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7月一个炎热的夏日，父亲突发心梗猝然撒手人寰。没有留下只言片语，留给我的遗产是他生前的一辆五成新的大金鹿自行车和一块上海手表，还有三十五年梦萦神牵的思念和对他满满的人生回忆。

我记得，父亲去世的第二天早上，乔官镇贾陶村一个年近60岁的老农民，打听到了我父亲去世的消息，带着自己养的一只大鹅，徒步走了18公里，清早就敲我家大门，他泪流满面地说：“那个时候老王就在我家驻村啊，小时候你爸常带着你去我家，你最喜欢的就是大鹅，这么好的人怎么说走就走了啊。”说着，一把把我抱在怀里，泣不成声。

父亲是1945年前参加工作的，属于抗日战争干部，干过公社副书记、县招待所所长、县建设银行副行长，也算是个芝麻官。小时候搬家是家常便饭，父亲工作调动到哪里，全家就迁徙到哪里，通常一个马车便装载了全部家当。我出生的地方是马宋公社，小学先后在乔官、五图、平原公社就读。跟随我们屡次搬家的还有一只小狗，我称呼它老黑，这个狗东西无师自通地学会了不少人生的法宝。譬如我父亲经常开会到10时许，老黑每到晚上10点，准时到公社大院门口接散会的父亲，然后做出十八般欢喜呆萌之状，对着父亲前腿弓后腿蹬一阵撕咬猛扑，尾巴摇得像货郎鼓，这套戏码老黑玩得极其娴熟，父亲到家后赏它点残羹剩饭，老黑便心满意足回到自己的小窝。怕就怕认真二字，老黑迎着风、迎着雨天天如此，它看不懂我家那台老式烟台座钟，却把时间拿捏得那么准，到现在也是未解之谜。

上学时，最让我头疼的事就是填表，填家庭成分一栏最难堪，看到别的同学填贫农就羡慕，因为我家是富农。

我老家是沂蒙山腹地，到处是连绵不断的山丘，地无三尺平，出门就爬坡，一脚能踩好几块石头蛋子。前些年我回家的时候，当地人还穿着红红绿绿的服装用瓦罐到村头挑水，就是这样一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家庭成分竟然是富农，后来父亲告诉我，老爷爷悬壶济世，是方圆百里很有名的老中医，来就诊的络绎不绝，还雇上了抓药的小伙计，那个时候为了到外地进药材方便，买了辆德国造的自行车，那阵势，不亚于现在买辆奥迪，所以经济条件相比来说有些优越，划成富农也就是情理之中了。

为家庭成分，我每次填档案都能在同学不屑的目光中汪出两眼泪来，父亲受的苦更多，但是父亲坦然，一切一切，都深深埋在心里。文革时期，父亲刚穿上新做的棉袄，就被造反派糊上了大字报，然后被别人架着胳膊上了批斗台，那个时候我还没上小学，只记得小朋友一脸惊诧地告诉我：“快看、快看，那个批斗的人是你爸爸。”

父亲工资六十四元五角，在猪肉柒角一斤的时代，属于高工资，但是父亲很节俭，唯一的嗜好就是抽烟，那个时候当公社书记不容易，建大寨田、兴修水利、贯彻八字宪法、防修反修，阶级斗争年年讲、天天讲，斗天斗地压力大，能排遣压力的最好办法就是吸烟，二毛钱的丰收烟父亲也舍不得抽，自己买来卷烟纸、烟丝，自己卷烟抽，如果我有时间，父亲也会抓壮丁让我帮他卷烟。

空闲的时候，父亲领着我和姐姐在我家三间土房前面开垦了一块荒地，自己捡来树枝围上栅栏，种上了甜椒、黄瓜、西红柿、土豆、扁豆、韭菜等蔬菜，还种上了经济作物蓖麻，每天放学，我都要和父亲莳弄着这三分地：栽培、除草、上肥、抹叉，晚上还要和父亲搓蓖麻籽，搓完到收购站卖了，挣个三元五角。

父亲无言的行动，却是我人生最直观的再教育，在这小小的天地里，我体味着劳动的艰辛和丰收的喜悦，劳动让我除掉了身上的燥气和惰气，让我知道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更让我懂得“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每到收获的季节，一圈栅栏结满了串串芸豆，粉红的西红柿、翠绿的黄瓜，小菜园赤橙黄绿青蓝紫，邻居也纷纷来分享我们的劳动果实。

