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城堡鏖战

杜清湘  黄万里

山城堡战役是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于11月由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亲自部署，彭德怀前线指挥，一、二、四三个方面军联合作战，建国后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及授予元帅、大将、上将军衔的40多位红军将领共同参与，在宁夏海原、豫旺和环县山城堡一带与国民党军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决战取得全面胜利的一次著名战役。下面，笔者收录了杨得志上将、魏洪亮少将、邓克明少将回忆山城堡鏖战的故事，以飨读者。

杨得志（开国上将，时任红二师师长)：这是11月21日的下午。冬天黑得虽早，但尚未消尽的残雪仍将山城堡映得十分清晰。三个方面军的参战部队将敌人团团围住，同时从不同方向发起猛烈地进攻。

我正在山城堡西北面同四团团长罗华生、副团长胡炳云指挥战斗时，通信员来报告，说五团被敌人的火力压在山下，攻不上去。我急忙赶到五团，见那山虽不高，但位置重要，是敌人逃跑的必经之路。山上的敌人利用几座炮楼控制着这个制高点。他们用轻、重机枪，严密封锁了五团进攻的道路。曾国华和陈雄见我来了，有点发急地说：“师长，我们伤亡很重！”仗打到这种时刻，战士们容易冲动，指挥员又最容易受部队情绪的影响。我又仔细地观察了一下地形和敌人的火力网，对曾国华和陈雄说：“把大部队收回来，派小分队迂回进攻，先敲掉敌人的炮楼。不过时间要抓紧，不能耽误全军的进攻。你们看怎么样？”

他俩没有回答。

我又说：“你们分头下去，一定要把部队的情绪稳住。告诉大家，谁急躁谁就要吃亏！”

他俩仍然一句话没说，向我敬了个礼，便飞快地走了。

激战时刻，这种上下级心照不宣的情况是常有的，而那种“首长放心，我们坚决完成任务！”的保证，反而不多，因为时间太紧迫了。

曾国华、陈雄走后，我命令配属我师的四师十二团团长邓克明，把他们的机枪架起来，从正面封锁敌火力点，吸引敌人的火力，配合五团的行动。    

曾国华和陈雄带两个连队，分头从两侧迂回到敌炮楼前，以突袭的动作把炮楼给“端”了。部队在浓烈的烟雾中往上猛冲的时候，突然受到设在山下半部的一座地碉的火力阻击，转眼间十几名战士倒下了。当时我正在部队中间，离陈雄同志大约100多公尺，只听他喊了声：“卧倒！”部队便停止了冲击。刹时间，阵地上一片寂静，敌人在观察我们。我瞅了瞅那敌碉，位置很低，我们的机枪射不到它的要害部位，手榴弹又够不到，怎么办？只见陈雄从他身旁的一个战士手里抓起一束手榴弹，飞快地向那碉堡滚去。我喊了声：“陈雄！”想阻止他——一个政委怎么可以这样干！但他好像根本没有听见，继续往前滚，速度之快，动作之灵活是罕见的。这个陈雄，打起仗来，特别在关键时刻总是这样。过去我们，甚至聂政委都批评过他，可他总是说下次一定改，一定改。而今接近敌堡的时候，我见他身子一抬，只高出地面一点点，就倒下了。是负了伤？还是在迷惑敌人？我让身边的同志集中射击进行掩护，好一会儿他仍然不动——经验告诉我，他肯定是负伤了。“你们上！”我对身边的两位战士喊。这两位战士刚跃起身，陈雄就猛地站起来，连扑带爬地靠上了敌堡，我眼睁睁地看到他把那束手榴弹塞进了敌堡的射孔。紧接着就是“轰隆”一声巨响，敌堡倒塌了，我们的战士们冲上去了，但是我们军政双全的年轻政委陈雄同志却再也站不起来了，再也不能和我们一起战斗了！

