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稀凋落的村庄

一年前，听说老家的村民要告别过去的农耕生活，得到煤矿上一笔丰厚的补偿，并一夜暴富，我想了解个究竟。

这年清明，我必须上坟祭祖，因为种种原因，我没有回家过年，正月十五也未能回去，重要的节日几乎过完了，我必须上坟祭祖，不然这一年我与老家便擦肩而过。我与大侄子和孙子、孙女准备了鲜花、水果、红肉、香纸来到祖坟，祭祀完毕，便到老家看看被拆掉的我们生活了多年的房屋。

院落仍保持原貌，院墙与房屋还没有推倒，房屋前后的松柏长得非常茂盛，天出奇的蓝，白云朵朵，挂在屋后的树梢上，院内杂草丛生，门窗都已拆掉，屋内泥土、碎砖、玻璃混杂在一起，走上去一片玻璃破碎的声音。家里的躺柜、竖柜仍在原处，只是油漆画面没有曾经的光亮。

两个小孙子在地上找到两个极有纪念意义的礼物：两个油漆木盒，一个是母亲的针线盒，一个是有提手的杂物盒，上面都有推拉自如的盒盖，盒子边角上油漆虽有脱落，但仍然看得出画匠的工艺水平很高，喜鹊栩栩如生地在树枝上歌唱，牡丹花在丛中次第开放。家中的五代人因此而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那针线盒有祖母和母亲的体温，但她们都离我们远去了。小孩子如获至宝，一路在车上玩过不停，一阵儿将一把镍片放进去，拉住，一阵儿又将镍片取出来；一会儿装满了鲜花杂草，一会儿又装满了糖果饼干，玩得不亦乐乎！此时，我仿佛看到祖母和母亲正在和我的孙子孙女快乐地游戏着，时隔五代的人，在世纪的交替中完成了一百多年“五世同堂”般的相聚！

我在地板上找到了1991年《人民文学》7—8期合订本，书页里夹着我刚参加工作时的照片，还有女儿幼儿时的生活照。往事再次浮现在我的眼前，那时我是一位文学青年，平凡的中学教师，在学生面前或者课堂上，推荐着作家，鼓吹着文学，在城里没有自己的住房，平时只住在办公室，回家时，全家都住在这里，寒暑假得空在这里阅读过大量中外经典作品，还写了一本散文集《曲尽人散》。

村子里的房屋可能在不久要全部推平，另择一处宅基地，共同生活在一个新农村里，村民失去了耕种的土地，补偿的款能让他们生活多久，他们的知识、技能与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能适应吗？真让我思索了很久，否则，他们仍然和现在一样，拼命地跑着煤车，做着临工，养家糊口，但他们将永远失去农民遁世清闲以土地为生的日子。

故乡的小河从我家门前流过，静静地流过，可是现在干涸了，一点水都没有，村里大面积的水田，因煤田开采，地表与地下径流下渗，无水浇灌，庄稼几乎颗粒无收。村中央两排整齐的柳树生长在河道旁，河道里只有泥沙和杂草。村子里只住一些留守的老人和小孩。在我孩童至青少年时期，家乡的风光格外迷人，小河水流潺潺，昼夜不停，骡马牛羊可自行河边饮水，大片绿油油的庄稼，一望无际。村边沙湖众多，水草丛生，是我们小时玩乐的好去处，偶尔还能捕到小鱼或者捡到鸟蛋。沙棘林一片连着一片，野羊、野兔突然从树丛中跑出来，吓得我们小孩魂飞魄散，现在想起来，也心生畏惧，可惜现在什么也看不到了，只有一些沙柳和沙蒿摇曳在阳光下，金黄色的柠条花望一眼，脑海一阵眩晕。

村庄的年轻人，都已走向城市，走向矿井，走向求学的世界各地，故乡依稀凋落了很多。一位老乡在西安工作，他老家是我家的北邻，房屋拆除后，起初还有一些痕迹，一些乡愁，这次回去，想去旧院里走走，不料，全被黄沙覆盖，连影子都找不到。我家的屋后，曾有一个水磨坊，是村民推米推面的地方，后因水量减少，不曾使用，随后一拆了之，成为路面，那个被水冲击转动的大水轮和大石磨现在也无音无踪了，那个原始纯朴的乡村生活时代，已永远离我们远去了。

我一直有一种感觉，最原始的创想，是最具有启发力的，正如这水磨，针线盒，碾子，犁耙等等。我小时曾冒险在水磨的出水处，看水槽里的大水如何冲击着水轮转动，水轮转动又如何带动着上面石磨的旋转，这是多么有趣的创想，又激发着人的灵感，并以此类推，拓展至生活的各个领域。但我们电子信息时代的一切创想确让人费解，工作高速旋转，机器人帮我们干活，核弹精准定位帮我们打击敌人，大数据让你赤身裸体，完全没有一点隐私，五花八门的游戏又把一些毅力不强、不爱读书的孩童误入歧途。

不久，村里所有人家的房屋都将移为平地，故乡依稀在凋落，但另一番新的景象必将诞生。

现代的煤矿皆用生物治理，且走上良性循环的道路，矿区采过煤后会地面下沉，裂缝纵横，而修补大地的最好针线就是林和草，大地的活力只有靠动植物的生命才能恢复。相信不久的将来，大地渐渐复苏如初，故乡又是一派林涛滚滚，水草肥美的景象，我又能看到小时候见到的野鸡、野兔、野羊等动物了。

