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梦在父亲的血液里沸腾

在沟壑纵深莽莽苍苍的陕北高原，一直在民间流传有这样一种说法：男人一生有三大事业，生儿子、盖房子、娶媳妇。我认为，我憨厚敦实的父亲就是这样一个陕北男人，盖房就是他最主要的人生理想之一。

静卧在高原上那处齐整的老窑洞是否是父亲的功劳我不太清楚，但年轻时帮助乡亲们箍窑应是父亲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我们全家从陕北老家一路向北来到鄂尔多斯前，父亲已在外探了二十多年的路。1959年腊月，寒风刺骨，我们全家人冒着严寒来到东胜酸刺沟煤矿，父亲让家人住在他提前安排好的工友武地生的一间倾颓的旧房内。

第二年一开春，父亲就开始实施他蓄谋已久的盖房计划：按照家乡的传统，他想在煤矿附近山的阳面挖一孔向阳窑洞。

听到父亲的计划，工友提醒他：“这里的土质与陕北的不同，不适合挖窑洞！”但为挖窑洞考察了一年瞅准了地方的父亲已下定了决心，按时开工。挖到第三天，窑洞果然如所有人所料，坍塌了。做了十几年矿工，经验丰富、身手敏捷的父亲提前察觉到了危险，与工友成功逃脱。

那次事故后的，虽然谁也没有批评和埋怨父亲，但那一段时间里，父亲却像遭受了一次重大打击，一蹶不振、一言不发。

母亲认为：父亲是因为损失了半袋白面、十几块钱而懊恼。

但我认为：父亲是一个有理想的人，盖不成房，就是破灭了他的理想，父亲是在那段时间失去了目标，对无法让他实现理想的酸刺沟彻底失望，没有了留恋。

此后几年，父亲再也没有提盖房的事。

1964年，在矿区生活的第四个年头，东胜“泥画社”招收建筑工人，38岁的父亲毅然辞去了煤矿工作，与几位工友结伴来到了东胜，改行成了一名“泥瓦匠”。

我后来分析，父亲之所以毅然转行，是因为泥瓦匠的技能正好可让父亲实现理想。

1965年，全家跟随着父亲来到东胜，寄居在东胜南郊一间砖砌的窑洞内。

1967年，沙尘暴过后的一个空气中弥漫着尘土味道的春日，父亲用80块钱买下了二完小南头的一间小土房。那间土房是东胜老户郭挨羊院子里的一间南房，土房的门面朝北，后墙外有一块空地，距主街有三十多米。

全家住进去后，父亲从此不再空手回家，起早贪黑地积累着建筑材料。几个月里，父亲积攒的砖瓦、石块、旧门窗，柳条、木棍、破椽檩堆满了土方的南墙。

第二年，在工友帮助下，紧贴着土房的南墙，父亲用土打垒起墙，建起了一间朝阳的土房。

新房可以居住后，父亲在新旧房之间半米厚的夹墙上开了一个洞，洞的两侧连着两盘大炕，全家在新房里吃饭，在旧屋里睡觉。

对童年的我来说，天天在那个洞钻来钻去，是一件非常新奇快乐的游戏，也是我最深刻的记忆。

此后，父亲用建筑材料在那片空地上标识和不断扩张着自己的领地范围。上冻前，正房成了两间；第二年，正房成了三间，慢慢有了南房、有了院子、有了大门。

三年时间，一个四间正房、五间南房、占地200来平米的小院生长在了那里，成了我们稳定的家。从此，全家结束了四处漂泊、居无定所的生活，在东胜牢牢地扎下了根。

随后，父亲以120元的价格卖掉了原先的那间土房。

在那个大院里，有好几户从陕北来的打工者，他们像父亲一样，悄无声息地扩大着自己的领地，他们盖的房院，有着明显的“移民”特色。

院子的角落里堆放着废旧建筑材料；南房参差不齐、大小不等；“里生外熟”的正房门面还算齐整，但门窗不是一种样式：有合页的、有转轴的，有玻璃窗眼、有糊纸的小格窗；窗眼用两块玻璃拼接，有的干脆钉一块三合板或塑料布；门头上的屋檐呈波浪形，露着一排未经加工的黑色椽头。

室内屋顶骨架裸露，房梁、椽檩、“柳疤”是灰黑的颜色；坡度不大的屋顶防水简单、经常漏雨，下雨时，家里摆着十几个盆碗，被雨点敲击的“叮当”作响。

为拦截雨水倒灌，门口堆着一道土坎慢慢抬高了院子，让室内地面成了圪洞。雨后，屋顶的白泥流下，院子里覆盖了一层软泥，间隔半米，用半砖铺出一条通向大门的路。

我对中年改行的父亲的泥瓦匠手艺不敢恭维，在父亲当了几年泥瓦匠后，同行对父亲认可的话是：“严师傅盘的一手好炕！”

虽然学艺不精，但在一家十口人捉襟见肘的生活逼迫下，父亲什么苦都能吃，什么活儿都肯干。除了泥工活儿，父亲还干过油工，做过木匠，拉过板车，修过自来水和下水道……让人吃惊的是，我还见过父亲“画腰墙”。

虽然画得很简单，只是几根粗细线条和转角的两个“万”字形状，但有一点美术功底的我知道，用油漆在墙上画平滑的直线是很难的。我至今也不知道，不会写字的父亲是怎么做到的？

我后来想，也许是父亲对他盖的那座平房的美观度不满意，于是，他一边学习、一边实践，一边挣钱养家糊口，一边用现学的手艺改造和美化着他的作品。

二十几年里，父亲把土墙用白灰抹平，刷上白灰，画上腰墙；把屋顶基本找平，糊上麻纸；在朝外的土墙上包一层砖；将门窗玻璃换成整块，将门窗用砂纸打磨，油上一遍漆……

但父亲的努力好似破麻袋上绣花——基础太差，尽管父亲非常努力，直到1997年大院整体拆迁改造前，最终也没有达到父亲满意的效果。

我成家后，单位分给我一套房，是那种美观的砖瓦起脊家属房。整齐结实的外观，整洁的水泥地面，家里有沙发、茶几、圆桌和洗衣机，后来，还买了一台14英寸彩电。

那几年，家乡再来人，父亲会领着他们到我家来参观。在家乡人的夸赞声中，父亲脸上泛着红光，写满了成就感。

1999年，单位分给顶替父亲当了建筑工人的弟弟一块宅基地。弟弟盖房期间，年近七十的父亲昼夜守在那里，用了一个夏天，帮着工人为他的小儿子盖起了一座高大宽敞的砖瓦起脊房。

