攀枝花开

文/张　伟

寒冬未尽,初春未临，北方仍然一片冰天雪地。而在南疆的红河谷，那一棵棵粗壮挺拔、昂首云端的攀枝花树，迫不及待地醒了，摇曳着如千手观音般臂膀的枝干上，挂满了欲破冬寒禁锢而怒放的火之花。

在这料峭初春，攀枝花一簇簇、一片片烧红了河谷湿湿的空气、山林、寨子和姑娘的眉梢。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末祖国南疆边境的那场战争让这火红的攀枝花又有了更为深远的内涵:“你看那山岭上一片红霞，那不是红霞，是火红的攀枝花，攀枝花——英雄的花……”一曲深情的歌曲表达了那个年代人们通过攀枝花赋予的对烈士和勇士们的敬意。我就是唱着这首歌读完初中的，但我更喜欢把攀枝花看作是平平凡凡的花，一朵藏在深山中如山涧清泉般纯净的花……那是因为我时时怀念已逝去的红河谷的一位傣族姑娘。

红河南岸，高耸如云的山中，便是生我养我的彝家山寨。本来中考在80分以上按当时的政策规定是可以去当小学老师的。这对从小吃苞谷、木薯长大的我来说犹如登上天堂。可我这身体偏偏不争气，身高犹如矮玉米，体重只有笋叶轻。教育局的领导看我这瘦猴样，一句“这小子连黑板都摸不着”把我涮回了农村，于是我成了我们家的主要劳动力。

我的四姑父看我人小瘦弱，不是当农民的料，而我又鬼灵鬼灵的，这样在家里干一辈子农活，觉得即可怜又可惜。就要我到元阳县第五中学（当时他在那里教书）跟班再读。说是跟班读书，我也不忍心让他供我上学，因为四姑父家里也很贫困，四娘没有工作，家里还有两个70多岁的老人、3个未成年的表弟，一家7口人仅靠四姑父每月47.5元工资维持生活。但我别无选择，因为只有这条路可以走了。于是，我还是住进了四姑父家，进了学堂，成了一名没有课本、不交学费的元阳县第五中学九（甲）班的旁听生。

四娘在学校里卖米粉，凌晨五时左右，晕晕懵懵的我，就半睁半闭着眼起床帮四娘磨米粉。南沙的气候能让石头也冒烟，再说还要天未亮就起床磨米粉，我没有精力去听课，在课堂里我老是打瞌睡，一打瞌睡，四姑父的粉笔就会在我头上开花！但我仍咬紧牙继续着“旁听生”的生涯。

那年，正是攀枝花开的时候，学校组织文艺队去参加全县中小学生文艺汇演,四姑父要我参加文艺队，他知道，我在家乡读书时就是一个活跃分子，文体委员从小学四年级一直当到初中毕业。可我不想参加，生活累得我不能在舞台上活蹦乱跳。四姑父开导我：“侄儿，你要去参加，再苦再累有你四娘和我撑着，除了读书外，拥有一技之长以后找饭碗容易些……”那晚，我抱着四姑父哭了。

那次汇演，由于我和那个攀枝花一样美丽的女孩伊琴的出色表演，我们获得了全县第1名。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俩的名字成了元阳五中男女同学谈论的话题。

伊琴是我们班的同学，她常穿1件花白花白的衬衫和1条黑色短裙，那火热的青春透过花白花白的衣衫和黑色的短裙透出少女照人的光彩，红红的脸堂溢满甜甜的笑容。在与她合作前我从未和她讲过话。我们那时是不跟女同学来往的，再说我一个穷人的孩子哪有心情胡思乱想！记得老师安排我同她二重唱。我很自卑，总觉得瘦小其貌不扬的我怎么与一个女同学重唱呢？再说，男生女生在学校坐桌子都要划一条“三八线，”现在却要我与她站在众目睽睽的舞台上……但慑于老师的严厉，我还是屈服了。

“清清的花溪水，绕村向东流，穿过了多少险石滩，绕过多少弯，阳光明灿灿呀，红花满枝头……”

