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标志是精神生活。它不仅是标志，而且是风格。

  在群体中，个体所占的位置和所起的作用是不一样的。首领与普通成员、决策者与附庸、扶持者与被扶持者、男人与女人、强者与弱者……个体的差异千差万别。在保证群体物质占有的能力表现方面，所有被选择出来的首领们都有大致相同的秉性。他们都具备该有的敏感，攫取权力的能力，决策力，攻击力等。但是，人群有形而上的需要。虽然个体与个体之间有明显差异，但作为同类，他们遇到的精神世界中的重大难题大体相似。于是，在触及到人群精神命脉的时刻，某些有特殊禀赋的个体所起的特殊作用开始显现。可以这么说，精神生活的需要使某些个体得以脱颖而出，他们被选择，被安放到指定位置，去代表人群解开他们灵魂中的谜团，寻找生存的答案。应该说他们不是直接解决衣食问题的人，但哪怕是在原始社会，他们都是超越于一般人群的特殊分子，他们被捧举着，高高在上。使命感降临他们身上。信仰的需要造就了他们的优越与辉煌。他们被视为神的化身，或神的使者。在原始人群中，这种人的地位甚至高于酋长。他们不仅有义务向众人解释生活中发生的种种现象及其来龙去脉，还决定着所有的重大事件，甚至决定一个成员的生与死。

  原始人群离开了巫师——精神生活的导师，简直就无法生存。世界上任何一个人群中都有他们活动的痕迹。他们指导人们的信仰，引导着精神生活的方向，消除着生存带来的恐惧、焦虑、怀疑、虚无，帮助人们澄清自己的精神世界，更有效地生存。这些被叫做巫师或桑尼的人，身上往往有特殊功能。他们看星象，卜卦，解剖过去，预言未来，借助种种神秘仪式制造奇迹，其手段和效果往往大同小异。

  在今天广大的山区，巫师仍有不可代替的作用。在整个金沙江河谷，羊肠小道贴在峡壁半中央，与外界的交流被割断，不少人活到古稀之年，连几十里外的县城都没去过。这里的巫师被叫做东巴。巫师们的职能很复杂：如果有人生病，他们会到病人家主持某种仪式驱赶邪魔。有不少人亲眼看见他们把烧红了的犁头扛在肩上，或者用刀划自己的舌头。当某家人发生了人员失踪、牲口难养之类的倒霉事时，人们会请东巴预测失踪者的去向，判断其是否还活在人世。如果有人长病不起，东巴会替人做一种抓生替死的把戏。在我们童年时期的记忆里，一定有无数让人痴迷心悸的说不清道不明的禁忌。即使到了今天，老人们仍然嘱咐家里的小辈在晚上听到叫自己名字时千万不能答应、走夜路不能朝后看、久病不愈要喊魂、不要轻易从坟墓旁扬长而过、三岁以下的孩子能看见另一个世界、不说不吉利的话……一切的一切，植根于对未知的恐惧。他们全感性全直觉全想象地理解生活中的种种东西，以半神话的方式去解释、印证它，从而使自己沉浸在现实与理想的交界地带，在二者间自由地穿越出入。神性是地域文化孕育的产物，它衍生神话，衍生文学，衍生哲学，扩张恣肆的想象力。它唤醒激情，唤醒庄严，唤醒牺牲与照耀，放纵灵魂裸奔。在更高的境界，正常中的反常，反常中的正常，没有什么是非区别。

  东巴一词来自纳西语。可以理解为智者、有知识的人、能人、有超能力的人、人神之间的媒介等等。从历史资料看，东巴主要活跃在民间而非上层社会。东巴是为普通人服务的，不享受特权。

  纳西人的东巴是超人也是凡人。

  他们有家小。在平常日子里，他们跟别家的男人一样犁地，施肥，在自家的土地上拼命劳作。照样免不了夫妻拌嘴，遇到合意的人也难免儿女情长。他们熟悉每一项农家活计，体力与技巧往往要高于其他男人。他们也会喜怒无常，大起大落。与凡夫俗子不同的是，他们家中的墙壁上挂着法器和经书。贵重的法器当然会小心收在箱子里，其他的就挂在墙上。经书随意摊开，上面落了一层灰。那些不懂事的男孩子在打闹玩耍时一时性起，随手扯经书去叠玩意擦屁股也是有的。

