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下五月，雪亮的镰刀把山上山下的麦田麦地逐一清理，将那些头头脑脑带走之后，身首异处的麦子便东倒西歪地留在荒郊野岭，等待着最终的了断。

　　夜幕一层层地盖下来，光秃秃的麦地便在越发浓厚的灰暗中迎接最后的涅槃。烈日暴晒下的麦茬脆弱难当，于是便成了火的猎物。那些麦茬再也不必盖房搭棚了，再也不必烧火煮饭了，再也不必沤粪当肥了。于是，麦田便成了麦茬天然的祭坛。

　　村里的青壮年全外出打工去了，剩下的全是老弱病残，如同这些缺肢少腿的麦茬。年迈的老人和年幼的孩子们再也无力把麦子像早年一样从根部割断，然后成捆的背回院坝晒打。他们只有孤单地拿着带齿的割镰，一大早带上幼小的孙子慢慢上路，经过一个山弯再经过一个山弯，到地里割下那些有芒或者无芒的麦穗，然后慢慢背回，或者直接在麦地边铺张塑胶布，把割下的麦穗倒上晒一天，傍晚的时候再用连枷打下那些干瘪或饱满的麦粒，然后背上半背连着麦壳的麦粒回家。

　　当年割麦打麦这类需要多人合作的重大农事，竟然就这样简化成单枪匹马的独角戏。

　　早年，乡下人丁兴旺，麦收时节，家家户户都要排好轮次请乡邻或者亲戚过来帮着收麦。早餐过后，七八个男男女女就背上背枷拿上镰刀走向几里外的麦地，一路说说笑笑，欢欢喜喜。到了麦地，三五个女人在麦地边一字排开，俯下身子伸手挽过一把麦子，然后在根部狠狠一刀，哧哧声中，麦子齐刷刷地倒在女人们的臂弯里，仿佛静静地睡去。女人们把割下的麦子放在一边，身后的男人便过来用水泡过的稻谷草将这些倒地的麦子捆扎成把，丢在空地里。其余的男人们则坐在地边的石头上抽烟喝茶，讲些关于男人女人器官的段子给大家提神。女人们埋头默默地割着麦子，偶尔笑出几声，算是对男人们的回应，于是男人们讲得更起劲了，女人们也忘记了疲劳，地里的麦捆转眼也多了起来。看地里的麦把差不多了，闲谈的男人们便把长长的烟袋前的烟锅朝下，在鞋底敲几下，抖干净里面的烟末，装进布袋，走下晒得发烫的石头，把麦把紧紧地捆在背枷上，然后几个人帮着把沉重的背枷一抬，那些男人们便背着麦捆子往村里走。一捆麦子不下两百斤，男人们肩上还得搭张毛帕，屁股后还得拖根杵子，毛帕随时擦汗，有时也垫一下背。如果在路边找不到歇息的石头，便支着杵子换口长气。村里狗多，当男人们背上麦子在农家院落间经过的时候，那些老老小小的狗们都要跑过来追着咬，拖着杵子，狗才不敢上前。

