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前夕，回昆明有事，特意抽出一天，由三弟驱车去了凤凰山，拜祭埋葬在那里的父母。

还是早春二月，昆明的的樱花却已经开始衰败了，环围凤凰山的，是一圈一圈的樱花树，花瓣飞洒，如霞如霭，弥漫蓝天，覆盖林荫道。

我和弟妹顺缓坡徐徐而上，来到父母的坟前，四周的松柏肃穆而立，和我们垂头思亲，和暖的春风从枝叶间吹过，更衬托出墓地的宁静。

父亲不爱照相，因此墓地上镶嵌的照片是父母结婚时的那张黑白照。照片上的父亲，当时二十五岁，穿一件呢子中山装，年轻帅气；母亲呢，当时二十岁，身着灰色西装外套，里层是白衬衣，慈眉善目，脸色白净，明亮的眼睛里透出青春的活力。她仿佛在注视着我，仿佛要告诉我一些什么事。我盯着这张照片，任樱花从我的肩旁飘过，任松涛在我的头顶喧响，任蝴蝶在我的周围漫飞......盯着，盯着，我的眼泪 “扑簌簌”地流了下来......

记得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末，父母由于支援贵州建设，由云南调往贵州，我和哥就在云南由外婆带着，一直到七十年代初。有一天，我放学背着书包回来，刚进租住房屋的小院，就看见一个三十多岁的女子坐在院子中央，对着我亲切的笑着。她宽宽的的脸洋溢着青春的活力，眼睛里放射出喜悦和善意的光彩，她笑得很灿烂，就像院里盛开的油亮的石榴花一样。

外婆从厨房里迈着“三寸金莲”一瘸一拐的出来了。她是你妈，你咋个不喊？

是我的母亲吗？在我的记忆里，母亲的形象是这样的模糊，连一个大致的轮廓也没有留下。我怯生生地喊了一声“妈”。母亲很高兴，笑吟吟的露出一口白牙，拉我到她的身边，抚摸着我的头，从衣兜里掏出三颗“大白兔”奶糖，塞到我的手里，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吃到精装的糖果。不久哥哥也放学回来了，母亲也同样塞给他三颗糖。也不管我们懂不懂，母亲给我们俩兄弟唠叨了一大堆话：什么工作太忙，离开四年之后才来看你们兄弟俩；什么在贵州没有正规的住房，没法接你们过去；什么又生了个弟弟，你们去了要好好照顾他......接着便是问我们有没有让外婆操心，有没有把外婆气病。这些问题，当时八九岁的我们一个也没有回答，我和哥愣愣的站在母亲的面前。

这是我记忆深刻的一个场景。

我在贵州万山读完了初高中，一九七九年参加了高考。高考结束后，我兴冲冲的拿着成绩单跑到母亲的办公室，向母亲报喜。母亲拿着我的成绩单仔细看，我想她把成绩单的每一条缝隙都看遍了。这么说，你考上了？母亲的眼里闪出喜悦的光彩。考上了！我也很高兴的回答母亲。尽管那时我已经是一个十七岁的青年人了，母亲依然像对待一个五六岁的孩童似的，抚摸着我的头对我说：我们何家已经有两代没有出过大学生了，没想到今天，有你开始了光宗耀祖的历程。

当时我们家在矿山，境遇不错，母亲给上大学的我准备了一块手表，一双皮鞋。她说：这是件挺荣耀的事，我和你爸要好好犒劳你。临去高校的那天，她和父亲送我到车站，嘱咐我要好好学习。公交车已经驶出车站很久了，我还看见母亲高高举起的右臂......

一九八五年，我工作四年后，考进贵州教育学院继续深造。读书的第二年，不幸患上了肝积，面黄肌瘦，食欲不振，还经常睡眠不佳，精神恍惚。母亲接到我的信，请了一个星期的假，从几百里外赶到贵阳，住进了一家廉价的旅店。她带来了一个熬药的大土罐，还有几大包从老中医那儿开来的中药，和隔壁的一家住户说好，租用她家厨房的炉子。每天，我去上课，她就在那家旅店的隔壁给我熬中药。我几次下课回来，走到那间旅店的隔壁，总看见烟雾缭绕中，母亲吹着药罐中升起的蒸汽，揭起罐盖，用一支筷子搅拌着沸腾的药汁。她抬起头来，笑吟吟的望着我，明亮的双眼充盈着被烟熏出的泪水。她擦去眼角的泪痕，说：下课了，快吃药吧！说着从小方凳上起身，去拿碗给我倒药，边倒药边安慰我：肝积不是什么大病，吃药后会好的。

在母亲的精心照料和劝慰下，我很快重振信心，并逐渐恢复了健康。

一九九一年初，我们夫妻二人调到清镇的一个矿山工作。工作量大，居住环境艰苦。身体日渐消瘦，精神不振。母亲知道我的情况后，从千里之外的蒙自赶来，熬药给我治病，买鸡鹅给我滋补，还耐心的给我作精神疏导......她就是这样一个人，自从父亲去世后，她就辗转于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之间，哪个有困难她就帮助哪个排解。

