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初夏，沈阳的朋友来电话告诉我，他在当地世博园里欣赏到了马家窑陶罐艺术，说很想到马家窑遗址看看。我应答着，猛然想起不久前在福建永泰的一个小镇上看到矗立着一座古老的祠堂——陇西堂。这些本来是属于我家乡的文化遗产，为什么会在异地他乡熠熠生辉？放下电话，我沉思良久。

　　我很少静下心来审视我的故乡，即便是许多次身在荒山沟壑间漫步，心境却被繁杂的事占去了大半；或者偶然间几次凝眸之后的感怀，心地间涌动的是自然、人文、经济等诸多因素比较之后的失落与困惑。这种情绪在有意无意地折磨着我，使我沉默，近似无助，终至迷惑。我不知道我的祖先在这黄土高原的沟峁纵陌间是如何一步步从远古走到今天的，但我敢肯定，艰难的历程中即使遭遇何等的不幸仍然固守黄土，必定有其固守的理由。

　　于是，在一个阵雨初歇的午后，我背起行囊，走出家门。

遥望马家窑

　　马家窑在洮河岸边。

　　发端于青海高原的洮河，在穿梭峡谷、草原之后，到了临洮已经放慢了脚步，似乎要以一种平和温顺的形象汇入黄河母亲的怀抱。出临洮县城沿洮河西岸向南大约十多公里的路程，就是马家窑文化的遗址了。这是一片被几十个石柱围起来的地方，依山面水，与沿途其他村庄的山脉形状没有什么两样。我是在临近傍晚的时候到达这里的，晚霞初露，在把天空渲染成万般艳丽的同时，让我脚下的土地变成了酱紫色。

　　这里的故事距今实在是太遥远了，遥远得让人无法想象，或者说，我一时半会还不能把五千年前生灵蠕动的情状与这条从远古流到现在的洮河链接起来，而只能把双脚伸进耕种过的泥土里，躲避着依稀可见的陶罐的碎片。

　　1923年冬季，瑞典人安特生寻河而上，在临洮马家窑村找到了深埋地下五千年的陶罐。大约从那时起，我脚下的这片土地就再也没有停歇过。

　　五千年啊！五千年前这里的祖先到底是怎样的生存状况？五千年来，这里的人们又是如何谱写着人类的篇章？站在这里，我想，过去的历史或许会在人们不再提及的演进中渐渐被遗忘，但是，把过去与未来能够连接起来的民族，其文明的步履及对人类延续的贡献肯定是辉煌而不朽的。

　　关于中国文化的考古，在近代以来，许多都与外国人的名字有关，这一方面证明百年近代史国势微弱无力他顾的屈辱现实，另一方面也印证着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而正因为远古文化的灿烂光焰，却招来了国外探险家近似强盗般的掠夺。我曾经在新疆沙漠腹地触摸过尼雅遗址，斯坦因那张狂笑的嘴脸深深地印入了我的脑海中。而马家窑文化的发现者安特生却似乎是为数不多的不以掠夺为目的的外国人之一。

　　安特生可能不会想到，当年他手中托举的那个陶罐的主人，正是中华文明史中人文初祖的庞大群体中的一员。

　　距今4800年，黄帝诞生了。单从中国出土的彩陶来看，大约八千年前就有了彩陶的符号，彩陶的历史整整延续了五千年之久，期间发生的所有变故我们知之甚少。但可以肯定，它的进程无论如何与华夏民族的演进息息相关。如果要把那个时代的演进与华夏先祖的几个重要部落（或人物）联系起来，就有了中国人都熟悉的几个名字：伏羲，神农，女娲，炎，黄，尧，舜。马家窑文化的繁衍正是黄帝部落时代。当年，华夏大地相对太平，我脚下的这块土地也变得安宁起来。炎帝部落在经过了大约四百年的辉煌之后走向了衰落，被崛起于中原的黄帝部落在涿鹿之战后所取代。人类相互的争斗暂时告一段落，剩下的就是和自然的抗争了。

　　我注目映着晚霞的洮河，仿佛飘逸轻柔的缎带，舞在天与地的间隙，令人神往。紧挨着马家窑村的南侧，是一条已经干枯了的河床。可以想象，五千年前两条巨浪滔天的河流的汇集，是何等的气派，却又是何等的畏惧。气派也罢，畏惧也罢，当然不会避免。但我难以明白，当年的马家窑人最终走向了哪里？那些充满智慧的彩陶是什么时候埋入地下，又历经几千年而不为人知的？彩陶之上所描绘的色彩及图案究竟是何种心境的表达？今天，当我们面对她、凝视她、感悟她，除了对彩陶艺术的惊叹，还能有什么样的民族情结呢？