　　一天突击，几亩麦子便全收到了家，再不担心暴风或者暴雨的突然袭击了，农民们这才能够睡个安稳觉。

　　但是，也有意想不到的时候。有的人家因为亲戚朋友没有工夫，便计划拖几天再收割，然而，突然会在某个半夜听到呼呼的风声。主人家再也睡不着了，不能躺在床上眼看着一季的收成转眼化为乌有。于是，男人便一骨碌翻身下床，叫醒老婆儿女，或者兄弟姐妹，一起连夜去抢收麦子。这样的事我也遇上过好几回，迷迷糊糊中被叫起来，背上背兜摸黑上路，凉风一吹，打几个冷战，头脑一下就清醒了。一路来到麦地边，发现周围麦地里全是人，都在趁黑抢收。大人们摸黑抢割麦子，怕小孩子不小心割伤指头，便让他们捆麦把子。风一吹来，尖锐的麦芒在脸上扫来扫去，又痛又痒。四周是黑洞洞的山和鬼魅一样的草木，不远处还有大大小小的坟茔，风吹草动，虫鸣鸟惊，都让孩子们背心冒汗。大人们便故意与隔地的大人们讲话，东一句西一句，还不住的叫骂这鬼天气，给孩子们壮胆，再也没有闲心抽根烟了。风小了，天也亮了，地里的麦子差不多全席地而卧，男人们这才放心坐在地边歇一会，抽上烟，摆摆龙门阵，小孩子也顺便溜到地边寻找野果子吃。如果不抢在风雨之前把成熟的麦子收割回去，一场大风，麦子就会在地里乱成一团，麦粒也会散落一地，根本无法收拾。如果遇上连续几天雨水，那些麦粒就会在麦穗上长出嫩黄的芽，虽然又是一条条小命，但是会变成农民们最伤心的泪。

　　麦子收回了家，这只算麦收完成了第一步。要让麦子装进仓，还有许多事要做。麦子收回后，农民们看准一个个晴天，把成捆的麦子全部解散开来，让太阳晒上几天，直到抓过一把麦穗一搓一吹，亮晶晶的麦粒出现在手把心时，打麦子的时辰才算到了。早些年，村民们都用连枷打麦子。把麦子铺在没有缝隙的石板院坝里，然后举起连枷轮番拍打这些麦把子，打完一面，翻过来再打另一面，直到把所有麦粒都打下了，才用木叉将麦草挑到一边，把麦粒撮到另处暴晒。打麦子都要选太阳最毒辣的正午，这时麦子才脆，打起轻松。有时麦把子捂得久了，长了霉，连枷一打下去，刺鼻的霉灰呛得人直憋气。这样的手工劳作沿袭了上千年，直到后来村里用上了机器，脱麦机很快把连枷淘汰出局，过去一次打麦要几天的工夫，转眼便缩短到半个多小时。

　　脱麦机进村后，改写了村子的历史，也改变了不少村民的命运。沉重的脱麦机有一个漏斗形的进口和一个宽大的出口，在进口和出口之间，是一个用厚厚铁皮包裹着的铁转滚，转滚上几根厚实的铁片由粗实的镙丝固定着，看起来十分简单，居然能代替人打麦子，不可思议。柴油机的飞轮与脱麦机的转轴用宽宽的皮带连接着，机手用手柄将柴油机嘿哧嘿哧摇响之后，柴油机便带动脱麦机的铁滚飞速旋转起来。在脱麦机的出口处可以看到那个铁滚上的铁片一个接一个飞速闪过，看得眼睛直冒金花。在巨大的声响中，村民们便开始紧张的流水作业。几个人把成堆的麦把往机器跟前运送，两个人用镰刀把放在进料口面上的麦把割散，推给漏斗前的送料手。送料是个技术活，要掌握火候。送多了，机器拉不动，要熄火；送少了，机器空转，费时费油费钱。所以送料十分择人。机器一响，声响震耳，灰尘四起，人们都戴着口罩，无法说话，全靠打手势，大伙都心领神会，忙碌而有序地服务这台机器。幸好时间不长，最多半个小时，上千斤麦子就打完了，村民们个个都灰头土脑，鼻孔嘴巴里全是黑灰。大家都顾不上洗漱，马上抬机器到下一家继续打麦。

