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纷繁的大千世界，人与人的交往讲究缘分。因为在脱贫攻坚、同奔小康的征途上，我跟刘大姐和李小妹两家贫困户，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亲戚”。我的这两个“穷亲”刘大姐家在东边，高山乡，李小妹家在西边，低山镇。尽管两地相距一百来公里，路途算得上不远，也不近，但在我心里，仿佛近在咫尺，没有一丁点距离。

我第一次见到刘大姐，是在四年前村里召开对接见面会上。那时，刚刚进入冬天，高山的风大，天气有些寒冷，刘大姐头上裹着白帕子，一身穿粗蓝布衣服、裤子，显得有些单薄，愁眉苦脸，一米六的个儿，身子颤颤巍巍的，一双不大不小的眼睛，没有一点神采，说话嘴微微颤动，叽叽咕咕的，看上去七老八十岁，一副孤苦伶仃的样子。让人觉得，她有许多苦大仇深，心里有许多苦水需要倒出来一样。犹如一个带有伤痛的人，让人顿生出许多怜悯，但又不忍心去触碰她，去打扰她。刚刚去扶贫点，我虽然生长在农村，但老家处于低山，还算富庶之地，因为工作原因，很多年没有与农民兄弟打过交道了。所以，以为她跟许多贫困户一样，都是同样的状态，这样的她，属于正常现象。

见面会结束，我跟刘大姐一块步行，踏上泥泞的乡村道。我俩一边步履蹒跚的行走，一边聊起她家里的事儿。

刘大姐家所处的文复乡是全区临近外县最偏远的乡镇，所在的兴隆村是乡里最偏僻的山村，所在车盆塘农业社是村里最贫穷最遥远的社，她的家在大山深处，是社里最边缘的一户。  

许多年前，刘大姐二十出头，还是个大姑娘，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从邻村嫁到张家，生下一儿一女。她勤劳，能吃苦，还算会持家，尽管地处高山，土地贫瘠，家底微薄，吃的只有红苕洋芋包谷粑，粗茶淡饭，但能够勉强把日子应付过去。人到中年时，丈夫老张患上肝硬化，一病不起，花去一大笔医药费，背了一屁股债，还是没有保住性命，丢下一家老小撒手人寰。

日子再苦再难，生活还得继续。刘大姐一个人起早贪黑，风里来，雨里去，含辛茹苦，把一双儿女拉扯成人。女儿出嫁临近的彭水，不久离异，一个人带着幼小的孩子，远走他乡。儿子读了高中，考上了不错的大学。毕业后，在重庆城区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耍了一个女朋友，未婚同居，生下一个男孩，算是给张家传宗接代了；小两口有比较稳定的收入，过着平常的小日子。这样，儿大女成人，刘大姐的天空总算云开雾散，苦日子算是熬到头，美好的日子触手可及。

我俩缓步慢行，走了一个多小时，到了刘大姐的屋角。站在乱石堆上，我看到一座木结构的房屋，有些破旧，有些瓦片、有些檐椽好像马上要掉落下来了，房屋就像一个耄耋之年的老人，跌跌撞撞的，一不小心就会摔倒似的，令人十分担忧。

我跟随刘大姐，走进房屋的凉厅下，地面有一层松散的泥土，凹凸不平，脚踩在地上，冒出一股尘土来。刘大姐端来高板凳，放在地板上，我屁股落坐在板凳上，板凳一瘸一拐的，我身子打了一个趔趄。走进灶屋，屋里黑黢黢，满地是泥土，坑坑洼洼，灶头上盖了一层灰。我抬头望头顶松散的楼板，黑乎乎的，布满了大拇指一般的洞，可谓千疮百孔，呼呼的冷风毫不客气往屋里钻，房里四壁透着风，我打了一个寒颤，心里凉了半截。

拖着沉重的步伐，我迈过那道通往堂屋的门槛，堂屋里堆放了一些简陋的农具，一些杂物，四壁光秃秃的；走进居室，一架破旧的木床几乎占据了整个房间，床上摊开着一床有些陈旧的铺盖，我随手揭开铺盖，一层薄薄的粗线毯子下面，铺着一床单薄的棉絮。

