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这里的美，非美之美，而是壮美。

春夏秋冬，无论季节如何变换，在当下平平常常的日子里，黄教圣地塔尔寺都可以看到蓝眼睛、深眼窝、白皮肤的西方美女徜徉在这里，在网上不时还能看到她们面对磕长头的佛教徒流露出的讳莫如深地眼神。现在的青海，飞机、动车、高客就是这样厉害！从西半球到东半球到湟中塔尔寺，用个湟中民间流传不衰的“花儿”唱词——“一气儿翻给了九架山，活像是翻了个塄坎”，在形象不过了。不过下面的文字，不说当今，只念想最早向往过塔尔寺的两位法兰西美女，他们的旅途命运一点儿没有“塄坎”的感觉。

法国女子安妮•泰勒，1884年（清德宗光绪十年）来到中国沿海传教，她在这里的两年左右的时光里闷闷不乐，他宣扬的教义听者了了。这与此时的大清已撑不起一个“大”字，内外交困，大厦歪斜，再也恢复不了过往的巍峨不无关系吧。于是他辗转到信奉藏传佛教的蒙古草原传教，在那里她听说了八瓣莲山、塔尔寺、格鲁派黄教创始人宗喀巴以及塔尔寺的“艺术三绝”等的故事。观想故事里，那些不少的朝拜者从距离塔尔寺1000～2000公里的地方起步，每走三步就要磕一个长头，一路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克服高山缺氧、六月飞雪的严酷环境，不知走烂了多少双原牛皮做的鞋，穿烂了妈妈做给的崭新的羊皮袄，其辛苦程度简直不可思议。当他们衣衫褴褛却精神饱满地到了塔尔寺之后，还要接着磕10万个长头。这样做的原因在于，据说宗喀巴大师诞生地的那棵菩提树上有10万片树叶，每片树叶上都自然显现一尊狮子吼佛像，因此需要磕10万个长头，才能求得真正的功德圆满，修成来生正果。安妮想，具体是一处什么样的地方培育了这样一位“雪域顶饰”，对教徒产生了如此强大的吸引力，做着世界上所有宗教里绝无仅有的如此苦修的行旅?于是十分向往地想到那里去走一走、看一看。在那个交通不发达的年代也真难为她了。

坚强的安妮几经周折，来到锡金，她想从这里翻越喜马拉雅山，进入西藏，然后再到塔尔寺。她在锡金进行了好几次适应性尝试，终于在一个盛夏季节征服了雪天雪地的高山来到了西藏。在这里，他遇到了一位铁杆粉丝——一个名叫彭措的藏族青年，彭措说“在藏地，认话不认人”，于是安妮在一年多的时光里跟着彭措学会了藏话。穿上藏袍，遮住脸，俨然成了“卓玛”。1891年（光绪十七年），安妮和彭措进入甘南地区，在那里强身健体，又进行了一年的适应性训练，他们以为万事俱备、只差行走。1892年（光绪十八年）9月的一天，他们向塔尔寺出发了。

一同去的除了分不开的彭措外，还有一名叫诺布该的藏族人，一位膀大腰圆的汉族向导诺加和他从拉萨娶的藏族媳妇自愿加入，一个叫刘科泽的穆斯林也加进来，他们都想去塔尔寺。他们还有膘肥不错的十匹马、两顶帐篷和够吃四十天的食物，计划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到达目的地。这计划，都是请教了资深人士后拟的，他们以为足够周详。安妮这个“上帝的女儿”，还怀揣一部《圣经》，愿上帝保佑。