陈雄同志侧卧的遗体血肉模糊。我搬起他的头，见他的嘴唇依旧是干裂的，裂缝中流出的血是鲜红鲜红的。我想起战前他对我讲的最后一句话：“有硬任务别忘了我们就行。要求不高吧？”他的要求不高。不，他简直没有什么要求！如果说有，那就是用他年轻的生命去换取革命的胜利！我想起了半个小时前他离开我时那无语的神态。我一次发问，一次嘱咐，他都没有讲话，但是他英勇无畏的行动，有什么语言可以比拟，可以表达，可以代替呢！他如果活着回来，我还要批评他不该自己上去，但他再也回不来了，他才二十岁多一点，在激战中身先士卒地冲上去，我能责怪他吗！

陈雄同志，战士们忘不了你，我也忘不了你。只要想到山城堡，我首先就会想到你。是啊，如果说山城堡是一座丰碑，你就是这丰碑上一颗永远闪耀光芒的红星！

战斗仍在继续进行。

我向曾国华交代了几句，便赶紧前往已占领了另一个山头的四团。

一到四团，罗华生和胡炳云同志就接连问我：“师长，你听，山下是怎么回事？”

“是敌人！”我心中判断。

“要不要派人下去侦察一下？”罗华生问我。

我想了想，说：“不要。派两个连冲下去，打！”

当时我没有估计到这个山坳子里，集结了敌人整整一个团的兵力。他们在漆黑的夜里四面受围，懵里懵懂，不知往哪里打，不知往哪里跑，混乱不堪。我们的两个连一冲进去，便混成了一团，由于伸手不见五指，敌我难辨，这个仗难打了。战士的智慧无穷，不知谁喊了一声：“以帽徽为准，打！”因为胡宗南的官兵帽子上都有“青天白日”帽徽。战士们抓住人先摸帽子，有帽徽的便用手榴弹砸。因为在这种场合，枪不能开，刺刀也拼不起来。“砸！砸！砸烂敌人的头！”这就是战士们的战斗口号，这可以说是一场没有枪声的战斗，但它的激烈、紧张程度却超过了炮火连天的战斗。

这个仗一直打到东方发白才见分晓。我赶到现场时，只见山坡、山沟、大道、小巷全是被硬砸死的敌人的尸体。当然，我们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牺牲了很多同志。不少同志是和敌人同归于尽的，有的手里紧攥着手榴弹，胸口里却插着敌人的短刀；有的身下按着敌人，背后却立着敌人的刺刀；有的和敌人紧紧相抱，看起来干瘦的手指，却牢牢地掐着敌人的脖子……这就是我们的战士。这就是我们的光荣，这就是我们的骄傲，这就是我们的胜利。（选自《杨得志回忆录》。

魏洪亮（开国少将，时任红一师十三团政委）：部队忍受着干渴，战士舐着干裂的嘴唇，向北，向北。接着又走了两天，11月19日，来到了环县山城堡附近。两天之后，胡宗南的3个师又跟上来。当遭到我军正面阻击以后，见势不妙，便凭借着山城堡一线山地，顽强固守起来。

21日黄昏，我军开始反击了。参加这次作战的，除了我们红一军团以外，红十五军团、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均有部队参加。按照军团的部署，我们红一师从东向西，攻击敌人防守的一座山。我们十三团，担负师的主攻任务。在我们团的左翼，是红二师；右翼是红四师。攻击发起之前，陈赓师长亲自带领我们到山下去看地形。

敌人十分嚣张。天已经快黑了，5架双翅膀的飞机还在空中转。我们隐蔽地接近到山下，从望远镜中清楚地看到敌人扼守在山头上，修满了野战工事，摆着对空联络的布板，成群结队的士兵，在山头上走来晃去。他们眼里，似乎根本没有我们似得。陈赓师长拿望远镜向山头上搜索了一阵，又气愤又高兴地向我们说：“看清没有？狗东西很骄横。看来，他们还不懂骄兵必败的道理。”然后指着我们团的突击方向，向我说：“你们突击方向，一共9个碉堡，看清楚没有？”

我说：“看清了。是9个！”

    师长又说：“那个大堡上，竖着一个竿竿，准是电台的天线，那儿可能是敌人的指挥部，估计大约1个团。你看对不对？”