乔迁之喜，大家在一起相聚。父亲站在院外，静静地仰望着那座漂亮的建筑，客人和路过的同事纷纷给父亲道贺。父亲请他们进屋喝茶，神情中有一种平和的骄傲与自豪。

聚会那天，父亲喝多了酒，说了很多话，但由于场面嘈杂，我没能听清父亲讲话的全部。但我仍然可从模糊的记忆阅出父亲的喜悦。

多年以后，在经历了生活的艰辛后静心阅览那天模糊的记忆，我才陡然明白，原来就在那一天，父亲之所以那么的激动，是因为古稀之年的父亲终于实现了他一生中的那个为儿子盖一座好房的梦想。

我的爷爷

清末民初，爷爷出生在一个家境殷实的陕北农民家庭。爷爷是长子，为了让爷爷长命，他的父亲给他戴锁、拴石狮子。

爷爷曾是一个机智勇敢的少年。

爷爷的父亲买了村里一个光棍的地。光棍好吃懒做，他卖光了家当后，穷得连锅都揭不开，隔三差五来爷爷家找后账。善良的爷爷的父亲每次都不让他空手走，这反而让他变本加厉频繁上门，家人不堪其扰。一天，他又一次坐在了爷爷家的炕上，愁得家人直叹气。爷爷从厨房拿了一把拨面刀走到门前，在磨石上开始使劲地磨。邻居路过问爷爷要干什么？爷爷回答：“我要杀了那厮！”邻居急忙告诉了泼皮，并告诫他：“他可是一个敢说敢干的人！”吓得泼皮求邻居拦着爷爷落荒而逃，从此再也没敢踏进爷爷家的门。

那年，爷爷十四岁。

爷爷读过两冬私塾，在当时也算是一位识文断字的文化人，但与他的弟弟没法比。爷爷的弟弟在绥德四师毕业，当过多年的老师，在府谷古城任过六年校长，早期就在学校参加了革命，对时事有着独到的见解，所以，爷爷遇到一些难题会让他弟弟给拿主意。

年轻时的爷爷与弟弟做过几件轰动地方的事，常被老一辈人提起。

最有名的一件事是：爷爷与弟弟一起策动乡民“闹牌事”。当时府谷“镇羌”分东、西、南、北四大牌，爷爷的住地属于北牌。乡长伙同手下贪污了村民的税款，弟兄俩联合乡民“查牌”，到府谷县上访，上榆林告状，经过长时间的努力取得了胜利，维护了自身和乡民的利益，得到了乡民对弟兄二人的交口称赞。

上世纪三十年代，弟兄二人经常为乡民打抱不平，为乡民争取正当利益，颇受乡民拥戴。

说千道万，民以食为天，种地才是爷爷的本业。按照家乡的传统，长子是要传承家族事业的。所以，成年后的爷爷不负众望，“顶着父亲的帽子”继承了长辈的种地事业。

爷爷是一把种地持家的好手。在弟兄二人成家后，他们的父亲就给他们另立了门户。分家后，爷爷几十年如一日，面朝黄土背朝天在地里辛勤劳作，耕种养殖，赶交流做买卖，不断扩大着自己的领地，增加着自己的资产，一步步实现着发家致富的梦想。像他的父亲一样，十几年后，爷爷成了本村拥有最多土地和一百多只羊的富裕户。

那个时代，在陕北的黄土地上奋斗是一个男人的灾难。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陕北大地十年九旱，时事波涛汹涌。爷爷的命运随着陕北的气候、土地的收成和时局的稳乱起伏跌宕。虽然爷爷非常勤劳，又会做买卖，好年景时，能让家庭生活丰腴，但遇上连续的灾年兵祸，家里也会断粮。奋斗了几十年，连一个家的温饱都难以为继，从富裕到贫困几番起落，让这个顶天立地的男人的性格变得有些暴躁。

我没有见过爷爷，但经常能听到爷爷非常有个性的故事。

父亲给我说：九岁以后，他开始给家里放羊。有一天，他抱着刚下的羊羔跑回家给奶奶夸，转身回去，狼咬死了一只大羊，气得爷爷摔死了羊羔，把父亲一顿大骂。

母亲对我讲：爷爷年轻时，有一次，奶奶做的饭爷爷不满意，向奶奶提意见，奶奶回了一句，爷爷端起铁锅连菜一起扔到了院子里。

一直陪伴在爷爷奶奶身边的候妈笑着说：她想用爷爷筛过烟叶的筛子筛米，在石碾上用力磕掉上面的烟末。蹲在一旁的爷爷认为儿媳妇对他不恭敬，将筛子打成稀巴烂扔进了门前的深沟里。

爷爷叫着岳父的名字“撅”奶奶，候妈不让爷爷骂她的爷爷（奶奶是姑姑做婆），爷爷认为是姑侄俩一齐与他作对，气得拿了根绳子要在门前的树上上吊。候妈跟了出来对爷爷说：“你要是吊上乞，我可是不敢放你下来！”爷爷蹲在院子里生了半天闷气，用力将绳子摔到地上，拿起锄头到后山的地里侍候他的庄稼去了。

我想，这也许是承担着一大家子生活重任的、压力山大的年轻农民的一种减压方式。

像许多有着大男子主义的陕北男人一样，爷爷从来不会给别人说好话，他用他的脾气去表达对晚辈的关心和爱。

没进腊月，候爹给二哥做了一辆冰车。二哥在门前的河川上玩了一整天，爷爷一天没见到孙子，急得转磨磨。太阳快落山才看见二哥回家。爷爷一把夺过冰车，指着候爹的鼻子大声训斥：“冰还没冻结实，你怎么能给孩子做这么危险的东西！”然后，也不管二哥哭闹，用斧头将冰车砸成了一堆柴火。

在这些遥远的故事里，我看到了爷爷可气又可爱的一面，让我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从而引发了我的反思。同时，也让我与爷爷产生了一种血脉相连的亲切感。

四十岁以后的爷爷出门必带一把铁锹。那个时代的人，在陕北的羊肠小道上，会经常看到爷爷边走边修补道路，这个行为成了爷爷的标志，一直伴随着爷爷度过了他的下半生。

我想，这把铁锹就是有些侠客心理的爷爷心中的剑，爷爷用它行走江湖，也用它行德积善。

进入不惑之年的爷爷开始变得沉默寡言，除了与孩子们还有些话说，他再不与人争辩，也不再发脾气，但脸上也难见笑容。

爷爷经历了那个时代多次的天灾和战乱。爷爷以一个男人的坚实的肩膀扛起了家庭的重担。面对困境，他努力过、抗争过。在爷爷的不懈努力下，也曾让家人近距离接触到了相对宽裕的短暂生活。爷爷也曾走出大山，来到口外，他也想离开那个让他受尽了苦难的地方，但终究还是故土难离。过了知天命之年，爷爷还是一无所有。生活的重压和看不到希望终于压垮了爷爷，让晚年的爷爷修炼成了一位不敢想、干不动、再也不发脾气的老农，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坚强的男人终于向命运缴了枪。

