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山祭》的人性光辉

文/赵万宏

摘要：王蓬的长篇小说《山祭》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本文通过对作品艺术群像的细致分析，试图集中发掘和深刻认识以姚子怀、冬花为代表的主要人物的个性品质，以及作品通过他们所折射的人性之美。

关键词：观音山    美丽善良    豪侠仗义  人性光辉

《山祭》是作家王蓬创作的、由漓江出版社于1987年出版发行，2013年由西安出版社再版(增订版)的一部长篇小说。作者以生动感人的笔触描写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至改革开放初期，位于秦岭南麓的陕南山乡生活图景。小说以“我”(宋老师)被派往大山里的观音山当一名民办教师为主线，通过“我”对山民生活的亲历和参与，反映了20世纪中后叶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农民阶层的群体生存状态—希望与绝望、命运与挣扎、苦难与欢乐，展现了秦岭山民的生产生活过程和蛮荒独特的民俗风情画卷—既有烧荒开垦、砍柴伐木、割竹采药等艰苦备至的农事劳作，也有打山(即打猎)守号(夜里守护庄稼以防野兽侵害)、惊心动魄的狩猎场景，还有欢快热闹的唱山歌、吃“刨膛”，以及貌似荒诞但却十分人道的“招夫养夫”风俗等等。

可贵的是，作者对观音山山民生存状态和生活环境的展示，是放置在解放前后、“社教”、“四清”、文化大革命、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等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上来进行的，这就使小说既有对那个时代极左政治的反思和批判的深度与力量，同时也是对美丽善良、宽仁敦厚、豪侠仗义、勇敢坚强等等美好人性的深情礼赞。

 《山祭》所闪烁的人性光辉主要来自于作者对姚子怀和冬花艺术形象的精心塑造上。

 一

姚子怀的身世十分悲惨，幼年的时候，教书先生的父亲被艳羡母亲美貌的土匪杨风冈所杀，姚子怀随母亲被掳入杨风冈的匪巢。以土匪为伴的生活环境使他从小养成了逞强好胜的性格，长大后练就一身穿山过崖的本领和百步穿杨的好枪法，他亲手杀死了匪首杨风冈，报了杀父之仇，为山民百姓除了害，成了在县政府门前披红挂彩的英雄和功臣。他剽悍骁勇，相貌堂堂，是观音山一带远近闻名的好猎手，羸得了不少山里女子的青睐和芳心，他和美丽丰腴的黑女很快坠入爱河。然而在一次与他人結伴打山的过程中，同伴不幸被暴怒的母熊袭击，致使眼瞎身瘫，丧失生活能力。这件事使姚子怀坐卧不安，出于为朋友两肋插刀的江湖义气，他忍痛割舍了深爱的黑女，义无反顾走上一条被认为是最没出息的生活道路—“招夫养夫”，给比他大十岁的女人招赘上门，去养活那个可怜的瞎瘫小伙。

几十年下来，被姚子怀奉之以兄长之礼的瞎瘫小伙和女人已经变成了“瞎瘫老汉”和“老女人”，姚子怀靠自己的勤劳刚强和一身的打山本领，顶门立户，养活着女儿冬花在内的一家四口，彼此之间相处得亲密而和谐，日子过得虽然谈不上富足却也平静安祥。但是，随着“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到来，姚子怀的噩运开始了。他被四清工作组以“当过土匪”、“霸占妇女”等罪名遭到残酷的批斗，最终被判刑五年。五年后姚子怀刑满出狱，重回观音山。后来文革结束，拨乱反正，姚子怀的冤案得到了平反，名誉得到了恢复。此时衰老瘦弱的姚子怀意气风发，面对疯狂糟践庄稼的“野牲口”(野兽)，为了打山子（即猎人）的荣誉和尊严，古稀之年的他重又挎上猎枪，带上撵山狗，雄心勃勃地出了坡。最终在与一群野猪的遭遇战中，悲壮地惨死在野牲口的獠牙之下。

姚子怀形象的核心特点可以归纳为豪侠仗义、倔强执拗和宽厚包容。他用猎获的野猪做成“刨膛”宴，邀请了整个观音山的乡亲们齐聚鹰嘴崖，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好不热闹。宴席上，他乘兴给独生女冬花和“我”这对有情人订亲，他当众宣布：“往后你们成了家，愿意在山里住……这些家业都是你们的。愿意下坝回家过日子，我不拦挡。我姚子怀不指靠谁养老送终，老了，走不动了，只要你们逢年过节，来看望我们三个老人一眼，就百事下台……我姚子怀一辈子说话算数！”俗话说养儿防老，可姚子怀的一席话豪爽耿直，豁达明理，掷地有声。