敦煌巡礼

在敦煌工作生活的人，他们被佛教文化深深滋养过，他们的神态非常祥和与安静。他们很多时候只能与孤独寂寞作伴，天上的一片云彩，地上的一朵野花，漫天飞舞的风沙与雪花都是他们忠实的朋友，时光不老，改变的是他们的容颜，不变的是他们澹泊的心志和永远的坚持。

一

春节即将来临，而我却置身于千里之外的敦煌，河西走廊有我无穷无尽探寻的宝藏。从敦煌市去莫高窟二十六公里，小车在坑坑洼洼的道路上颠簸前行，卷起一阵又一阵尘沙，敦煌莫高窟给我留下第一印象就是－片荒凉，一片原本具有的繁荣退去的历史天空的苍凉。

敦煌的左侧是戈壁滩，右侧是柔和的沙漠，一直通向鸣沙山、月牙泉。在沙漠与戈壁之间，有一条小河流出，名曰大泉河。河两岸是一片片大大小小的绿洲，在一些高大的树丛背后有一片古老的石窟，那便是开凿在三危山与鸣沙山之间的世界文化遗产中最为璀璨的明珠——敦煌莫高窟。长长的栈道将上下四层的近五百多个石窟曲折相连，在苍茫的戈壁中，形成一道巍峨壮美的奇观。

有人这样解释“敦煌”二字，敦者，大也，煌者，明光也，敦煌，大光明也。敦煌之城应该被解释为“光明之城”。在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和雕塑艺术中，很多作品都表达了一种人们对光明境界的向往，这与盛行在敦煌的各种宗教信仰非常契合。

敦煌之于我，犹如一部永远无法读懂、读完的巨书，敦煌的藏经洞有从十六国到北宋时的经卷、文书、织绣和画像等约五万余件，其中不仅有众多的宗教典籍，还涉及历史地理、语言文学、科学技术、文化艺术、民族生活等众多方面的内容。除了有汉文，还有西域多种古代民族文字，故成为极为珍贵的研究资料。历史上的敦煌是佛教圣地，如今已成为人类所共享的文化遗产。敦煌的莫高窟有诸如“东方艺术宝库”“世界最长的画廊”“墙壁上的博物馆”等众多名誉。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说过：“面对敦煌，中国人以此了解自己的辉煌的过去，西方人以此感受东方文化的魅力。日本人、韩国人则由此看到了自己的本来。对艺术家而言，敦煌是一条沙漠上的大画廊，一个千年绘画史博物馆，一座世界上最浩大的美术宫殿；对学者而言，敦煌是那包罗万象的中古历史。敦煌文献以及壁画、彩塑、建筑蕴含着博大精深的古代文明。无可否认，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敦煌。但对于大多数普通人而言，敦煌就是令人神往和憧憬的地方，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二

来到敦煌，给我脑海中的第一悬念就是：敦煌缘何而建？

据莫高窟唐朝的碑文记载，莫高窟开凿于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有一位名叫乐僔的和尚从东方云游到此，当他在这里打坐的时候，突然发现对面的三危山上发出万道金光，这辉煌灿烂的景象使他感到似有千佛照耀，因觉此地有灵异，便在此地开了第一个窟，并在洞窟里坐禅修行。不久，有一名叫法良的禅师从东方来到这里，在乐僔的窟旁又开一窟。此后，从十六国至魏、隋、唐、宋、元一千年间，在此开窟修行的人越来越多，莫高窟的名声也越来越大，而唐代是莫高窟发展的高峰时期。

早在隋朝建立之初，因隋文帝杨坚出生在陕西的一座尼姑庵里，由比丘尼抚养到13岁，使他跟佛教结下了不解的因缘。杨坚登基后，下诏修复前朝废弃的寺院，并在敦煌大造舍利塔。他的儿子杨广注重发展西部，使河西的百姓生活逐渐呈现出一片祥和的景象。短短三十余年的隋朝，莫高窟造窟多达近百个。至唐朝，莫高窟迎来了造窟的黄金时代，现有一半的洞窟是在唐朝修建的。莫高窟的壁画彩塑大多集中在崖壁靠南端的洞窟里，以此为依据，把莫高窟分为南北两个区域。南区从南北朝到元代，相继诞生了禅窟、中心塔柱窟、覆头顶窟、涅槃窟、大像窟、中心佛坛窟，共计487个。这些时代风格鲜明的洞窟内有壁画45000多平方米，彩塑2000多身。而莫高窟的北区，洞窟分布疏密不均，残缺不全，经考古证明，北区洞窟是僧人们居住的僧房窟，修行的禅窟，储存粮食物品的仓廪窟，埋葬僧侣的瘗窟。他们和南区礼佛的殿堂一起，构成了完整的石窟寺院——莫高窟。

三

来到莫高窟，有关敦煌人的思绪一直在追问着我，那些与敦煌结缘的人们，他们的情感、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命运，无不与敦煌这片神秘的土地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

画家史小玉，他的名字出现在莫高窟第三窟的西壁上，那幅名扬四海的千手观音就绘制在这个洞窟里，吸引史小玉的不仅是那些感动人心的佛教故事，而且还有先辈们用笔用色的技巧。在史小玉生活的元代，敦煌已不再繁华，在莫高窟生活是寂寞的、痛苦的，虽然他们中很多人可以跻身伟大艺术家的行列，但这并不能改变他们卑微的命运。“工匠莫学巧，巧则他人使，身是自来奴，妻是官家婢”，敦煌遗书里的这首诗，正是他们境遇的真实写照。史小玉能在流光溢彩的画洞中，捕捉大师的身影，他所绘制的千手千眼观音，运用了表现衣服转折有致的折芦描，表现丝绸光滑细软的云流水描，表现头发飞举飘扬的高古游丝描等不同技法将各种形体质感和人物的神情动态，表达得淋漓尽致。如今，在他笔墨的背后，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史小玉那份激情和对艺术的沉醉。在千手千眼观音慈悲容颜深处，似乎还描绘了一幅未来的美景。