我想，晚年的爷爷应该还有精彩的故事，但没人再向我说起。

听到爷爷的最后一个故事是：父亲以家族老大的身份，从200多里以外的鄂尔多斯步行三天赶回陕北府谷老家，给爷爷操办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八十大寿。在现代人看来，这是一件非常普通的事，但在那个极端困难的时期，在当时那种交通条件下，以父亲不识字的文化水平，能做到那个程度是相当不容易的。

这件事以后，爷爷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直到第二年爷爷去世前的那段时间里，爷爷的性格变得和善，脸上常常荡漾着浅浅的微笑。我知道，让爷爷欣慰的是，在他有生之年，终于看到敬老孝顺的家风得以延续。

今天，我看着黑白照片里那位曾经机智勇敢，年轻时旗帜鲜明、敢做敢为的爷爷，老年时沉默寡言，为家庭付出了一生努力的那个负责任的男人。他受尽苦难，临终前终于完成了使命，带着微笑走完圆满一生。

爷爷和爷爷的爷爷就是是我们的根，是我们这个家族枝繁叶茂的根基。爷爷也是那个时代一大批陕北农民的典型代表，他们都有着善良、正直、勤劳、朴实的品格，就是这样一大批最底层的农民，用他们脆弱的身躯，构成了推动社会不断发展的稳固基石。

煤油灯，光亮了我的童年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父亲带着全家离开陕北老家来到鄂尔多斯时，还没有通电。狭仄的屋内还点着父亲从家乡带上的一盏破旧的油灯。

那盏油灯有一拃多高，通身油腻黝黑，灯身很沉，外观上已辨不出是什么木质。油灯的底部为方型，顶端镶着一只带豁口的小碗。黑红色的油中浸泡着一根粗绵线，在小碗的豁口探出一段黑色的灯芯。

小时候怕黑，黄昏时就催母亲快快点亮油灯，母亲总是轻柔地摸着我的头轻声地说：“现在还用不着点灯，油也很贵的。”

太阳落山，晚霞被深蓝色的冷光所代替，天空像一个巨大的黑影怪兽，慢慢将大地笼罩在了它的魔爪下。

我紧紧跟随着母亲，拽着她的衣襟与她寸步不离。

当黑雾弥漫了我的视线，看不清路的时候，母亲才从笤帚上抽下一根糜杆儿，伸进炉膛中点燃，然后，点亮了那盏油灯。

起先，油灯散发出微弱的光芒，母亲用针拨了一下灯芯，油灯瞬时亮了起来。屋内被耀得昏黄昏黄的。

那盘土炕几乎占据了家的一半，油灯放在土炕边沿的小方桌上。开关门时挤进来的风和母亲做饭揭锅时喷出的蒸汽都会将灯芯吹得左右摇曳，宛似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

晚饭后，哥哥姐姐围着油灯做作业。一会儿，母亲收拾好了碗筷，也坐在炕沿借着灯光开始做针线。母亲的头遮挡了外泄的射向地面的那一束光，仅留下了头顶的那一片。几个巨大的黑影投射在四面斑驳的墙上……

被遮挡的地方，黑漆漆的。我依偎着母亲，眼睛死死地盯着那个不断摇摆跳动着的火苗。

灯芯散发着耀眼的光和热，冒着一股黑烟向着空中熊熊燃烧，间或跳跃一下，溅出一点火花。偶尔，灯芯会出现烦燥的情绪，开始不停地快速闪动。母亲会用针拨几下灯芯，如果没有阻止它，母亲会再拿一把剪刀将灯芯前面的黑头剪去一段，才会让惊慌失措的油灯情绪稳定下来。

一段剧烈的燃烧中，灯芯上的一丝黑烟会挣脱了火苗向上升腾，而后悠闲地降落在屋顶裸露着的椽檩上，给本已黢黑的屋顶又增添了一抹黑色。

屋顶上有经年的灰尘和蜘蛛网，蜘蛛网断裂后又沾染了灰尘，形成了倒掉着的“屋梁尘”，被上升的热汽推着轻轻地摇摆着，感觉随时会掉下来，但几天后再看，它还顽强地坚守在那里。

做完作业，借着灯光，大家开始玩“打手影”。哥哥姐姐们最拿手的是狼形手影。他们两手交叉靠近油灯，一匹狼便映照在了下炕的土墙上。随着狼嘴的一张一合，眼睛的一闭一睁，那匹狼影随着灯芯摇曳奔跑着翻滚前行，像极了一只活物。随着狼形手影的大小的变化和表演者发出的低沉吼声，让我感到紧张又新奇。

在油灯的灰暗环境里，哥哥姐姐经常会故意制造出一些恐怖的气氛来考验大家的胆量。

大姐的恐怖故事，让我至今想起还会头皮发麻：

荒无人烟的郊外树林中，有一座荒废多年的别墅，传说，每到深夜零时，会发生幽灵事件。

有一位胆大的与人打了赌，只身前去探险。

心情慌乱地等到半夜零时，随着别墅内的报时钟在空旷的大厅响起，楼梯上同时传来一个女人上楼时高跟鞋发出的清脆的脚步声。探头去看，楼梯上却没人，只有一个巨大的阴影若隐若现，而那个声音越来越响，身影越来越大，随着十二下钟声一齐戛然而止，身影倏然消失，四下一片死寂，只有天空电闪雷鸣、暴雨如注。

大姐将声音压得很低，将语速放得很慢，营造出神秘阴森的恐怖气氛，她像一个专业的音响师，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发出“滴嗒、滴嗒”，“咯噔、咯噔”，“轰隆、轰隆”的声音。她还用手环绕着油灯，在墙上展现着不断变幻的手影，吓得大家尖叫着让她赶快停下来。

冬日里的夜寒冷而漫长，听了恐怖故事后很长一段时间不能入眠。炉内的火光一明一灭，映照在黝黑的屋顶和坑坑洼洼的土墙上，眼前会不断闪现出类似人形的黑色人影。屋外，阵阵的西北风刮过，仿佛有人在呜咽，夜越深、风越大，将屋顶和院子里的物件吹落，“叮叮当当”乱响。屋内，有窸窸窣窣的声响，好像是老鼠在啃噬着门框，感觉四周的黑暗中有无数的小动物在伺机而动，让我的心一阵阵地紧缩，甚至有一些呼吸困难。