 姚子怀是观音山一带尽人皆知的狩猎能手、除匪英雄，是一个赫赫有名的打山子。如果不是那次结伴打山，他本来是会拥有一份幸福美满的爱情和婚姻的，但为了与自己一同狩猎致残的同伴和家人能够生活下去，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招夫养夫”的畸型婚姻。同伴被黑熊所伤，本不是他的错，可面对打山同伴的惨状和困境，他宁可牺牲自己的人生幸福也要主动承担起对他人的责任，这是一种多么高贵的人性和担当啊，可谓感天动地、义薄云霄！

四清工作队进驻观音山，作为贫协组长的姚子怀与队长南春官、队会计郭凤翔同时遭到揪斗，可批斗会上姚子怀与另外二位的态度和表现迥然相异。做过奸商、克扣过群众救济粮款的郭凤翔，禁不住会上的拳打脚踢，索性变的“聪明”起来，他“一上会场，甚至不用动手，自己先把耳刮抽的山响。谁再揭发什么，依旧满口承认，满口认罪”，郭凤翔因此免受许多皮肉之苦；做阴阳先生的南春官，同样会审时度势，他能说会道，不管谁揭发什么问题都连连打拱作揖，点头哈腰，表示要彻底坦白交代；只有姚子怀始终态度顽劣，拒不交代，拒不认罪，打死也不说，于是又是顶磨盘，又是火灼烟熏，吃尽了苦头，最终还被投入大牢。《山祭》中的这些章节十分精彩，作者利用对比的手法生动地刻画了打山子出身的姚子怀那执拗倔强、宁折不弯的性格特征。

我”—民办教师宋土改，自从那次刨膛宴之后，按照山里人的风俗，就可以算作姚子怀的女婿了。但这位女婿却是如何对待自己的老丈人呢？他先是在批斗会“冷场”的情况下，大义灭亲，率先揭发姚子怀多占集体耕地(实际上是姚开荒所得)、复辟资本主义，以及当年在土匪窝，与人民为敌等等“罪行”，从而使姚子怀的有罪推定得到坐实。在另一次批斗会上，他竟然冲上前去亲手打了姚子怀两记耳光，这种举动对英雄一世、讲信义、顾脸面、宁可自已吃亏也不让别人背后戳脊梁骨的硬汉姚子怀来说该是怎样的奇耻大辱啊！可姚手怀呢？不论在他刑满出狱后回到鹰嘴崖，还是后来得到平反昭雪，从来都没有对“我”有任何的报复心理和行动，对“我”这样一个恩将仇报、忘恩负义之徒，沒有仇视，没有忿恨，沉默得如同观音山的土地和岩石，以至于“我”时刻提心吊胆地想象着有一天姚子怀会“悄悄地从后面，对准我的脑壳来上一枪”的事件终于没有发生。姚子怀，这位秦岭大山的老猎人，该有多么宽大的胸怀啊！

二

冬花是一位美丽善良而要强的姑娘。如果以四清工作组进驻观音山这一事件为分水岭，那么在此之前，冬花的善良和坚强主要体现在她对“我”因爱而生的温柔体贴、以及她象男人一般从事着各种艰辛的农作甚至包括夜间的“守号”。自从四清运动开始后，面对父亲遭到揪斗和冤狱，面对政治激进的未婚夫对爱情的背叛，以及后来与自己相依为命的“娘”和“大爹”的先后离世，坚强的冬花并没有被巨大的爱情挫折和生活变故所击垮，而是以自己柔弱的肩膀默默承担起生活的重担，坚强地承受着命运强加于她的所有不幸。

