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丹麦的哥本哈根市政广场上，波罗的海之风裹挟着海腥味，似乎在提醒人们这里是《海的女儿》的故乡。这里有一条以安徒生名字命名的大道，碎石路面具有斑驳的历史感，那里有安徒生的坐像。身穿燕尾服的安徒生坐在椅子上，一只手扶拐杖，另一只手拿一本书，用斜睨而冷峻的目光注视广场上的芸芸众生。

  在我印象里，安徒生的眼睛是灵活而亲善的，甚至流出几分女人气的收敛和敏感，与这般斜睨的冷峻眼神相去甚远。这意味着已经成为国家文学符码的安徒生，不能不具有文学君王的威仪和气势，而那些褴褛的奋斗史与怯懦，统统遮蔽在一袭华丽的燕尾服之下。而历史上的很多事情，就这样落定。

  安徒生的父亲是鞋匠，母亲是职业洗衣妇，要在如此环境中渐次发动升空的冲刺，难度不亚于扯着自己的头发直线上升。

  2005年1月8日的《纽约客》杂志，发表了一组纪念“安徒生逝世132周年”的文章，等于是将伟人的燕尾服掀翻，暴露出他坍陷的肋骨与“假领”。

  1952年，美国著名喜剧明星丹尼•凯（DannyKaye，1913~1987）主演的《安徒生传》将这种观点表现得淋漓尽致。其实这部影片几乎成了那些童话的续篇：一个来自费恩岛小镇奥登塞的穷小子，这让人想起司汤达笔下的于连，而与于连的情色攻关不同，安徒生独闯哥本哈根后，征服逆境，终于出人头地。据说这部影片也在丹麦上映过，但丹麦人认为“是一部无聊、且令旅游业有点儿难堪的作品”。

  “见鬼去吧！”灯光灰暗的房间里回荡着这句话。这是对22岁的安徒生说的，话里充满火药味。这是1827年4月的一个早晨，安徒生愉快地脱掉了燕尾服和面料粗糙的灰色校服，走进赫尔辛格文法学校二楼的图书馆，向校长道别，并且感谢多年来校长对他的关爱。

  这是《安徒生传》里的一个片段，描绘安徒生勇闯哥本哈根的滔滔雄心。扔掉的燕尾服，在寒风瑟瑟的哥本哈根，反而显得是那样不可或缺。

  安徒生终其一生都梦想出人头地，能够被上流社会接纳，视作真正的艺术家。人一旦放弃物质欲望、男女之欢，一门心思耿耿于此，对名声的渴望不但可以战胜一切艰难险阻，而且俨然会成为支撑自己不至于倒下的脊梁。“我的名字开始熠熠生辉，这也是我活着的唯一理由。我觊觎声名和荣耀，与守财奴觊觎金子如出一辙，”这是安徒生30岁出道那阵写给朋友的信。

  由于“倒嗓”，安徒生的演艺生涯结束于1838年左右。摆在他面前有两条路：一是回老家欧登塞继承父业做鞋匠，或是成为裁缝；还有一条路就是继续在哥本哈根流浪，寻找机会。但是他找到了第三条道路：写剧本。

  根据他的自传描述，1840年2月3日，剧本《穆拉托》在哥本哈根戏院举行首演，戏院坐无虚席，不乏名流名媛，连国王、皇后都出席了，这时候安徒生不再是衣衫褴褛的波西米亚风尚，他穿着一身庄重的燕尾服，他坐的处所是贵宾席，俨然已是上流社会的一员。然上流社会一直密切注视着他燕尾服的抖动。他的一位报社朋友告诉他，收到了很多来信，其中也有一部分是揭发信：“《穆拉托》是剽窃别人的，人们在骂你是一个可恨的骗取财物的人，你欺骗了大家的情感。”

  但贵族沉重的橡木大门毕竟为安徒生张开了一道门缝。不久，安徒生收到了一封邀请信，邀请他参加一个皇家聚会。安徒生十分激动，穿上燕尾服步入皇宫。据说，值勤官打量了一番他的服装，然后说：亲爱的安徒生先生，像你这样一个鞋匠的儿子居然在皇宫里参加舞会，这不是让大家都很丢脸吗？安徒生如遭雷击，他大声说，我爸爸是鞋匠，可是他是一个淳朴的手艺人。我今日所得到的一切都是我用笔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