夏天的夜清凉而短暂，晴朗无风的夜里，温柔的月光会透过门窗照进来，将屋里照得清晰又朦胧。失眠的夏夜，我会长时间地盯着布满疤痕的土墙和裸露着骨架的屋顶看，长时间的凝视下，眼前会显示出丰富的景色：那里有天堂、有地狱，有仙境、有魔洞。有时，我会把平时听到的故事和传说掺杂着想象映衬在屋顶和墙上，那片小小的世界里就有了岳飞、有了秦琼，有了吕布、有了曹操，有了李元霸、有了程咬金，有了猪八戒、有了白骨精……

多年以后，那一点光映照出的景物深深地铭刻在了我的脑海之中，它们让我快乐地度过了一个个寒冷的冬日和贫困的童年，它们一直充实和丰盈着我的精神世界！

乡情里，耸起一排旧窑洞

陕北之北的大山深处，安静地坐落着一坳小村庄，小村庄零星分布着十几孔沧桑的窑洞。太阳落下的方向有一条蜿蜒而行的羊肠小道，小道的尽头，有一处废弃了六十多年的土窑洞大院，那便是爷爷奶奶和父亲母亲的老屋。父亲在那个窑洞长大，与母亲在那里成家立业。在那里，大哥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二哥度过了他的童年时代，大姐度过了她的幼年时代，二姐也出生在那里。

1941年，父母成家后接过了上一代的担子，带领着他们的弟弟妹妹在老屋的周围面朝黄土背朝天，春耕、夏种、秋收、冬藏，为了填饱肚子晨出暮归辛勤劳作。

由于那片贫瘠的黄土地十年九旱，天灾人祸频发，一家人的生活一直挣扎在温饱线上。

母亲对那处老屋没有多少留恋，因为在那里，母亲遭受了多次一般人无法承受的痛苦、恐惧与打击。母亲的第一个儿子出生后不久，遭遇了三年特大旱灾，土地连续三年绝收，饥荒将人们推到了死亡的边缘，儿子两岁时，活活饿死在了母亲的怀中。几年后的又一个饥荒年代，母亲的另一个儿子遭受了饿狼的袭击，母亲将儿子抱在怀中，两个月没敢撒手，直到孩子死去。茫然不知所措的母亲从此对那里彻底绝望，再无留恋。在我的记忆中，母亲从不丢弃一粒粮食，晚年的母亲一提起家乡的狼，还会有些惊慌，有些声音颤栗。

父亲眼看着在那片贫瘠的土地上发财无望，在集市上结识了几个马帮和垦荒者后，开始外出打工、做买卖，用改变生计的方式努力改变着自己的命运。此后的几年里，父亲由近及远，从口里走出口外，从长城脚下走到了黄河岸边，从周边煤矿走到达旗滩地，从打短工到做长工，从一月一归到一年一归，变成了一个浪迹天涯、四海为家的游子。

生活的重压、周围的歧视、饥饿的儿女，在重重生存压力的逼迫下，父亲与母亲下定了决心要逃离这个苦难的看不到希望的地方。父亲母亲提前约定，攒足了盘缠，在一个初冬的寒夜，赶着两头毛驴，带着四个儿女，悄悄离开了那个他们生活了十七年的老屋，步行着穿越了蒙陕界，五天后到达了东胜“酸刺沟”。几年后，父亲靠一己之力，在东胜盖起了新居——一处干打垒土房小院，在东胜扎下了根。

从此，父母成功转型：由农村人变成了城里人，由农民变成了工人，成了吃商品粮的市民。同时，也成了东胜人眼中的府谷人，家乡人口中的内蒙人。

随着爷爷奶奶去世，爹爹姑姑相继成家立业，老屋无人居住。父亲将老屋里的家当分批搬到了东胜，老屋从此成了一处空院。

随着老屋的闲置、土地的荒芜，杂草在老屋的周边肆意生长，鸟兽在那里安了家。随着时间的逝去，窑洞开始塌陷，院里堆积黄沙，风霜雨雪将老屋的记忆剥落、涂抹和掩盖。那处老屋越来越像一处原始洞穴，成为了父母再也回不去的曾经的家，成了父亲思乡的一个符号。

三十岁那年，我随母亲第一次回到那片黄土地，目睹了那处荒废了三十多年的窑洞大院。

从东胜出发一路向南下坡进入陕北，从新民乡向北进入大山深处，半小时后，来到山顶有几处小庙的村子，西侧不远是候爹的家。从候爹家出发，沿着被荒草遮盖的、若隐若现的黄土小道弯弯曲曲地向西，翻过一道梁，穿过两道沟，是一座被荒草覆盖了的圆形土山。

从北侧绕过，山的南端是一处背靠着大山的半圆形院子，院子的正北是四五米高的弧形断崖，上面排列着一排土窑洞。

正中是三间较大的主窑，一个门上还保留着退了颜色、变了形的木格门窗，门上挂着一把生了锈的老式铁锁。正中那个窑洞的屋顶已露天，借着投射下来的光线，隐约可见窑洞内有一盘连着炉台的大炕，屋顶有烟熏过的痕迹，门口与地上堆满波浪形黄沙，阻挡了进入的路，遮挡了角落的视线。

土崖东侧的窑洞已被泥土覆盖，主窑的西侧有两个小窑，已完全塌陷，黄土将门口封堵成了半圆形孔洞。

院子里满是齐腰深的荒草，院子南端的东侧，一棵茂密的红枣树成了这里醒目的标志，一阵风吹过，树叶摇曳着用“沙沙”的响声欢迎着前来寻根的人。

小窑的顶部西侧，有一片平缓的土地，角落的荒草中，露出一个石碾的一角，这里应该是秋收的“场面”。那座山周围的耕地已全部荒废，长满了葱葱郁郁的杂草，四处是采药人挖掘野生甘草留下星星点点的小洞。

山的南面是一条大川，下游有一座土坝，大川和大坝一片干涸。

此后，我一年回一次家乡，每次都会住在爹爹家里。

七十多岁的爹爹故土难离，一直还坚守在那里。

现在的窑洞已在原来的土窑前砌筑的石窑，高大、美观又结实。近几年，政府打造美丽乡村，将水泥路修到了家门口，将深渠里的水直接抽到农民家中，为了安全，还在院子里安上了监控探头。

