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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我的山(冯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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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8.10.11

我的父亲,我的山

 

冯三四

 

惊闻冯公驾鹤去,

八十有七获圆寂。

传奇一生善始终,

成仙飞入天堂里。

 

吾兄诗斌勿悲戚,

家父寿寝得安息。

节哀顺变皆平安,

福荫惠及冯后裔。

 

这是我的好朋友《广西军事志》主编、军旅作家钟锋于2018715日为父亲仙逝而写的《悼冯公》。父亲离开已有一个多月了,我时常想起他,甚至希望梦里也能见到他,他却一次也没有走进我梦中。

     自九十年代以来,我便开始了写作,时有豆腐片在杂志或报刊上出现,我都兴奋地拿给父亲看,父亲看了只是笑笑。不知道是肯定还是否定。但只要不反对,便应该是支持了。

     父亲离世后,无数次我都有一种想为父亲写点儿什么的冲动,又无数次在书桌前失语,近情情怯,太多的感情蜂拥到眼前,充塞在胸口,我不知从何下笔,才能写尽父亲平凡却又辉煌的一生。已是凌晨五时,天微明,我从睡梦中惊醒,独坐窗前,抑制不住对父亲的思念,不觉老泪纵横。拭干泪后,重振精神,挥笔疾书。

     父亲名叫冯德扶,1932年出生于广西博白县永安镇新祥村大车坪屯。解放初期,农村都一穷二白,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父亲却极为乐观。父亲的性格是老实忠厚,踏实肯干。年龄不到20岁,他就当了乡里的青年先锋,曾经代表乡多次到省府南宁等地开会。后来担任了生产队队长,负责全生产队的工作。时年农业学大寨,修建梯田和水坝。父亲为了不辞劳苦修筑水坝和梯田,组织村里的年轻人充当起了轰轰烈烈的造田筑坝运动。因此,他在村里树立了极高的威信,村中的大事小事,家长里短,都由他出面解决,他也不嫌麻烦,事无巨细地一一安排妥当。

     上世纪40年代末,父亲和他的两兄弟一起,一砖一瓦盖起了几间平房,那房子至今仍保存完好。

     父亲是一名老共产党员。70年代初,父亲组织了农村合作社的社员,堂哥二兄是乡干部,他很聪明很有才智,看到了乡村夜晚点煤油灯,没有电灯。便组织了县水利局一位叫庞英俊同志技术专家,拟出了一个建设乡村水电站的方案。在我父亲和其他几个党员干部的带领发动下,仅两年时间便建起了一座小型的水电站,当时是全博白县最先实现农村有电灯的大队。后来各地都纷纷组织前来参观学习。这座水电站至今还留在那里,历史沧桑的见证。

    我家里有七八亩田,父亲独自扛起了家中的重任,不分寒暑、一年四季都牵着一头老黄牛,辛勤耕耘。

父亲就是一头老黄牛。

母亲先后生下包括我在内的五个子女,我是老三,母亲身体不大好,父亲一人要养育七张嘴,压力可想而知。但父亲从不抱怨,只默默地躬身干活。父亲的背影是如此伟岸,像一座雄浑的大山。

     我们五兄妹平日都在上学,一有空就会帮父母干活。父亲每天都会担两担水,脚下生风。我曾试着挑过那两担水,那水桶将我的肩膀压得生疼,母亲心疼地替我倒掉了一半的水,父亲则慈爱地拍了拍我稚嫩的肩膀,说:想不挑水就要走出去,走得越远越好。

     我注视着父亲,他的眼神是那样坚定。从那以后,我人生的方向开始明朗:走出去。

     我随父亲一起上山砍柴,又将柴挑到县乡城去卖,一趟下来,脚走得磨出了水泡。父亲种了芋头和红薯,为我们改善伙食,那时,我一顿能吃五个大红薯。父亲还开挖有一座鱼塘,因此,我们全家总能吃上新鲜的鱼,五兄妹的身体也都很棒。父亲还时常将鱼分给左邻右舍,邻居们也回报给我们自家的农产品。父亲在鱼塘里养了十几只鹅,每天,他都会赶着一群大白鹅到池塘里去,调皮的我去逗鹅,却被那只比我还高的大鹅撵得四处逃窜,父亲憨憨地笑着。这一群鹅每天的食量惊人,父亲去田里割草喂它们,一次,父亲割得太用力,锈迹斑斑的镰刀不小心割到了他的手,鲜血直流,父亲顾不上包扎,只草草用几根草按压住淌血的伤口,然后继续喂鹅。后来,那道七八公分的伤口感染、化脓了,父亲的手肿得比馒头还大,所幸一个多月后便彻底康复了,但手上却留下了一道永远的疤。