  在这样的打击下，安徒生逐渐感到自己不属于上流社会，充其量，是一个过客。

  正如卢梭难以回避自己的低微处境而时时要愤怒声讨上流社会一样，安徒生在对底层民众倾注无限同情之余，他也会偶尔批评柄权者。我相信，就汉语阅读者来说，《卖火柴的小女孩》与《皇帝的新衣》是他两篇在汉语领域最为驰名的上乘之作，它们展示了安徒生柔情、悲悯的一面，以及更为复杂的人性视角，以及他的狡黠。

  在我看来，安徒生无意于与皇权决裂，他就是吃这个才渐次成为安徒生的。所以，他更不可能以童话向封建专制体制或上流社会的偏见挑战，他渴望成为其中一员，或者说，较有良心的一员。所以，他没有必要去充当真理代言人的角色。他的隐喻与影射不过是他恼怒于被上流歧视之后的“症候反应”。根据现有资料，我们无法推论他在写作《皇帝的新衣》一文的动机，即使他有讽刺柄权者的意思，他的态度也颇为暧昧。作品甚至具有这样的暗示：权力者醉心于那看不见的“新衣”，反而像自己这样的货真价实的“燕尾服”，反倒被他们视而不见——反过来说，自己倒成为了那个不穿衣服的愚行者。

  其实，安徒生似乎忘记了一个游戏规则：你是在上流社会的牌桌边出牌，就必须懂得何时该赢、何时必须输的道理，但你却忘情地玩起了乡下酒吧里的牌戏，即使你赢了，在座的大人们又如何会认输？

  安徒生信奉的话是：“只要你是天鹅蛋，那么即使你是在鸭栏里孵出来的也没关系。”他完全错了，上流社会不但要甄别天鹅蛋的真假，并一定要追问它诞生于哪一只屁股，进而还要考证这天鹅蛋的父亲的血缘是否高贵。如此经过“组织考验”后，才考虑是否予以接纳。

  就像鲁迅先生笔下赵太爷申斥阿Q的那句话：“你配姓赵么？”

  据说《皇帝的新衣》发表后，曾有一位哥本哈根的演员挑选它在剧场幕间朗诵。听众们都活跃起来，爆发出一阵阵开怀大笑，连皇家包房里都传出了笑声。接着，整个哥本哈根都传开了一个光着身子的国王的故事……

  所以，《皇帝的新衣》只是一篇关于人性的漫话，那愚蠢的皇帝、愚蠢的骗子、愚蠢的臣民之外，好在还有天真的孩子。

  四个类型暗示了“四类分子”，颟顸的独裁者、油滑的谄媚者和顺从的大众、一意孤行的行骗者和道破这透明骗局的孩子。这些角色是否是安徒生性格的幽微体现？或者说，安徒生横下一条心来，自己就要做那个孩子？

  可是，你毕竟就是一个过于耿直的孩子！

  既然如此，你又何须坐在哥本哈根街头，以斜睨而冷峻的目光注视人群？就是说，你饱受了上流社会的歧视之苦，终于依靠雪亮的才华获得成功，你终于可以安然穿着燕尾服坐在贵宾席里接受人们的欢呼了。仔细计算一下，你何必又总是愁眉苦脸呢？

  2005年1月8日的《纽约客》杂志上，还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到安徒生功成名就之后，时年仅23岁、也不会说丹麦语的英国文学记者和评论家爱德蒙•高斯，后来写了他如何在门口遇到“一位高个儿、上了年纪的绅士，身穿整套的褐色西装，戴着一顶颜色同样深浅的鼻烟色卷毛假发。”爱德蒙•高斯接着写道：

  “那一瞬间，我好像被狠戳了一下，他那张古怪丑陋的脸和手，他那极长的令人眩晕的胳膊……汉斯•安徒生的脸是一张农民的脸，长至一生的感性和文化生活也没能从他脸上移去泥土的印记。”

  言词有些苛刻，但大体想来，符合安徒生的生活形象。有人说，一个作家的生活形象与他笔下的文学形象毫无关系，我不想多置喙，想来它们都可以在一个形体上得到归位。写到这里，突然心酸起来，就觉得还是巴乌斯托夫斯基笔下那个坐怀不乱的安徒生更叫人心仪，因为置身黑暗而依靠话语而熠熠生辉，尽管有点单面，反而因功败垂成而暖意四射。

选自《海燕都市美文》2010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