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其他公园相比，早春时节的天坛，除了零星的迎春花开之外，没有其他的花开，斋宫里的玉兰，也要等到三月末了，有名的西府海棠，要到四月中旬才能见了。

灰蒙蒙的天坛，这时候靠古树提气。这确实是其他任何一座公园都无法匹敌的。这样的古树，天坛如今一共有3562株。如果不是天坛建坛600年漫长时光中人为的战火与天然灾害的纷乱侵蚀，古树的数目，应该更多。

天坛里最为人瞩目的古树，当属长廊北侧的柏抱槐，和回音壁外的九龙柏了。那里的古树，因为太有名，都被铁栏杆围着，人们无法与之亲密接触。对于我，最喜欢的是西柴禾栏门外的三棵古柏。这么多年，几乎每一次到天坛，都会到这三棵古柏前看看，好像它们是我的风雨故人；有时会画它们，总也画不厌，也画不像。

在天坛，柴禾栏门有两座，分列祈年殿围墙根儿的东西两侧，当初，是为给神厨宰杀烹饪牛羊等祭品提供烧柴用的。这两座门，如今都是天坛的办公之地，西柴禾栏门里放着清洁卫生的三轮车，不对外开放，因此，这里的游人几近于无。门前，三棵古柏，由东到西排列，冬夏春秋，枝叶茂密，郁郁苍苍，如三个威武的壮士，屹立在那里，脚下是草坪如茵，背后是红墙似血，有一股难言而雄浑的沧桑感。特别是春天，草的嫩绿，树的苍绿，墙的火红，瓦的黛绿，色彩对比得强烈而鲜明，我一直以为，最能代表天坛的色调。这三棵粗壮的古柏，树龄都很老了，一棵560年以上，两棵620年以上。在整个天坛，找到这样年头悠久三位并排站在一起的古树，很难了。

三八妇女节的中午，我从南过花甲门，沿着一溜儿红墙贴身前行，走到墙尽头的拐角处，就可以看见这三棵古树了。忽然，一眼看见，最里面的那棵古柏前，站着一位姑娘。她就那么静静地站着，一动不动，站了很久，始终抬头望着树冠。我站在那里，也一动不动，我不想打扰她。很少见到有游人到这里来，更从来没有见过有人这样静静地站那里，抬头看树。

我看见姑娘动了，围着这株古柏缓缓地转了一圈，她的手臂不时抚摸着皴裂的苍老树干。那样子，像孩子环绕着老人的膝下，老树因此而变得慈祥，对她诉说着悠悠往事。有风轻轻吹来，枝叶簌簌拂动。中午的阳光，透过枝叶，温煦地洒在她的脸上、身上。因为她在走动，阳光不时跳跃，一会儿顺光，一会儿逆光的脸上和身上，像蝴蝶翻飞。

我忽然有些感动，为这个姑娘，也为这古树。

姑娘对古树如此敬畏。古树值得姑娘如此敬畏。

只是，如今，我们不少人似乎没有或者说缺少这样对树敬畏的感觉。我们一般愿意膜拜神像，却不知树尤其古树，其实也是神，是自然之神。在大自然面前，人是渺小的。在有五六百年树龄的古树面前，人也是渺小的。

想起古罗马的哲学家奥古斯丁，羞愧于情欲的私缠想跪拜在神的面前忏悔，他没有去到教堂的十字架前，而是跪倒在一棵无花果树下。

也想起古罗马的诗人奥维德，在他的伟大诗篇《变形记》中所写的菲德勒和包喀斯那一对老夫妇，希望自己死后不要变成别的什么，只变成守护神殿的两棵树，一棵橡树，一棵椴树。

在那遥远的时代里，树是那样地让人敬畏。在如今商业时代，树只是一种商品，或观赏品，而不再是一种自然之神。我们再也不会将树称之为神木，更不会跪倒在一棵树下，或希望自己死后变成一棵树。

我看见姑娘在这株古柏前绕了一圈，又走到第二棵，一直在这三棵古柏前全部默默地绕了一圈。

和她擦肩而过的时候，我和她打了个招呼，她站住了，客气地向我问好。我和她简单聊了两句，知道她是趁着过节日从上海来北京玩的。我刚想问她为什么对这三棵古树如此感兴趣。她却抢先问我：您知道天坛里还有比这三棵古树更老的树吗？我告诉她前面不远有一个快要倒下却依然活着的古柏，很值得一看。她迫不及待和我告别了。

姑娘不到三十，姣好的面容，马尾辫，一身运动装，白色的运动裤，红色的运动绒上衣，外加一件米黄色的马甲，头戴着白色的棒球帽，身背着棕色的双肩包，和苍绿如同深深湖水的那三棵古柏，和那红墙，和那绿草坪，颜色纷繁，像是盛开的一朵奇异的七色花。

这些天，上海疫情严重，忽然，想起了这位姑娘。

——选自《新民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