舞女程佛儿，祖籍敦煌，天宝年间长安教坊舞伎，唐朝上至帝侯王妃，下至黎民百姓，音乐舞蹈是他们的共同语言，大唐帝国的自由开放之风，使得异域歌舞与中原乐舞完美地融合在一起，造就了音乐歌舞的黄金时代，也使程佛儿练就了一身的舞林绝技，当时胡姬遍布长安城，这些高鼻梁深眼窝的异地舞伎出入于长安城的酒肆、商邸。她们给中原平添了无限的柔情与浪漫。李白曾在诗中写道：“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

当整个大唐沉浸在歌舞升平中时，那个善于跳胡旋舞的安禄山扯起了叛乱的大旗，唐明皇逃跑了，皇宫也离程佛儿越来越远了，她剩下的唯一希望就是回到千里之外的家乡——敦煌。长安至敦煌两千多公里的路程，对于孤身一人的程佛儿来说，即使一步不停地行走，也得走三个月，从小在教坊里长大的程佛儿，除了生活只有舞蹈，而今她必须去面对难以想象的生活艰难。凭着儿时的记忆，她向家的方向走去，可是家在哪里，她已经找不到了，此刻从皇宫中出逃的程佛儿，只能凭借宫中学到的技艺，卖艺为生。街头百姓看到她来自宫中的神韵，无不称奇叫绝。当时的画匠专程来欣赏程佛儿的舞姿，她的舞姿深深地留在敦煌的壁画中，同时，也流露在后来的《天女散花》《丝路花雨》《大梦敦煌》里……

程佛儿曾无数次听别人描述过莫高窟里灿烂的佛国世界，当她真正走莫高窟的时候，还是惊呆了：几乎每个洞窟都是轻歌曼舞的极乐世界。亭台楼阁、小桥流水，极像她曾生活过的皇宫，并不陌生。然而更多的是她从未见过的景象：佛陀静坐在莲花台上，神态安详，微笑不语，众飞天驾着七彩祥云，满天散花。

在大唐佛教净土信仰的极乐世界，飞天早已脱离了最初由印度传入时的滞重粗犷，而变得灵动轻盈。随着飞天一起飞舞的还有各种程佛儿所熟悉的乐器，这些乐器即使没有乐师的弹奏，好像也能传出美妙的声音。乐伎们在舞台上挥舞长袖，翩翩起舞，极像她在教坊中或者皇宫里，但这里却远离了尘世的烦恼与忧愁，人们所想象的一切美好尽显无遗。

四

在敦煌有一个被人们敬称为“敦煌守护神”的人，他叫常书鸿。他的到来，迎来了敦煌莫高窟全面修复保护工作的开端。

我们可以抛开王园箓，这个藏经洞的发现者，这个节俭辛苦只会云游化缘的道士。

我们也可以抛开英国斯坦因，有人说他是伟大的探险者、考古学家，也有人说他是盗贼，是骗子，是丝绸之路上的魔鬼。

但我们不能忘记“敦煌的守护神”常书鸿。

他在初入敦煌的日记中写道：“一个月汽车颠簸生活结束了，我们于1943年3月20日下午到达安西，从安西到敦煌的一段行程连破旧的公路也没有了，我们雇了10头骆驼，开始了敦煌的最后旅途。一眼望去，只见一堆堆沙丘和零零落落的骆驼刺、芨芨草，塞外的黄昏，残阳夕照，昏黄的光线被昏黄的戈壁滩吞没着，显得格外的阴冷和暗淡……”（《尚书鸿日记手稿》），这位毕业于著名的法国里昂艺术学院，在法国生活十余年的美术家，缘于法国探险家伯希和在中国甘肃拍摄而来的《敦煌石窟图录》对敦煌的认识，因在巴黎街头的偶尔发现，就改变了自己的主张，带着对敦煌的憧憬与向往，回到了祖国，回到了敦煌。

莫高窟在中国近代史上曾被充当监狱。1920年，一些在十月革命中流亡出来的白俄官兵窜入中国境内，被中国地方政府扣留，就押在莫高窟。第427号窟那些面目全非的壁画，是白俄囚徒留给莫高窟的记忆。壁画上的金箔被刮走，留下的斯拉夫语的下流话。第156号洞窟还有烟熏火燎的痕迹。

1943年的藏经洞早已空无所有，因为西方探险者的盗窃，让人们难以想象这里曾是拥有50000经卷的文化宝库。足见敦煌研究者肩上的担子有多重。

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敦煌结束了400多年缺乏有效管理的状态。常书鸿曾多次向政府提请拨款修复，这个愿望，直至新中国成立后才得以实现。敦煌的保护工作，由留守式的看护保护，进入了抢救性的加固保护阶段。

常书鸿与敦煌艺术研究所工作人员长期埋头工作，保护并摹绘了1500多年来前代劳动人民辉煌的艺术复制，使广大人民得到研究欣赏的机会。《常书鸿绘画作品集》及他的《敦煌艺术》已成为敦煌绘画及艺术领域的不朽篇章。

其后，常书鸿随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印度、缅甸等国，《中国敦煌艺术展览》中世界佛教艺术中的盖世之宝，令国人震撼，印缅赞绝。1958年，《中国敦煌艺术展览》在日本举办，由于敦煌艺术不仅是日本艺术的根源，而且是日本美术的原型，展览获得了很高的世界声誉，展览不仅发展了中日友谊，而且促进了中日文化交流。