每次回来，我都要去看看父母的那处老屋。

时间对于那处老屋仿佛停滞了下来，二十多年里，除了沙土在慢慢堆积，野草树木在继续生长，老屋再没有什么变化。

去年又一次回乡，独自坐在老屋院前的那棵枣树下，痴痴地远望门前的大山河川，回忆着那个老屋的传说。

远处传来唢呐声，听着那高亢苍凉的声音，猛然感觉像遗弃了一件贵重的东西，心里盈满了一阵空荡荡的忧伤。

暮色从山的那边游荡过来，将孤零零地立在山上的我包围了起来。

面对无边的空寂，我沉重地静了下来。前面看不到路，四周看不到人影，听不到狗吠，只有草、树、掠过身边的风，还有孤零零的我。

回过头，见那处窑洞老屋像一只垂垂暮年的老狗，多年里，一直忠实地守望着故人的归来。而我的心间，也一直寄存着对于老屋的无限眷恋。多少次在梦里，我一次次回到那片炽热的土地，醒来，一次次泪下。

此时，我感觉，我与我的父亲、我的祖先的心是相通的，我们在一段人生中的处境都一样：要么离乡、要么回乡，要么想家、要么无家可归。

捏面人

一个年过五十的男人会捏面人，这是他保持了多年一个小小的爱好，这个爱好来源于他的母亲。

他的母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陕北人。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母亲跟随着父亲，领着儿女，离开了生活了四十多年的家乡，定居在了一个叫鄂尔多斯的高原小城。

母亲一生没有改变乡音，一直保留着老家的风俗和生活习惯，经常用家乡话给她的儿女们讲一些民间故事和老一辈留下来的传统和禁忌，而且，母亲特别注重在什么时节做什么，在什么节日吃什么。

虽然家贫如洗，但每逢农历节日，母亲还是会提前准备，用少的可怜的食材，创造性地给全家做一顿传统美食，给这个十口人的贫困之家营造出一些节日的气氛。

他自认为是家里最馋的一个。因为从记事起，他就保持着一个爱好，只要母亲做好吃的，他会放弃与小朋友出去玩耍，守在旁边看母亲做饭。

每年阴历的七月十五，母亲都要捏面人。

郊区的农田周边，生长着一种比黑豆小的野生豆荚植物，母亲称它“面人人眼睛”。进入阴历七月，这种植物正好成熟，母亲会提前采摘一些。

七月十五的前一天，母亲开始发面。

第二天，快到中午时分，母亲将发好的面揉成几块面团，然后盖严。

在捏面人前，母亲会先将炉火点燃，放入煤炭，才开始准备工具。梳子、剪刀，一双削尖了的筷子，菜刀、小刀、小擀面杖，一根竹签，几根高梁棒棒。将洗净的一掬红枣切成两半放在盘中，把红纸、绿纸、蓝纸分别放在几个小碗里，倒入一点温水泡出颜色。

在大锅里放入笼屉，盖上锅盖，再揉一次面后，母亲就开始捏面人。

母亲捏面人的动作快速而流畅。揉面、搓面，将三块小面团固定在高梁棒棒上，用剪刀剪几下，用梳子一压两下，一个动物或爬着的小孩形状就展现了出来。擀两个小面皮摞在一起，用削尖的筷十字一夹，面案上就展现出一朵小面花，将小面花安在面人胸前；揉一个小面球，用竹签中间一压，就成了面人的樱桃小嘴；挫两条小麻花，固定在面人头上，就是小面人的辫子，再将两朵小花安在辫梢；拿两个小面饼做底，安上黑亮的“面人人眼睛”，一个漂亮的面人就大功告成。

母亲捏好了几个面人水正好也开了。如果捏好的面人不满一笼，母亲会快速卷几个花馍按上两个红枣，补满蒸笼的空位。

出锅时，面人的变化会出乎意料。

有时，面人会比捏时丰满、白净，展现出孩子般白白胖胖的脸蛋和动人的神态。他就会在旁边发出夸张的一声惊呼，引起大家一阵欢笑。

有时，面人会变形、发黄、开裂，他抬头看母亲，母亲会自言自语地说：“碱大了”。大家会不由自主地集体发出一声叹息。

不管怎样，母亲都会在出锅后，在面人的身上点上花花绿绿的颜色。

揭锅时散出满屋蒸汽形成的朦胧，看着散发着垂涎香气的面人在蒸汽中慢慢清晰，白净的面人脸蛋发着清亮的光，听着面人出锅时家人发出惊奇的欢呼，给他的视觉、听觉、味觉刺激出了永久甜蜜的童年记忆。

起先，他只是坐在一旁看，后来，姐姐们开始动手帮着母亲做。看着她们的笨拙，他也跃跃欲试。

母亲要求他把手洗净，发给了他一块面，任他自由发挥。他费了好大的劲，才做出一个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的物件。但无论他做成什么样，母亲都会面带微笑把“她们”放入锅中，出锅后，郑重地给他的“作品”点上颜色。

看到虽不成型但花花绿绿的“作品”，他品味到了捏面人的快乐，也产生出一丝的成就感。

在以后的很多年里，每到七月十五，他都会陪母亲捏面人。每次捏面人，感觉自己的水平一年比一年好，他期盼着七月十五的到来。

上了中学以后，他将他的美术特长应用到了面人创作中。甚至还会根据面发的程度、和的软硬预测出锅前后变化，对面人做一些前期控制。创意性地做出了一些成功、可爱的小作品，与母亲的陕北风格面人截然不同，受到了母亲由衷的赞许。

但母亲却没有受到他的一点影响，一如既往地保持着家乡面人的风格。

母亲去世后，七月十五家里就没有人再捏面人了。

去年，妻子在七月十五前发了一些面，鼓动他带着孩子们一起捏面人。

此时，他像母亲一样，将面揉好、盖上盖儿，开始准备工具。只是这时，煤炉改成了燃气灶，彩纸泡的颜色换成了现成的“吃红”。

听说要捏面人，孩子们好奇地很快围拢了过来。

他要求孩子们先去洗手，然后，发给他们每人一块面团，任由着他们自己去捏。

他将孩子们的“作品”郑重地放入蒸锅。出锅后，认真地给他们的“作品”点上红点儿，还给他们的每一件“作品”起了一个有趣的名字。

听着孩子们激动的阵阵欢呼声，看着他们惊奇的闪闪发光的小神情，他仿佛看到了慈祥的母亲和当年幼稚的他，心中溢满了辛酸的回忆与幸福。

今年的七月十五，他将面人拍照发到了朋友圈，附说明：“我至今保持着捏面人的习惯，这让我想起了母亲。”得到了最多的一次点赞，

大家纷纷向他索要面人，有人提出要和他学捏面人。

他回复：“回去和母亲学，她捏的面人永远是世界上最美好的。

酸甜童年

小时候，水果糖就是我心目中的好吃的。母亲有时下班会带回来几颗，给我们每人分一、两颗。在外地上班的大哥每次回来都带几颗。但心软的大哥看不了邻居家的小孩可怜兮兮的眼神，每个人都得给分一颗，分到我手里也就一颗，最多两颗，而且他回家的次数少的让我失去等待的耐心。

