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二○二○年春节之际，全国到处封城断路，人们都隔离在家避免接触感染。一呆十几天，苦闷寂寞无所事事，面对正在蔓延发展的疫情，不由得想到父亲在世时和我说起过，民国年间发生在老家陕西神木的－场瘟疫。

事情发生距今九十年了，父亲当时七八岁，已是记得事的年龄，我们不止一次听他说起过。翻阅1990年版的《神木县志》，其中大事记一栏内民国二十年（1931年）条下，记有“同年秋，城关发生霍乱（虎列拉）瘟疫，死亡百余人”一句话。要按现在的情况而言，一个县城发生瘟疫，会很快感染到周边乡村，不止死亡百余人。据我父亲他们老一辈人讲述，那次瘟疫发生于神木县城，但重灾区在我们那里，即高家堡镇的啦嘛河和啦嘛沟两个相距两三里地的村子。那场瘟疫前后闹了好几十天，两个村两百多口人，老少男女死亡过半。县志记载未包括县城以外的疫情，只提了“城关”，“死亡百余人”，仅我们两个村因疫死亡都过百人了。由此可见，那时候的疫情统计粗疏，乡村就没有向县报告过。

瘟疫发生的时间正当夏天，正是农人们起早贪黑上地干活的季节。村里不断地死人，人们害怕了，保命要紧，地里无人敢去照看管理，都躲在家避瘟神。我爷爷当年就住在啦嘛沟口进去二里地的白家渠村，村里都是一姓的家门，十几户百十口人，刚开始发病，村里人晚上聚到一个大窑里睡觉互相壮胆，以为人多在一起瘟神就不敢来收命。事实上人多聚在一起，除了增加传染机会外，根本防止不了瘟神的魔爪，一夜里只听到有人不停地呕吐排泄，天亮一看，总有三两个不再起来，后来也就不到一个窑里睡了，各自在家躲避吧。人们不再碰面交流，只是听到谁家动了哭声，知道谁家又死了人，看不到谁家房上冒烟，肯定是那家人都死了。如此胆颤心惊地过了两个多月，用现在的医学观点看，免疫力和抵抗力差的人都死了，剩下命大的死里逃生地活着。随着天气的转凉，瘟神终于离开了我们那两个可怜的小村庄。

民国年间，农村落后闭塞，人们对手捉不住眼看不见的事物缺乏认知，根本没有什么细菌病毒概念，更没有预防传染知识和措施，外界社会也没有指导和帮助。人们对于不能理解和把控的现象，一律与天意命运和神鬼联系起来，那次瘟疫的发生，就被传说为瘟神落脚在了我们村。据一个从高家堡镇上办完事回村的人说，那天下午，他回家的路上看到前头百八十步有个穿白衣的人也在赶路，他喊人家等一下相跟上走喊不答应，他放快步走撵不上人家。到了半路金岗沟口，那人拐进沟里去了，可是只一盏茶的工夫，又急慌慌从沟里出来继续向北走，他始终没追上那个白衣人，到了啦嘛河村再没看到那个人的影子。第二天起，村里有人上吐下泻，症状如同陈忠实先生在小说《白鹿原》里写的“两头放花”。类似的病人逐渐增多，凡发生这类症状的人，三四天以后都死了。紧接着，啦嘛沟村也发生了这类病症。起初，死的人少，人们也没想到这就是瘟疫，有谁发了病，亲朋邻舍还去看望一下，死了的，也有人去帮忙安葬。后来，发病和死亡的人越来越多，人们就意识到这是瘟神收命，也不敢出门走动了。大人们出去干点寻柴挑水和粮食加工等生活必需的事，小孩一律关在家里不让出去乱跑动，说是小孩们魂魄不全，瘟神容易把他们收走。我父亲是我爷抱养的独子，爷爷奶奶更是小心，专门砍了一捆酸枣刺葛针柴，扎成几个刺排，立在窑洞的门窗外，用来阻挡瘟神进家，也同时阻挡小孩趁大人忙乱溜出门。