时间像大漠中的沙子，不断流走，敦煌艺术的保护者更多的是为了自己心中的理想来到这里。被誉为“敦煌的女儿”的樊锦诗说：“我们的责任就是看护好家园，弘扬敦煌文化，能把这份属于全人类的遗产完好地交给后人”。

在我即将离开敦煌的寒冬里，我要回到故乡与亲人团聚，度过愉快的春节，而那些守望敦煌的人们，他们正在风雪中迎接新的迟到的春天。

敦煌，一个永不缺乏传奇的神秘世界。

在阿里援藏

陕西对口援藏阿里，已有多年的历史。

这一组织制度推行以来，已有不少年轻干部走向更高级的领导岗位，不少干部经过高原之高原的洗礼，焕发出旺盛的工作能力。

西藏，这个神秘而又神圣的地方，在我少年时就充满了向往。时至不惑，当上我搭上西安至拉萨的航班，心里便涌起一种莫名的激动：我知道这次去的不是拉萨，而是遥远的阿里。飞机穿过平原，越过江河、雪山到达拉萨贡嘎机场。

走出机场，早有满脸黑红的藏族干部来接。太阳光强烈地照在人们的脸上，天湛蓝无比，滚滚白云近在头上。我疑心的高原反应并未发作。藏族干部洋溢着笑脸，邀大家上了车，我们便沿着雅鲁藏布江岸，穿过一座长长的隧道，顺着拉萨河来到了这个在远山映衬下像无数小城组成的拉萨。

当晚，朋友特为我们设了丰盛的晚宴，宴会上，有来自陕西、山东、山西等地的援藏干部，还有西藏自治区的几位领导，可谓高朋满座。席间，主人邀来在西藏舞剧院工作的藏族女歌手央宗，她正是为奥运会开幕之日，在世界屋脊布达拉宫广场举行集体婚礼演唱主题歌的女歌手。央宗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是一位美丽而又善良的姑娘，她为在座的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充满深情地歌唱，她的歌声一起，大家便跳起了节奏明快的藏族舞蹈。一时，我也忘记了自己的高原反应，连饮数杯，并在朋友的盛情邀请之下，斗胆唱起了陕北民歌，宴会变成了藏族文化与陕北文化的交流盛会，饮者，恣意豪放，歌者，纵情歌唱。直至午夜，大家才在央宗一首《香巴拉并不遥远》的美妙歌声中离开宴席。

次日，我们在布达拉宫、大昭寺等景点观光之后，休息一晚，便向阿里地区的噶尔出发，这里氧气稀薄，对自己的身体来说，也是一次大检查、大考验。而来到这里的年轻干部，他们的首要任务是援建，援建西藏阿里的公路，援建西藏阿里的住房，援建西藏人民心灵的美好大厦……

清晨，我们沿着雅鲁藏布江逆流而上，向西，向西。江水湍急，河谷狭长，雅鲁藏布江两岸奇峰对峙，头顶洁白的神山披满美丽的霞光，河谷里不时有大片大片的油菜花，飘逸出淡淡的芳香；走出一道峡谷，又走一道峡谷；走出一座座群山，又是一座座群山。大山深处悠悠蓝天中一片片飘不尽的白云，使人产生着幻想又扑灭着幻想。我们不停地举起相机，留下许多去阿里沿途的美好风景。但山高路远，对目的地的渴望与焦急等待，沿途的疲惫与高原反应，已使我像一位重病的客人，在噶尔这个边陲驿站上停了下来。我拿出近年来援藏干部的通讯录，不少干部援藏三年后已返回内地，但只有温江城继续留任噶尔县县委书记，继续他的紫花苜蓿的实验推厂工作。一个憨厚老实，钟爱书画的陕北汉子，为了给阿里农牧民描绘新的蓝图，在这世界屋脊之上的屋脊，在这山高路远、氧气稀薄的地方，一干至少又是三年，他的选择，他的勇气，他的挑战精神，无不让我产生由衷的敬佩之情。初到西藏，摆在不少人面前的就是较严重的高原反应：头脑昏昏沉沉，食欲不振，胸闷气短，晚上无法入眠。吃的几乎是生肉、藏粑、酥油茶，这些都得有一个很长的适应过程。

温书记兴致勃勃地向我们介绍说，噶尔县是个以牧为主的半农半牧的荒原小城。早在60年代，阿里地区首府由昆沙迁入狮泉河镇，当时狮泉河七八十公里的河滩上，密密生长着西部高原的原始森林——红柳，然而红柳并非永远的风景，如今那片风景只依稀存活于狮泉河中老年人的脑海，他们眯起眼睛赞叹说：多么密的红柳滩啊！并深情地哼起了《红柳歌》。至于年轻人，则像听神话一般，这片风景在他们的记忆中压根就没存在过。

温江城清晰地认识到，噶尔县农牧业发展的最大瓶颈就是过分依赖天然牧场，完全靠天种田，靠天养畜，靠天吃饭。噶尔县农牧业发展的最大障碍就是季节性的不平衡和年际间的不平衡，造成冬夏之间牧草质量及营养的不平衡，从而造成草场载畜的年际差异，使灾年失去了饲草保障。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立草为业、实验先行、示范带动，实现农牧区跨越式发展，实现农牧民增收。