听到邻家娶媳妇，我就会提前站上一个好位置等着。感觉每次都要等上好长时间，也不知道大人们在嘻笑吵闹在干什么。但总会有一个向空中撒糖的过程，这就是我要等待的结果。多数会抢到一、两颗糖，运气最好的一次我竟然抢到了五颗，那次的心情真是难以言表，回家的路上走路都一颠儿一颠儿的，嘴里胡乱地吹着口哨，别提有多神气了。

控制好的话，一颗糖能吃一天。吃的方法是在嘴里抿几口后再原样用糖纸包起来，甜味还能在嘴里停留一段时间，过一会儿馋了就再抿一口。这样到睡觉前一颗糖已经被抿得薄薄的，依依不舍的让它经过喉咙咽到肚子里，圆满完成了它带给我最长时间味觉享受的使命，但总还是觉得有些怅然若失。

有一次放学回家的路上，我刚把糖含在嘴里，突然听见同学在后面叫我，我一答应，水果糖竟然一下子溜进了肚子里，这让我非常懊恼。在回家的路上，我心情非常郁闷，耷拉着脸，一句话也不说，也没有正眼看他一眼。同学莫名其妙地问我：“刚才还好好的，谁招你惹你了？”

小时候，吃水果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事。

冬天，把萝卜放在窗台或凉房顶上冻一晚上，第二天带到学校就是最好的水果，好多同学都这么做，脆生生、甜滋滋的挺好吃，同学之间互相比较着谁的萝卜更甜、更漂亮。但如果有同学带着苹果来到教室，教室里就会充满了苹果那勾人的香气，大家就会条件反射似的离他远远的，各自吃着自己冻得铁硬的“水果”，但都遮掩不住羡慕的神情，嘴里的冻萝卜也突然没有了滋味。

当路过供销社，看见别人提着饼干、点心、莎其玛或橘子、香蕉等人间佳品，弟兄三个馋得直流口水。我强忍着口水，把控制力最差的最小的弟弟挡在身后，以防他做出不雅的举动。心里却想着，迟早我会买来自己吃一次。

一天，撒谎说老师让买书，向母亲要了两毛钱，瞒着两个弟弟直奔供销社。也许是天气太热，紧紧地攥着两毛钱的手里湿湿的。到了水果店，我怯生生地对天生就有着一副冷若冰霜面孔的女售货员要了一棵黄橙橙的橘子。当她张口说出价钱后，我后悔的要命，因为这个橘子的价钱几乎是我全部的“财产”。不过后悔也没用了，我也不想再看女售货员那一脸鄙夷的、让人极不舒服的神态，赶紧付了钱转身逃离了供销社。

一路上，手里的橘子湿湿凉凉的，让我有一种说不出不的兴奋，还有一点像做贼后的惊慌。走进一个小巷后，强制自己放慢脚步，以免让别人看出我的慌张和不自然。当走到小巷的中间时，看见周围没有几个人，也没有人在注意我，我把橘子放到嘴边狠狠地舔了一下，没什么味道，于是我张嘴迫不及待地咬了一口，嘴里的味道让我大吃一惊：不但酸，而且苦、涩。这难道就是我朝思暮想的橘子的味道吗？不对，也许和香瓜一样，有的地方是苦的。我把橘子转了九十度，比刚才小地慢慢地又咬了一口，还是刚才的味道。我有一种上当的感觉，我被售货员骗了吗？是她给了我一颗坏橘子吗？但我哪敢回去和她理论，只能拖着疲惫的身心继续往前走了一段，把那颗被我咬得破烂不堪的橘子快速地埋在了小巷出口的黄土下。

这件事让我难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以至于后来虽然知道吃橘子是要剥皮的，但还是对橘子类的水果产生了“免疫”，直到现在还是不太喜欢这一类的水果。

父亲的那辆自行车

父亲有一辆二手“28飞鸽”自行车，在当时，那是我家最值钱的物件。

这辆自行车的利用率相当高。父亲除了骑着它上班，还整天用它驮水，驮粮食、饲料、皮张，甚至驮一些建筑材料，可以说，只要自行车能胜任的，它无所不驮。

听大哥讲，他和父亲骑着这辆自行车回离东胜二百多里地的老家，遇到平缓路和下坡路，一个骑一个人坐在后座上；遇到坑洼路和上坡路，一个人骑出去约一里路，把自行车放在路边后继续往前走，后面一个人赶上来骑上超过前面走的人约一里路，再放下往前走……就这样回了陕北老家好几趟。

我想是因为太忙了，我好像没有看见过父亲保养这辆车，甚至没看见父亲擦洗过这辆车。

在父亲的超负荷使用和虐待下，那辆自行车展现出一种贵而不尊的状态：车身油腻、漆皮脱落、轮毂扭曲、刹车失灵，两只脚蹬呈八字型，前护轮板、护链板和后支架都受不了负累下了岗。停下的时候只能靠墙站着或躺着，一出发，就会发出痛苦的嘎吱声。用相声里的一句话——“除了铃不响，剩下哪都响”。

父亲和自行车白天很少有适闲的时候，只有在盛夏的中午，父亲才难得有一两次午休。

那年我十一二岁，只要看到父亲的自行车停在院子的墙角里，我就会马上推着跑到离家约五分钟路程的二完校操场开始练习骑自行车。

刚开始一手抓把、一手抚着大梁，用胳肢窝靠着车座，用一只脚踩着自行车一只脚蹬先慢后快顺坡向下遛。好不容易遛顺了，可父亲的午休不连贯，几天后，等到了父亲又一次午休，到了操场一遛，发现又不熟练了，害得我还得重新开始。

遛熟练后，由于个子小，又没人帮助，只能用“掏裆”的方法骑：就是把一只脚伸进自行车大梁下的三角架里骑，这样骑不但解决了够不着的问题，而且可以用两脚随时刹车。由于父亲的自行车脚蹬不是一条直线，蹬整圈非常困难。刚开始，只能用脚尖一点一点地蹬着向前走，后来蹬整圈时，人就会随着八字脚蹬半圈高半圈低上下波动，让旁边的人看就像瘸子走路，引来小伙伴们夸张式的嘲笑。裤子会沾上链条的油，还经常会被没有护链板的链条夹住。有时，一慌张，会连人带车扑倒在操场上，还好，操场上全是松软的黄土地，摔一跤也不会受伤太重，但还是经常被摔得灰头土脸。