　　炊烟在暮色中升了起来，如若隐若现的灰色纱裙。晚霞在天际间眨了一下眼睛后，很快把苍茫推向大地。我站在半山坡的地埂上，一动不动，思絮已经杂乱无章了。几个暮归的农民从我的不远处走过，却不闻不问，仿佛我并不存在。我知道，他们见惯了我这样的人，会有不少人来到这里心怀崇尚拜谒先祖的住所，倘若他们能够寻找到什么，就不会有如我这般的茫然，但他们究竟寻找到什么了？而我又为什么会在面对先祖的遗迹时如此茫然？

　　披着一身星光，我摸黑进了山脚下的马家窑村，随意地敲开了一家大门。这家的主人听说我要借宿，好心地接纳了我。晚饭已经吃过了，又特意为我做了臊子面。新建的砖房看得出家境殷实。主人介绍说整个村子都是这样，家家都有做生意的人，日子过得还算滋润。当我提起马家窑艺术的话题时，主人便滔滔不绝了。

　　说实话，我并不懂得彩陶艺术，更无法明了描画在陶罐上面的那些奇形怪状图案的意义，在所有对马家窑文化的介绍资料中，我所感兴趣的是她的年代以及那个年代的人文故事。就在今天，我站在遗址之上，满脑子是与古人的对视，即使刚才夜幕中的茫然，仍然借问苍茫，借问星空——我的祖先如今何在？但现在，我的思考渐渐转变了角度，随着主人的讲述，走进神奇的彩陶世界——

　　马家窑陶罐上一条条细长的纹路，那是水。漩涡状的纹路走向，仍然是水。在水中那几笔描出的形状，是蛙。那些手舞足蹈的图形，是人们在播撒种子，在欢庆丰收。我于是渐渐明白，马家窑时代是华夏民族所经历的尤为漫长的农耕时代。人们依山而居，水在给先祖带来丰厚收成的同时，又常常伴随着灾难。于是，人们开始崇拜既能在水中游刃有余，又能在陆地安然生存的生灵，它就是蛙。彩陶上便开始有了蛙的形象。开始是竖着画，了了几笔，有弯曲的腿就行了，到后来，就横着画，绕陶罐转一圈，一条线代表蛙身，数条弯曲的腿向两边伸出，画着画着，奇迹出现了——“龙”诞生了。

　　这真是奇妙无比！龙竟然诞生在马家窑的彩陶之中。

　　数千年来，龙一直是中华民族的至高图腾，关于她的出处不一而足，我却宁愿相信马家窑彩陶之说。在许多中国的神话故事中，龙一直是生存在水中的神灵，无一例外，统管神灵的最高权威是玉皇大帝，他是人的形象，而龙仅仅是他的一个臣仆，那么，“真龙天子”这四个字又是怎样与历代帝王衔接到一起的？恕我寡陋，我真的没有寻找到能让人信服的答案。但当我知道从蛙到龙的演变确实呈现在马家窑文化中时，内心充满了激动。

　　我们都是龙的传人，在经历了数千年的崇拜与敬仰之后，我们应该理解这样的过程：龙是人崇尚自然、畏惧自然、抗争自然、融入自然的心理呼应，人类自身的演进从来都是伴随着神话的密码，他们将自己欲求与企盼的目标具体化，付之以寄托和祈祷满怀希望地走过人生。单从龙的形象来看，这无论如何是个极富创造性的民族。而其神奇的功能更让人匪夷所思——世界上还有哪个民族的图腾在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将如此庞大的群体聚拢在一起？而创造这个图腾的本源竟会是马家窑陶罐！

　　哦，我故乡的马家窑，黄土地的马家窑。

　　第二天一早，我告别了好心人，离开了马家窑。车子驶出临洮县城的时候，我突然觉得，马家窑应该成为临洮的名片，成为这座千年古城的形象大使。我想，一座城市倘若能注入文化的元素，或许会使更多的人注目，凝神，进而仰视。