  东巴被人请去是为了祈福、消灾、丧葬、证婚、预测吉凶、起房造屋。有疑问要求教，有病痛要消除，有典礼要主持……都可以找东巴。在漫长岁月里，平民百姓依赖他们，民间的沃土滋养他们，直到特殊时刻来临，他们站到了风口浪尖，摇身一变，成了另一个人。

  身裹庄严的法袍，头戴类似皇冠的法帽，举止飘逸，慈光四射，伟岸的法相，瞻仰时犹如甘霖入土，无限滋润安然。他们的仪式离不开歌唱，舞蹈。经文冗长，一般人无法领受。歌与舞，都以鼓声为节奏，非常鲜明。起舞时，他们一手执刀，一手执铃，内心律动。全身跃动翻飞，双臂划出无数花样，点到时令你心如静泉，激越处要你波涛澎湃。有些重大法事，从布置道场开始，要维持数日。舞蹈要贯穿始终，耗能如此巨大，以平常体力根本无法承受。

  春天，博物馆前举行了一场规模浩大的祈寿仪式，到场作法的都是八九十岁的东巴，观众大多是来自各国的专家学者，也有村子里的长寿老人。

  1996年2月3日的七级地震使我觉醒。如果我曾意识到我会写些什么的话，现在我知道，我必须写些什么的时候到了。

  许多美好的事物消逝了。我此刻被一个不常用的词语缠绕。消逝，消逝，消逝……

  我想起了5年前，甚至50年前的田园。我还可能想象500年前的大地和村庄。消逝，消逝了的事物去了哪里？还可不可以跟它们异地重逢呢？

  我被不可实现的念头包裹。

  “那消逝了的生活与日子，无声无息浮满水面。”

  我仿佛看见它们又回来，回到我们的身边来。这是神话。痴心妄想。它们只能单个回来，更不可能以往昔的布局与规模成批再现。

  大地震带来迅速消逝。刹那消逝。

  著名的东巴们一个个离开人世，那意味着有许多东西一去不复返了。

  我开始写《天边女儿国》了。我开始写纳西人的故事了。

  要写纳西人的生活，有三种家庭不得不写。一个是古城的平民知识分子家庭，一个是古城商人家庭，再就是东巴的家庭。其中，我偏爱和典大东巴这个人物。

  和典是《天边女儿国》的核心人物。

  东巴的家庭生活神奇就神奇在它的平凡，其全部的不平凡都藏在平凡中，像酒精溶于水，再也分不开。每一点平凡都深奥无比，又简单无比，味道无穷，而且一切都天然，没有人为的痕迹。

  让一个东巴通过活生生的生活细节脱颖而出，打动广泛的读者，征服那些对丽江对纳西文化一无所知的人们，这是我的梦想。难度相当大，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这样的功力。进展相当缓慢，因为素材如此丰厚，丰厚到了一派茫然的地步。自由度太大和太小，本质上是一回事。什么样的一个东巴才可以作为东巴们的代表，才可以最精确传神地显示纳西文化天然的质感与光泽？他应该有怎样的生活遭遇？人们通过他，对纳西文化会有什么样的评价？读者能不能从中体味到纳西生存模式中最高的哲学境界——那种天然人道主义、人性高于一切的精神？

  精神生活在丽江绝对不是一种饰物。纳西族知识分子对文化的敏感力和吸收力是空前强大的，但他们对任何文化，包括对自己的本土文化都抱在其中亦在其外的态度，决不痴迷。不仅知识分子如此，它的人民也是如此。道教、儒教、汉传佛教、藏传佛教、东巴教，甚至周边民族的宗教，都可以进入自己的信仰范围，一并欣赏。纳西人之所以热爱哲学、艺术、宗教、亲近自然，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些东西跟吃饭、种田一样，是生活内容的组成部分。任何一种东西都可以帮助人们生活，帮助他们克服寂寞与虚无，但没有一种东西值得人以消耗全部生命去祭献它。