一次，骑得兴起忘记了时间，父亲睡起准备上班，发现院子里没了自行车，回头发现了急匆匆赶回来，满头大汗。父亲瞪了我一眼，我赶忙把车送到他手中，然后像平时犯了错一样面向他低头肃立，表现出一脸的谦卑，等着他训斥。也许是时间不够了，父亲这次竟然破天荒地没教训我，转身骑着那辆破自行车走了。

后来，骑自行车的技术越来越好，小伙伴们在操场上互相较劲：看谁骑得最快，谁能放开自行车把，看谁能骑一辆另一只手还能带一辆，看谁能停下来站的时间长……

我的骑自行车技术不在他们之下。

后院小伙伴的父亲是五金商店的技术工人，业余时间在家里给商店组装新自行车。有时他父亲会让我们帮他把组好的自行车送到商店，需要骑着一辆带着一辆。

第一次送自行车时我才发现，由于长时间只骑父亲那辆脚蹬特殊的自行车，造成了我骑新的自行车很不习惯，甚至可以说我发现不会骑正常的自行车。但又怕小伙伴笑话，只好硬着头皮、摇摇晃晃地跟在队伍的最后面，强撑着把两辆自行车送到商店后，发现自己的衣服都湿透了，身上有点发抖。

几次后，才慢慢地适应了骑正常的自行车。

父亲的那辆破旧的自行车已经消失很多年了，但我还会偶尔想起它！?                                  

犹记儿时看电影

20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大一点的单位经常会在晚上公演电影，算作给职工的一种福利。公演电影的前一天，这个消息就不胫而走。

小城不大，有点什么事不到半天所有的人都知晓了。

那时我不到十岁，听到公演电影的消息，和几个小伙伴兴奋得像一群猴子，大声地吼叫着到处乱窜影响了大人们干活，惹得他们的一阵阵地叫骂。我们的行为无意之中平添出一种欢快的氛围。

离电影放映还有几个小时，我们就迫不及待地开始搬着小凳子三五里地“长途跋涉”向演出地点出发。半个小时后，就坐在了已经挂起的银幕下，调整到银幕最佳位置开始焦急地等待，寸步不离。等待电影放映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大家大声说着一些现在看来完全不着边际的傻话，快乐地打发漫长的等待时光。

来迟了的人只能站在人群外围踮着脚尖从人缝里看，因为有些大人的肩膀上架着一个孩子，有的站在凳子上，再后来的人干脆跑到影幕的背面去看。这样看不但声音听不清楚，而且镜头和字幕都是反的。

有时，公演电影是为了完成上面派下来的任务，因为怕来的人太少，故意不告诉人们演什么电影。这就给看电影带来了一个悬念，猜演什么电影成了开演前的主要话题，爱争辩的人经常为了这个话题争得面红耳赤。

那个时代总共也没有多少电影，而且我们那个年龄段都有一种英雄情结，最爱看战争电影。《英雄儿女》《上甘岭》《小兵张嘎》《铁道游击队》《奇袭白虎团》《董存瑞》《南征北战》《林海雪原》……这些电影的每一个情节直到现在我历历在目。我们最怕上映戏曲电影。

通常电影开演前有一两段不长的新闻摘要，这时我们就开始心中默念“肯定是打仗电影”。当正片开演的刹间，我们的心情会发生急剧的变化。如果是打仗电影，我们会心情激动地一致拍手叫好，然后小脸憋的通红、注意力非常集中地盯着银幕，恐怕遗漏了一丝情节。哪怕是已经看了多遍电影，情节也非常熟悉，部分精典语句都能跟着不由自主地说出来，还会一致地跟着情节的起伏发出阵阵惊呼。电影中的英雄拿着冲锋枪一阵猛扫，拿着爆破筒和手榴弹扔向敌群。那敌人一片片倒下去的痛快，那探照灯扫过战士隐蔽的地方紧张，那喷着火舌的碉堡被炸上天场面，那硝烟弥漫厮杀的战场都让我们有着莫名的兴奋。

如果开演后是一阵漫长的锣鼓点，我们就会集体发出一声叹息。然后抱着这场戏演完还有打仗电影的希望忍着往下看。但长时间拉着长音的唱段和无止尽的锣鼓点像催眠曲一样让我忍不住哈欠连天。比我大一点的伙伴一个劲地推我说：不要睡了，马上打仗了！当散场人开始陆续向外走，我迷迷糊糊听见大人们在骂骂咧咧：这个小子又睡得像死狗一样了，一路骂着一边背着我提着小板凳把我送回家。

由于受打仗电影的影响，我和小伙伴们会经常模仿一下战争的场面。将柳条编成草帽戴在头上，用麻绳将绵衣和裤角扎住，将自制的像手枪一样的东西插在腰间，肩上扛着一根木棍组成一支游击队绕着居民区列队前进，引得大人们哄堂大笑。我们也不理，一本正经地喊着口号迈着正步继续向前走。有时，我们会将半砖扔进垃圾的灰堆里制造出一种类似爆炸的场景，然后快速穿过飞起的烟尘，落个灰头土脸。三十晚上，我们用鞭炮炸堆起的旺火，用弹弓打灯笼。大年初一，受了害的邻居来家告状，老爸满脸堆笑、点头哈腰地一个劲给人家赔不是，然后，转过黑脸冲着我就是一顿臭骂加两脚飞踢。经过这么一惊吓，我再也不敢随意模仿英雄，更不敢损坏人家的东西。但有时在离家较远的地方看见灰堆还是忍不住要往里面扔两块砖头。

几年后，公演电影变成了工人俱乐部售票。此后，看了很多爱情电影、武打电影、恐怖电影、悬疑电影、科幻电影，拓展了视野，增长了知识，极大地满足了我的好奇心。

电视机普及后，便很少再去影院看电影了。

前几天，女儿邀请我在小剧场看了一场4D电影。我们跟着电影中的情境上下翻飞、上天入海，看完后我只有晕车一般的不舒服，却再也没有童年那种期盼、激动和快乐的感觉了。

神奇的姥爷

一张泛黄的照片，在岁月的流转中悠然地记录着姥爷在世时的时光。照片里的姥爷，身材高大，身体偏瘦，颧骨突出，两只黄浊的眼睛深陷在眼窝里，两腮缩回两个坑，嘴上两道八字胡，下巴上一撮花白山羊胡。

我记事后，姥爷来过几次东胜。

母亲经常带着崇拜的神情给我讲她父亲的故事，这更加深了我对姥爷的印象。姥爷几次踏着朝露和烈日，步行二百多里山路从府谷专程赶来，用独特的方法给我的家人治愈了许多疑难杂症，在这期间，他给我留下了诸多神秘、传奇色彩。