我说：“师长分析得对。”并立即表示，我们团一定把口子撕开，保证完成任务。师长点点头，又嘱咐说：“敌人骄傲，要失败。你们万不能骄傲。刚打过胜仗，不能轻敌。告诉部队，敌人是胡宗南的精锐，准备啃骨头，动刺刀、马刀。今天是夜战。夜战是我们红军的拿手戏，要猛，要机动，要灵活……”

当我们看完地形，返回部队的时候，天已经大黑了。这一晚，特别暗，没有月亮，没有星光，把手伸到自己眼前，也分不清5个指头。部队在运动中，每个战士全凭自己的感觉，全凭夜间行动的经验，向前摸索。

令人焦急的是，我们分两个突破点连扑两次，均没奏效。全团像被突然闸住的洪水，在山下聚集住了。师指挥所的方向，一次接一次发号，要我们回答攻击的情况。我身旁的司号员，一次又一次问我：“政委，怎么回答？”

怎么回答？我用什么话来回答呢？团长不在，全部重担都落在我一个人肩上。已经快深夜了，西北风怒吼，黄沙扑面，山顶上敌人疯狂地向我们射击，我焦急得直握拳头。一面组织第三次攻击，一面想着打响之前师长的话：“这一仗，关系重大，有关全局。这是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的第一仗！这一仗打不好，敌人将会直插定边、盐池，然后威逼保安……”

保安，这是我们党中央、毛主席所在地啊！

突然，黑暗中传来个声音：“魏洪亮在哪里？”从这熟悉的声音，我立刻听出来是陈赓师长来了。

师长拄着根棍子，迈着伤残的腿，走到了我近前。他大概从我说话的声音里听出了我的焦躁不安，便沉静而温和地说：“不要急嘛，研究一下，原因在哪里？”

我略微平静了一下，把两次突击的情形，向师长作了报告。师长立刻指出：“天太黑，地形不利，这是原因。你们从两处一起突，也是可以的，只是忽略了加强主要的突击方向。马上把预备队调上去，加强第三连。全团的火力，集中支援第三连。”

正在重新部署的时候，三连连长王茂全同志跑来报告说：第二次突击中，他们连的司号员摸上去了，并且一直摸到敌人的碉堡地下，他没有手榴弹，又不见后续部队，只好摸了下来。

陈赓师长一听，说：“这个司号员很勇敢，很有办法，这次要他带领突击班。”

三连的司号员来到师长跟前，听说要他领路，把铜号往身上一背，说：“行！我保证把突击班带到碉堡跟前。”

师长摸黑抓住他的手问：“我听你像江西人，是吗？”

“是！”

“好，走过金沙江大渡河，跨过雪山草地的英雄，你是会把突击班带上去的。”

任何一次突击的成功，因素总是多方面的。我们正调动火力的时候，四师十二团团长邓克明同志，带着三挺重机枪，路径我们这里。他听说我们两次失利，正组织第3次攻击，立即向机枪手命令：“把机枪统统架上，配合攻击！”

这时，虽然第三次突击还没开始，但是我已确信不会组织第4次了。师长亲临指挥，兄弟团主动支援，又有英雄的司号员同志带路，使我充满了信心。

一切准备妥当，二十几挺机枪一叫，三连连长王茂全喊了一声：“冲！”一挥马刀，带领部队飞上山去。

我也随着突击连的后边，跟向前去。

几分钟后，胜利的号音在山头响起，成功了！这几分钟之内的激烈战斗，是任何人看不见的。我们全团每人有一把马刀，突击队上去后，敌人也从工事里跳出来。混战激烈的时候，战士们一只手提刀，一只手往前摸，只要摸到人头上有个“圆巴巴”（反动派的帽徽），顺手就给一刀。一刀下去，不管他死活，又去摸另一个。

敌人开始拼命顽抗，几分钟后，变成拼命逃跑了。我登上山顶，敌人已经溃退到山腰了。就在这时，陈赓师长派警卫员跑上来，口传他的命令：追！追！追！

陈赓师长在战场上下达命令明确、简洁，这三个“追”字，此时此刻，比任何字句，任何语言都有力，我立刻照样传下去：追！追！追！

战士们如出山的夜老虎，挥着雪亮的马刀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猛追，紧追。我们这个团，班，排长以上的干部，绝大部分是老红军战士，他们熟悉夜战，更善于追击，毛主席“敌退我追”这句话，是人人领会贯通的。班长带一个班，排长带一个排（有的只带一个班），横冲直撞，插到敌人当中去，跑到敌人前头去。