她的嗓音如此甜润，蜜儿般流入我心底！以后，伊琴总是“哎、哎”地叫我而不喊名字。有一次，一位同班同学当着我俩的面说“真像一对恋人！”她的脸“刷”地红得像早开的攀枝花，羞得不成声地应了一声“你才像。”听到女同学这样说，我有一种不知是幸福还是羞愧的莫名的感觉，只是默不作声。以后上学，只要见不到伊琴，我就像丢了魂，欠缺了什么似地心里总是不踏实，有时候还会在背地里偷偷地这样想“伊琴将来做老婆就好了。”

在一个下晚自习的晚上，月亮把雪白的光毫不吝啬地倾泻在大地上，红河谷被月色笼罩着，我顺路送她回槟榔寨，穿过芭蕉林的小路，离槟榔寨不远了，我们静静地站在月光下芭蕉树的阴影里。少顷，她开口对我说“哎！你上课时为什么总是打瞌睡？”我随口喷出一句“我天不亮起来磨米粉，”说完飞身往回跑。那晚我睡得很香很香！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伊琴住校了。天未亮的黎明，她经常出现在我的磨房里，磨完米粉，我们一起去上学。此时，我感觉到自己是天下最幸福的人了。

我们家的日子由于我在南沙读书而更困难了。河坝收割稻谷时，我妈与家乡生活比较困难的同伴来抖稻草上的遗谷。我为母亲的举动而感到羞耻，我不想让伊琴认识母亲，我让母亲早出晚归，想办法让母亲像避瘟神那样避开我的同学，避开伊琴。但她还是认识了我母亲，而且她“大妈、大妈”的喊声像在我流动的心河重重地丢下了一颗玛瑙石，激起我心中的浪花，这心花竟然像泪泉流出了眼眶。

放暑假的时候，四姑父、四娘回老家蒙自打理田地去了，我留下守家。学校需要建一个猪厩，教务主任要我约几个男同学去撬石头，每方给2元钱。我高兴得手舞足蹈。因为这样，下学期我将有钱买课本读书，而不再是旁听生了。

那是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我和同伴上了山，但后来发生什么事我也记不清了。等我醒来时，自己躺在医院里。父亲焦困的脸上如山里多雾的阴天。他用颤抖、沙哑的嗓音告诉我“儿子，你从悬崖摔下造成左手骨折，因流血过多而昏迷3天3夜了。”

在医院住院时很多男女同学都来看我，惟独未见伊琴，我总是不哼声，像木头那样躺着……渴望看见那个可爱的身影。母亲晓得我的心思，慢慢对我说：“你受伤那天，你的那个傣族姑娘同学，从南沙走路到医院看你来了，可你一直昏迷不醒，那晚她靠在妈妈怀里一直守着你的，天亮后她哭着回了家。”我心里如被晴天霹雳击中一样。

或许今生与攀枝花有缘，在新街镇文化站工作后的第4年，我调到一个叫攀枝花的乡任团委书记，母亲一直唠叨说我老大不小一把年纪了，该成个家了。她哪里知道我的惆怅呢？我不断地寻找，寻找着占据心灵的那份挚爱，可我没有找到。如今我成了家并且有了可爱的女儿。可我时常会想起初中的同学伊琴，我一直在打听她的下落，并在心里祝愿她永远幸福。

调县政府办工作后，同学阮剑告诉我，“伊琴20岁那年嫁到四川去了，她男人是从四川到红河谷打家俱的。那年她弟弟要上大学，她家没钱交学费，四川男人给了她母亲1000元钱后，伊琴就跟着那男人走了，她准备走的前两天还打听你的下落。再后来，听说伊琴生小孩时因流血过多而死了……”听到这些，当着同学阮剑的面，我第一次哭出了声。

“伊琴姑娘，你回来看看吧！当年的河坝现在已变成高楼大厦，扭曲的山路已经被柏油路代替！难道你就不想回来看看吗？”

红河谷的攀枝花又开了。

我在心里呼唤着“伊琴姑娘，回来与我一起再看看火红的攀枝花吧！”

隐约中，我看到葱绿的攀枝花树身上全都挂满了火红火红的攀枝花。

——选自《红河文化》201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