渭水探源

　　比之于洮河，渭河要安静得多。但一进入陕西流经渭南平原的时候，它就变得汹涌了起来，以至于每过几年都要给那里制造点麻烦。渭南一过，渭河就如同长大了的孩子，尽管调皮得厉害，但终于回到了黄河母亲的怀抱。

　　渭河是小了点。但渭河的发祥地就在陇中的渭源县，不用问，渭源县名就是因渭水源头而得的。

　　从临洮出发约一个半小时，就到了渭源县城。

　　座落在城南的灞陵桥颇有些名气。这是一座全木曲拱形的廊房式卧桥，它修建的年代并不久远，明洪武年间始建，后来被洪水冲垮，又屡毁屡修，才在上世纪初年建成了目前的模样。桥名未改，桥体却完全变了样子。站在这座被称为“千古渭河第一桥”旁，还真有一点不同寻常的感觉。到过这里和慕名题词的名人不在少数，蒋介石，汪精卫，于右任，孙科等，这几个上世纪声名显赫的人物都在灞陵桥畔留下了墨迹。远年的也不少，一首不知出处的题为《渭源》的词，还真有点味道：

　　灞陵渭水始朝东，

　　新月夜弯弓。

　　凭任柳色，

　　长安折别，

　　不悔自葱茏。

　　平静风儿桥面过，

　　大道济初衷。

　　昨天初阳，

　　明朝旭日，

　　岁岁映长虹。

　　但我觉得，真正吸引大家慕名而来的原因，恐怕并非这座灞陵桥，而应该是渭水之源以及与其相关的人文故事。

　　最早载于《诗经》的伯夷叔齐的故事，让人们知道了首阳山。故事的情结有些简单：商朝末年，商属小国孤竹国君毙，兄弟俩因互让王位而相继出逃至西岐，恰遇姬昌兴兵讨伐商纣，二人以“不义”而劝阻，未果，便挥泪西行，辗转跋涉到了戎羌之地首阳山，靠吃白薇蕨度日过起了隐居生活。后来得知首阳山归西周所辖，便“耻食周栗”而饿死。

　　我很早就去过首阳山，伯夷叔齐的墓冢就掩映在密林草丛之中，如果从西周算起，这兄弟俩已经长眠这里三千一百年了，三千年里究竟有多少人拜谒过他们不得而知。满清时陕甘总督左宗棠到了这里，写了一副对联：“满山白薇味压珍馐鱼肉，两堆黄土光照日月星辰”，横幅：“高山仰止”，如今就刻在兄弟俩的墓碑上。更多的人来到这里的原因，大约是对这两位兄弟“气节”的崇尚。但我却有不同的看法。我觉得，兄弟俩的气节显现在不合时宜的“耻食周栗”上，而他们为互让王位而出逃的行为，在可以认同为“仁”、“德”的同时，却恰恰背弃了父王的意志而对国民的生死于不顾，这难道不正是“不孝”、“不义”之举吗？我不知道他们在极力劝阻姬昌伐纣的时候，是否想到过自己的国民在殷纣王残暴的统治下正在承受着苦难？也不知道当他们“耻食周栗”的同时，是否已经看到在周王朝统治下国泰民安的现状？我当然无法改变对历史人物固有的结论，但我觉得古往今来文人气节的许多方面并不代表中华文化的本质，往往因被误读而步入歧途。我愿意前来首阳山的人们，在崇尚古人的同时，将更多的目光转向对历史的审视。当然，审视的内容不能少了这样的认同：到了这里，我们便会知道，西北这片广袤的土地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成了西周的疆域了，西部羌戎民族，也是在那个时期融入到了华夏民族之列的。

　　历史给我们留下思考的课题实在太多，大多已经没有必要去探究渊源与结果。中华文化的形成，其基本的认同是在周朝的春秋战国时期，德籍俄国人雅斯德尔斯也认为世界文化的轴心期就是公元前五百年前后，这段时期应该说不仅是中国文化的百家争鸣，世界上也在百花齐放。伯夷叔齐至少要早于孔子五百五十年，儒教的“仁”“义”理念其实早在伯夷时期就有了实质性的体验。从那时开始，对民族文化理念的运用尽管随着王朝的更迭而发生变化，但基本的走向没有错。带着中华元素的历史脚步从远古走到了现在，也确实有些沉重，但当我们将目光投向这个民族文化的厚重积淀的时候，内心深处无论如何应该感到欣慰。