乱世年间，前程未卜。安妮一行出发8天后，他们就遇到了一支去西藏的蒙古人团队，队里的一位喇嘛了解了安妮的志向后，劝她趁早逃生，留条活路，别再一意孤行了。安妮不听，继续往前走。走了几天，一天就被一支武装的土匪队伍包围了，土匪看他们无利可图，也不过是几个苦行而已，再说土匪中也不乏好人，后来的日子里，只“分享”了他们的一些食物，最终还是放过了他们。缺乏食物，就像汽车没油了，那是很难堪的。危难时刻，否极泰来，他们得到了一个藏族部落的同情。在安妮的日记里这样写到：“我们到了这个部落非常高兴，刚开始他们对我们很冷淡。后来通过用相同的语言交流，知道我们要去塔尔寺礼佛，便十分热情起来，给了我们不少的茶、酥油和糌粑。”在这个江河之源的无名部落里，安妮将息了半个多月，还在部落首领的帮助下找回了刘泽科、诺加以及马匹。生离死别路上的伙伴，突然活着相遇，那情景一定是如禾苗遇上了久旱的甘露。

永远的遗憾。1892年（清光绪十八年）10月的一天，他们来到了黄河边。“黄河之水天上来”，高山大峡，水流湍急，无法过河，只好逆流而上。望穿秋水，走了11天，才找到了一个理想的渡口，她用流利的藏语和女人的悉心赢得了一位当地藏族女头人的赏识，头人好几次为她奓了大拇指，并帮助他们渡过了黄河。他们在11月中旬才到达了玉树，也就是从今天的果洛藏族自治州的玛多县黄河渡口到玉树的300公里，他们走了近一个月。当他们走到今天的玉树藏族自治州囊谦县境内的扎曲河时，其中的3匹马累死了，安妮也被疲劳和高原反应放倒了。藏地的寺院对朝圣者有好生之德，在寺院旁边一个静修的石洞里香烟袅袅、牛粪火旺旺的、火上的奶茶被撩拨得吱吱作响，安妮和3名藏族僧尼在这里相处了难忘的8天时光，安妮的体力迅速恢复。可惜洞外十分寒冷，地面已经封冻，洞内的一碗热茶放到洞外，不一会儿，就结上了一层薄冰。这时诺加已经放下了勇气，带着妻子回了拉萨。因为缺乏粮草，剩下的几匹马显得更加瘦弱，糌粑勉强可以维持15天。但已经瘦身了的安妮一行，在12月下旬的阳光灿烂的一天还是出发了。

刚走了一两天，老天就没了笑容。在极其寒冷的莽莽雪域中，狂风肆虐，雪花飞舞，安妮一行迈着僵硬的身躯挣扎着前行，就像一个省略号，一省略，风雪就抹平了他们的行踪。后来，他们被藏兵抓起来，在一个偏僻山沟的黑牛毛账房里关押了10天，消耗着他们的意志，又用刺刀命令他们从今天的川藏线返回康定，然后去中国内地，最好回法国老家去，别打铁了。回头是岸，还可以得到一些补给，神山圣水保佑你们。也许藏兵的阻止里包含着一些好意吧！若一意向前，没收全部装备，让你们光着屁股，看你们能走多远。就这样，塔尔寺沉重的大门彻底向安妮关闭，关闭的还有《安妮•泰勒的青藏日记》戛然而止了记录，塔尔寺成了她永远的香巴拉。安妮在彭措的陪伴下返回了，去了遥远的地方，在历史的天空，可爱的文字没留下他们可爱的蛛丝马迹。

安妮走后10年的1911年（清宣统三年），辛亥革命爆发，大清的大厦轰然坍塌，维系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偃旗息鼓。这一年，青藏高原敞开大门，又引来了一位法国美女——大卫•妮尔。两位女子的名字中都有一个“妮”字，这个字使我一下子想到了“美丽、娇小、善良、可人”，似乎总是和“坚强、执着”这样的词连不到一块，但实际上却是后者。

大卫•妮尔可不简单，你说她是一位探险家、文学家、藏学家、翻译家一点儿也不过分。她满腔的人文情怀，虚怀若谷，朴实无华，她的身上几乎没有在青藏高原探险过的西方人的优越、傲慢与偏见。