胡宗南的所谓“精锐”，白天打阵地战还有一套，可是，夜战碰上红军这些夜老虎，他们就连绵羊也不如了。特别是被冲垮以后，兵离了官，官没了兵，完全变成了散沙一把，乱石一堆。有的士兵知道红军的俘虏政策，跑一阵，跑不动了，干脆找个坑坑蹲起来；有的夹在人群中，呼呼奔跑，不知天南地北。天亮，一看前后全是红军，把枪一丢，一屁股坐下去，不跑了。战斗结束后，我们回头搜索，拾到重机枪九挺，俘虏三百多名。所有的俘虏兵，个个脸发白，嘴唇出血，他们除了惊吓以外，据说已经是两天多没喝一滴水了。

（邓克明，开国少将，时任红十二团团长）山城堡位于山城梁南端坡头。山城梁东有武家沟，西有大西沟，西南有小西沟。马掌子山屹立在大西沟、小西沟之间，宛若山城梁伸出的一只右臂。敌人四六八团的一个加强营固守的疚子疙瘩，活象这只右臂上的拳头。武家沟，地势异常开阔，双方都忌讳在此用兵。所以，敌人能否守住疚子疙瘩，保住马掌子阵地，关系着战役的全局胜负。马掌子山前段是疚子疙瘩，西为塌山绝壁，正前方陡峻狭窄，只有东侧坡地可供攀登。但是这里正迎山城堡，地势比较开阔，几乎全在敌人的视线之内，这一切，我和二连的同志白天都观察到了。

我们顺着河谷，往小西沟红一师指挥所前进。到了小西沟，天已十分黑了，只见红一师阵地上的战士正在来往调动，大概是在组织新的进攻。我正嚷着要找师指挥所，一步宽的小溪南边传来了陈赓师长的声音。

“你是哪个部队的？”

“红四师十二团的。”

“你是谁？”

“我是团长邓克明。”

“你就是邓克明？”

陈师长没有过河，在那里继续大声说：“来得正好，情况由独立十三团魏洪亮给你介绍。这一回你们拿不下敌人的阵地，我要彭总杀你的头！”

我从声音里知道陈师长十分焦急，我又深知这位老上级不论在什么时候都爱说几句调皮话。于是，我顶撞着:“拿不下来,先杀魏洪亮的头,再杀我的头吧!”师长没等我说完，大声喝道：“快去!”我回答一声“是!”便去找魏洪亮。

魏洪亮是红一师独立十三团的政委，由一位连长叫到小溪边，我们在黑地里互相介绍了职务姓名，却谁也看不清对方的面孔。难怪事后多年，我们还是互相知名不识人。魏政委向我介绍了战斗情况后，我们便商量再攻。我当时考虑到十三团长时间轮番进攻，指战员已十分辛苦，又根据我白天对敌人东侧阵地的观察，提出这样的想法：第一，把十三团的轻重机枪组织到一块；第二，把所有的司号员集中起来；第三，十三团组织几个得力的佯攻小组，从西面向敌人发起“猛攻”，把敌人的火力引过去。十二团与十三团发起“猛攻”时，由东侧向敌人阵地迂回。魏政委同意了我的想法，开始组织机枪手、司号员，准备佯攻。我即刻带领二连沿山坡绕道向山顶运动。半个多小时以后，西面号声齐鸣，枪声大作，喊声连天，整个山谷都被震撼了。敌人把所有的火力都用上去对付十三团的猛攻。这时，我团二连飞速越过开阔坡地，迂回到敌人阵地后面的半山坡上。敌人最前沿的一个排没等得摸清头脑，就被我二连战士缴了械。顽抗在疚子疙瘩土堡的敌人听不见前沿阵地上的枪声，也不胡乱鸣枪壮胆了；及至他们在闪闪的火光中发现红军已经上了山顶。就急忙把火力转向东侧,猛烈地扫射。王永录带领二连，冒着火舌，奋勇冲杀，敌人的枪声又一次稀落下来。随之而来的是闷声闷气的黑夜里的白刃拼杀。王永录同志冲到敌人指挥所，击毙了正在嘶喊着指挥的敌营长。十三团的佯攻，早就变成了真攻，冲上山头。紧接着，又是一阵搏斗拼杀。敌人失去了指挥，伤亡惨重，纷纷举枪投降。有的乘黑夜沿东北山坡没命地溃逃。十二团、十三团战士一鼓作气，一直沿马掌子山背冲杀。至此，敌人在马掌子山的防线全被打破了。