按母亲的年龄推算，姥爷应该是二十世纪初清末生人，年轻时正值民国初期。姥爷的头发前面秃着一半，后脑留着“二毛子”齐肩发向后背着，应该是先前留过辫子后来剪了的，跟电影《神鞭》里的那个独眼管家的发型一模一样。

姥爷话不多，说起话来一板一眼，满口乡音。幼稚的我跑到他的跟前，他会马上收起严肃漾出一脸和善，蹲下身来摸着我的头，柔和地说：“小孩儿，慢慢跳，可不敢碰了。”

当时，我感觉这个老头有点古怪，但很可爱，他没给我和两个弟弟留下过任何惧色。

姥爷在府谷镇羌的那个深山沟里长大，年轻时没有出过远门。一次傍晚，夕阳遍洒，母亲说起了姥爷之前的相关事情：姥爷识文断字，年轻时当过保长或甲长一类的职务，在村子里很有威信。

姥爷从小聪慧好学，略通医术。

我出生后，母亲得了一种怪病，大夫也说不清什么病因，一个多月不见好转，无奈，父亲回老家把姥爷请来，姥爷给母亲连诊断带掐算，用他独特的方法给母亲进行了治疗。

几天后，母亲的病神奇地好了。

在我的记忆里，姥爷给我和我的家人做过针灸，点过“艾草”，拨过火罐，放过“十指”。

这方面，父亲是姥爷最忠实的徒弟和“粉丝”，姥爷走后，只要我们有点头疼脑热，父亲也会学着姥爷的样子给我们拨火罐、放“十指”。

大姐在十四岁时得了重病，在县医院住了两个多月，直至最后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母亲病急乱投医，又一次捎话给年近70的姥爷。姥爷急匆匆赶到，第二天一早就去医院看了已几天“水米不打牙”的大姐。姥爷绕着大姐的床头转了两圈，仔细观察了大姐的面色后，回头对父亲说：“回哇！”

当天下午，父亲不再听医生的劝阻，用平板车拉着大姐回了家。

半夜里，我被一阵奇怪的声音吵醒，看到家里香烟缭绕。姥爷左手拿着一条黄纸，右手里拿着一只像锅刷一样的物件，嘴里念念有词，走出一种奇怪步伐，过一会儿在大姐的头上点一下。父亲、母亲和二哥在一旁给姥爷打下手，见我醒来，母亲示意我不要出声，我缩在被窝里偷偷看了半宿，感觉姥爷从装扮、形影动作和声音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第二天，姥爷照常给大姐把了脉，做了针灸。

几天后，姥爷离开，奇迹再次发生。

当大姐可以在门口晒太阳、在周围散步时，连县医院的大夫见了父母都会问是怎么一回事？父母轻描淡写地回答：“可能是液体输得有点多了！”

做为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的我来猜想：其实，通过自学和多年的实践，姥爷的中医水平已经可以治疗一些疑难杂症。但在那个年代，他还需要借助神的光环营造出某种神秘色彩，才能让患者对他更加放心。人们笃信有万能的神的存在，并无所不能。反之，假使治疗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亦可找一条退路或理由。

除非，冥冥中真有一种神奇的存在，那就不是我的水平可以理解和解释清楚的了。

父亲带全家“走西口”也与姥爷有一定的关系。

“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时期，土地转为集体，干活由村里派给，村民种地挣工分，父亲却长年在外打工。村里人经常对母亲指指点点。另外，家里就母亲一个壮劳力，挣的工分少，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忙里忙外还吃不饱，受气、受累、又受饿。母亲一狠心，把两个儿子丢给了爷爷奶奶，带着最小的大姐回了娘家。

几天后，父亲来接母亲。姥爷盘腿坐在炕上抽着烟袋一直不说话，一袋烟抽罢，姥爷边磕打烟锅边对父亲淡淡地说：“养不活就不要往回接了！”

在回家的路上，父亲对母亲说：“咱们离开这哇!”

从那天起，父亲不动声色地开始完善着他的出走计划。

一年后，父亲拉着两头毛驴阳坡落时分悄悄回到了家。收拾了一些简单的食物、铺盖，天黑后，驮着两个女儿和家当，领着两个儿子连夜离开了家乡，顶着初冬的寒风晓行夜宿，第五天来到了“酸刺沟”。走时，没给爷爷奶奶打一声招呼。

三十岁那年，我陪年近七十的母亲第一次回到她的娘家。

母亲领我看了她从小生活的家——一处已经荒废了多年、长满了荒草的背靠大山的几孔窑洞。窑洞的门框还在，低头走进，等着慢慢适应了里面的黑暗才看见屋里布满的厚厚尘埃，一半是坑坑洼洼的土地，一半是一盘两米多深的大炕连着发黑的炉台。半圆型的窑顶，烟熏的痕迹从炉台向外扩散。

恍惚间，眼前展现一幅画面：姥爷姥姥盘腿坐在炕上，少年时的母亲靠着姥爷，年幼的舅舅爬在姥姥的背上。姥爷姥姥张着豁口牙慈祥地冲着我笑，猛然间，一种柔婉的血脉亲情传遍我的全身。

抬头看，东侧的炕沿边，向上开辟出一条半米宽的窄道，顺着楼梯向上超过穹形屋顶，出现一个容得下三个人的小单间，正北的平台有一个佛龛，上面还有香炉和油灯。

走出倾颓的家门，我陪着母亲以老宅为中心向外扩展着走，母亲指给我她儿时玩耍的地方，又一次给我讲起她敬佩的，袒护她、保护她、帮助她的神奇的父亲的故事。

默立于大山之巅极目远眺。我想，年轻时的姥爷肯定也曾站在这里胸怀大志。 

明媚的阳光照耀着黄土大地，空气中带着野草、土地、鲜果散发出的甜甜的味道。一阵劲风吹过，经过山峁带起了细细的一绺黄沙在山洼边打出个旋儿，继续向前一路上摇动着荒草、屋后土地庙的旗幡和山梁上的红枣树，来到我的耳边发出轻轻的呜咽，仿佛在向我诉说着家乡久远的过去和逝去的故人。

现在，年过五十的我，越来越对姥爷有了深刻的理解：做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总想让自己生出三头六臂，变成一个神一般的存在为家人遮风挡雨，守护平安。

如今，当了姥爷的我，对姥爷有了切身的感受：无论多么艰难，遭遇多么不堪的现实，只要外孙向我扑来，我会毅然张开双臂把他揽入怀中，不由自主张开豁牙的嘴巴，浮泛出温婉的一如蜀葵绽放般甜美的笑容。             

——选自中国西部散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