　　比起早先啪啪啪懒洋洋的连枷声，机器的声音则过于急骤了，这种折磨比用连枷打麦更甚。而且，快速旋转的机器常潜伏着可怕的意外。

　　送料手要选那些精明的青壮年，他们眼疾手快，反应灵活。可是，出事偏偏就在他们身上。我们村就有一个，十分精干的人，正因为他活跃能干，村里请他帮忙打麦，他都当送料手。脱麦机一转，漏斗口就把麦把往里面吸，送料手就负责把麦把理匀，或前推后拖，让麦把连续不断的卷到铁滚上，然后把麦粒脱下。接连几年，村里都平安无事。然而，有一年，这个青年在送料的时候，天知道他在想什么，他居然把手多伸进去几分，飞速的铁片把他的右手掌碰上了。他惨叫一声，拼命缩手，转眼间，光秃秃的右手鲜血直喷，已经没有了手掌，空荡荡的右手有点突兀。机手迅速关掉机器，周围的人马上死死捏紧他的右臂，把他抱到一边，另几个则飞快的跑去寻找村里的赤脚医生。后来，父亲说，那几根从脱麦机出口落出来的手指早也没有血色，落在石板上的几截白晃晃的，落在麦粒里的灰扑扑的，根本看不出来是手指。我每次经过那些生意火爆的卤菜店，看到那些盐水泡鸡爪就恶心，仿佛就是那些被机器打掉的手指。后来回村的时候，我见到这个右袖空洞的长辈，总要假装没有发现他的右手，他也看似无意地悄悄藏匿着那截飘荡的衣袖。几年后，我回村看到他脸上露出了笑容，我心里才好受了一些。

　　从此，村民们对脱麦机有了不可名状的恐惧。在闲谈时，还经常讲那个独手青年如何学着用左手吃饭穿衣，像婴儿一样开始使用小瓢，都说他是在做二世人。来年打麦的时候，没有人敢用手直接送麦子了，而是找来一个小扫把，把麦子往进料口推。

　　后来村里通电了，电动机替换下了柴油机，电动机的呜呜声比柴油机的轰鸣小多了，听着也不烦，电费虽然高，但人们的动作再不必那么紧张了。不过还是十分小心，毕竟脱麦机曾经差点要了人命。

　　很快，村里出现了小型的脱麦机，两个人就可以操作，至此，打麦才基本轻松下来。再也不用担心脱麦机吃人了，或者不再担心柴油机的飞轮突然脱落下来，飞旋着打断人们的肋骨或者房梁。

　　机器的更换，让农村的农事随之变化，人们的劳作也日益轻松，同时不少意想不到的故事也随之上演。然而，机器在农村也有被淘汰的时候。

　　当第一个被迫离家的青年从南方带回大把的钞票和外省漂亮婆娘的时候，村里的青年男女都惊诧了，于是一个接一个的青年男女都换上了打工崽打工妹的新名，从偏僻的山村挤到了一个个从来没有听说过名字的地方：东莞、中山、深圳、西安、农八师、大同……过去在村里全是耕田犁地的，出去便顺理成章的当上了车工、漆工、制衣工、制模工……不少还混上了拉长、文员、公关……三五年后，村里的女子与外省的男子好上了，远嫁到那些陌生的省份，村里的男子也带回了说着村民们听不懂的方言的女子。一台台酒席过后，男男女女又背包打伞地走了，十年八年不回家。经常有儿女托人把村里的父母接到远远的城市，然后再带上一个小娃娃回来在村里哺养。村子不是家，成了旅店，寄放着乡情、父母和儿女。然而，南方或者北方也没有家，他们居住着廉价的出租房，寄放着生活和梦想。

　　在远远的地方，城市在一天天膨胀。乡下人用汗水洗清了城市下水道的污浊，乡下人用皮肤擦亮了城市的高楼，乡下人用消瘦扛起一片片高楼和一座座桥梁，虽然他们的汗水越来越混浊，面容越来越苍老，但他们仍坚定不移地呆在阴暗潮湿的出租房里，毫无归意。那些麦色的脸孔，在城市里被人民币、港币、美元染画得五花八门。城里分不清春分冬至，大满小满，乡下人进城便忘记了农时。