我跟刘大姐说了一些安慰的话，带着一颗沉重的心，闷闷不乐地跟刘大姐作别。在屋角的草丛中，刘大姐送我出来，久久的没有回屋，那满脸的无奈，那满眼的无助，那满心的无望，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

三个月后，我接到刘大姐的电话，说起最近发生的事儿，电话那头她的声音低沉，显得十分沮丧和落寞。

前些日子，她儿子感觉身子不舒服，去医院检查，结论是患上了严重的肝病，身体每况愈下，不吃不喝，只能靠药物维持着生命，每天的药费高达两百多元，这给刚刚摆脱贫困的家庭，当头一个闷棒，击得刘大姐晕头转向。儿子生病之后，同居女友丢下小孩离开了，刘大姐丢下家里的农活，她只好去市区，跟儿子一块挤在狭窄的出租房里，帮忙料理家务，带孙子，照顾卧床不起的儿子。

屋漏偏遭连绵雨，船迟又遇打头风。在儿子病重期间，刘大姐回了一趟老家，下楼时，不小心摔倒，造成右脚被擦伤骨折，左脚骨质增生也复发，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她只好拖着病痛的身躯，去市区医院治疗，打上钢针，十多天动弹不得。经过两三个疗程的治疗、理疗，恢复得比较好，能正常行走，可以做一些轻巧的活儿。

没多久，刘大姐的儿子病情加重，转化为肝硬化，三十出头的小伙子，终于敌不过病魔的侵蚀，失去了年轻的生命。刘大姐带着无限的悲伤，白发人送黑发人，将儿子的骨灰带回老家入土为安。她失去了心爱儿子，失去了生活的信心，也失去了生活的希望，极大的绝望笼罩着她，包围着她，击垮了她。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面对刘大姐儿子病故，生活举步维艰的处境，我极力帮助她重塑生活的信心，点亮生活的希望之光。我奔走相告，找到村委会，村里的熊支书满脸的不屑一顾，轻描淡写地说，她啥时候摔的？有大学毕业生，家里还困难，我怎么不知道呀！我揶揄道，你这个父母官，村里居然还有你不知道的事哈。熊支书打着哈哈，没有了下文。这个支书成天开着奥迪，叼着“中华”烟卷，忙着自己的打石场，盖着自家的别墅，那会去管老百姓的事呢。后来，这个熊支书借发展集体经济之名，乱砍乱伐，受到应有的惩罚。

帮助刘大姐摆脱困境，看来指望村里是没有戏了。我专程找扶贫单位领导，向乡政府报告，给党委书记打电话、发短信，交流沟通，反映真实困难。尽微薄之力，积极参与乡里乡亲的主动捐款，联系民政救助，缓解了沉重的医疗费用负担。

扶贫得扶志，我多次到刘大姐家，看望她，关心她，开导她，给她加油鼓劲。帮助她联系乡政府，落实低保，发放产业扶持基金；春播季节送去化肥，节日送去礼品，送去热情的问候。帮忙发展产业，将土地转租给她的房族弟弟，种植烤烟；利用自然环境的优势，搞家庭养殖，养土鸡，养土蜂。落实扶贫政策，结合实施扶贫救助，改善人居环境。帮助她修缮木结构的房屋，新建单间厕所，房前屋后，屋里屋外，水泥硬化地板，居住环境大为改观。

蹉跎岁月，经历磨难。现在，刘大姐尽管是一个人，一个家，但脸上恢复了往日的光彩，心情舒畅多了，生活也充满了希望。

去年初，单位的扶贫实行大转移。我离开了文复，离开了刘大姐。但我俩时常电话联系，我会问这问那，她如数家珍地说，家里的土鸡有了一二十只，土蜂四五桶；鸡公长大，母鸡下蛋，土蜂产糖；重庆的客人来家里，买鸡，买蛋，买糖；家里有了自来水，政府还买了医疗保险；每个月有三百多元的生活费，添置了新衣服、新的床上用品，生活有了保障。说起这些，特别的感谢我。我说，应该感谢政府，感谢共产党。