到阿里的第二天，温书记亲自驾车带我们来到噶尔藏布沿岸的昆沙乡农牧综合示范基地。噶尔藏布两岸的草滩宽阔无比，河边有不少沉积的小湖，牛羊点缀其间，是一幅绝妙的风景画。昆沙乡的新居没有集中连片地修在一起，而是沿河东部均匀分布开来，户与户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户户格局统一，延续十余公里，这是温书记根据当地农牧民生活特别是邻里之间用地宽松的实际情况规划出来的。在临近昆沙乡政府一带，紫花苜蓿一望无际，八月正是扬花的季节，噶尔藏布两岸像铺了一条绿底紫花的地毯，美轮美奂。这里青稞也翘起绿茫茫的穗子，极目望去，一片绿色的海洋，使我忘记了自己身在遥远的异乡阿里。我身边走来为紫花苜蓿浇水的藏族牧民米玛，他年近半百，曾就读于西北民族学院，但因中途变故，返回老家在昆沙乡做了一位牧民。他说在他记事起，这里到处是荒漠，1970年以来，种植过青稞，但长势很差。2004年，温书记承包抓我们乡后，这里的土地一天比一天变得绿了起来，农牧民吃上了蔬菜，冬季牛羊也有了积草，死亡现象极少。当地农牧民打心眼里感谢温书记。米玛不无展望地说，我们的生活像早年阿里的红柳一样，越长越兴旺，越长越红火！

其实，早在2004年冬，温江城就利用冬季回家休假的机会，奔走于榆林市政府、靖边县有关单位筹集资金和农用物资。2005年3月，满载着种子、地膜、覆膜机、穴播机、犁耙等共20多吨物资的东风汽车及两名农业技术人员，从陕北出发，随大车长途跋涉，颠簸近6000多公里，日夜兼程，于4月5日顺利到达狮泉河镇。他像当代的文成公主，又像张骞出使西域，播洒着汗水，同时也播洒着文明、希望和力量。

2005年秋天，是一个收获的季节，是一个让昆沙乡藏族群众难以忘怀的季节。在经过一年多的辛勤耕耘后，噶尔县昆沙乡农牧业综合示范点建设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祖祖辈辈只能放牧的土地上，第一次种出了大白菜、土豆、葵花、苜蓿、玉米等多种作物。方圆几十公里的藏民兴冲冲地跑来观看，高兴地翘起大拇指，一个劲连声说“亚古都、亚古都！”（很好的意思），基地实验的成功，为阿里地区畜牧业发展史上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实验的成功是一场革命，也是一次飞跃。

2006年温江城又从陕北黄土高原又引进垂柳、侧柏、樟子松等树种，至今在阿里长势良好。

在我们离开阿里的前夜，我和几位来阿里援藏的朋友谈起，能否以你们真切的感受谱词，请著名的音乐家谱曲，谱写出一首感人肺腑的《援藏之歌》，让歌声借助悠悠蓝天中的白云，给我们传来美丽的大山背后当地藏民的苍凉、忧伤与欢乐，也传来你们离别妻子儿女，在这祖国的边陲激扬青春，挥洒热血的豪迈。让这从高山上飘荡下来的歌声，浸透雪的清凉，饱受蓝天的思念，雪莲花的纯洁，满心的希望等待你们的归来。

远行者，一个总是出远门的人，用人生最美好的时光，奔波于西藏阿里高天阔地的山野间是漂泊地，也是归宿地，得到的是心灵的洗礼与释放！回想阿里，即使你离开她多少年，只要闭上眼睛，阿里的高山就出现在你的心头——“山虽然危险，染上了玫瑰色的晚霞，多么美丽。山上宁静的积雪，多么令人神往！”

寒窑，粉红的爱情文化广场

在西安曲江池东，是寒窑所在地，有一女子王宝钏在此等待薛平贵长达十八年之久。由此，寒窑被现代人打扮成一个粉红的爱情文化广场，游客都要穿越历史、戏剧和影视来这里看看曾经挖苦菜，住寒窑的宝钏妹子。

寒窑顺着一条小沟立于半山之上，在通往寒窑的石板上，刻写着许许多多赌神发咒、海枯石烂般的誓语，一直引领至寒窑旧址。

略懂戏曲的人都知道，薛仁贵就是薛平贵的原型。

这是一个听来的故事，山西一富户为母祝寿，请戏班子唱《汾河湾》等戏。《汾河湾》反映的是薛仁贵和柳英环的戏剧故事。宾客散后，富户之母问戏班子薛仁贵和柳英环最后的结局，戏班班主说，据师祖相传，薛仁贵因军务在身不敢久留，数日后又别妻回到军中。柳英环常年来生活困苦，疾病缠身，又加之思夫心切，便病逝寒窑。富母听后郁郁不乐，恹恹成病。富子到处求医，百药无效。最后当地有一名医闻知根由，便说：“心病还须心药医。”于是，富子悬巨赏征求薛仁贵团圆的剧本。某文人杜撰了一位“薛平贵”，剧名《王宝钏》。戏曲情节大同小异，只是为迎合富母心态，薛平贵登上了西凉国的王位，王宝钏成了正宫皇后，夫贵妻荣。戏演出后，富母大喜，病也不治而愈。从此，舞台上便有现了“两薛”并存的戏曲。

王宝钏的原型是当朝宰相王允的女儿，才貌双全，为人贤惠，是父母的掌上明珠。王允有三个女儿，老大老二都嫁了如意郎君，只是父母太爱王宝钏，所以婚姻大事由着她自己的性子，希望她能更幸福一点。

王宝钏自然看不上普通纨绔子弟，决心给自己找一个与她海枯石烂的如意郎君。

也许是阴差阳错，也许是古典戏曲的需要，她和一个穷汉薛平贵相遇，爱情之水如同滔滔东流的江水一样无法阻止。为掩饰真相，在王宝钏的有意安排之下，通过抛彩球来为自己配婚，薛仁贵自然而然地接到了绣球。