  这种态度应该闪电般地照亮和典的整个内心世界。我万万没有想到，和典这个人物几乎是自动地孕育成一个胚胎，而且按照他该有的生命轨迹去发展，成长，长成了一个魅力四射过目难忘的纳西男子。他几乎不要我去干扰他，我仅仅给了他东巴王的称号，其他的一切都自动涌现。我不假思索地按照和典的意愿去探索他的命运，我要说，不是我要他怎么样，而是他非要那样不可。

  和典的早年生活中，应该带着明显的先天局限和阴影。一些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的东西控制了他，扰乱了他做人的感觉。他应该出生在一个为世人所不齿的不祥家庭，而且身负重担，在重压下生活。这样一来，和典非生在情死鬼的家庭中不可。在纳西人看来，已婚者情死意味着逃避责任，使家族蒙羞，后代永远抬不起头。我就这样安排了高压下的他的童年，这样的环境会激发一个人出人头地的激情和奋斗欲，让他的一生发生许多不平常的事。

  和典就这样在众人的冷眼中长大，带着深藏的自卑。尽管仁慈的师父愿意将他培养成一代新东巴，但他自信的时代还没有到来，也不该早早到来。他应该像其他纳西族小伙子一样，在十七八岁的阶段沉溺于青春期的游戏。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未来的东巴。没有人能解决他的人生乐趣与社会使命之间的冲突。当这种冲突没有找到突破口之前，他应该在人间情爱中忘记所有的烦恼与不平，找到无拘无束的快乐。这种状态不能延续太长，他毕竟是一位负有济世责任的东巴，他必须成熟。这次成熟必须在一个关口上实现，在这里，他必须与那个热衷于情爱的世俗男孩决裂。 

  这就是他与阿云秀的恋爱。

  他们像世间男女初尝禁果时一样疯狂执著，贪婪地吞噬对方的爱情。终于有一天，爱情出了最常见的错误，阿云秀怀孕了。

  生活如此严酷，和典和阿云秀必须死。

  他该怎么选择？

  一边是死亡。一边是欺骗。

  他选择了欺骗。

  在死亡面前，他作为一个情死家庭的唯一继承人，一个无父无母、赡养着爷爷奶奶的孤儿，一个有志于家族雪耻的才子，活下去的念头应该压倒一切。只有活下去，他才能出人头地，他作为情死鬼后代受人欺凌的历史才可以改写。要实现这一切，代价是巨大的。当他答应跟阿云秀去情死时，我们替他捏了一把汗。说实话，我们不愿他死，我们觉得阿云秀没有权利让他死，我们觉得他做不到，做不到才合我们的意呢。他跟阿云秀约好日子，我们的心提到了嗓子眼，盼着那个日子不要来，或者有什么东西跳出来，一种外力的阻挠，使他的情死落空。我们知道我们的偶像到了生死关头。

  他答应去情死。但他的确没有做到。

  他失约了。他辜负了阿云秀。他背叛了爱情。

  失约是件大恶事，在个人隐私中属于难以启齿的东西，更何况他欺骗的是自己的情侣，爱的对象。我不知道读者对和典的失约是否容忍，我自己却因此更理解了伟人们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能担负着他经历中的屈辱与阴暗活下去。每个人生活中都有沉重不堪的一些东西，这些东西使凡人彻底投降放弃，使伟人更加坚忍顽强。

  另一个事实，每一个伟人的身边都有一些牺牲者。这些人是作为礼物回报给世界的，同时是生活给伟人们的奖赏。

  跟和典这样一个巨人的情感世界联系在一起的阿云秀，就是这样一个祭品。她被和典的失约击垮了，被逼到了最边缘。

  但她不能报复他。她生命的意义在他身上，如果她真爱他，真怜惜他，她就会选择成全他。

  为了成全和典，她远嫁到山区，做了一个贫苦的老实人的妻子。

  和典在此情此景中必然羞愧得无地自容。

  正是在这种自己都看不起自己的背景之下，和典开始锤炼自己非凡的气质。

  他成功地主持了老一代东巴王俄恒大师的灵魂升天仪式，以才华和修养征服了众人，从此成为一代名师。在这个小小过程中，还有个小小考验。在山村的一个夜晚，主人家的姑娘主动将自己奉献给他。他在这种诱惑面前不可能无动于衷，但渴望成为一代名师的和典必须战胜自己。他拒绝了她，尽管很艰难。我想借这个细节证明和典确实是个干大事业的男人，只要他心中有目标，就可以坐怀不乱。

