杆秤是一种古老的衡器。它由秤杆、秤砣、秤盘三部分组成。秤杆上有秤星，利用扛杆原理可以较为准确地称东西。

杆秤的制作可追溯到春秋时期，相传为鲁班发明。他根据北斗七星和南半六星在秤杆上刻十三颗星花，即一斤十三两；也有传说是陶朱公范蠡所制。种种传说已不可考。春秋战国时期，中原诸国变量衡混乱，不成规制，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书同文，车同轨，衡同制，改一斤为十六两。这种换算方式一代代流传下来，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

京剧《清官谣》中唱道：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秤秆子挑江山呀，你就是定盘的星。显然秤已经成为公正、廉明的形象。在广大人民群众心中，秤是神圣的。在古代，秤匠是一种受尊重的职业，他们心中有一杆秤，制作的杆秤必定分毫不差，尺度精良。

杆秤使用灵活而又方便，与百姓生产、生活息息相关。人们与它结下了深深的情缘。在旧社会，新人洞房花烛夜时，新郎需用秤钩揭新娘头上的红盖头；盖房子上梁时，也要将秤砣悬在房梁上，以示“称心如意”。

双城堡远近闻名的做秤匠有两人。一是师傅李吉庆，二是徒弟陈柏林。据陈柏林回忆，师傅李吉庆原是机械厂工人，车、钳、洗、刨样样精通。1958年被抽调出来，带十几个人创办双城县计量核定测试所，后改为县标准计量所。负责修理计量器具。七十年代初，根据市场交易的需要，开始做杆秤。对于做杆秤这个陌生的业务，李吉庆从头学起，经常到哈尔滨道外衡器厂去拜师学艺，回来刻苦研究实践，很快掌握了做秤的工艺。1969年，我被分到计量所工作。师傅看我好学上进，接受能力强，学技术扎实不走样，收为徒弟。从此，走上了做秤、修秤的生涯。

杆秤制作是需要技术的。杆秤匠制作杆秤的技术是口口相传，流传下来的。做秤是一门精细手艺，从选材、刨圆，到用碱浸泡，打磨，钉秤花等多道程序，道道容不得半点马虎，稍有不慎，秤就走样。

当年做杆秤有不同规格。盘子秤多是于小商小贩做买卖用。有5市斤、10市斤、20市斤的。钩子秤多用于粮库粮店、副食商店、供销社等，有50市斤、100市斤、300市斤、500市斤的。师傅对做秤要求严格，尤其对做秤杆原材料更为挑剔。老秤匠的经验是用纹络细腻且木质坚硬的红木、栎木。黑龙江这地方弄不到，只好到五常大山里去拉色木。为了保证木杆不开裂，材料要放在干燥处堆放两三个伏天后才能使用。木材经凿、刨处理后，就变成了笔直且又长又细的椭圆柱体，再用细纱布沾水打磨光滑。在木杆两端套上金属皮后，杆秤便出现雏形。接下来的，便是制定重量刻度的精细活了，全凭平常积累的经验，否则定刻度时会非常费力。

据介绍，在打磨好的秤杆挂上秤盘后定支点，用砝码检验，当木杆处于平衡时，再用双脚规在木杆背面划一道印记，把这道工序称为“分斤劈两”，按此推断重量一一刻下记号。杆秤上密密麻麻地出现了各种记号，秤匠就用一把极为精致的戳子对着记号打眼，边将铜丝塞进打好的眼子里，边用道具隔断，称之为“割秤星”。一杆秤上有多少眼，便割多少个秤星。割好秤量后，用工具锉平，最后根据客户喜好，在秤杆上染色，一杆秤才算制作完成。

曾记得，李师傅多次在用秤人的培训会上或全县杆秤展览会上介绍说：秤的学问很大，千万不可小视。秤杆叫“权”，秤砣叫“衡”。“权衡”二字就从这来的。手拿秤杆儿要懂得“权衡”之道，用秤之道。这秤上的小星星叫定盘星，也叫“准星”，16钱为一两，16两为一斤。叫做16进位制。这1、2、3、4、5、6、7是北斗七星，告诫人们在用秤时，心中要有方向，不可贪财迷财，不辩是非。这1、2、3、4、5、6六颗星是东西南北上下六方，用秤人，要心怀公正，不可偏斜。最后这三颗星是福、禄、寿。少一两拆寿，少二两少禄，少三两损福。你在用秤称东西时，多给几两就能添寿、加禄、增福哇！为什么叫准星？准星虽小，能秤人心，利益虽高，不可取不义之财。这杆秤不仅仅秤东西，还称自己的良心道德呀！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是杆秤的辉煌时期，也是双城杆秤兴盛之时。由于双城杆称的质量好，声誉高，不仅热销本地城乡的农杂、日杂商店卖杆称，计量部门的青年商店也卖秤，而且销往宾县、木兰、通河等周边市县。一时间，李吉庆和陈柏林师徒俩成了经商部门找的、客户离不了的香饽饽。经常被请到双城各个粮库和外县去调试、修理秤。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秆秤沿用两千多年，也逐渐暴露出许多不足，缺斤少两，作弊行为泛滥，遭遇前所未有的信用危机。台秤、电子秤、托盘秤的推广也进一步冲击了杆秤的市场。1997年，全国各大城市限制使用杆秤。时至今日，杆秤以逐步退出市场，只有在部分农村还可见到它的身影。杆秤作为我国的传统手工艺文化，也见证了中国数千年来的经济变迁，仍然深深扎根于人们心中。