父亲常赶集，但是每次赶集都要带上一个大口罩，儿时的我想不明白，父亲到底是怕什么？我现在想明白了，父亲用脚走遍了平原公社的角角落落，他熟悉那里的山、那里的水、那里的人，很多卖菜的都是老熟人，父亲知道种地的艰辛和生活和困苦，他不想白拿熟人的菜。

平原公社第一书记秦玉生调任胶县县委书记，他给老搭档父亲来信，要把平原公社种植黄烟、西瓜、花生等农作物的成熟经验带到胶县，父亲千挑万选，从当地选派了经验丰富的老农去了胶县，再后来，秦玉生给我父亲亲笔回信：“平原的经验已经在胶县落地开花了。”信中一再对我父亲表示感谢，父亲读信的时候沉默不语，但是眼角却有异样的泪光，尽管父亲不苟言笑，但是父亲毕竟是有血有肉的人。

父亲当年驻村是埠南头和平原村，生活上和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吃的是一样的饭食，一个村干部告诉我，有一次父亲吃了住户手擀的面条后上吐下泻，幸亏抢救得及时才捡回了一条命，后来调查得知，那次是错把拌了农药的麦种磨成了面。

在父亲悉心指导下，埠南头村的黄烟种植成了全县乃至全省的模范，日本和阿尔巴尼亚友人在上级领导的陪同下来参观取经，为了迎宾，父亲从箱底找出新衣服，洗干净了穿在身上，这些书信以及外宾合影照片至今还藏在我的箱底，每次看到，我都泪眼婆娑。

有次我到平原村访友，有个当地的企业家自豪地说起了当年建渡槽、建大寨田的壮举，多次说起了总指挥我父亲的名字，当他知道我们是父子关系后，竟然当着我们许多银行同事的面，失声痛哭起来，那场面使我永远难以忘怀。

我记得，当年万人上阵修建平原肥猪岭大寨田，父亲是总指挥，一连多日吃住在肥猪岭不回家，适逢连日暴雨，家里土坯房被暴雨淋得山墙塌陷了一大块，摇摇欲坠，我吓得都不敢在家里睡觉，后来学校组织到肥猪岭参加大寨田劳动时，我才见到混到劳动队伍中的父亲，即便如此，父亲也没能赶回来，只是电话托人在山墙上顶上了一根木头，直到肥猪岭大寨田工程结束，父亲才回家修缮了危房。

父亲不会打扑克、也不会下棋，普通人的娱乐项目他都不会，或者说他也没有时间学，母亲从年轻时候身体就不好，我和姐姐年幼，所以炒菜做饭家务活都让父亲包揽了，在昌乐七中读书时，经常有同学去我家吃饭，父亲每每扎起了围裙，当起了大厨和服务员。

高中毕业后，我待业在家，父亲虽然是老革命，但是没有动用人脉关系给我安排工作，我通过朋友打听到银行即将招干考试，自己去报了名，通过正式考试进入了农业银行。此后我仅有的一次工作调动，也是在父亲去世多年以后。我参加工作后，父亲对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人不混账、账不混人。”

父亲几乎没有给我留下什么物质遗产，却给我留下了一座精神丰碑。

父亲的廉洁自律、父亲的谆谆教诲，是我一生的至宝。

芸芸众生、滚滚红尘中，父亲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干部，但是在我心中，父亲是我人生的一座丰碑，是没有航标的河流上一座闪亮的灯塔，是我人生的标杆，这些精神法宝，给了我勇往直前的信心和直面生活的勇气，我可以告慰父亲的是，我人生征途没有迷航，无论人生的道路多么艰难困苦，无论面对灯红酒绿抑或纸醉金迷，儿子都守住了人生的底线，成了一名合格的党员和银行员工。

而今我已到了父亲的年龄，岁月的脚步没有停歇，父亲生前的嘱咐我没有忘记，父亲身上的品质我全部记得。父亲，请您放心，我一定遵循你的教诲，坚定地走完我后半生的每一步。

——选自西部散文网