　　大春小春、麦田麦地在城里都毫无意义。进城的青年男女穿上了皮鞋、牛仔裤，习惯了工号、饭卡，再也不愿意光着脚板下田插秧，再也不愿意冒着小雨打牛耕地，虽然不能成为城市的户主，但也愿意长期当作城市的暂住人口，毕竟城里看到梦想的机会比农村多，城市比农村更容易满足自己。那些廉价的晚会、免费的公园、花样百出的促销总能让他们得到不少实惠。这一辈子不过还剩二三十年，再暂住个十年八年，这辈子也算是城市人了啊。进城的乡下男女把麦子留给了村里的遗老遗少，收割麦子的方法不再是远在他乡的男女们思考的问题了。

　　如何收割麦子成了夏天村里的头等大事。老人们只有自食其力，没有力气把完整的麦子背回，那就只割下需要的部分。于是，村里从此割麦便留下深深的麦茬。只背着背兜一路割下成熟的麦穗，一亩地的麦穗也难不倒一个年近花甲的老人，一背麦穗对于一个十多岁的留守少年也不是问题。麦收时节，再也没有过去大队人马浩浩荡荡进地的壮观场景了，再也没有过去说说笑笑的热闹气氛了。老人们想念着远方的儿女，默默地割下一根根麦穗，孩子们想念着电话那边的父母，默默地背起一背背麦穗。曾经热闹的乡村变得悄无声息，变得孤单寂寞，变得荒芜颓败。

　　大片大片的麦地如同遇上一只只沉默的蚂蚁。他们或早或晚，上山下山，把一粒粒麦子运回了村子，收进了柜子，等待着远方打工的儿女回来品尝新面。可是，往往是新麦放成了蛀麦，儿女都不曾回来一次。最先尝到新麦的，无疑是那些日益兴旺发达的老鼠家族。

　　早年，那些麦茬被齐整整地背回家，铺在房顶上，搭成的草棚冬暖夏凉，或者生火煮饭、烧砖烧瓦，或者切成细末和进黄泥里糊墙。实在没有用处，便堆在路边，让日晒雨淋，然后沤粪撒地。对于这些，村里的老人们都不需要了，麦茬在长出麦穗后，它们都没有了用处。如同这些老人，把儿女盘大送走后，都没有人要了，抛在山野，自给自足。老人们看清了自己对麦子的直接需求，不再枝枝节节，于是单单割下麦穗，然后烧掉麦茬。

　　麦收过后，闲着无事的老人便慢悠悠地来到麦地边，长长地吸几口烟草，然后点燃麦茬。孤零零的麦茬在烈火的牵引下，终于又团结在了一起，它们在火中舞蹈歌唱，噼噼叭叭，麦茬在最后的歌舞中升上天空。在越来越浓的黑暗中，麦茬的火焰异常耀眼，在远远近近的山上山下都看得见，这是麦子最豪华的葬礼。

　　早年那些被完整地运回村庄的麦茬，或被存放或者腐烂，回到了麦子头年离开家的地方，都叶落归根魂归故里了。然而，这些在野外点燃的麦茬，它们的魂灵又在哪里呢？

　　那些远走的儿女，如同一粒粒外出的麦子，他们什么时候再回村庄？他们以什么方式重回生养他的地方？老人们的女儿嫁到了外省，多少年来，没有见上一回亲家的面，两家人没有吃上一回团圆的饭，没有照上一张全家福。女儿显然成了那粒不知落在何处的麦子了，长成了野麦，难以找寻。儿子们呢？都在远远近近的城镇买下了房，或者待在遥远的城市，成天与不懂农事的外地女子一起拼命挣钱，虽然不易遇上婆媳战争，但也很难再孝敬双亲。还有呢？就是那些能飞檐走壁的青年们，一个个的走进了班房，甚至走上了刑场，那些尸骨在远远的地方燃烧，是不是也像这些懒得回收的在野外点燃的麦茬？

　　麦子的流年，浸染着人世沧桑。麦地的烟火，映照着千万个你我。

　　　　　　　　　　　　　　　　　　　　　　　　　　　　　　　　　选自《青年作家》 2010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