杀猪匠

在许多人，特别是大城市哈尔滨人的心目中，双城似乎是杀猪菜的老家，不仅大车小辆拉亲扯友，不断溜儿地到双城来吃杀猪菜，寻找儿时过大年的感觉，满足舌尖上的享受，而且许多开在哈尔滨的杀猪菜饭店，也都要在饭店的牌子上加上“双城”两字才显正宗，以博得广大顾客的认可光顾。

双城杀猪菜历史悠久，名气较大。相传公元1114年冬天，女真完颜部首领完颜阿骨打起兵伐辽。当地老百姓受过辽人压迫统治，听说女真抗辽，甘愿杀尽自家猪，供女真士兵食用。女真将士吃了杀猪菜，养精蓄锐，士气大振，趁夜色穿越未封冻的河水，一鼓作气，攻下辽城，次年建立金朝。

杀猪菜是女真人接待贵客的最高礼仪。直到今天，双城人仍延续着这一习俗，招待最尊贵客人的第一顿饭，也是最高礼仪，必是杀猪菜、小米饭、花园酒。据考证，清嘉庆十九年（1814年），封疆大吏富俊将军主持双城建制的二百多年前，满族人就有吃杀猪菜的习俗，每逢农历春节，家家户户杀年猪，邀请四邻八舍和亲朋好友，喝烧酒吃猪肉，庆祝丰年，话友情，祭拜祖宗功德。受此影响，久而久之，居住在双城的汉人也学着过大年杀年猪，吃猪肉的习惯。

韩甸镇在双城堡西，离县城70华里。是双城区西部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地方是黑、吉两省和几个县的交界处。自然地理环境形成了较早的人员往来和商品销售集散地。据民国版《双城县志》记载：当时，韩甸有烧锅、杂货铺、饭店、车旅店30余家。每逢集市，市井繁荣，素有“微缩清明上河图”之美誉。传说因第一个店铺是韩姓人家开的，是既住人又歇车马的车旅店，故得名韩家店。后来因村子靠近兰棱河，周围有一望无际的大草甸子、柳条通，改为韩集甸，最后，定名韩甸。

韩甸自古就有养猪的优良传统，历史以来一直是双城养猪业发展最好的、最有影响力的乡镇。

听“双城堡老韩甸杀猪菜”老板卫秀坤介绍，他们家祖居韩甸，其祖父的祖父就是杀猪匠。方圆百里的老百姓对卫家父子的杀猪手艺传得神乎其神，都说他们爷俩杀猪有绝活。一是杀猪前拖猪，按猪时用连环套勾进猪的嘴里拉，猪怕疼只好乖乖跟着走。这种方法节省人力，只需有一个帮手。其他杀猪匠抓猪按猪得三五个人。二是对秃噜猪的水温调试技术相当高。手感灵敏，一试便知。三是“一眼独”，用眼睛一看，就知道出多少肉。村里人多次出难题考验，每次“嘎东(gadong)”杀猪匠都能赢。四是技术全面，左右开弓，同时可以杀几头猪，一刀断猪腿。左手也能准确切下猪脑袋，不差毫厘。

最初，卫家先人凭着聪明才智，学会一手杀猪的本领，一年四季为本村或兰棱河两岸的外地有钱人杀猪，隔长不短儿混个抺油嘴儿，弄点零花钱，养家糊口。继而摸索着做菜造厨，在厨艺不断长进的基础上，又试着在集市上做起杀猪卖肉的生意。这样一来，虽说比单纯给人家杀猪造厨卖手腕子多收入一点，但仍维持不了全家老小的吃穿。随着集市的发展壮大，市场的逐渐繁荣，兰棱河南河北，四面八方，五行八作的人员往来增多，卫氏家族的长辈们又抓住商机，大胆开起了韩甸第一家卖杀猪菜的饭馆儿。卫道良和卫恒洵父子俩人靠着精良的杀猪和做菜手艺，做出来的饭菜鲜香可口，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前来尝鲜过瘾的人愈来愈多，生意一年比一年红火。

1946年至1948年，东北民主联军辽沈战役前线指挥部移驻双城堡东北隅优干胡同的两个青砖青瓦院落。司令部机关除了设机要、侦察、通讯、作战、供给五个处，还设有政治部、参谋部、警卫连、上干校、卫生所等机构。与此同时，出于招兵训练，补充兵源的需要，在城乡建立11个兵站。韩甸不仅有兵站，而且炮兵基地也建在这里。那时候的军民关系十分融洽，军爱民，民拥军的故事随处可见，感人至深。逢年过节，韩甸老百姓一帮一伙自发的组织起来，拉着自家养的猪，自家种的小米、麦子去慰问四野兵站和炮兵基地的官兵。当然少不了卫家父子去杀猪做菜。平时，听说兵站或炮兵基地有伤、病员，卫家父子就主动做些猪肉菜送去，为其补养身体。有两个山东籍小战士拜卫家父子为师，学杀猪学做菜。卫家父子曾被评为拥军模范，披红戴花。老百姓不无羡慕的称他们是“红色杀猪匠”。

1995年，卫家后人承父业，带着杀猪造厨的手艺，进入双城堡，第一个在县城里开起了“老韩甸杀猪菜”，办店二十多年来，以它的原汁原味的肉香，热情周到的服务，迎来了八方宾客。

——选自《散文百家》202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