在夺取敌人马掌子山阵地后，我团按原作战计划，发出3颗信号弹，全线发起攻击。这时陈赓师长也上了马掌子山，称一团打得好，并命令我带领全团向山城堡方向追击敌人。

我将二连一个排留在马掌子山清理战场，带领另两个排向山城堡方向追击敌人。当时,敌人丢在山坡上、道路旁的枪支、弹药物资等数不胜数，却不见一个敌人。战士们摸黑搜索着。我带着几个通讯员下了山坡，过了大西沟，沿一条很深的胡同路走上山城梁南端堡头。突然，胡同畔伸出个人头，问道:“喂！前面情况怎么样？”我一时搞不清问话的是什么人，便笼统地回答他:“蛮好啊。”那人咕噜着:“他妈的，那为啥没有枪声了？”我反间道:“你是那一部分的？“畔上人回答:“炮兵连的。”我断定是敌人，装着满不在乎地说:“共军被我们打下去了。你们好好注意前面的情况，我再去看看。”那个敌人缩回了脑袋。我们也立即退下河沟。这时我才明白，马掌子山溃逃下来的敌人，一定沿着大西沟底跑掉了。所以，胡同路畔上的敌人炮兵什么情况也不知道。我同时明白了在我们前面不会再有我们的部队了。返回的路上，我碰上从河谷开来的一、三连，立即命令由通讯员带一连去收拾胡同路畔的敌人炮兵，我带三连协同二连搜山。不大一会，一连回来了，原来狡猾的敌人炮兵已经得知消息，向北逃跑了。

由于与一、四师师部失去联系，我决定部队就近搜山抓俘虏。后半夜，我们把抓到的几百名俘虏集中起来，顺着河谷大道向南进发。

我们在韩山堡附近的路旁小平房前见到了我师政委黄克诚同志。黄政委见我们胜利归来，十分高兴地招呼着:“同志们辛苦了。”并问我们前面情况怎么样？”我说:“敌人向山城堡以北逃跑了,我和你、一师没有联系,就折回来了。”黄政委笑着说:“抓了多少俘虏？”我回答:“好几百哩。那里还有许多敌人的散兵和丢在山上的武器、弹药。”黄政委说:“那你就再辛苦一趟，把那些散兵、武器弹药都搞回来。”他还让警卫连和通讯排把所有的干粮都交给我们十二团。我们把押来的俘虏交给黄政委，吃着干粮，又折回到山城堡脚下。

这时，天已大亮，我们全团出动，在大西沟、小西沟、马掌子山一带继续搜山。大约快到上午十时许，我们把在各个山壕里抓到的几百名俘虏集中在大西沟口的一块平地上。我先向这些俘虏讲了话，然后指着一名拒不投降、继续向我军开枪射击的敌军官，向俘虏大声问道:“我们红军的政策是优待俘虏，缴枪不杀。可是这家伙拒不投降，耍滑头，向红军开枪，你们说该不该法西斯？”俘停虏们不说话。我就向他们解释:“就是说，该不该杀？”俘虏们齐声说:“该杀!”于是，这家伙被我们当场枪毙了。说来也有趣,我那时把“法西斯”只理解为杀人，所以在这里才问对那个敌军官该不该法西斯”。杀了这个坏蛋，俘虏兵用枪杆挑着子弹、枪支等武器、物资，由红军战士押着再折回原路，向南进发。二十二日下午，我们到达了宿营地。

——选自《环县革命史料选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