五年前的时候，母亲解大便时常常带血。她经常问得过痔疮的大哥和三弟：你们的痔疮好了没有？为什么我的老是不好？做儿子的竟如此粗心，没有想到带老人家去医院做个检查。以后就看见母亲逐渐的消瘦下来，有时还彻夜失眠，一个人坐在床上读书阅报。

三年前的春节，是在桐梓的三弟家过的。在鞭响炮鸣，漫天烟霭的节日气氛当中，我们兄弟三家以及亲戚好友，与母亲在餐馆中相聚。母亲坐在我身边，我拉着母亲那双失去圆润而布满老人斑的手，端详着她的脸说：妈，你瘦多了。母亲很乐观的说：瘦点好啊！千金难买老来瘦嘛！随后大家笑语喧哗，觥筹交错，结束了我们短暂的对话。

谁知我回来没几个月，母亲就打电话来说她病了，住进了医院。三弟随后也打来电话，说母亲这次病得不轻，解不出大便，天天都在灌肠，要我们抽空去看母亲一下。我和妻子驾车前往桐梓，到医院看望母亲。医生说母亲的病可能是肠梗阻，也可能是结肠癌......他们没有尖端的设备，建议我们到省里的大医院去进一步检查。

晚饭后，我牵着年迈的母亲在医院宽敞的院子里散步，走到一个凉亭里坐下。傍晚的凉风吹来，我的身上起了阵阵寒意。这时母亲哀叹一声：老二，这次我可能真的不行了。我的心仿佛被甚么东西一下揪紧了，一点一点的往上提，接着就疼痛起来。我强颜欢笑，说：看您怎么悲观起来啦？我遇到难处的时候，您不是一直鼓励我振作信心吗？......

我在桐梓就待了三天，在征得当地医生的同意后，我在第三天傍晚接母亲上贵阳检查。路上我不敢开快车，因为我几次听到了母亲的呻吟声。有几次我刚要在路边停下车，母亲又强笑着对我说：老二，你不要管我，早点到医院去......于是我又驾车缓缓前行。

半夜赶到贵医附院白云分院，母亲大概是觉得有了依靠，在走廊里就大声呻吟起来，引得许多人出来观望。母亲感觉不好意思，艰难的挤出一丝笑意，对着我，对着大家......我知道这一丝笑意代表两个字——抱歉！

母亲的手术在第二天中午进行，一共是七个多小时。在这漫长的七个小时间中，我、妻子和女儿，一直守候在手术室的门口。中途，和我熟悉的一个医生出来，对我揺着头说：不行了。肠子上满是肿瘤，像一些小鸡蛋一样......最大的一颗把肠道堵死了。妻子和女儿的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

母亲在医院住了一个星期。由于我和妻子都要上班，三弟赋闲在家，就把母亲接到他那儿去照顾。可我们每星期都要去看望她一次。每次去，我都要牵着母亲的手，到有阳光和花树的院子里去散步。我们大家都瞒着她，对她说她得的只是肠梗阻，休息一段时间就会恢复的。每一次她都很快地回答：没什么，没什么，我知道......眼睛里向我们射来疑惑和狡黠的光。

又是两个月过去，秋去冬来，树叶落尽，霏霏雪雨已经弥漫桐梓城。我和妻子赶到三弟家中，恰逢三弟和弟媳临时出去办事。母亲撑着沙发的扶手，从沙发上很艰难地立起身来，问我们吃饭了没有，她要挪着自己浮肿的双腿去厨房给我们做饭......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流下来了，连忙背过身去擦干。我和妻子忙扶母亲坐下，妻子又忙去厨房做午饭。

第二天下午，又得赶回贵阳上班。母亲执拗的要送我们下楼，送我们到小区的院子里，我望着母亲满头的银发，苍白而浮肿的脸，艰难挪动的肿胀的双腿，坚决地制止了她。

走到院子里，回头望由三弟和弟媳搀扶的母亲，她一直注视着我和妻子，右手高高地举起来，又很快的垂下来，她又再一次的抬起......我的心一下子疼起来，连忙钻进轿车，发动了车子。

我知道这一次很可能是与母亲的永诀！

......

樱花飞散，夕阳下山，松柏肃立。我站在凤凰山父母的坟前，哀悼我的双亲。我回忆起她结婚照上的慈目善眉，回忆起她塞三颗“大白兔”在我手里的情景，回忆起她送我去大学念书时在车站挥动的手臂，回忆给我熬药时擦拭掉的泪痕......

我明白生老病死是人生的自然规律，我明白母亲离我们而去时已是八十四岁高龄，但我依然希望当年徐福带三千童男童女东奔是能够有果而归，依然希望借助于现代高新科技，让母亲在我的身旁多待一年，哪怕一天......

母亲，我最敬爱的母亲，您永远活在我的心里！

选自《神州文艺》微信公众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