　　穿越灞陵桥的渭水闪着阳光的斑点变得活拨起来。这水的势头要么流到枯竭，要么汇聚细流，终到大海，倘若没有沿途支流的汇入，渭河怎么会在下游变得汹涌起来呢？正如华夏民族，从远古走来，而步伐铿锵的缘由，就在于一路的吸纳与包融。在渭源，赵氏家族的历史见证了这种包融。

　　我所知道的史实中，关于西藏并入中国版图的时间是元朝。那时西藏的宗教首领巴思巴担任了元朝皇帝忽必烈的国师。在此之前，忽必烈早与巴思巴的师傅有过约定，在等待相会的过程中，师傅历时三年时间修建了凉州（今武威）白塔寺，而终于没能见到忽必烈，弟子巴思巴却千里迢迢进了北京，完成了师傅的使命。算起来，那些形态基本雷同而大小不一的一百座白色的佛塔，见证西藏成为中华国土已经有近九百年的历史了。

　　而渭源会川的赵氏家族却是北宋时期西藏吐蕃的重要支脉，长期活动在青海一带，与西夏李元昊战事频繁，却与宋朝关系良好。宋神宗时，这支吐蕃的首领木征被经略临洮的王韶所降，归于宋朝，赐国姓赵。从那时起，渭源赵氏逐渐显赫了起来，其显赫的时间竟然跨越了宋、金、元、明、清五个朝代。如此绵长的世家体系在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

　　如今的赵氏家族，很难找到当年显赫的影子，也看不到曾经辉煌的印证，但毕竟那段历史足迹让后人骄傲。在以后的几天，我翻开了赵氏家族的一些资料，开始眼前总有当年金戈铁马的回响，但此后就平静多了，平静得安详泰然，平静得了无声息。这样的结果当然不能归功于武力的威仪，显然是因为文化的认同，这就很了不得。一个家族既能如此，那么，一个民族呢？

　　站在渭水之源，想到民族文化的认同性，我心潮起伏。

　　我决定寻河而上，去到渭水源头——鸟鼠山。

　　出县城东南约八公里，见突凸一座直插云霄的山峰，便是鸟鼠山。

　　《山海经》记载：“又西二百二十里，曰鸟鼠同穴之山，其上多白虎、白玉。渭水出焉，而东流注入河。”许多人慕名而来，除了溯源，更想看看鸟鼠同穴的自然景观。吸引到这里来的显耀人物还真不少。譬如隋炀帝，当年西行路径渭源，据说因被渭源美丽的景色搜索吸引，在鸟鼠山饱游三日后，写下《登鸟鼠山》：“长林啸白兽，云径想青牛。风归花叶散，日举烟幕收”。如今，长林依在，白兽匿迹，唯独对青牛的遐想千古依然……

　　漫步在杂草丛生的丛林里，盛夏的太阳被遮挡在林梢之上，浑身凉爽，阵阵清静。我得认真地找找，我要站在真正的源头，掬起清水，抛向太阳，让霞光映出的彩虹将我迷醉。然而，我终于没能找到那一眼清泉。她在哪里？

　　我突然又多了几度怀古的幽思，传说大禹治水到过这里，那么大禹之所以能来，无非是因为渭河水患频繁的缘故，大禹走了，渭水本该依旧，但“溯到源头只一盂”，即便如此，渭河向东从渭源流出县城经过陇西的时候，几乎成了时断时续的季节河了。可以断定，源头的“一盂”已经不再盈满。自然的变迁将给人类沉重的思考命题，从远古到而今，更到扑朔迷离的未来。

悠悠左公柳

　　在离开陇西许多日子以后，我仍然感到心情沉重！当我翻阅相关资料的时候，有几个字眼跳入我的眼睑——左公柳。

　　我知道，许多人包括国家领导人将足迹留在了定西的原因，一定与满清时期左宗棠上书皇帝的“陇中苦瘠甲于天下”有关。

　　我还知道，《资治通鉴》中记载着这样一句话：“天下富庶者无如陇右”。陇右就是甘肃中部，定西一带。

　　从《资治通鉴》到左公柳这九百年的历史间隔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有如此天壤之别的差距？可以想得到的原由，无非是战争和自然灾害。战争就不用说了，自然灾害也确实存在，但事实的真相还有一条，那就是人为的无度开荒和破坏森林。

　　我还很小的时候，父亲指着我手中用柳枝拧成的柳笛说：这是左公柳。

　　我问父亲：“什么是左公柳？”