  和典必然成名。

  成名之后的和典，应该生活得平静安宁。

  但生活没有放过他，更大的麻烦来了。

  他和阿云秀生下的男孩长大后，由继父做主，非拜和典大师为师不可。

  这样一来，深怀隐情的和典和阿云秀再次被拉进漩涡。

  纳西人拜师后，要与师父一家共同生活几年，和典客观上抢走了情人的儿子。生活就是这样，你越怕的东西越躲不开。私生子住回了亲爹的家，与同父异母的弟妹们朝夕相处，却对自己的身世一无所知。

  可怕的隐瞒像一场持久的心理战，毒害着波及到的每个人，折磨着和典。收留儿子的时候，为了征求阿云秀的意见，他们必须见一面。这一面，唤醒了和典大师青春时代的血陛，他身不由己，用野蛮的手段占有了阿云秀。

  当我写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曾有过大的顾虑。一个民族的精神偶像，真的有权利表现凡人的天性？他真的要带着报复和旧梦重寻混杂的心理偷回自己的幸福吗，哪怕只是一瞬？

  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但和典就是和典，他必须那样做。

  很可能他一定要那样做，仅仅是因为他只是一个人，只有一次生命，而且最终要回归到虚无。

  因了这个事件，我更爱和典这个人。长期的宗教生活没有扭曲他的天性，我因此而欣喜。宗教只有在不强制扭曲人的灵魂的前提下才是人道的，圣洁的，才值得我们信任。

  替和典偿付代价的还有他的私生子，徒弟玉林。玉林与叔父的女儿朝夕相处，日久生情。在女方的真诚进攻下，他们终于有了一次肌肤之亲。这种事情是道德中不能忍受的极端，但两个年轻人是没有错误的，这笔账应该算在和典头上。

  和典不是不可以承担。但玉林要想成为伟大的继承者的话，他必须出来担负起什么。让他来承受这个打击可能是历史的安排。所以，我让和典蒙在鼓里，让阿云秀在临死前对玉林讲明身世，让他天打五雷轰般独自承担“乱伦”的罪恶。如果他能成大器，他必须独自珍藏这个秘密，好让其他人安生度日。他的确这么做了。到阿云秀死后，他跟和典的父子关系应该是心照不宣的，但他再也没有去打扰过和典。对于世人来说，他永远是和典最杰出的徒弟，仅此而已。

  我观察着周围的纳西人，发现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是怀着牺牲精神在世上生存的。代表性的人物有东巴、教师、医生，人们对他们信赖而且依赖。当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扮演起人们所期望的角色时，他们没有流露出施恩者的傲慢，相反，他们对别人感恩戴德，不敢起怠慢之心。比如东巴，在他成名之后，可能在离他有五六天路程的地方，有个人临死会请求由他来超度。死者的话就是圣旨。当别人找上门来，作为东巴，你无论如何都要答应下来，你根本没有退路。老东巴们出远门是家常便饭，他们从不把这当回事。东巴们到了高龄还身手矫健，原因之一必然是勤劳与奔波锻炼了他们的身体与意志，使他们的身心素质明显优于常人。

  这不奇怪。宗教使人纯洁，宗教还可以优化生活内容，改善我们的生活境遇。一部分人，当他经历了大风大浪，终于驶向万里平镜的港湾而心平气和的那天，可能会对世上的好宗教心生敬意。他将体味到一种无边无际的感染力，直到他在它的抚慰下兴起足够的勇气正视死亡。

  别忘了安详中的消逝是轻微的，甚至引不起疼痛。

  缓缓流逝。

  节奏。微笑。花束。房屋。亲人。

    原刊责任编辑 陈冲 

  选自2011年2期《民族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