村庄里的哭声减少以至完全停止，标志着一场可怕的瘟疫结束了。被吓破了胆仍活着的人们小心翼翼地走出了家门，映入眼目的景象那个惨啊，真正是万户萧疏鬼唱歌！除了先死的人外，后来死的有一部分由自家活着的人在地里草草掩埋了，那些全家和全院死光的人家，景象最惨！关上门死在家里的，尸体上爬满了蛆虫和绿头苍蝇，散发着腐坏日久的恶臭，死在院里和院外的，尸体被全村无人喂食的饿狗啃得只剩一个吓人的骷髅和几根白刺刺的大骨头，狗们全瞪着两只血红的眼睛饥饿贪婪地望着走来的人。猪饿瘦了后全跳出猪圈，自由地在庄稼地里啃食青苗和瓜菜，猪毛根根站立，长成了嘴尖毛长的野猪样子。几个月没人经管的庄稼和荒草一起生长，已分不清草和苗，被牲口连拱咬带踩踏，早已东倒西歪难结籽实。村里通往南北几尺宽的蹚马大路，几个月没人行走，草长得半人高。这就是九十年前一场瘟疫对相邻两个村庄的洗劫惨状！

那时候，民国虽然建立二十年了，但蒋介石政权在打败各路军阀后又忙着围剿江西的红色根据地。神木这种偏远小县，那年仅只派来一个人筹建国民党部，原有的县乡村政权机构，除了应付捐税而外再无什么作为，更不要说组织防疫救灾了。所以，那场瘟疫的发生发展其实就是一个自生自灭的自然过程。在老百姓看来，由接触传染病菌引起胃肠道感染的上吐下泻，他们当年只能认识到是瘟神作祟。老一辈们后来猜详，那个一身白衣的赶路人正是一个瘟神，之所以进了金岗沟口又出来，是因为金岗沟口西则的大石崖下有一座神庙，大殿里供一位手持大刀的关老爷塑像，瘟神一看关老爷横刀在此，吓得立马溜出沟来直奔啦嘛河村。啦嘛河村口没庙，有个小小龙王庙还在村子后头，急于收命的瘟神就隐入村里开始作乱害人了。事后，有个从县城染上病回村的人传染开的说法，人们当时根本意识不到瘟疫是在人们之间传染开的，他们只相信瘟神收命这种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说法。因此，整个瘟疫爆发肆虐的几个月里，村民们能想到的最多的自救措施，就是烧香磕头求神仙，最多的防护措施就是门上挂一个红布条避邪和门窗口放个葛针刺排阻挡瘟神进入。后期的各自闭门不出，并不是有意识地隔离，只是出于害怕而采取的一种本能的避护行为。对于染病者的排泄物这种传染体，连用生石灰覆盖一下的意识都没有。这种状况，现在看来既可怜又可悲，但是当时的偏远乡村就这么一种原始落后状态，也因此而任由瘟疫横行了几个月，使两个紧邻而往来密切的小村庄，付出了死亡大半的惨痛代价。瘟疫爆发死人多了后，村子周边的人们就不敢走通过啦嘛河村的这条大路了，真有要紧事的人，宁愿跨过村西的大河或翻越村东的山头往来，也不敢穿村而过，这才有瘟疫过后大路上荒草半人高的萧疏景象。至于这场灾难的结束，仍有迷信的说法，说村里一个胆大的年轻人曾大声说过，这瘟神爷也太过分了，这回要是把他的命收了，他到了阎王那里一定要喊冤告这个瘟神！自那以后，村里再无发病和死人，人们的解释是，神鬼也怕恶人。几十年间从老辈人嘴里听说这个他们亲身经历的灾难，除了迷信鬼神再无其他痛定思痛的切实经验和教训，唯一记得的是那种给人们造成的大量死亡和萧疏的惨景。那一年，不惯于新历纪年和干支纪年的他们，便直接地称为“瘟疫地”。也由于当年秋庄稼没了收成，开年春季又闹饥荒，小米金贵到一个银元二升半（约现在的七八斤），可怜的人们在瘟疫和饥荒的反复折磨下，生存是何等的凄惨和艰难！因此，“瘟疫地”的第二年，又被他们印象深刻地称为“米二升半那年”。由此看来，科学教育的普及和提高是何等重要，假如世界的发展仍停留在20世纪之初，那么，2003年的非典和这次的新冠疫情，全国死人岂止几百几千，又岂是短时间就可以防控了的。生活在现代中国的人们实在是幸运啊！

写完这篇沉重的文字，我脑中涌现出这样几句诗来：

日月苍茫过新春，

关门闭户避疫情。

怀旧写下当年事，

四处冤魂起悲声。

——选自西部散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