妮尔年轻时代，在巴黎师从当时法国著名的印度学家和中国学家席尔宛•列维和爱德华•福科学习，研习了不少翻译的西藏经典，在梵文、神智学、神秘学、秘传学等方面有了不少建树；在法国的东方艺术宝库吉美博物馆工作期间，对来自东方的佛教壁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还给自己取了“慧灯”的法号；她认为佛学不只是一种宗教，还是一门哲学、心学，她想成为一名东方藏学家的念头与日俱增。

1912年（中华民国元年），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这年的4月，44岁的妮尔因为在佛学上的造诣，在印度的噶伦堡受到了西藏“政教合一”的领袖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的接见。1916年袁世凯复辟帝制，这年的7月妮尔在她的义子庸登喇嘛和另一名仆人的陪伴下，他们从锡金翻越喜马拉雅山进入西藏。要知道，在藏地，由一个喇嘛陪着游学，饮食起居会有意想不到的便利。后到达日喀则，在那里受到了九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尼玛的接见。班禅鼓励她继续研究藏学，还把她介绍给了堪布厅的所有官员，特别是介绍给了他的母亲。有达赖和班禅这两张金字招牌，妮尔到不了向往已久的塔尔寺才叫一个难。

1917年10月，妮尔的脚步再次走进中国，她经沈阳、过山海关、越长城，不几日就到了北京城。她提出要去塔尔寺看看的要求很快得到了政府的批准，她想去塔尔寺的原因于前面她的乡亲安妮的想法是一样的。1918年夏天的一天，这天的阳光是属于妮尔的。圣域塔尔寺伸展好客的双臂，为她献上了洁白的哈达。

在两年又8个月的时间里，妮尔以塔尔寺为圆心。好几次，向东进入了内蒙古地区，向西南进入了青海湖及湖以南的地区。更多的时间留恋于塔尔寺及寺的周边地区，在她的笔下，她欣赏了塔尔寺的“四大观经”，耳闻目睹了诵经、讲经、辩经、布施、晒大佛、跳神舞、转金佛、燃灯节、送瘟神、夏令安居、酥油花展等宗教仪轨。在琳琅满目的壁画前目不转睛，那些有关往生、今生、来生的画面使人匪夷所思；在她的笔下，寺院的三千多僧人，早晚在大经堂进行诵经活动，经堂的供桌上摆放了成百上千的一排排香塔、朵马、酥油灯、净水碗等供物。每名僧人都有各自的房屋，他们中有转世活佛、僧官、巫师、僧人、童僧和经商者，等级森严，贫富悬殊，俨然世俗社会的缩影；在她的笔下，塔尔寺依山而建，佛堂层叠，宝塔林立，红墙绿瓦，金顶绿树，经筒旋转，幡幢斑斓，她用美丽的文字描绘出了一幅庄严、肃穆、神圣的佛刹景观。他认为，建筑是人类文化系统中的基本组成部分，更是凝固的历史符号。因此他还到过塔尔寺周边的金塔寺、法幢寺、红崖寺、西纳寺、嘎珠寺、岩刚寺、静房寺、桑丹楞寺等，为那些不拘一格的建筑所倾倒；他发现，寺的周围居住着汉族人、藏族人、回族人、土族人、蒙古族人。汉族人喜欢种庄稼，作金银铜器；藏族人喜欢放牧，居无定所；回族人喜欢做皮毛、饮食、牛羊贩运等买卖，感受最深的是辣辣的酿皮子，几乎辣掉了妮尔的大鼻子。