听着她电话里的欢声笑语，我仿佛看到了那张笑得灿烂、洋溢着幸福的脸，想象着她开心快乐的样子，我如释重负，心里也高兴、舒缓，轻松了许多。

去年秋天，在阳光灿烂的日子，我同妻子一块开着车，脚踏青山绿地，享受清新的空气，看望远在深山的这位“亲戚”。车停靠在刘大姐家门前，“嘀嘀嘀”我按了一下车喇叭，“呵呵呵，来啦、来啦！”刘大姐喜笑颜开的招呼着，完全像变了一个人似的，见到我们神采飞扬，拉着我的手，进到屋里，端茶递水，摆龙门阵，叙叙旧情，不亦说乎。

二零一八年元月，文复乡升级为区级重点扶贫村，我们扶贫转向长坝镇鹅冠村石坝社。我结对帮扶的家庭主人姓李，比我小，我叫她李小妹。她四十出头，初中文化，高高的个儿，清瘦的身子，精明能干，能说会道。家里有位八十五岁的老母亲，身体还算硬朗，偶尔生点毛病；有一女儿，二十出头，考上了专科的卫校，学习护士专业，全部减免了三年学费，已经毕业，通过了国家的护士专业考试，获得护士证，在主城的一个牙科医院寻觅一份工作，收入三千多。前两年，李小妹的老公患上肺结核，不能干体力活，经常三病两痛的，失去了劳动能力，这就导致家庭贫困。她老公少言寡语，但憨厚可爱，勤劳本分，和悦的脸上挂着笑容，流露出来的是实诚、善良和友好。他的病经过长期的服药，长期的医治，有了明显的好转。他间或的外出去成都、新疆可以打工，一年下来零零碎碎的也有两万多元。

春天，阳光、蛙鸣、白鹭、绿毯……

我最初接触李小妹，是在她家的一块油菜地里，油菜花开一片金黄，蜜蜂在花丛中飞舞，李小妹在菜地里跟千百棵油菜一样的笑开了花，缤纷烂漫。

我兴奋地走近花丛中，跟李小妹聊家常，规划发展产业，她兴致勃勃的说，种植油菜四五亩，种植玉米、水稻和红薯六七亩，养母猪、生猪八九头，种植养殖齐头并进，还有老公外出打工挣钱养家糊口。

我跟李小妹离开田间，来到水泥公路边她的家，一栋两层小洋楼矗立在眼前，一百多平米的院坝，平坦宽阔，洁净靓丽，天空带有透明的玻璃棚，几净明亮；屋里有沙发，有桌子，有板凳，有热水器，有大冰箱。李小妹领着我手扶不锈钢栏杆，踏上二楼，房间有新式的床，有电视，有衣柜；打开大小衣柜，有牛仔裤，有牛仔衣，有毛衣，有呢子大衣，还有羽绒服；有老公的，有自己的，有女儿的，有老人的，应有尽有。来到厨房，有天蓝色的橱柜，有亮丽的灶台，有哗啦啦的自来水...

夏天，美丽的乡村充满生机。玉米、红薯、稻子郁郁葱葱的生长，装点着这个绿色的世界，蝉儿悠闲地趴在树上，唱着婉转的歌；蜻蜓在田间自由地穿梭，偶尔在叶片上歇息；我走进翠绿的田野，走在窄窄的田埂上，察看生产情况。李小妹在绿油油的秧田里，“稀里哗啦”的薅秧、出稗子，跟禾苗像闺蜜那样亲密的在一起。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李小妹是家里的一把好手，忙里忙外。收获一千多斤菜籽，榨油四百多斤，收入四千多；母猪产仔猪两三窝，收入达到一万二千；种植水稻、玉米、红薯，增收近三千多；老公外出成都做钢棚，收入两万多。年终算起总账来，出尽打净，人平收入七千多，算是一个丰收年。

刘大姐，李小妹，我的亲人啊！携手走在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大道上，“两不愁”、“三保障”，生活如芝麻开花节节高。

——选自中国西部散文学会微信公众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