     冬花的善良和坚强最集中地表现在她和庞聋得惊世骇俗的婚姻关系上。

庞聋得是一位既矮且丑、讲话含混而结巴的山民，但他却老实厚道，乐于助人，观音山谁家修房造屋、红白喜事都有他忙前忙后的身影。貌丑心善的庞聋得一直暗暗地保护和帮助着冬花，冬花的娘和大爹—老女人和瞎瘫老汉相继过世时，阶级斗争气氛笼罩下的观音山只有庞聋得敢于帮助冬花安葬了两位死者；恶棍流氓一般的好色之徒蔡万发搬进鹰嘴崖，时刻觊觎着冬花的美色。就在一个狂风暴雨的夜晚，冬花为了维护贞操和尊严，用剪刀刺伤了潜入房内对自己图谋不归的公社主任蔡万发，逃离魔爪后的冬花只好投奔庞聋得，并得到了庞聋得的精心保护。在那段日子里，为了防止白天做饭的炊烟暴露冬花的行迹，庞聋得总是每天夜里为冬花准备好整整一天的饭食，然后把冬花反锁在家里再去上工。夜里，冬花睡了，庞聋得彻夜守在房外，他唯恐冬花的安全有个三差二错。庞聋得的忠厚善良感动了冬花，出乎观音山所有人的意料，冬花宣布嫁给庞聋得。知道这个消息的“我”妒火中烧，结婚那天，就在婚礼现场，一个恶毒而变态的计划在“我”的心里生成，“我”竟利用在观音山的实际权力，打着保护庄稼的旗号，勒令打扮一新的庞聋得和婚礼现场的所有男人，立刻出发，集体上山围猎野牲口。就在这场阴险的恶作剧中，庞聋得不幸被暴怒的黑熊扑咬，几乎丧命，幸亏有着丰富狩猎经验的姚子怀在关键时刻的紧急施救，加上冬花的日夜照料，庞聋得虽遭严重毁容，但总算保住了一条性命。

惨遭重创的庞聋得外形愈加丑陋。可心地善良、重情重义的冬花，对自己与庞聋得的婚姻却没有丝毫的彷徨和迟疑，对重伤卧床、无法自理的庞聋得没有半点嫌弃。当庞聋得失去生活勇气产生轻生念头的时候，冬花彻夜守护着他，与他倾心长谈，鼓励他勇敢地活下去；当庞聋得伤口感染化脓时，冬花硬是用单薄的身体背着他往返几十里山路去平坝就医……      

冬花的善良还表现在她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上，哪怕这个人是曾经给她以巨大伤害的仇人。当“我”难以承受巨大的良心折磨，怀着一种强烈的赎罪心理，提出愿以“招夫养夫”的形式与冬花一起扶养庞聋得时，却遭到冬花的断然拒绝，原因是冬花认为这样做对“我”不公。因此直到小说结尾，善良而要强的冬花与残疾而丑陋的庞聋得不弃不离，过着平凡而苦涩的光阴。

显然，冬花的命运是悲剧性的，有人认为作者对冬花婚姻结局的处理是否太过残忍，甚至担心会因读者感情上的难以接受而消减作品的艺术魅力。但我不这么看，因为我觉得作者之所以作如此安排，一方面反映了王蓬在创作这部作品时所受到的法国作家雨果及其《巴黎圣母院》的影响，另一方面恰恰体现了作者严格遵从着冬花这个人物性格发展的真实逻辑，同时也反映了作为现实主义小说家的王蓬，直面人生、直面现实的客观冷峻的创作态度和创作原则。并且这种态度和原则也同样体现在对于姚子怀死亡结局的刻意安排上。

三

除了姚子怀和冬花之外，《山祭》中还有其他许多个性鲜明、充满艺术张力的人物形象，他们既与姚子怀和冬花构成相辅相成的人物关系，又与之在人格和人性层面形成强烈的对比。如冬花的丈夫庞聋得，前任生产队长南春官，前任生产队会计郭凤翔，现任生产队长郭发丁，郭发丁的老婆“烂白菜”，工作组组长老陈，工作组成员、后来的公社书记蔡万发，以及起先是民办教师、后来又兼任观音山生产队会计的“我”。

 如前文所述，庞聋得奇丑无比，但却因为心地善良而得到了冬花的爱情。当然这种爱情是残缺的，与其说是爱情毋宁说是为了报恩或许更加确切。

南春官是“早年为躲兵灾和奸情”才流落到观音山的，详细情况不得而知，因为作者只是在南春官首次出场时一笔带过。南春官是个阴阳先生，会看风水，还会“说春”（陕南山区的一种民俗活动。开春时节，“说春”艺人挨门挨户说些时令节气、人畜安泰、风调雨顺之类的吉利话，以讨得一些米面零钱），属于农村里有旁门“手艺”、会搞些神鬼迷信活动的能人。郭凤翔解放前是个挑货郎担做小买卖的生意人，心眼活络，聪明、狡黠、会算计，爱占小便宜。郭发丁外号郭懒王，虽然生性有些懒惰，但生产队长当得倒还不错。老陈梳着背头，戴着眼镜，表面看是一个沉稳老练、溫文尔雅的正派人，实际上却是一位世故圆滑城府很深的官场老手。不过，当年他带工作组进驻观音山搞“四清”，倒是纯属职责所系，并无整人害人的蓄意。