王允作为父亲与宰相，并不认可这门亲事。王宝钏和父亲闹了决裂，随着薛仁贵出了相府，搬到郊外的一座寒窑生活。薛仁贵参军后，只留王宝钏一个人守着寒窑，过着贫穷了倒的日子，挖苦菜包饺子的面，也是姐姐偷着送来的。

事情不遂人愿，薛仁贵遭到暗算，差点死去，最后被番邦公主所救，并且招了驸马。而千金小姐王宝钏放弃了一切，一个人在寒窑苦苦等待着丈夫的归来，这一等就是十八年。

王宝钏通过鸿雁捎书，把信送到了薛仁贵的身边，薛仁贵这才知道了王宝钏的事，重新回到了王宝钏身边。可是此时的薛仁贵身边还有一个女子——代战公主。此时旧的王朝已经灭亡，王家也已经没了势力，但是薛平贵还是没有辜负王宝钏，让王宝钏和带战公主平起平坐，了却了这一段情缘。

只是王宝钏福浅命薄，在刚刚和丈夫团圆后十八天就病死了。

薛平贵和王宝钏分别了十八年，他在外面不久就和代战公主生活了，虽然薛仁贵善待王宝钏，但此时的王宝钏已是一个受尽磨难、阅过人间沧桑的女人，再也不是那个美丽动人的千金小姐了，面对着那个高贵与势力都高出她很多的女子，她有着无限的羡慕与自卑，再也没有了夺宠的勇气。还有她这时候也会扪心自问，这十八年自己的苦苦等待换来的是什么呢？对于一个出身高贵而又骄傲的女子来说，活着已经没有什么期待与意义，于是剧作家就给王宝钏病死这样一个结局。这也是她自愿的必然选择。当然，我们也不用替古人担忧，猜想代战公主会害死王宝钏。

这就是寒窑成为粉红色爱情文化广场的真相，如同王宝钏精心准备的绣球，把自己定格在人世间伤心落魄的泪水中。古人使美丽的传说变成现实，人们在金缘阁里吃着宝钏饺子，谈论着在此等待平贵十八年的女子。他们知道，那个年代三妻四妾的男人，编写着戏剧，唱遍大河南北，教化着女子，三从四德。寒窑的门口，有着巨大的雕像，男人与女人赤身裸体，拥抱，亲吻，男人那双不规矩的手，总是让人感到不踏实。许多年轻人来到这里，举行盛大的结婚典礼，求得是金缘，千载不变。婚宴上，新郎新娘，与曾分手或同居的恋人，举杯同邀，曾经发生的故事，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曲江寒窑，现已扮成粉红的爱情文化广场，帅男俊女，剩男剩女，都来这里签订盟约，通往寒窑的地砖上，写满了海枯石烂的誓言，足够一个人走八辈子！

父子算账

在“足不出院”的疫情期间，一位朋友给我打来电话，询问我居家生活情况，并不断给我送来肉、蛋、奶等生活物资。解封后，我们偶遇于画家朋友的画室，大家小酌几杯后，这位朋友给我们讲了一个他与父亲算账的真实故事。

古云：“好兄弟，明算账”，但与父亲算账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趁着酒兴，我不仅让他把故事讲出来，还引导他把心灵深处的秘密也流露给大家。

孩子永远走乘着父母亲的肩膀走向世界的，儿女再大，在父母亲的面前永远是个孩子！

我的这位朋友也不例外，走出校门后，便于父亲一起打拼，建设煤矿，初办煤矿的艰辛不屑细说，求爷爷告奶奶，东凑凑西借借，总算把煤矿建成了，殊不知，煤价不如石头，一些投资者急于回报，父子俩过年也不敢回家，东躲西藏，再次闯过难关。随后，几年间，煤炭市场蒸蒸日上，父子身价连城，成为当地有名的“富人”。

起初父子并没有分工，父亲应该是董事长，儿子是总经理。煤矿上每一笔款的进出都由父亲来决定，每年股东分红的比例也由父亲来确定。时间久了，儿子手头虽然有钱，但每一笔重大投资，每一笔重大花费都要请示父亲，心里总不是个滋味，年轻人的超前消费被父亲管控了，嘴上说不出来，但心里却是别有一番滋味。从父子二人经济交往以来，儿子自己便做了一本私账，事无巨细，整整一箱。父亲有时轻视儿子在工作中的地位，仿佛一切功劳都是他的，特别在公开场合说，儿子还是黄毛小子，直压着他生闷气。一些明明是儿子一手策划的事，也要归功于父亲，他觉得父亲有点强词夺理。于是，他确定在他30岁那年大年过后，提着整包账单，带着两瓶30年茅台，和父亲对饮起来，正如我们让儿子讲出与父亲算账故事一样，儿子给父亲端上一杯酒，郑重地说：“爸，我已跟随你30年，咱们虽然是父子，也该算算账了”，父亲一饮而尽，脸色霎时十分沉重，仿佛官员碰到纪委查案一般狼狈。儿子把准备好的账本摊放在父亲眼前，一条一条给父亲过目，不断讲述着来龙去脉，每遇到与父亲原来想法有巨大的差距的项目时，儿子必端起酒杯与父亲对饮，既是一种提醒，又是一种沟通。当两瓶酒所剩无几的时候，儿子也给父亲算完了所有账目。账单在席间，在微风中翻阅，父亲脸色凝重，像有什么事想不通似的，对着儿子说，我喝好了，便和衣上床休息了！