　　同治五年，清政府终于无法忍受沙俄对新疆伊犁长达十年的侵占，令已经五十四岁的湖南人左宗棠以陕甘总督的身份开始收复失地的艰苦备战。这位出生在芙蓉国里的文人将军，在长途跋涉行走边关的途中驻扎定西一年时间，他根本没有想到他脚下的土地竟会如此荒芜，如此贫瘠，如此颓废。望着千里赤地，干山苦岭，左宗棠喟然长叹，内忧外患，重任在肩，但他仍然勇于担当，号令军士沿途种树，号令百姓严禁垦荒，以他最大的决心和能够左右地方官僚的权势，给陇右一片绿荫。不能说左宗棠的目的完全达到，但他所留下的树种却实实在在造成了影响。尽管在他完成使命离开西北不久，已经茁壮成长的参天大树又遭砍伐。然而，毕竟对定西人而言，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左公柳都有不能忽视的启迪。

　　但是现在，左公柳在哪里？

　　许多人都在踏访左公柳，其足迹已经遍及定西全境，我是所有心怀敬仰的人流中的一员，和众多的朋友一样，我不能肯定我见过左公柳，当然，我也不敢断言左公柳已经消失。但几乎所有的寻访者最终无法躲避失落的情绪。我在无数次回望身后的大山之后，一直迷惑：当年左宗棠植于定西境内的十万六千株柳树如今何在？我想，倘若从那时起，不再砍伐，不再拓荒，那么如今的定西又是何等面貌！

　　栽下柳树后，左宗棠出了告示：“昆仑之墟，积雪皑皑。杯酒阳关，马嘶人泣。谁引春风，千年一碧？勿翦勿伐，左侯所植”。

　　左公真是用心良苦。

　　单从告示的诗句判断，左宗棠已经有了无尽的担忧，他近似乞求般地忠告着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但终于未能如愿。其实左公的失望早就表露了出来：饮了这杯酒吧，金戈铁马，沙场点兵，泪洒阳关，几人能还？所幸我们除了征战，还能有用，将江南的垂垂杨柳栽种到将士们身边，让碧绿的柳枝安慰将士们孤独酸楚的心境……

　　是的，后人评价——

　　上相筹边未肯还，

　　湖湘子弟满天山。

　　新栽杨柳三千里，

　　引得春风度玉关。

　　左宗棠到定西120年后，又一位湖南人来到了定西，他神情凝重，又满怀信心地挥笔写下十六个大字：“旱塬斗天，草木当先，百折不挠，造福万年”。他就是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

　　其实，定西人与旱魔搏斗的历程从未间断。我的仍在农村的乡亲，常年使用着积水窖，他们懂得了秸秆燃气，他们知道将光秃秃的山头修成条田既能阻挡雨水又能植活树木，他们在退耕还林，种草种树。在暮春的斜阳里，我能看到漫山遍野开着黄花的柠条，大山如同披着盛装的新娘，羞涩般地向路人微笑。在我走过的地方我甚至看到，山坡上崭露着一排排翠绿的松柏，这些需要充足水份的树种，竟然也驻足陇中旱塬了。

　　或许并不奇怪，当年《资治通鉴》所载的“天下富庶”的定西，正是经历了唐朝近三百年的休养生息，政通人和。此后的近千年时间里，中原王朝要么无暇西顾，要么将战火引入陇原大地，这里的人们很少有过安宁的日子，终于“苦甲天下”了。那么现在，荒山披上绿装的变化，不正是国泰民安的缘故吗？其实，这样的变化以及变化之中的和谐，不仅源于政策的科学对路，还在于人们内心充满了渴望，以及在这种渴望促使下的自觉。

　　左宗棠的担忧应该放一放了。

　　但左宗棠的担忧永远不会多余。

　　定西人应该给左宗棠立碑，给左公柳立碑。

　　著名作家、民间文化研究者冯骥才先生说过：“陇中文化，无论地下文物，还是民间艺术，都具有源头的性质。”我为此而感动。在审视我的故土的文化基因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这样一个厚重文化的民族，肯定会得到延续，得到扩充，得到永恒。但必须清楚，正如水的流动，文化的源头除非吸纳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否则，将会干枯，将会颓废。正因为如此，我不仅为我故土的文化而骄傲，也深感忧虑！

　　　　　　　　　　　　　　　　　　　　　　　　　　　　　　　　　选自《岷州文学》2010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