南春官、郭凤翔、郭发丁、老陈大体上可以划归一类，就道德评价来说，他们虽然谈不上高尚，但也没有什么昭彰的恶行，不过是生活中的一些普通人而已，十分符合生活的逻辑与真实。

“烂白菜”本名狗女子，她不仅与丈夫郭发丁一样有懒惰的一面，而且还爱慕虚荣、贪图享受，特别是风流成性、心甘情愿地过一种类似于暗娼一般的龌龊生活。虽然郭发丁当上队长后，“烂白菜”有所收敛，但仍然与蔡万发保持着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我”受老陈的鼓动和利用，成为“四清”运动的“骨干”和“依靠对象”，被老陈称做“永远不走的工作组”。但实际上“我”也是极左政治的受害者，不过在自己深受其害的同时，也成为令人憎恶和愤怒的害人者—“我”的大义灭亲、恩将仇报直接导致姚子怀的不幸命运；“我”的嫉恨心理和变态行为直接造成庞聋得的毁容和残疾。尽管“我”是一个清醒的堕落者，并未泯灭的人性和良知每时每刻都在鞭苔着“我”的灵魂，深沉的负罪感折磨得“我”痛不欲生，尽管“我”也试图以“招夫养夫”的方式来洗刷对庞聋得和冬花所犯下的罪恶……，但是，毕竟因为“我”的沉沦和堕落，给善良而无辜的人们造成了永远无法挽回的严重后果，因此“我”是永远无法被饶恕的。

所以，“烂白菜”和“我”是小说中人性与人道的阴霾和污点，它深深地刺痛着读者的心。

蔡万发完全是人性之恶的集大成者：他人性扭曲、人品低劣、荒淫好色、投机钻营、以整人为乐。这个形象与既是害人者但同时又是受害者的“我”的形象所不同，蔡万发完全是一个毫无良知和道德感可言的彻头彻尾的害人狂。然而，正所谓“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北岛语）变幻多端、波诡云谲的政治风云，并未对蔡万发的仕途产生任何负面影响，他先是从“四清”工作组成员变成了公社革委会主任，后来又靠违背自然规律的学大寨、造梯田和搞形式、走过场的荒唐政绩当上了公社书记。

蔡万发实际上是当时极左路线制造者和推行者的一个隐喻和象征，作家对蔡万发形象的刻画，正是对肆意践踏人性、制造人道灾难的畸型社会政治的控诉与批判。

唯有姚子怀和冬花，是王蓬创造的带有浓重理想化色彩的完美形象。姚子怀、冬花以及庞聋得，他们与蔡万发之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赫然昭示着人性善与恶的两个极端。前者是小说所塑造的人物群像中美好人格的楷模，是勤劳、善良、勇敢、坚韧的观音山山民的集中代表，在他们身上寄托着作者对真善美的强烈追求和崇高理想。姚子怀的豪侠仗义、忠诚担当，冬花的温柔美丽、重情重义，以及父女二人所共有的宽厚仁爱、倔强刚强的人格禀赋，正是人类极力推崇和仰慕的最优秀、最美好的人格品质，也是作品闪耀着的最灿烂夺目的人性光辉，它使《山祭》这部具有多重价值的优秀长篇小说更蕴含了深刻而强烈的社会教化功能。

已故著名作家、时任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的陈忠实先生与王蓬有着长达四十年的亲密友谊，他为《山祭》写有一篇题为《秦岭南边的风景》的万言长序，其中在“关于《山祭》《水葬》的解读”一章里，他这样写道：“王蓬以《山祭》《水葬》为代表的大量的小说创作，有一个无处不在的幽灵，徘徊在大小篇幅的文字之中，就是人道和人性。我在意识到这一点时有一种破解的欣喜之情。”陈忠实的话既是对小说所折射的人道和人性之美的由衷赞叹，也是读者深刻理解和准确解读《山祭》这部深沉厚重的现实主义力作的钥匙。

（赵万宏，男，陕西洋县人，供职于陕西理工大学，副研究员。汉中市作协会员，汉中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汉中市文艺评论家协会秘书长。曾为本校历史系学生讲授专业辅修课《中国古代文学（先秦-唐宋）》，主讲《陆游与汉中》专题讲座，应聘为汉中老年大学学员讲授《宋词赏析与柳永专题》，先后有近百篇学术论文和散文、小说等发表于《汉中日报》《齐鲁人物》《陕西理工学院学报》《陕西教育学院学报》《电化教育研究》《教育探索》《参花》等专业期刊和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