儿子娶妻的时候，父亲把祖传多年的“玉兰带”，送给了亲家，这玉兰带价值连城，儿子怎么没有和我算呢？

前不久，新闻上播了一条短讯，说儿子因不赡养母亲，被母亲告上法庭，要求儿子赔付怀孕儿子期间的一切费用。儿子是永远不能和母亲算账的。

办企业如同养一个儿子，你的身家性命就和他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不仅时时事事要关心、体贴和照顾，还得在他成熟之后，为他的出路和远景着想，为他谋求更好、更大的发展空间，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父子今天算了明账，这些暗账、大账怎能算得清呢？

朋友说自从那次算账后，父亲心情凝重，财务上的事，很少过问，都推给了儿子。隔三差五约儿子和朋友喝酒，每次都要喝个半醉，在没有儿子参加的坛场上，总要喝得酩酊大醉。企业新上马的工程项目，他只知道结果，工艺流程一点也不懂，从一块煤到一匹布，他想都没有想过，但现在他的企业上马了。

自从那次父子算账后，儿子原计划启动被父亲阻止的项目，也陆续启动了。十几个亿花出去了，他也不心疼了，反正老子有吃有穿，出入有豪车，住店也是自家的五星级酒店。他也彻底不与儿子计较了，他反觉得，如果没有那次父子算账，他心里反而放不下来，担心儿子会毁了他的家业！

现在企业员工众多，自从他卸任董事长后，大伙见他神不知鬼不觉地通称他“二爷”，仿佛旧上海滩，他也满口应承着，笑嘻嘻地与员工嘘寒问暖。几年过去了，父亲的酒量越来越小，现在只能浅酌，只有唯一爱好，与亲朋好友打打麻将，打发美好而富足的时光。

前不久，我与他父亲在宴会上相遇，我告诉了他，儿子与他算账的事情，他满脸憨笑，说儿子对他很孝顺。我说一个在疫情期间，整天为自己的朋友着想的人，他对自己的父亲的孝顺自然是不言而喻了！

叶的事业

果实的事业是尊贵的，花朵的事业是甜美的，但是，让我去做叶的事业吧，叶是谦逊的、专心地垂着绿荫的。

——泰戈尔

这是我在即将跨出师范大门，随时准备做一名普通的人民教师时，借泰戈尔的诗，表明自己心迹的。并以《叶的事业》为题，写了篇小说，发表在学校文学社的杂志上，当时我对教师这个职业是充满崇拜的，因为它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事业。

伟大的诗人给我心灵以巨大的安慰。感谢泰戈尔，美丽庄严的泰戈尔！你的极端信仰——你的“宇宙和个人灵中间有一大调和”的信仰，你的存蓄“天然的美感”，发挥“天然的美感”的诗句，都渗入了我的脑海中。感谢你以绝美的诗情，救治我天赋的悲感，感谢你以超卓的哲理，慰藉我心灵的寂寞。在这山大沟深的校园里，是你与我陪伴，是你自然流淌的诗句，陪我走出大山，走向世界。

“让死者有不巧的名，但让生者有那不朽的爱”，泰戈尔的诗句教导着我，热爱生活中的一人一事，一草一木。

2000年5月7日清晨，我们来到孟加拉邦加尔各答市中心——焦罗山克，这里是泰戈尔的出生地，那是一座以三层大楼为主体的大院落，这天正好是泰戈尔的诞辰日，泰戈尔是他的姓，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RabindranathTadore），他名字的孟加拉文意思是“沐浴阳光的因陀罗天神”。屋后是高大的乔木，有着硕大的叶子，屋前有一大池塘，波光荡漾。院落里有一棵很高的榕树，几条气根，从树身爬下来，在树下形成黑暗纠结的蟠曲。“仿佛宇宙法则还没有找到门路进入这神秘的地区，仿佛古老世界的梦境逃出了天兵的看守”。关于榕树，泰戈尔后来写过：

交纠的根从你的枝上垂挂下来，啊，古老的榕树，

你昼夜凝立着，像一个苦行者在忏悔

你还记得那个以幻想和你的影子游戏的孩子吗？

这是我们第一次印度之旅，我们住在恒河边的别墅里，泰戈尔当年第一次出行，就是来到这恒河沙岸，房前，是一片番石榴树林，坐在林荫下的凉台上，凝望着从树隙中流过的水，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恒河的潮水每天涨落，许多不同的船只从河面上经过，树影从西边移到东边。河面有时从清早就阴了天，对岸的树林变黑了，黑影移过河上，然后哗啦啦地下起了大雨，把地平线遮掉，对岸的淡影含泪道别，河水带着抑郁的喘息涨了起来，潮湿的冷风在头上、树叶间肆意吹打。

泰戈尔12岁时，家人为他举行佩戴圣线的仪式，这种仪式表明孩子成为正式的印度教教徒，这年冬天他和父亲一起出发去喜马拉雅山区旅游，父亲和他一起生活了几个月，父亲高尚的人格、深邃的思想，严格的生活习惯，使泰戈尔受益匪浅。沿途所见到的金色的稻田，忙碌的农夫还有啜饮清冽河水的牧童，都成为少年泰戈尔出游时遇到的最美的景色。乡村美丽的风光，无时不刻在滋养着泰戈尔创作的灵感。13岁时，他和父亲的旅游还在继续，在父亲的指导下阅读了大量文献，并在这期间开始了他的早年诗歌创作。