       父亲用伤痕累累的双手挑臭烘烘的大粪浇菜园,打谷,晒谷,很少能看到他安静地坐下来,他不是站着挑水,就是弯着腰干农活,从没见他停歇过哪怕一天。记忆中父亲从没生过病,但母亲告诉我,父亲因长期劳作,已患上了低血糖、风湿病、腰肋劳损等病。病得再厉害,父亲都坚决不肯去医院,他想省下一分一厘,供我们五兄妹念书。

      父亲在生产队任队长期间,每天负责吹哨子,提醒社员出工、收工。父亲从来都是第一个到,且每次都提前半小时。父亲极强的时间观念影响着我们,我们五兄妹在后来的学习和工作中,几乎从不迟到早退,后来经过努力,兄弟姐妹们都在省城谋了职,购了房,建了家。

      有一年“打土豪分田地”,村民蜂拥到地主家抢农具,一脸老实模样,甚至有些木讷的父亲一如既往地谦和,不争也不抢。眼见着大伙为了多占财产争得头破血流,事态即将演变成一场流血事件,父亲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将所有没收的财产分门别类地登记在册,又按需分给各家各户,村民们皆大欢喜,父亲却只分到了大伙不要的物件。

      父亲最得意的一件事是50年代赴省府南宁开会学习一个多月时间。毛主席邕江冬泳时,父亲见到了毛主席。他向后辈反复提起这件事,每每说起,眉飞色舞。反正是他口里说出来的,我也不作印证。我曾对他说过,2005年以来,我还在不同场合真正近距离亲眼见过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三位国家领导人,而且还有机会与胡锦涛握了手呢!此情节我已在其他文章中描述过。我说完,父亲只是笑笑。父亲常常坐在一把老式的藤椅上,总是痴痴地望着远方,他遥望的方向,正是火车开往北京的方向……

父亲没有多少文化,仅在夜校读过短暂的书,但他希望自己的孩子多读书,他时常向我们提起他年轻时的先锋模范事迹,希望我们五兄妹能有出息机会。我们都理解当时的困难。那时,父母供我们兄妹吃喝已是捉襟见肘,每个孩子的学费都是他一勺勺地喂猪、一把把草地喂鹅、一担担柴地挑去卖、一只只鸡蛋地省下来的,终于将我们五兄妹送进学校,并都在各行各业有事业。

父亲不仅支持我们五个孩子读书,也劝解村里的孩子读书。邻居一大爷是个药罐子,家中有三个孩子,大爷准备让三个孩子辍学,父亲多次劝阻,并从自己紧巴巴的生活费里挤出钱来资助给他,让他的孩子们继续念书。

     母亲的身体每况愈下,父亲为此急白了头发。他除了要照顾常年卧病在床的奶奶,还得服侍病中的母亲。母亲虽生了病,但也从不闲着,她做得一手好针线活,从前为生产队的了员缝制衣服,如今为小区的人改衣裤等,我们兄妹的衣服都出自母亲的巧手。

     七十年代初,因父亲是青年先锋模范,县里奖励了一辆“永久”自行车,他平时工作使用之外,就用这辆自行车驮着母亲去医院,又驮着我家的女孩们去学校,驮着男孩们去集市,这辆笨重的老式自行车,父亲一骑就是几十年。这辆车同父亲一起老去,上面镌刻着时光的斑痕,父亲时常一遍遍地细细擦拭,不舍丢弃。

老话说,严父慈母。但我的父亲非常慈祥,从来不冲我们发火。一次,我因贪玩,弄丢了几天前买的新鞋,我赤着脚回到家,躲在房内半天不敢出门。父亲得知原委后,拍了拍我的肩,告诉我,路途艰险,没有鞋可不行;丢了鞋没关系,一定不可以丢人。

     父亲的话,我始终不敢忘却。

后来,我牢记父亲“走出去”的嘱托,开创了自己的公司,生活也逐渐好了许多。1998年,我将父亲接到南宁来生活。有父亲为伴,我可以安心做事业,平日遇到抉择举棋不定时,总会征求父亲的意见,父亲三言两语就能化解我的疑惑。父亲是我人生道路上那盏最亮的灯。

     值得一提的是,我兄弟姐妹五个中,因为工作关系,对父母最不注意关心照顾是我,大哥最会照顾,懂得医学方面的知识比较多。大姐和小妹对老人照顾更细致。弟弟在父亲病重期间算最大的付出了。白天黑夜都丝毫没有顾忌,我向他们致敬。

     今年七月,父亲带着一身的疾病离开人世,享年87岁。我无法用笔墨来阐述自己莫大的悲痛。我宁愿相信他始终活在我身边,静静地看着我们兄妹五人成人、成材,看着我们的子孙一天天有出息。

父亲悄无声息地走了。他生前不喜欢喧闹,我也因此没有告知许多人,但他出殡时,有一百多位文人雅士、作家、官员及老乡朋友前来吊唁,并有六十多位作家朋友深情地送了挽联或挽诗。九泉之下的他一定会感到欣慰。如今,他的儿子已经成长为一名真正的作家,这正是他所希望看到的。

     搁笔之际,无语凝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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