的花圈已在瘦小的院落里摆满，一声声凄凉的嚎哭在小院上空漂浮。有哭孙子的爷爷、奶奶，有哭侄子的姑姑、婶婶，有哭外甥的姨娘们。哭声最惨的当属顺顺的爹娘——永胜夫妇。撕心裂肺的哭声，顺着空气喷涌而出，凄凉的空气中，向着周围蔓延。

中午时分，顺顺的遗体在一片哭泣声中装殓完毕。一阵炮响之后，顺顺的灵柩伴随着亲人的哭喊声和送葬的车队回到了老家。

下午2点左右，顺顺的灵柩被拉到一个叫老林湾的高山上。下葬的时候，永胜夫妇不顾亲友们的搀扶，疯了似的扑向墓坑，拼命地抓土。那凄惨的嚎叫，一次又一次，传到了对面的干瘪的茆梁，传到了更远的荒原。

顺顺曾经是一个聪明乖巧的英俊男孩。小学时，我曾担任过他的班主任。那时，顺顺还负责班内的一些事务，学习成绩也不错，因为是同村又是同宗的缘故，我对他关爱有加，他对我也很是亲近。随着工作的调动，对他的了解也慢慢少了许多。后来听说他考取了县里的一所中学，我倍感欣慰。可是，让我再一次见他时，只是眼前这座孤零零的坟茔。

看着那一堆堆燃起的纸火，满天飘洒的纸钱，我心里默默地祈祷：顺顺，愿你在天堂，拥有一个灿烂的人生！

一条岁月的路

一九七八年，那年我七岁。

上小学一年级的我，每天放学第一件事就是拿起小䦆头走在老屋前的那条小路去砍柴。砍柴的活计是相当累人的，几䦆头抡下去，汗流浃背。每天砍一次，这是我雷打不动的任务，一定要完成，否则家里会因缺柴火而耽误，进而误工被扣去工分。

那时候，我常想：小路什么时间能走驴车就便捷多了。

后来，小路果然被修成了驴车路，我也放下了背绳。放学后，只要赶着驴车去拉柴或拉别的什么东西就行了。自从道路拓宽，农人耕种收割比以前方便多了。

再后来，老屋前的那条路变成了一条又宽又长的土公路。我也要去县城念书了。临走时，我还特意去看了看那架陈旧不堪的架子车。那时，每次去学校，总要早早到公路边去等每天只有一次的班车。大约在午后，班车在村头拐角处一露头，路边拿东西的大叔，背书包的学生，抱孩子的婶子……一窝蜂拥到车窗前去买一张七毛钱的车票。一阵吵闹之后，班车拉着满满一车人，在一股股尘土的笼罩下开走了。

现在，那条尘土飞扬的土路，早已变成了一条宽阔平整的柏油路，通达四方。走在道路上，你来我往各行其道的小轿车，欢快地穿行着。正如三十年的沧桑时光，如梭，如流。

小镇，我永远的家

小镇很小，只是设在小村的镇政府机关驻地所在，是生我养我，更能让我最终“魂归”的地方。这里东西南北不过二里地，用村里人的话说就是“股蛋大的小摊摊”。

记得小时候，放学不回家，总和几个调皮的小伙伴一起，躲过小镇邮电所老刘头的“毒眼”，悄悄地爬上窑畔，弯着腰，顺着小道，先走到半山腰，钻进本村樊爷爷家放杂物的小山窑里“折腾”一番（挨打受骂那是后话了），然后手拉着手爬到顶上，也不做什么，也不敢做什么，因为稍微有大的“闹腾”就会掉下去，缺胳膊少腿是肯定的了，那时娘老子可不哭死了？我们几个小伙伴只是坐上一阵，脱下破衣衫不停得挥舞，扯着嗓子乱喊，直到山底下的某家大人发现了，才灰溜溜的下了来。如果是夏天，小伙伴们还会一块跳进村里麦场底下的“马阔”（指小水潭）里洗个澡呢。记得那时也有生产队的照枣后生会顺着小道拾脚而上，戴上草帽，坐在山顶上，像哨兵似的看护着周边及远处的枣林……