18岁泰戈尔赴英国伦敦大学学英国文学，并研究西方音乐。22岁创作的诗歌《暮歌集》，在印度引起很大的反响。次年泰戈尔和他11岁的新娘穆里纳莉妮在家族的老宅举行了婚礼。后在父亲代宾特拉纳特?泰戈尔领导的原始梵社任职，他的父亲是宗教哲学家，宗教改革家及梵社主要活动家，他在一个充满智慧、才能、激情与自由精神的家庭里长大。泰戈尔无论在文学创作或社会活动中，他都反对宗教偏见、种姓制度和腐朽落后的传统，重视科学和进步，主张向西方学习，但并不盲目崇拜西方文明，他珍视印度文化和民族的优秀传统，但并不怀古。

50岁时，出版诗集《吉檀迦利》，“吉檀迦利”是献诗的意思，是献给神的诗。诗中通过神秘主义的描写，既反映了诗人对现实生活的希望、探求、失望这三者的不断反复，不断撞击的矛盾心情，又表现了诗人追求宁静、和谐、自由欢快的美好境界的爱心与愿望。也正是这部作品集使他获得了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他的文学事业达到了顶峰。但他仍在埋头长篇小说《戈拉》的创作，他在诗里唱道：“鸟翼上系上了黄金，这鸟便永不能再在天上翱翔了”。《戈拉》是一部反映印度一个时代现实生活史诗般的巨著，也是近代印度小说创作的里程碑。作品中“鸟儿愿为一朵云，云儿愿为一只鸟”，在无论何等严酷的现实面前，“我们要抬起自己的头，向着无尽的天空，向着灿烂的光明，向着自由的空气”，从而做到，“生如夏花之灿烂，死如秋叶之静美”。

泰戈尔一生醉心于恒河，他常泛舟于恒河。恒河，印度文明的摇篮，在印度人的心中一直是一条至高至圣的河，它既是甘露，无声地滋润着流经的这片沃土，同时又是乳汁，哺育了生生不息的印度子孙。当泰戈尔赴英国回国后，他居住在昌德纳戈尔的河畔别墅时，“又是恒河，又是那些说不出的日日夜夜会快乐得发昏，渴望得生愁和那沿着丛林两岸的浓荫而幽咽的河水，合着节拍。这个充满阳光的孟加拉天空，这个南风，这个流动的河水，这个正当而庄严的慵懒，这个从天边到天边、从绿野到碧空伸展着的广大的悠闲”，这些对泰戈尔都像是人食粮对于饥渴一样，在这里他感到回到真正的家园，在这些东西上才能体会到母亲的爱抚。

这别墅里最高的屋子，是一个四面开窗的圆亭，泰戈尔就用它作为写诗的屋子。从这里只能看到周围的树梢和辽阔的天空。关于这间屋子，他写过：

在这里，把云彩放在无限的天空怀里睡去

诗啊，我替你盖了我的房子！

我的影集里有从资料图片中冲印保存下来的三张照片：一个是1924年，泰戈尔应北京大学的邀请来到中国，与林徽因、徐志摩的合影，左侧是穿着长裙，文静优雅的林徽因，右侧是戴着黑色礼帽，穿黑色短褂的徐志摩，中间穿长袍，白须飘然若仙的泰戈尔。回国后秦戈尔发表了散文《中国的谈话》。徐志摩在演讲中谈到，泰戈尔熬着年高，冒着病体，抛弃自身的事业，备尝行旅的辛苦，他究竟为的是什么呢？他为的只是一点看不见的情感，说远一点，他的使命是在修补中国与印度两民族中断千余年的桥梁。说近一点，他只想感召青年真挚的同情，因为他是信仰生命的，他是尊崇青年的，他是歌颂青春与清晨的，他永远指点着光明的前途。第二张照片是1940年泰戈尔与徐悲鸿的合影，两人神情庄重、慈眉善目地注视着前方，仿佛在共同思考一件忧国忧民的大事。第三张照片是他与爱因斯坦的合影，两位大师目光似箭，直穿人们的心扉，又像两个孩童，好奇地发现了一个从未见过的东西。

泰戈尔在《回忆录》里曾这样写道：“我登上了高峰，发现在名誉的荒芜不毛的高处，简直找不到一个遮身之地。我的引导者啊，领导着我在光明逝去之前，进到沉静的山谷里去吧，在那里，一生的收获将会成熟为黄金的智慧”。

在泰戈尔众多的作品中，读者最为熟悉的应该是《飞鸟集》了，我的书架上有多国语言的版本，诗人忧郁地唱道：

夏天的飞鸟，飞到我窗前唱歌，又飞去了。

秋天的黄叶，它们没有什么可唱的，只叹息一声，飞落在那里。

在这静谧的夜晚，在异国他乡，我们在寻觅着一个伟大作家的心音与足迹。不久，我们便踏上归途，无法设身感触这个产生伟大思想的丰厚沃土。泰戈尔说，“我的思想随着这闪耀的绿叶而闪耀，我的心灵因了这日光的抚触而歌唱，我的生命因为偕了万物一同浮泛在空间的蔚蓝，时间的墨黑中而感到欢快”。

泰戈尔被视为一个怜悯弱者，同情被压迫大众的诗人，他被视为一个憎恨黑暗、争取光明的杰出代表，他被视为“生命之生命”“生命之泉”，他曾为“卑微生命与渺小痛苦”而歌，曾为贫穷、落后与民族屈辱而哀号，他被称为“印度的良心与灵魂”，他代表着正义与人道，他是这充满屠杀与仇恨的混乱世界里，亮着的不灭的一盏油灯……

叶，是谦逊的、专心地垂着绿萌的。正如我们走过的路，赏过的景，爱过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