1921年6月，她在庸登的陪伴下，想去西藏行走，只可惜她没联系上接见过她的达赖和班禅。要是今天，发个短信、微信就能搞定，如果对方不回，就来个快手或推特。在那个严禁欧洲人进入西藏的年月里，她遭到了软禁。释放后，她又去了今天的青海南部地区，在一位藏族军官的陪同下，考察风物民俗，游览寺院，在玉树度过了半年多的美好时光。在玉树期间，英国军官、藏学家乔治•佩雷斯送给她西藏的地图和相应的资料，建议她去雅鲁藏布江大峡谷一带考察探险，一定会有别样的收获。可惜这一次梦想，同样被西藏政府禁止而化为泡影。幸运的是，美丽的三江源却为她敞开了怀抱，一年多的时间里，她考察了扎陵湖、鄂陵湖、玛多湖和雅砻江、卡日曲、当曲、孜曲、结曲、沱沱河、通天河、楚玛尔河等河流，饱览了独特的动植物资源。还与一位岭地格萨尔王后裔的藏族人保持了亲密的关系。这些在她的《岭地格萨尔超人的一生》《在贵族——土匪的地区》两书中都有记录。

十几年来，妮尔几乎踏遍了今青海的所有地方，她精通藏语，甚至能说一口流利的不同地方的藏语方言，只可惜她的白皮肤、黄头发、蓝眼睛的异族特点，使她一次次的西藏之行总是失败。经历了几次遣返之后，她学乖了，她用锅底灰涂面、染发，装扮成行乞化缘的朝圣者。这一次，任何情况都没有挡住这位幼年时就敢于独自翻越欧洲圣哥达山的探险家了。1924年春天，在夜行昼伏四个月的艰险后，妮尔与庸登到达了红山上的布达拉宫。这些都记载在她的《一个巴黎女子的拉萨历险记》《拉萨之行》中。

妮尔在游览青藏高原名山大川之余虔心佛教，撰写了《佛教哲学与奥义》《无上智慧》《西藏的巫术和奥义》三部书，翻译了《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她写的书翻译成德文、荷兰文、捷克文、西班牙文，广泛传播到西方世界。她书里的好多文章发表在《法兰西信使报》《法兰西晚报》等媒体。1924年8月，游历考察青藏高原十多年的妮尔携庸登回到祖国，法国的勒阿尔港像迎接英雄一样拥抱了她，人们挥着小旗子都想一睹芳容，她的玉照、事迹、文章出现在各大报刊中，在法兰西掀起了一股“大卫•妮尔热潮”。法国地理学会和比利时皇家地理学会纷纷向这位56岁的巴黎女英雄颁发奖章，1927年世界妇女体育协会为她颁发了田径大奖，1928年她获得法国荣誉勋章。

1937年初，69岁的妮尔再次来到她热爱了一生的中国，她先在山西的五台山住了几天，感受了一下汉地汉传佛教的韵味，然后走进青藏高原，想再一次去西藏。可惜战乱这个恶魔把她困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康定，在1938年——1944年间她一直寻找，命运却一直没有眷顾她再次入藏的机会。6年里，她住在康定的英国传教区，进行科学考察和写作。

1946年7月，妮尔夫人携手庸登返回巴黎。1960年10月，他在92岁生日时写道：“我应该死在羌塘，死在青藏高原的湖畔和大草原上。那里的水多清啊，那里的草多绿啊，那里的人多纯朴啊，那里人们的信仰多虔诚啊，那里死去该是多么好啊，那里是离天堂最近的地方！”只是生死在天，自己不太好把控。1965年2月，别人给她写了墓志铭，她用汉文书法抄写后端端正正挂在寝室里：“向伟大的哲学家大卫•妮尔夫人致敬。这位女精英获得了极其丰硕的哲学知识，把佛教和佛教教义、仪轨引进了欧洲。”1969年9月8日，法兰西女藏学家大卫•妮尔这位青藏高原的“卓玛”，在她101岁生日的前夕与世长辞，她漫长而传奇的一生十分圆满，更圆满的是她给世界留下了不少的著作，这注定使她的英名更加永垂不朽。

安妮•泰勒和大卫•妮尔夫人不远万里来到青藏高原，把这里的自然风物、人情风俗、宗教信仰介绍到国际上，为她们冠以东西方文明传播的使者且具有国际共产主义精神，这样的评价，过分吗，也许一点儿也不过分！我以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