站在小镇中央，眼见在小镇的拐角，向阳的一个圪崂嶗里，蹲着好几个穿戴整齐，看样子是镇上的退休干部的在下象棋，他们的专注使周围的一切喧嚣都暗然失色。假如遇到逢集小镇更是热闹，农贸市场及街道两旁摆满了各色商品，服装针织，烟酒副食，针头线脑，瓜果梨枣，应有尽有，各种口音的吆喝声，嘈杂声响成一片，各式车辆来来回回穿梭在小镇那不宽也不长的街道上，有时还需要交警临时维持秩序呢。

有山有水是宝地。小镇上的人的行色匆匆，似乎把这里的一切，都习以为常，或工，或农，或商，众人万象，为家，为生活。不管机关厂矿，还是学校医院都已融入了小镇，汇成了一股股为小镇服务的清流，向前轻缓地流淌。每个在小镇生活的人，最终会变成这里的一部分，就像大山一样宽厚，也像黄河一样豪放。

然而，就是这个不起眼，让人戏称“股蛋大小”的小镇，让我总是想着，念着，因为，这里才是我永远的家。            

我的纯真在初中

三十年过去了，发生在初中时的事情，很多事情都记忆如新。

那年，瘦弱的我跟在班主任康老师的身后，怯生生的走进了一间不算太旧的教室，成了初中三班的一员，恍惚间开始了我的中学生活。

我的同桌梁晓华，是一个长相恬静，爱打扮的城里姑娘。一个是来自乡下的农家子弟，一个是漂亮娇气的城里人，她笑话我是乡巴佬，我说她是娇气鬼。就连位置也要拿老师丢弃的粉笔头划清界限呢！现在回想起来，嘴角仍然忍不住拂过一丝笑意。

当年，我们的三班，在初中部是非常有名气的。在我们班里，城里干部子弟较多，其中县长，局长，主任的子弟或亲戚大有人在，调皮，捣蛋在所难免，甚至，打架斗殴，连学校领导都头疼。好在班主任康老师恩威并施，班级风气逐渐好转。班内的同学关系一天天变得融洽起来，不管是城里的通校生，还是乡下的住校生。男女同学再不会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事争吵，同学之间非常团结，要是某位同学与班级以外的其他人发生冲突，我们班就会一致对外，绝不含糊。在同学之间的友好相处中，出现了不少诸如：“奔”，“白脸”，“黑妞”，“红喇叭”，“黄毛”等等善意，亲切的绰号。

冯奋，是我们班里的“头”。他是转学过来的，年龄最大，性格豪爽讲义气，懂得又多，自然成了我们的老大。听说这家伙，当年竟然在他住的“小黑屋”里为班里好些同学提供过谈情说爱的方便呢，至于是否充当过“电灯泡”，那就不得而知了，也许他自己也深陷其中吧。

东子，当时是班里的语文科代表。因为有共同的爱好，一来二去，我们成了好朋友，此君家境较好，他老爸又是县城一公司的经理，时常接济我等一众乡下同学。那时我拿洗衣粉洗头的时候，他已经在用洗发膏了。他绿色的长肩军用挎包，让我着实羡慕了好长时间。

虎子，从认识以来，虎子身材较瘦，长脸，性格较温顺。他出身领导干部家庭，父母好客，所以我时不时的去他家蹭饭。虎子爱干净，每到他家，发现他的书桌和床铺都整理的一尘不染，就连小台灯也擦得锃亮锃亮的。

记得我们这一群来自农村的住校生似乎在当时都有一种同病相怜的感觉。一起吃饭，一起打水，同炕而卧，谁要是带来好吃的，不用说，人人有份。朴实厚道的吕东鹏，讲义气的冯卫忠，衣着整洁讲卫生的刘海伟，不善言谈的同乡鲁长安，学习优秀的杨军民，个子不高的杨春强，爱开玩笑的张衡，工作负责的号长刘勇……他们当年的样子，至今留存在我的脑海中。

初中生活已经过去了很多年，现在回想起来，那段经历仍然像一坛白酒一样，愈久弥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